3045 云棲山寺 手卷 設色紙本成交價
RMB 80,500,000 HKD 98,894,349USD 12,075,000EUR 8,855,000題識：臣張宗蒼恭寫。
鈐印：張·宗蒼
題跋：
1.汪由敦（1692-1758）題：一碧萬竿翠，雙流百折澄。竹泉行處盡，門徑得來登。磬禮悲心佛，疇咨苦行僧。鐘魚守本色，拳拂謝多能。矮屋常妨帽，明珠不斷燈。蓮池家法在，六字括三乘。御制云棲寺六韻。臣汪由敦敬書。 鈐印：臣·由·敦
2.乾隆（1711-1799）御題：偶逢粘壁宗蒼畫，更見由敦書有詩。原是云棲所舊作，可當禪偈以觀之。神來腕運者何在，泉韻峰容故若斯。裝卷石渠庋佳跡，珍其人往自為嗤。辛丑（1781）九秋，御題。 鈐印：古稀天子、猶日孜孜
鑒藏印：石渠寶笈、石渠定鑒、寶笈重編、乾隆御覽之寶、乾清宮鑒藏寶、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洗盡塵氛爽氣來、嘉慶御覽之寶、宣統(tǒng)御覽之寶
說明 說明：
1.乾隆帝御題，汪由敦題御制詩。
2.清宮原裝裱，玉別子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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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僧院斯為最?藝苑巨擘粘壁圖
——張宗蒼《云棲山寺》賞析
《石渠寶笈》著錄，乾清宮貯藏，張宗蒼繪《云棲山寺》卷，宣德箋紙本，“淺設色畫攝山云棲寺諸景”，前有汪由敦題乾隆帝“御制云棲寺六韻”，后皇帝又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再跋自作詩一首，睹物思人，追憶云棲之幽靜，慨嘆張宗蒼繪法之高妙，“裝卷石渠庋佳跡，珍其人往自為嗤”，以示懷念。
四臨浙水 八度云山
云棲山寺與靈隱、凈慈、虎跑、昭慶諸剎齊稱杭州五大叢林名剎。《云棲紀事》云：“山之巔有五色瑞云盤旋其上，因名。”其主持蓮池大師為著名高僧，中國凈土宗第八代祖師。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一向秉承以“孝”為先的乾隆皇帝，奉皇太后第一次南巡江浙即駕幸云棲寺。在此之前，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在南巡之時曾游云棲寺。乾隆皇帝曾于十五年（1750）“二月奉皇太后西巡五臺山”，又“為給皇太后祝壽，于甕山建大報恩延壽寺，更山名為萬壽山，易西湖名為昆明湖”，所以其作為天子的第一次南巡，也有盡孝行順的情理。這一年的三月初五，皇帝抵達杭州云棲寺。
清光緒錢塘丁氏重刊本《云棲紀事》載：“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今皇帝舉省方之典，特奉慈幃（皇太后）臨幸東南，三月抵浙，觀風之暇，歷覽林泉，是月初五，蒙駕幸云棲寺”。皇帝不僅于“進前殿禪堂及蓮祖像前皆上香致敬”，于“修篁深處”進膳、御筆寫蘭，并收干筍一匣，題匾，賜金等等；“越七日”，復來云棲寺上香禮佛，觀看董其昌《云棲碑記》一冊、《金剛經》一卷并題端“香光法寶，永鎮(zhèn)云棲”，經卷題詩有“山寺雖多此寺幽，特教清蹕重來游”之句。而本卷汪由敦所題御制五言排律“御制云棲寺六韻”即為乾隆皇帝此時之作。此后，乾隆皇帝對云棲寺的喜愛之情，可謂發(fā)乎于情，見乎于行。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皇帝又三年駕幸云棲寺，而每至云棲寺，必來兩次，是謂“四臨浙水，八度云山”。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復奉圣母巡狩浙江，三月初二日載幸云棲寺”，“至正殿及蓮祖靜室上香敬禮如十六年式”，“仍詣修篁深處小憩”；“越三日，圣駕再過云棲寺”，不巧的是，當日大雨，扈從大臣“恐道路泥濘，皇上登山未果”，然而“（皇）上竟鳴鞭入寺”。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初九日圣駕三次南巡，更幸云棲寺”，“次入蓮祖像前致敬，進修篁深處小憩，諭進香光金剛真跡，因紙促乃攜入行宮”并題詩云“浙中僧院斯為最，不事莊嚴事樸淳”；三月十一日，圣駕“再幸云棲，上香禮佛，進修篁深處”。
乾隆三十年（1765），“閏二月皇帝狩浙江，初五日至海寧觀塘，十一日駕幸云棲寺”，“至蓮祖靜室，亦上香禮敬，次入內山修篁深處”，“諭進董氏華亭金剛經真跡帶回行宮，續(xù)四絕句”；“十六日，圣駕復幸云棲，仍三處上香致禮，竟入后山小憩，命侍臣取蘭花墨跡對核石刻”。于十九日有詩曰“云棲最愛幽而樸，每至西湖必兩來”。
眾所周知，乾隆皇帝蒙雍正帝賜號“長春居士”，是“崇禮尚佛”的君王，所以每至寺院拈香禮佛是其行為修行。如果說乾隆皇帝初次和第二次巡狩江南，多有奉母盡孝之情，而其后的數臨云棲寺，更多的是留戀于山寺美景，或是念念不忘于禪理與前賢墨跡。據查，乾隆皇帝是駕臨云棲寺次數最多的皇帝。如此熱愛書畫的天子，必然要命畫家們繪制云棲寺景色。巧合的是，在這一年，也就是乾隆十六年，皇帝第一次奉母南巡的之時，蘇州人張宗蒼進獻《吳中十六景》，深得乾隆皇帝的欣賞。
藝苑巨擘 中吳宗蒼
參與《石渠寶笈》三編的胡敬在其《國朝院畫錄》中記“乾隆間以主簿銜需次河工，十六年南巡，獻畫冊受特知，供職畫院”；《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記：“乾隆十六年，如意館……內開為六月初二日員外郎郎正培奉旨：畫畫人張宗倉每月錢糧公費著照余省，丁觀鵬一樣賞給，于六月起。欽此。”清代畫院畫畫人按藝術水準高下分為三等，乾隆六年（1741）清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載：“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jiān)高玉傳旨：畫院處畫畫人等次，金昆、孫祜、丁觀鵬、張雨霖、周昆、余省、周鯤等六人一等，每月給食錢糧銀八兩、公費銀三兩；”而余省、丁觀鵬此時為畫院一等畫家，張宗蒼一入宮廷便為一等畫畫人，足見乾隆皇帝對張宗蒼的殊待。而后《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又記：“（乾隆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副催總佛保持來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又五月初六日太監(jiān)劉成來說，太監(jiān)胡世杰交條畫宣紙一張，冊頁宣紙十二張，手卷宣紙六張。傳旨：俱著張宗倉畫，趕出外時一定要得。欽此。”
據統(tǒng)計，在張宗蒼成為宮廷畫家，供奉畫院的五年（1751-1755）中，僅《石渠寶笈》著錄的約為一百余件（胡敬《國朝院畫錄》、《清史稿》均記為“百十六件”，另查為105件），因此，張宗蒼成為作品被收入《石渠寶笈》數量最多的宮廷“院畫家”（非詞臣畫家，詞臣畫家中數量最多為董邦達）。其他未入錄的當然還有不少。而內藏的張氏畫上，大多有乾隆的親筆題詠，《石渠寶笈·續(xù)編》著錄清高宗乾隆御題張宗蒼作品就已經有47件之多，皇帝題贊張宗蒼畫可謂不吝美辭，贊賞之情溢于紙外。如“窗外屋中兩渺茫，僧繇致雨宗蒼雪，雖寒濕不透衣裳。張姓連天果異常”、“藝苑于今誰巨擘，中吳宗蒼真其人。”而張宗蒼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離開畫院如意館，又一年去世之后，乾隆皇帝更加理解和珍愛其繪畫作品，對其作也多有吟詠和題跋，“宗蒼雖物故，畫自有精神。逢著便題句，笑今始解珍”，又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對宗蒼畫，相看意與遲。配藜惟以韻，慘淡不稱奇”；乾隆五十六年（1791）“水閣憑欄劇談者，又欣一晌對宗蒼”。另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石渠寶笈·三編》著錄《張宗蒼畫山水》（見下圖）記乾隆皇帝分別于乙亥、丁亥、己丑、甲午、乙未、己亥、壬寅、癸卯、己巳、丁未、戊申、庚戌、辛亥年共計13次題跋，并題“神”字，足見其喜愛程度之深。
粘壁云棲 裝卷石渠
乾隆皇帝如此推崇張宗蒼，在于其繪畫“繪事屬鋪張，偏能脫華藻”，正是其山水中“生風疊樹郁蔥蒨，吐云絕壁堆嶙峋”，畫面中有一種飄逸流動、神采飛揚之氣韻。這恰恰契合了皇帝行文賦詩奉行“惟理足可以載道，氣盛可以達詞”為圭臬的原則，故爾，幾暇臨幸畫院，其每問張宗蒼畫成與否，回曰：氣韻尚未至。皇帝深以為然，念念不忘。胡敬《國朝院畫錄》中，是這樣評張宗蒼山水：“宗蒼山水氣體沉厚沉著，多以皴擦筆鉤取韻致，胸次高卓，一洗畫院甜熟之習，即使伏處衡茅，亦當傳世。”
本作繪“云棲山寺”，應為皇帝于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云棲山寺之行后命張宗蒼所作，因《石渠寶笈·續(xù)編》亦著錄張宗蒼畫《云棲勝景》一卷，皇帝題曰：“辛未（1751）南巡，兩游云棲，留題者屢矣，傾命張宗蒼為此圖，因成一律。時壬申（1752）夏日也，御筆”，本卷《云棲山寺》卷著錄于《云棲盛景》之前，且與臺北故宮所藏，《石渠寶笈·續(xù)編》著錄的張宗蒼所繪，亦為汪由敦題寫乾隆帝十六年御制詩《靈巖山寺》著錄條目毗鄰，故有此猜想。因張宗蒼66歲時才進入宮廷畫院，不僅須發(fā)蒼蒼，其繪畫風格已臻入化境，頗為成熟。其中臺北故宮博物館所藏《云嵐松翠》、《靈巖山寺》、《西湖圖》等等諸多作品繪畫手法與本作表現(xiàn)出一致性。
本卷畫乾隆“云棲寺六韻”詩意，其間“云棲竹徑”、“洗心亭”、“蓮祖真身塔龕”、“云棲寺山門”、“云棲寺大殿”等等似有在目之感。此作大氣磅礴、構思嚴密，皴染沉著，蒼厚華滋。以干筆積累山石皴法，以淡墨處理林木之間，干濕并重，層層積染，由此將宮廷畫院慣有的甜熟柔媚之習氣一洗而空，從而彰顯了其山水畫中深厚氣韻、深遠的廟堂意境。
“偶逢粘壁宗蒼畫……裝卷石渠庋佳跡。”說明此卷原為裝飾皇宮內室的“貼落”，“貼落”這個名稱來命名繪畫，中國最早的紀錄在乾隆年間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中出現(xiàn)，也稱為天頂畫和全景畫，是一種壁畫形式的裝飾手段。畫畫人（宮廷畫家）大量的作品是用于建筑的室內裝飾的，這些裝飾畫稱貼落，所謂貼落既是貼、落都很方便的用來裝飾室內的一種書畫作品。故宮的不少宮殿內迄今都還有當年用于裝飾沒有揭下的貼落畫。也有部分貼落在乾隆朝時因乾隆帝念及畫畫人已故去，為紀念而下旨揭下裝裱成軸或卷為皇室收藏。本卷即為張宗蒼去世，皇帝思念其作，遇到他的畫就題以詩跋，結果癡迷到命太監(jiān)將宮內張宗蒼的畫作都搜集起來，甚至把補壁的“貼落”也揭下裝裱并一一題詩作記。“內府所藏宗蒼手跡搜題殆遍”，所以乾隆帝有“求之于今幾莫儔，求之于古竟堪比”之嘆。
《石渠寶笈·三編》的編纂官之一的胡敬在《國朝院畫錄》中記載本卷為“云棲寺圖一卷，乾隆壬寅御題”，乾隆壬寅年為公元1782年，本卷御題為辛丑，即1781年，且《石渠寶笈·續(xù)編》著錄為“辛丑九秋”，故胡敬所記應為誤記。
此卷一直深藏于宮廷，《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記載清末由末代皇帝溥儀于1922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賞賜溥杰”的名義始流出宮外，楊仁愷《國寶沉浮錄》記載“張宗蒼《云棲山寺圖》，《石渠寶笈重編》著錄。真跡。在吉林省公主嶺私人手中”，可知，本卷并隨溥儀先后輾轉北京、天津及長春。
此卷曾先儲藏于天津靜園，后 “1938年12月，溥儀派人將存放于天津靜園的絕大多數古玩書畫共計六十七箱全部運至偽滿新京，并由特務機關經辦人專門開具了收據。運至偽滿新京的舊版書有36箱，字畫有31箱。書畫箱均為松木制成的長方形箱子。”后這批珍寶輾轉入藏長春“偽宮”，即小白樓，其為長春的一處建筑面積670平方米，二層單體磚混的灰白色樓房，內藏了成百上千件國寶，是為溥儀私人收藏圖書字畫的場所，主要儲藏以從紫禁城內盜運出來的部分清宮舊藏為主，并包含溥儀之后陸續(xù)收購來的，和日偽官吏進獻給溥儀的。后偽宮人員遵照溥儀的旨意，重新設立了賬簿。每簿都分為手卷、冊頁、掛軸三個部分，每一部分均從第一號起。這些字畫賬簿由專人負責管理，溥儀想觀賞時，就按目錄點選，看完后再送回原處。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時，溥儀匆忙中未能帶走全部珍品，許多名畫法書任其散落，幸運的是，本卷雖流落民間，未遭水火之災，且裝池完好，卷前宮廷造辦處御用八達暈錦包首宛然若新，題寫“乾隆御題張宗蒼畫云棲山寺” 玉別子完好無損，天道使然也，于今國寶再現(xiàn)光華，珍罕異常。
*1826 松陰清話圖 鏡心 紙本
成交價
RMB 51,175,000?
HKD 57,694,476
USD 7,676,250
EUR 5,629,250
款識：臣張宗蒼恭繪。
鈐印：張、宗蒼
鑒藏印：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石渠寶笈、石渠定鑒、寶笈重編、重華宮鑒藏寶、嘉慶御覽之寶
裱邊：張篁村松陰清話圖真跡。乾隆御題暨嘉慶御覽，共鈐九方璽，《石渠寶笈》卷二重華宮著錄。博陵蘇庚春觀并識于燕京。鈐印：蘇、庚春
題跋：宗蒼供奉內廷日，選壁令圖不解珍。今率裝池更題句，從來當面失其人。己卯夏日御題。鈐印：會心不遠、乾隆宸翰
說明 備注：1.乾隆題跋。
2.蘇庚春題裱邊。
松陰清話圖
LEISURELY TALKING UNDER THE SHADY TREE
在清代繪畫史中，宮廷繪畫有著重要的地位，特別是乾隆時期的如意館，網羅了眾多人才，創(chuàng)作了歷史與藝術價值的作品。這其中張宗蒼是很重要的一位，他的生平資料記載不多，主要見胡敬《國朝院畫錄》：“張宗蒼，字墨存，一字墨岑，號篁村，自號太湖漁人，橫渠十七世孫，吳縣黃村人。工山水，出黃鼎之門。乾隆間以主簿銜需次河工，十六年南巡，獻畫冊受特知，供職畫院；十九年授戶部主事，逾年以老乞歸。”
可知張宗蒼初以主簿理河工事，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南巡，張宗蒼以己繪《吳中十六景》畫冊敬獻，稱旨，命入都祗候內廷。十九年（1754）授戶部主事。張宗蒼以其深厚的繪畫水平，深得乾隆的賞識，成為乾隆朝宮廷畫派的重要代表畫家。
張宗蒼的山水畫，畫風蒼勁，用筆沉著。山石皴法多以干筆積累，林木之間使用淡墨，干筆和皴擦的手法相結合，表現(xiàn)出了深遠的意境和深厚的氣韻，一洗宮廷畫院慣有的甜熟柔媚的習氣。代表作有《山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乾隆皇帝撫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乾隆皇帝松蔭揮筆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西湖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靈巖積翠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云嵐松翠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白云紅葉圖》（天津博物館藏）等。
此件《松陰清話圖》用筆沉著，構圖高遠，近處為四顆茁壯的松樹，左側為一空亭，右側繪二高士對坐高談。中間云氣氤氳，雜樹以留白來表現(xiàn)，意境幽遠，淺灘、雜石與山川融為一體，遠處的山體特別堅實而挺拔，山石皆以披麻皴寫就，山石多加積染，皴染結合，苔點亦恰到好處，層林盡染，點點斑斑，為四王正宗一脈，表現(xiàn)出深遠的意境，具有蒼勁秀雅的意境。《松陰清話圖》著錄于《石渠寶笈續(xù)編》貯重華宮，文字信息如下：
張宗蒼松陰清話圖。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三尺九寸三分。橫一尺四寸七分。淺設色。畫懸瀑山云。坡陀對坐。款：臣張宗蒼恭繪。鈐印二：張、宗蒼
御題行書：宗蒼供奉內廷日，選壁令圖不解珍。今率裝池更題句，從來當面失其人。己卯夏日，御題。鈐寶二：會心不遠、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八璽全。
以上著錄信息與此作完全相合，但張宗蒼本人并沒有落年款，乾隆御題在“己卯夏日”，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時張宗蒼已去世三年，乾隆詩曰“宗蒼供奉內廷日”、“從來當面失其人”，可知是在張宗蒼去世之后，乾隆才著人裝裱此畫并在畫上題詩，間有追思之意。
此畫上的題詩曾為臺北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史偉成《乾隆與張宗蒼（1686-1756）—以《畫山水》為中心》所引用，但誤以為乾隆題詩是寫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從情感上講，乾隆對張宗蒼的思念不覺于時。當1755年張宗蒼告老回鄉(xiāng)，來年的春天乾隆就分別題寫<戲題張宗蒼松陰清話圖>》……此時乾隆在詩句中流露著對張宗蒼的不舍，認為自己之前對張宗蒼還不夠好。從‘選壁令圖’、‘今率裝池’看，雖然以前讓他受苦畫了大量的壁畫，不過如今將這些壁畫一一揭下，好好裝裱，并逢畫題句。”此畫可以證明乾隆題詩的時間，《石渠寶笈續(xù)編》著錄的文字內容也是正確的。實際上，乾隆在張宗蒼回鄉(xiāng)的來年題詩的作品是《云嵐松翠圖》，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年款正是乾隆丙子年（1756）。
眾所周知，清內府所編的《石渠寶笈》前后共有三編，初編成書于乾隆十年（1745），共四十四卷；二編成書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共四十冊；三編成書于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著錄的內府所藏歷代書畫藏品，分書畫卷、軸、冊九類；每類又分為上下兩等，真而精的為上等，記述詳細；不佳或存有問題的為次等，記述甚簡；再據其收藏之處，如干清宮、養(yǎng)心殿、三希堂、重華宮、御書房等，各自成編。
《松陰清話圖》鈐有“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乾隆鑒賞”，并貯重華宮，重華宮位于紫禁城內廷西路西六宮的北側，建福宮花園的東側，原址是明代干西五所的第二所。雍正五年（1727），弘歷還是皇子的時候就住在這里，雍正十一年（1733）弘歷被封為和碩寶親王，此地被賜名“樂善堂”，正式登基后，便把這里改名為重華宮。而能夠藏于重華宮里的書畫，都是乾隆本人非常看重喜愛的。
對于張宗蒼在乾隆一朝的寵遇，聶崇正先生曾撰文稱：“而在王原祁的再傳弟子中則以張宗蒼名聲最為顯赫。所有宮廷畫家中，作品被收入《石渠寶笈》數量最多的就是張宗蒼，一共達一百一十六件。不但畫作被收載的數量最多，而且還有不少畫幅上有乾隆皇帝的題詩，可見他在宮中的地位之高以及得到皇帝喜愛的程度。”此幅張宗蒼《松陰清話圖》正是有乾隆題詩的一件作品。
《國朝院畫錄》胡敬評論張宗蒼的作品贊譽非常之高：“宗蒼山水，氣體深厚沉著，多以皴擦筆鉤取韻致，胸次高卓，一洗畫院甜熟之習，即使優(yōu)處衡茅，亦當傳世，矧遭際盛時耶。群工一藝之長，高廟靡不節(jié)取，獨于宗蒼嘗鑒尤摯。曰氣韻、曰精神，比擬倪黃，定為藝苑中巨擘，圣懷特契，恩遇殊常，曠代一時，垂名千古矣。”此幅《松陰清話圖》恰如其論，畫面深厚沉著，尤以氣韻、精神而勝，可稱藝苑巨擘，誠為不虛！
0664 梧館新秋 手卷 設色紙本
成交價
RMB 44,157,960?
HKD 49,560,000
USD 6,343,680
EUR 4,956,000
題識：
梧館新秋。臣張宗蒼恭繪。鈐印：「張」、「宗蒼」
題跋：
清暉懸處淡煙光，濯濯嶤峰帶翠涼。梧館蕭閑人倚榻，好教賦句屬歐陽。辛未夏月御題。鈐印：「干」、「隆」、「澄觀」
鑒藏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愛竹學心虛」、「乾隆御覽之寶」、「淳化軒圖書珍藏寶」、「淳化軒」、「信天主人」、「乾隆鑒賞」、「乾隆宸翰」、「石渠寶笈」、「寶笈三編」、「嘉慶御覽之寶」、「宜子孫」、「三希堂精鑒璽」、「嘉慶鑒賞」、「宣統(tǒng)御覽之寶」
說明 即聲即色無聲色?莫問倪家獅子園
張宗蒼是乾隆時期重要的宮廷畫家。以進獻了《吳中十六景》，而入清宮廷畫院供奉。乾隆對張宗蒼繪畫的推崇，可從清宮庋藏的張氏作品及乾隆在無數張宗蒼畫幅上的題詩得到證明。清宮藏張宗蒼的繪畫，光《石渠寶笈》著錄的就至少有一百余件之多，其他未入錄的當然還有不少。而內藏的張氏畫上，大多有乾隆的親筆題詠。其中有這樣一首詩：『宗蒼謝病南歸去，著壁云煙昔偶忘。披索應教題句遍，笑予當面失馮唐。』張宗蒼去世，乾隆更有詩這樣說：『宗蒼雖物故，畫自有精神。逢著便題句，笑今始解珍。』自稱在宗蒼死后，才知道他畫的珍貴，因此遇到他的畫就題以詩跋。結果癡迷到命太監(jiān)將宮內張宗蒼的畫作都搜集起來，甚至把補壁的『貼落』也揭下裝裱并一一題詩作記。『內府所藏宗蒼手跡搜題殆遍。』對張宗蒼，乾隆帝有這樣的評價：『從來詩畫要法古，不貴形似貴得神。藝苑于今誰巨擘，中吳宗蒼真其人。』『求之于今幾莫儔，求之于古竟堪比。』把張宗蒼稱為當時首屈一指的畫家，作為一代至高無上的帝王，他沒有必要討好張宗蒼，說的自然是心里話。此作亦有乾隆御題：“清暉懸處淡煙光，濯濯嶤峰帶翠涼。梧館蕭閑人倚榻，好教賦句屬歐陽。”據《御制詩二集》著錄記載，同年還在另一幅張宗蒼畫作御題：“氣韻經營外，雄渾秀竦中。神如非獨契，人亦率能工。歸岫秋云白，隔溪楓葉紅，高樓延霽爽，落瀑韻巖風。照燭將誰李，拍肩應彼洪，前峰萬林杪，縱目俯長空。”可見乾隆皇帝對張宗蒼的喜愛。
此作全卷青綠著色，所繪初秋場景山巒疊翠，樹木馥郁。山石以干筆渲皴，后以焦墨積累，表現(xiàn)草木華茲，郁郁蒼蒼之貌。用筆隨濃隨淡，一氣成之，自然精湛。卷中所繪一屋舍，屋中高士閑坐，左側擺放書籍，右側擺放香爐；屋外一小童伺讀。高士悠然自得的模樣，甚是惟妙惟肖。此高士應是乾隆皇帝的化身，而所繪書屋應是圓明園四十景之一的碧桐書院。畫面左側繪圓明園后湖，此時荷葉尤在，荷花卻已漸漸稀少，時節(jié)由盛夏轉入初秋。畫家用大量留白暗示湖面水氣彌漫，煙霧繚繞的情景。最左側則是一小童泛舟的場景，為畫卷帶來栩栩生動的氣息。
圓明園又稱圓明三園，它坐落在北京西郊，與頤和園毗鄰，由圓明園、長春園和萬春園組成，所以也叫圓明三園。此外，還有許多小園，分布在東、西、南三面，眾星拱月般環(huán)繞周圍。
園中面積340多公頃，建筑面積達20萬平方米，一百五十余景，有“萬園之園”之稱。清帝每到盛夏就來到這里避暑、聽政，處理軍政事務，因此也稱“夏宮”。
圓明園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最初是康熙帝給皇四子胤禛的賜園。1722年雍正即位以后，拓展原賜園，并在園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以及內閣、六部、軍機處，欲以夏季在此“避喧聽政”。
乾隆很是喜愛圓明園，可謂與其一起成長。從乾隆元年（1736）始，圓明園就開始大舉擴建。到乾隆九年（1745），建成了「圓明園四十景」。這座園林有的模仿江南園林，有的再現(xiàn)古詩和繪畫的意境，集天下之大美于一身。碧桐書院建于乾隆九年（1745），位于圓明園后湖東北角，是九洲景區(qū)中的一景。包含九洲清晏、鏤月開云、天然圖畫、碧桐書院、慈云普護、上下天光、杏花春館、坦坦蕩蕩、茹古涵今、長春仙館、萬方安和、山高水長、曲院風荷。這十三景色，遙相呼應，師法自然而又融于自然之中。因環(huán)境清幽，可在其中讀書養(yǎng)性、談古論今。碧桐書院故成為清帝讀書、作畫的地方。書院周圍種植有大量梧桐樹，故稱「梧館」。古人將梧桐喻為高潔、正直的象征，乾隆亦有詩云：「月轉風回翠影翻，雨窗尤不厭清喧。即聲即色無聲色，莫問倪家獅子園」。
此卷錄有乾隆御制詩「清暉懸處淡煙光，濯濯嶤峰帶翠涼。梧館蕭閑人倚榻，好教賦句屬歐陽」外，各色鈐印中亦以乾隆之印居多。畫幅開頭下方一方「愛竹學心虛」印，為碧玉螭紐，此枚印紐成于乾隆皇帝即位之前，寶親王時所制。雖然此方碧玉璽印實物現(xiàn)已不存，但卻可以從這五個字中體會乾隆皇帝對「竹」的情感。不僅如此，乾隆皇帝在位時期所作以竹為質地、為題材或為裝飾的書畫、器物及家具比比皆是，且在他準備歸政后居住的寧壽宮花園中也有三友軒等多處以竹為裝飾的建筑，掛有香雪室裝飾畫、毓慶宮通景畫等，并于庭院中植竹。卷末則鈐有「淳化軒」、「乾隆宸翰」及「信天主人」三印，此三印幾乎多用于淳化軒的書畫上，且三印同儲一盒。相較于「十全老人」，「信天主人」亦是乾隆自號之一。起源于乾隆廿三年（1758）皇帝向天祈雨有應，隔年作〈開惑論〉，文中以此名號調和群議、彰顯一己之睿斷。乾隆規(guī)劃自己將于乾隆六十年退位，越近退位之日，他越期待自己能活到乾隆六十年，因而于心態(tài)上調整為對天恩的信賴。尤其淳化軒為他規(guī)劃退位后休憩的地點之一，因此「信天主人」與「淳化軒」印記并用的狀況，也彰顯了皇帝心態(tài)上的改變。
《梧館新秋》流傳始末
據《石渠寶笈》記載，〈梧館新秋〉一直貯藏在延春閣中。延春閣位于紫禁城中的建福宮花園，建福宮花園亦稱西花園（西苑），為帝后、妃嬪休憩娛樂的地方，后來皇帝也將各類珍寶玩物存放于此花園。一九二三年，末代皇帝溥儀要檢查存放在建福宮花園的珍玩，但存放在這里的許多珍貴物件早已被太監(jiān)偷偷拿出宮變賣。那些太監(jiān)怕溥儀查出虧空責怪，便放了一把火將建福宮花園燒了，延春閣也在這場火中成為廢墟。
然而，細觀此卷品相完好，未有祝融之跡，卻是起因于皇帝自導自演的「偷盜」。
溥儀以賞賜之名，將不少珍貴書畫賜給弟弟溥杰，運出宮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凡是《石渠寶笈》中鈐蓋「宜子孫」、「三希堂精鑒璽」、「乾隆鑒賞」三璽者，皆被定為上等作品。《梧館新秋》這件被歷代皇帝定為私人物品的畫作，亦被溥杰以螞蟻搬家式的方法偷運出宮。同時出宮的有數卷重要書法，包括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貼》，以及鐘繇、懷素、歐陽詢、宋高宗、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大家各時期的代表巨作；書畫卷軸方面還包含閻立本、宋徽宗、馬遠、夏珪等重要作品，還有張擇端舉世聞名的《清明上河圖》，總共約有一千多件手卷、二百多件立軸及冊頁，數百本宋版書等。清室善后委員會在點查毓慶宮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賞溥杰單」，付印公布，其中指出賞溥杰的東西「皆屬琳瑯秘笈，縹細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籍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這批東西先被轉運到天津，偽滿國成立后，日本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又把這些珍品全部運到了東北長春行宮。
一九四五年，蘇聯(lián)向日本宣戰(zhàn)，最后一任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參謀長秦彥三郎來到了同德殿，向溥儀宣布日軍退守南滿洲國，并告知溥儀必須當天動身。匆忙撤離的溥儀只能挑選便于攜帶的貴重珠寶離開，大量的宋版書籍和《石渠寶笈》著錄作品遺落在偽滿皇宮內的「小白樓」。當國兵發(fā)現(xiàn)他們的皇帝已然遠走高飛，一場荒唐的肆意搶奪便展開了。一百廿余件的書畫文物被國兵們毀壞，或被搶奪變賣，成為俗稱的「東北貨」。此卷便是于市面上售出后，被一藏家所購，由于時局混亂，收藏者攜家人移居海外，此卷便深藏數十年，幸運地遠離了動蕩，而安然保存。今所見之，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0867 云棲山寺 手卷 設色紙本
成交價
RMB 39,675,000?
HKD 48,921,085
USD 5,951,250
EUR 4,364,250
鈐印：張·宗蒼
題識：臣張宗蒼恭寫。
本幅：1. 汪由敦（1692-1758）題：一碧萬竿翠，雙流百折澄。竹泉行處盡，門徑得來登。磬禮悲心佛，疇咨苦行僧。鐘魚守本色，拳拂謝多能。矮屋常妨帽，明珠不斷燈。蓮池家法在，六字括三乘。御制云棲寺六韻。臣汪由敦敬書。 鈐印：臣·由·敦
2. 乾隆（1711-1799）御題：偶逢粘壁宗蒼畫，更見由敦書有詩。原是云棲所舊作，可當禪偈以觀之。神來腕運者何在，泉韻峰容故若斯。裝卷石渠庋佳跡，珍其人往自為嗤。辛丑（1781年）九秋，御題。 鈐印：古稀天子、猶日孜孜（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璽印譜》第五冊，《乾隆卷一》，61頁。）
鑒藏印：石渠寶笈、石渠定鑒、寶笈重編、乾隆御覽之寶、乾清宮鑒藏寶、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洗盡塵氛爽氣來、嘉慶御覽之寶、宣統(tǒng)御覽之寶（1、4、10、11印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璽印譜》第五冊，《乾隆卷一》28、85頁；2、3、9、12、13印參見同書第六冊，《乾隆卷二》116、94、112、131頁；14印參見同書第七冊，《乾隆卷三》196頁；6、8印參見同書第八冊，《嘉慶卷一》75、52頁；7印參見同書第十三冊，《宣統(tǒng)卷》13頁；5印參見《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弘歷》147印，247頁。）
說明 按語：乾隆南巡，曾多次游云棲寺并吟詩記之。歸后，二次命宮廷畫家張宗蒼依詩作圖。可見其對云棲古剎的難于忘懷，也可見他對張宗蒼畫藝的信任與喜愛。
乾隆對張宗蒼繪畫的推重，可從清宮庋藏的張氏作品及乾隆在無數張宗蒼畫幅上的題詩得到證明。清宮藏張宗蒼的繪畫，光《石渠寶笈》著錄的就至少有一百余件之多，其他未入錄的當然還有不少。而內藏的張氏畫上，大多有乾隆的親筆題詠。其中有這樣一首詩：『宗蒼謝病南歸去，著壁云煙昔偶忘。披索應教題句遍，笑予當面失馮唐。』張宗蒼去世，乾隆更有詩這樣說：『宗蒼雖物故，畫自有精神。逢著便題句，笑今始解珍。』自稱在宗蒼死后，才知道他畫的珍貴，因此遇到他的畫就題以詩跋。結果癡迷到命太監(jiān)將宮內張宗蒼的畫作都搜集起來，甚至把補壁的『貼落』也揭下裝裱并一一題詩作記。『內府所藏宗蒼手跡搜題殆遍。』對張宗蒼，乾隆帝有這樣的評價：『從來詩畫要法古，不貴形似貴得神。藝苑于今誰巨擘，中吳宗蒼真其人。』『求之于今幾莫儔，求之于古竟堪比。』把張宗蒼稱為當時首屈一指的畫家，作為一代至高無上的帝王，他沒有必要討好張宗蒼，說的自然是心里話。
張宗蒼的畫，構思嚴密，皴染沉著，蒼厚華滋，確有其獨到處。《國朝院畫錄》作者胡敬如此評說：『宗蒼山水氣體沉厚沉著，多以皴擦筆鉤取韻致，胸次高卓，一洗畫院甜熟之習，即使伏處衡茅，亦當傳世。』所論極為允當。
本卷畫乾隆《云棲寺六韻》詩意，重山密林，坡陀連綿，幽徑屈曲通向喬松修竹環(huán)抱的云棲古寺，境界極為幽深。山不高，然云涌泉急，土石渾厚，氣象沉雄。筆墨皴染周至，勁勾淡擦，層層積染，又以濃墨點苔與林木增其郁茂，益見層次豐富，色墨融洽，一片蒼潤。在清初四王（特別是王原祁）郁茂松秀強調書卷氣的基礎上，淘洗出一種明麗端莊蒼渾儼重的廟堂氣象。他受到乾隆的推愛是不難理解的。
本幅卷末有乾隆題七律一首，其時宗蒼已去世二十余年，故詩中有『神來腕運者何在……珍其人往自為嗤』之句，表示了他對宗蒼的懷念與極高評價。『偶逢粘壁宗蒼畫……裝卷石渠庋佳跡。』又說明此卷原為裝飾皇宮內室的『貼落』，因為覺得應該寶藏而揭下重裱，珍重護持之心躍然紙上。卷前汪由敦所錄五言詩，亦乾隆所作，張宗蒼畫的即此詩意。
此卷經《石渠寶笈·續(xù)編》著錄，至清末始流出宮外，故保存上佳，是張宗蒼畫中難得的精品。
0604 云林煙艇圖 立軸 水墨紙本
成交價
RMB 3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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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 5,175,000
EUR 3,795,000
鈐印：張 · 宗蒼（參見《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 · 張宗蒼》26印，944頁）
題識：臣張宗蒼恭繪。
本幅乾隆皇帝（1711-1799）題：釣輪閑著春衫闊，弄棹溶溶新水添。不肯世間留姓氏，任人擬議富春嚴。乙亥（1755年）清和，御題。 鈐印：乾隆御筆（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璽印譜》第五冊《乾隆卷一》，17頁）
鑒藏印：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石渠寶笈、石渠定鑒、寶笈重編、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養(yǎng)心殿鑒藏寶、嘉慶御覽之寶、定遠齋、毅庵主人九一八后得品、漢卿所藏、珍秘、張學良印（1、3、6、7、8印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璽印譜》第五冊《乾隆卷一》，7、28、29頁；2、4、5印參見同書第六冊《乾隆卷二》，94、116頁；9印參見同書第八冊《嘉慶卷一》，75頁）
說明 說明：乾隆御題詩載《清高宗御制詩文集》二集，卷五十七。
中國宮廷畫院由來已久，這些畫院中的畫家為了滿足宮廷的品味和審美觀，繪畫風格通常有一定程度的共同面目，人稱“院體”，或“院畫”。作為清代康、雍、干、嘉四朝院體，婁東、虞山兩大畫派挾著皇室認可的名望在揚州地區(qū)對大批畫家發(fā)揮重大的影響，連江蘇省蘇州黃村出身的張宗蒼也是婁東派中的佼佼者。
張宗蒼（1686-1756）字默存，號篁村、瘦竹，自稱太湖漁人。初以主簿理河工事，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江南時因進呈畫冊而受皇帝賞識，被帶回宮廷祇候內廷。1754年授戶部主事，1755年便因病南歸。張氏北上時年已65歲，籍貫雖隸吳縣卻被人列入《揚州畫舫錄》中，故可知他成名于揚州。畫史載他善畫山水，師承黃鼎（1660-1730）。又因他多用干筆累積山石，再用淡墨干擦而得林木蔥郁可觀之處，故以淡墨干皴、筆致沉著名世。這些風格特征，在本幅《云林煙艇圖》中能清楚顯見。不過，此作整體畫意似乎更近于婁東派大師王原祁（1642-1715），但其結構之嚴謹處甚為王原祁所不及。此外，張氏也吸收了明代中期浙派大師戴進的表現(xiàn)手法，在《云林煙艇圖》背景中劍尖形的遠山用的便是這種略帶刷染的手法。由此可見，張宗蒼筆墨技法并不為一家所限。
1816年，胡敬在《國朝院畫錄》的序言中說：“國朝踵前代舊制設立畫院”又據《清史稿》記“清制畫史供御者，無官秩，設如意館于啟祥宮南，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裝潢帖軸皆在焉。”因此，可以說清代皇宮中的“如意館”即畫院。清室親王昭槤《嘯亭續(xù)錄》也說“如意館在啟祥宮南，館室數楹，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接補之諸匠皆在焉。乾隆中純皇帝萬機之暇，嘗幸院中看繪士作畫。有用筆草率者輒手教之，時以為榮……”這種情況，顯示了乾隆與院畫家的親近關系。盡管如此，院畫家作畫仍得先擬草稿經判行才得定稿作畫。畫成并署“臣”字款，表明是經皇帝核準的“應制之作”。
據張宗蒼在本幅《云林煙艇圖》左下角署“臣”、“恭繪”，可知這是他在如意館中所作，時間或許就在乾隆題詩前不久。畫中描繪崇山迭嶂、層巖遼整；飛瀑流泉、云靄迷漫。泉聲山色共一處，實為山林幽境，人畫如一，已分不出是現(xiàn)實或是畫境了。由于具備了乾隆喜愛的院畫風格，故乾隆在1755年農歷4月親筆為題七絕一首，詩曰：
“釣輪閑著春杉闊，弄棹溶溶新水添。不肯世間留姓氏，任人擬議富春嚴。”
詩中“釣輪”、“弄棹”、“不留姓氏”的說法，很清楚地指出畫中的母題及意境典出唐人張志和（約730-810年前后）的詩、元代吳鎮(zhèn)（1280-1354）的畫。或許，和張宗蒼自稱“太湖漁人”也有關系。自張志和“斜風細雨不須歸”的名句一出，漁父形象便成為淡泊世事、寄意高遠的象征。元四家之一的吳鎮(zhèn)，正是以一系列《漁父圖》而知名。再者，“四王”領導的清代院畫本就以回歸黃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圖》所代表的元人古風為宗旨。綜合上述，便可理解乾隆命張宗蒼繪并御題《云林煙艇圖》，目的就在指涉漁父、富春山、隱居這些中國詩、畫史上著名的傳統(tǒng)，以便宣示皇帝是有高度修養(yǎng)的文化人并有清澈的胸襟。為了更有效地宣示這樣的身份與心境，畫中甚至不畫吳鎮(zhèn)作品中有篷的漁船，只畫一艘不能避風雨的小扁舟；又畫一位寬袍大袖的文人側身坐在舟上觀察流水，正與吳鎮(zhèn)1342年畫、臺北故宮藏的《漁父圖》所見文士如出一轍。《云林煙艇圖》應該就是如此展現(xiàn)了乾隆與清代院畫的美學理想。
其實，年老的張宗蒼供職內廷不過三、四年，卻留下了不少作品。在《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中有很多是為張氏題畫的詩文，顯見乾隆對張宗蒼的畫作確實非常滿意。甚至，在張宗蒼作古多年后，仍對他懷念不已。如1756年冬至乾隆《題張宗蒼云嵐松翠圖》云：“宗蒼南去人成古，……自有不亡者恒在，許他閱世墨華濃。”1775年題其《山水畫軸》曰：“此圖此地乃知音”、1779年再題曰：“孰為宗蒼為古客，山房與畫永千秋。”、1783年甚至夸他“宗蒼畫可匹倪黃。”對一個只有短暫相處又去世已久的畫師，乾隆為何久不能忘，并允他為“知音”、“可匹倪黃”、“永千秋”呢？應該是因為張宗蒼的手就是皇帝的手，為皇帝畫出了心中永遠的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