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雄珠璣古巷作為廣府民系千百萬居民的“祖宗故居”，近幾年來正以其獨持的魅力吸引越來越多的旅游者，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及海外的珠璣遷民后裔前來驗仰觀光，尋根問祖。這些遷民后裔在領略珠璣巷內古樸的民俗民風和古樓、古塔、古榕、古橋等文物古跡的同時，自然地也傾耳聆聽“吾祖故鄉“那帶有泥土氣息的鄉音——珠璣方言。有些后裔好奇般地試圖用廣府民系通行的“白話”——粵方言與巷內的鄉親交流，結果都深深感到鄉音原來是那么的陌生難懂，有的甚至感覺得到它們即是兩種不同的方言。為什么“祖宗故居”所說的珠璣方言與遷居后商所說的粵方言不是一回事呢？難道今天的廣府民系有大幾十姓、一百多族來自珠璣巷僅僅是一種傳說？
從清初屈大均的《廣東新語》、清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家譜，到近代中山人黃慈博的《珠璣巷民族南遷記》，以至于到近幾年來的許多研究，都無可辯駁地表明珠璣遷民在廣府民系形成過程中所起的重大歷史作用。而正確地認識今天珠璣方言與粵方言的關系，無論是科學地解答上述珠璣遷民后霸的疑問，還是為進一步研究珠璣遷民與廣府民系的關系提供一方參考，都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和理論價值。
正確看待珠璣方言與粵方言的關系，首先要正確理解粵方言與珠璣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
一唐宋時期粵方言已在本土形成
粵方言俗稱白話、廣府話，以廣州話為代表，主要分布在粵中和粵西南及廣西東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區，使用人口在5000萬以上。粵方言是漢語中的一支歷史比較悠久的方言，其形成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根據李新魁先生的研究，粵方言的形成包括5個歷史層次（李新魅，1983年）：第一個歷史層次，是先秦時期。特別是戰國時期，有大量的楚人來到嶺南，才開始大規模地傳播漢語，是粵方言分化的最初階段。所以，楚方言的一些詞語，仍保留在今天的粵方言之中。如《初學記>卷十九引《通俗文》謂“南楚以美色為娃”，《說文》也說“吳楚之間謂好日娃”。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謂“娃”為於切，音義均與廣州話稱美（鮮艷）為[wei55]相合；又如揚雄《方言》作“南楚謂曰睇“，這個睇即是廣州話表“看“的[tei35]。
第二個歷史層次，是秦漢時期。粵方言接受中原漢語更多的影響，土著民族語言一古百越語的許多特點也在粵方言中沉淀下來。有的學者研究認為，古百越語在現代粵方言里所占的比例約為20%。（李敬忠，1991年）。這個統計數字不一定很準確，但粵方言中有比較多的古越語的成分卻是語言學界不爭的一個事實。如彎方言入聲字按主要元音長短不同分化成3個調或4個調，即與古百越語的“后代”壯伺語關系十分密切。
第三個歷史層次，是在冒代。中原相繼發生了“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大批士民向南遷徙，他們所帶來的中原漢語，又給正在形成的粵方言增加了新的影響，使粵方言接受更多漢語共同語的特點。如斗門、新會、臺山、開平、恩平等地的方言，鼻音聲母帶有同部位的塞音，讀為[mb、nd、? g]，即反映了魏普時期中原漢語的語音特點。
第四個歷史層次，是在唐代。粵方言逐漸形成為一支獨立的方言，有自己相對獨立的語音體系和詞匯系統以及語法結構。如今天粵方言的語音系統，與隋唐時期的語音系統，即《切韻》音系（中古音系）有著極其嚴整的對應規律，如陽聲韻-m、-n、-? 三分，入聲的-p、-t、-k三分等，即今天粵方言的語音面貌表現出了與隋唐漢語共同語十分接近的現象。
第五個歷史層次，是在宋代以后。宋代的粵方言，大概已與現代的粵方言相差無幾，它所用的語音和詞匯，可能已經奠定了現代粵方言的基礎。
由此可見，粵方言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復雜的歷史過程。研究粵方言的形成，必須同時注意嶺南土著文化和移民文化的雙重因素，正如袁家驛先生等著的《漢語方言概要》所說的，“造成粵方言特殊地位的原因，固然主要應該從漢民族入粵的復雜過程中去尋找。但是，我們還不能不注意另外一個對方言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的因素，那就是民族雜居而產生的語言相互影響。”
唐代的廣州，已是我國南方重鎮，也是世界著名的港口貿易城市。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廣州設置總管府。太宗元年（627年）設置的嶺南道，玄宗天寶元年（742年）設置的嶺南節度使，治所均在廣州。廣州及所屬各縣，從天寶元年至貞元年間（742一800年）的半個世紀內，戶數由4.2萬戶增至7.4萬戶，說明嶺表入遷嶺南的人數之多。另外，當時還有大批的外國商船來到廣州，日本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廣州城“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計其數，并載香藥珠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州城三重，都督執六纛，一纛一軍，威嚴不異天子。“所以，唐代的廣州作為嶺南地區的政治中心，人口快速增長，經濟繁榮昌盛，所有這些，都奠定了粵方言最終形成并趨于成然的物質基礎。
二宋元以后珠璣方言來自贛南閩西
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毒北人張九齡奉詔開苗了大庾嶺道，自從嶺南嶺北的交通狀況大大為之改善。這條大庾嶺道經南雄下湞江而至廣州，或者經南雄下贛江而至長江，溝通了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成為唐代以來五嶺南北最重要的交通要道。珠璣巷是大瘋嶺道上入嶺以來的第一個重鎮，歷史上入嶺的嶺北士民商旅多駐足其間，或則就近定居，或則再事他遷。特別是北宋末年，金人大舉入侵，中原士民流離失所，一部分人跟隨宋高宗信安東南，一部分人跟赫隆祐太后逃至籍南，有的更南越大灰嶺，寄寓南雄。珠璣古巷作為大庾嶺路上的一個商業重鎮，更是吸引了眾多的移民前來定居置業。至南宋末年，元將呂師竣率大兵連陷南雄、韶州，那些從嶺北越嶺而來的氏族，有的又不得不再事南遷，流播到珠江三角洲一帶。近代中山人黃慈博在《珠璣巷民族南遷記》一文中，根據收集到的族請、家譜所載，考證了南宋末年以后從南雄珠璣巷南遷到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有73姓，164族之多。
據史書記載，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南雄州戶數為8363，至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僅僅一百多年內，南雄州戶數增加到20337，增長了一倍多。經過南宋末年的喪亂，到了元代，南雄州的戶數下降到10772，減少了近50%，除了在兵慌馬亂中喪生的，應該尚有大量的人口沿須江而北江涌向考中地區。與此相反，地處考中的廣州在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戶數為143261，經過兩宋末年兩度的喪亂，到了元代，戶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到170216（梁方仲，1980年），這其中應有大量來自珠璣巷一帶的遷民。
上述南雄州從宋初至元豐元年，僅僅一百多年內戶數增長了一倍多，主要是出于人口的自然增長。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云，“至于南、韶二州，宋高宗南渡以前，客戶也還不多。道光戴錫倫修《南雄州志》卷九戶口，引《太平衰宇記》，宋初，戶，主七千七百三十八，客，六百二十五。……可知元豐以前，客之與主，差得很遠；其后宋高南渡，元人進迫，于是而客家民系，始不能不大規模地向比較安全的地方走了；到了元末，廣東東部北部，諸客家移民的住地，政府已無法將主客戶分別立冊了。所謂其后展經喪亂，主重弱，至元初大只無慮皆客，《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由上述情形推測，南宋末年南遷的珠璣移民，除了主戶之外，應還包括一些立足未久的客戶，即主要是來自糖南閩西的客家先民。從珠江三角洲南遷后奮保存的譜來看，珠璣遷民來自各大方言區，自然包括客方言區在內，詳見下文。
據調查研究，今天的珠璣方言具有明顯的客方言的性質（林立芳、莊初升，1995年），其由來，即始于上述宋高宗南渡引發的客家的第三次的遷移（羅香林，1933年）。經過南宋末年的喪亂，珠璣巷一帶，包括整個南雄州，主戶、客戶都有不少人口播遷到粵中地區，以至到了元代，整個南雄州的戶口比元豐元年減少了近50%。但是，應該也有一些新來乍的客戶，主要是客家先民，躲過了戰亂兵燹，沒有再事南遷，即成為今天包括珠璣方言在內的南雄客家方言的初民。據1991年《南雄縣志》，今天南雄第一大姓劉姓，占全縣戶數的8.3%，“其始祖于宋季自福建寧化入粵”。
由戰亂引發的人口的大量流失，短期內必然導數勞動生產力的缺乏和土地資源的荒廢，于是客觀上需要周邊地區的人口就近入遷，以適應發展生產的要求。到了明代，在數任知事、通判徠流移”政策的鼓勛下，贛南、閩西的客家先民又一度較大規模地入遷南雄府以及整個粵北山區。據阮元《廣東通志》卷二百四十八，蘇州人歐文通洪武中任南雄知府時，“勤于參贊，嘗奉檄招龍南諸縣流民還集六百余戶，安措有方”；荔浦人龍歸，永樂中任南雄知事，“署始興，招集清民，令各復業，請豁賦累三千六十余石。一時歸籍者數萬口，歸皆為編置，百姓立像配食于社”。另據乾隆《保昌志》卷四，到了萬歷年間，南雄府人口“客浮于主，至有強壯盈室而不入版圖者矣”。
南雄府良好的交通狀況也是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客家先民由朝南、閩西入南雄，除了走大庚嶺道之外，還可以取道古烏徑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譚大初編纂的《南雄府志》稱：“烏徑路，通江西信豐，陸程二日，水程三四日抵翰州大問。戻嶺未開，南北通衢也。“明代嘉靖年間，政府在烏徑設立坪田巡檢司，南來北往的商旅川流不息。可以想見，有些客家先民即是取道烏徑路而落籍南雄的。
所以，包括珠璣巷在內的南雄客家，其形成也是顏為復雜的。從北宋末年到明代以降，客家先民絡繹不絕地從就近的糖南和閩西入遷南雄，珠璣方言也相應地形成于這個歷史時期。
三 從珠璣方言到粵方言的替換
今天的珠璣方言具有明顯的客方言的性質，已如上述。歷史上的珠璣方言，也即嶺北的移民入遷珠璣巷之后他們是各說各的方言，也即母語，還是有一個統一的方言呢？或者是在各自家中各說各的
方言，而在市井上則共同使用同一種方言呢？目前尚未發現典籍上有明確的記載。不過，根據現實的語言生活來推斷，上述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較大，即各個入遷者的母語方言在各自的家庭中使用并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至少在珠璣巷這個范圍內，入遷居民為了達到相互的交際，都得同時掌握該地方的共同語，形成母語方言和共同語并存并用的雙方言交際的格局。那么，作為當地的共同語，它到底是何種方言呢？是否即是今天珠璣方言的“前身”？目前尚無法作出解答。
從今天珠江三角洲南遷后商的各種譜煤來看（曾昭境、曾憲珊，1995年），除湘方言區之外，各大方言區都有移民入遷珠璣巷，爾后從珠璣巷再南遷到今天的各個住地。以東莞市為例，珠璣南遷后商的先人分別來自北方、吳、閩、客、贛五大方言區，各舉兩例列表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唯獨沒有湘方言區的先民從珠璣巷再事南遷到東莞。其實，珠江三角洲其他縣市的情況亦然。是不是湘方言區的先民不曾入遷嶺南呢？不是的。原來，唐宋以降，嶺北進入嶺南的交通要道主要的即有5條。周去非《嶺外代答·地理門》卷一云，“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嶺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湘方言的先民入嶺南，自然不會選擇大庾嶺道，而是走上述第三至第五通道。
既然珠璣巷遷民原本來自嶺北各個不同的方言區，那么，他們入遷粵中時說的一定不會是粵方言。但時至今天，為什么他們大都是說粵方言的呢?如上所述，來源的駁雜多樣，決定了南遷的先民在語言上很難協調統一。假設他們還在珠璣巷時曾有過一種共同語，但到了粵中地區之后，這種共同語也會逐漸喪失其交際功能，因為南遷者在日常生活中恐怕還是與當地人打交道為主。出于與當地人交往交流的需要，他們只好就地取材，學習和使用當地業已通行的粵方言。久而久之，從珠璣巷帶來的每語方言或珠璣當地的共同語在家里也不再使用了，完全退出交際系統，粵方言取而代之。這是其一。
其二，珠璣南遷先民不但來源駁雜，而且其遷移的歷史層次也很復雜，這也極不利于其內部方言的統一。到了新住地，他們只好入鄉隨俗，學習和使用粵方言。廣義地理解，珠璣移民應包括唐代珠璣巷得名之前，取道大庾嶺，途徑南雄的來自嶺北的移民。根據文獻記載，從秦漢一直到唐開元四年開鑿大庾嶺之前，越嶺南遷的士民綿延不斷，代有新人（曾祥委、曾漢樣，1995年）。鶴山市沙坪鎮越塘村，據《鶴山縣志》，“元嘉十三年（436年）馮氏、鄧氏、易氏從南雄遷此建村。“花都市平山村江氏，據《平山村江氏族譜序》云：五胡亂華，祖一龍攜三子由吉安過梅嶺居珠璣巷，黃巢后徙令入廣州光孝街，后在城北四十里定居，土墻茅屋，稱江村。兩宋末年是珠璣移民的高潮，這里不再贅述。元代以降，一直到了清代，仍然不斷地有珠璣遷民入遷粵中地區。以高要市為例，據1947年《高要縣志》，沙墻吳氏、金屋金氏于元代由珠璣卷遷來，至1947年歷21世；塘基頭李氏、東岡周氏分別于明代永樂二年（1404年）和正德年間（1506一1521年）由珠璣巷遷來；長旗李氏、慶云社何氏分別于清代順治年間（1644-1661年）和惠慶年間（1796~1820年）由珠璣巷遷來。
其三，珠璣南遷先民不是集中在某一個地方，而是播散到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各個角落，形成“小聚居、大分散”的分布格局。這樣，珠璣南遷先民所帶來的母語方言或者珠璣當地的共同語不是在人口相對比較集中的某一地區繼續頻繁地使用，而是星星點點地分散到粵方言區的各個角落當中。久而久之，南遷先民原本所說的方言便被粵方言取而代之。如上所述，珠璣移民先后南遷并散居到珠江三角各地，他們不知不覺之中都放棄了自己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母語而改口學習和使用粵方言，這種現象即是語言的替換現象。法國著名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梅耶曾多次提到語言的替換，他說，“某一社會單位拿另一社會單位所用的語言來代替原有的語言現象叫做語言的替換（Changement de langue）。”按我們的理解，語言的替換可以是同一語言的
不同方言之間的替換，也可以是不同民族語言之間的替換。前者在漢語方言島中普遍存在，例如福建省閩侯縣青口銷菜英洋村，歷史上曾經是個說*汀州話“的客家方言島。時至今天，全村只刺下三兩個七八十歲的老人還會說“汀州話”。可以想象，再過幾年，這個客家方言島將不復存在，其“汀州話”完全為福州話所替換（莊初升，1996年）。
在語言生活中，民族語言之間語言替換的例子也不勝枚舉。例如，滿族在入關之前仍然使用滿語文。入關之初，大多數滿族人還不會說漢語，滿語作為母語，仍是他們唯一的交際工具。但是，到了乾隆年間的中后期，滿族人不僅普遍通曉漢語，而且開始出現放棄本民族語言的趨勢。到了咸豐、同治年間，會說滿語的人已經很少了，絕大多數的滿族人只會說漢語。到了光緒年間，全國唯有黑龍江少數的滿族人會說滿語，至此滿語已基本上被漢語所替換；再比如畬族，學術界有人認為畬族源于漢晉時期分布在湖南西部的“武陵蠻”，與苗瑤族同源。畬族從武陵山區遷到以潮州風凰山為中心的粵東地區時還普遍使用畬語（今廣東蓮花山區和羅浮山區還有近兩千畬族人使用畬語）。宋元以后，畬族向閩、贛遷徒，與大規模南遷的客家人長期雜居，久而久之，畬族人放棄了自己的母語而改口說客家話。時至今天，全國99%的畬族人只會說客家話，畬語已基本為漢語客家方言所替換。
四余論
粵方言雖然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但遠在唐代時就已基本形成，這是與當時廣州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在珠璣移民大規模南遷的兩宋時期，粵方言的面貌已和今天相去無幾。珠璣移民在為珠江三角洲的開發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以粵方言為主導的語言交際的局面。相反的，南遷先民由于來源的駁雜不一，遷移的歷史跨度長久以及入遷后住地城的分散，決定他們帶到新住地的方言不能很好地協調統一成一個獨立的交際系統。出于與當地人交往交流的客觀需要，他們只好人鄉隨俗，學習和使用粵方言，久而久之，原本帶來的方言便不知不覺地退出了交際系統。現實生活中許多語言替換的例子，有力地支持了我們上述的觀點。
珠璣方言是宋元以后贛南、閩西入嶺的客家移民帶來的。一方面，它可能由于勢力的相對強大，把固守珠璣巷不事南遷的“主戶“的方言替換掉，使之改口說客家方言，成了今天珠璣方言的模樣；另一方面，新來作到的贛南、閩西客家移民，可能有一部分人又跟隨南遷大軍奔赴每中，他們帶去的客方言正如其他南遷者的方言一樣，為粵方言所逐澤替換。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今天的珠璣方言與珠江三角洲的粵方言會有如此之大的不間了。
（作者林立芳、莊初升，作者單位：韶關大學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