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無止境的復合增長注定了社會階層的必然分化，也注定了社會矛盾不管對于任何一種社會經濟體制都必然尖銳。而新技術的發明與傳播更是加快了這一點。在從前的四千年歷史中，不過社會階層如何分化矛盾性中也必然帶有同一性-勞動力本身的價值。而新技術將會改變這一點，技術將改變勞動，資本可以代替勞動力本身的價值。——讀后
? ? 矛盾15：無止境的復合增長～大衛哈維
? ? 資本總是追求增長，而且必須是復合增長。我認為資本再生產的這項條件如今構成一個極其危險，但人們大致上未認識、未分析的矛盾。
多數人不是很明白復利的計算。他們也不明白復合（或指數型）增長的現象及其潛在危險。如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他最近的犀利評論中指出，即使是傳統經濟學這門“憂郁科學”，也未認識到復利對負債上升的重要影響。結果是有關2008年震撼世界的金融動蕩的一部分關鍵解釋，未能呈現出來。那么，有可能實現無止境的復合增長嗎？
近來有些經濟學家提出疑慮，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假定經濟可以無止境增長可能是錯的。例如，戈登（robert Gordon）在最近一篇論文中便表示，近250年來的經濟增長“很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獨特的一段時期，而不是經濟未來可以同樣速度無止境增長的保證”。他的說法主要是基于勞動生產力創新支持人均所得增長的路徑和效果。戈登與另外幾名經濟學家均認為，以前的創新浪潮遠比始于20世紀60年代左右、基于電子和計算機化的最近一波創新強勁。他認為最近一波創新浪潮的影響，不如人們普遍想象的那么強，而且無論如何，它的效力如今已基本耗竭（高潮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泡沫）。基于這理由，戈登預測：“未來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將低于19世紀末以來任何一段較長的時間，而所得較低的99%人口的人均實際消費增長率，更將低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美國，上一波創新的內在弱點，因為一些“阻力”而加重；這些阻力包括社會不平等惡化，教育成本上升但質量下降所衍生的問題，全球化的影響，環境法規，人口老齡化，稅務負擔加重，以及居高不下的消費者和政府債務。戈登還指出，即使沒有這些阻力，相對于過去200年，未來經濟仍將度過一段相對停滯期。
政府債務是上面提到的一項阻力，這個問題在我撰寫本書時，在美國已變成一個各方互踢的“政治皮球”（各方熱烈議論但均不愿擔責），而許多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況。在媒體和國會，政府債務是許多刺耳和夸張的言論與主張的焦點所在。有心人一再表示，若不厲行節約，未來的世代將承受可怕的債務負擔；他們借此鼓吹嚴厲削減政府支出和社會工資，而這當然是一如既往地有利于寡頭集團。在歐洲，同樣的論點被用來為強加在整個國家（如希臘）身上的災難性赤字削減方案辯解，雖然我們不必發揮太多想象力，便能看到這種做法如何有利于德國等較富有的國家，以及富裕的債券持有人。在歐洲，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希臘和意大利政府被和平推翻，獲得債市信任的“技術官僚”暫時取而代之。
這一切使我們特別難看清債務復合增加、資本積累指數型增長，以及由此產生的危險之間的關系。必須注意的是，戈登關注的主要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這與總體國內生產總值大不一樣。這兩個指標均容易受人口狀況影響，但受影響的方式大不相同。隨意檢視總體國內生產總值歷史數據，我們會發現，在整個資本史上，財富與債務積累之間一直有松散的關系，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財富積累與公共、企業和私人債務積累之間的關系變得密切得多。我們會懷疑，債務積累如今恐怕是資本進一步累積的一個先決條件。若果真如此，我們眼前面臨一個古怪的情況：右翼共和黨人與其歐洲類似群體（例如德國政府）努力試圖降低負債，此舉正嚴重威脅資本的前途，其潛在影響遠遠超過歷來工人階級運動產生的威脅。
復利（復合增長）本質上非常簡單。我在儲蓄賬戶中存100元，年利率5%。年底時我的賬戶余額為105元，假設利率保持不變，第二年后賬戶余額是110.25元（如果是每月復利或每日復利，賬戶余額會大一些）。在第二年底，復利與單利的差別很小，只有0.25元。因為差額很小，不值得費心，因此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以年利率5%復利30年后，我將有432.19元，而如果是單利，則只會有250元。60年后，按復利計算有1 867元，按單利是400元；100年后，按復利是13 150元，按單利是600元。注意這些數字。復利曲線起初在頗長一段時間內升速非常慢，然后開始加速上升，最后達到數學家所稱的奇點（singularity）——通向無窮大。曾經背負房貸的人，會體驗到相反的情況。在30年房貸的頭20年中，待還的房貸本金降得非常慢，然后減少的速度會加快；在最后2~3年，房貸本金以非常快的速度減少。
有些經典趣聞可說明復利和指數型增長的性質。某位印度國王想獎勵國際象棋的發明者，而這位發明者要求的獎賞，是棋盤上第一格放一粒米，接下來每一格的米粒數目每次均增加一倍，直到填滿所有方格。國王爽快地答應了，因為這獎賞看來微不足道。可是，到了第21格時，米粒的數目已經超過100萬，而在第41格（超過1萬億粒）之后，整個世界都沒有足夠的米可以填滿剩余方格。這個故事的一個版本是國王因為覺得自己被騙而憤怒不已，砍了國際象棋發明者的頭。這個版本說明了復利刁鉆微妙的性質，告訴我們復利的隱匿力量很容易被低估。在復合增長較后期的階段，加速的情況出乎意料。
復利的危險，可用德魯森（peter thelluson）的案例說明。他是富裕的瑞士商人銀行家，住在倫敦，設立了一個60萬英鎊的信托基金。根據他的遺囑，在他1797年逝世后，該基金在接下來100年間皆不可動用。如果能保持7.5%的復利，該基金到1897年時價值將達1 900萬英鎊（遠遠超過英國國債），屆時這筆財富可分配給德魯森幸運的后裔。當時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有4%，這筆遺產到1897年時規模也將等同英國全部國債。復利將令驚人的金融權力落在私人手上。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英國在1800年通過法案，將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內。德魯森的下一代對他的遺囑提出異議。經過多年訴訟，該案于1859年最終審結，訴訟費用耗盡了德魯森的整筆遺產。狄更斯小說《荒涼山莊》（Bleak House）中著名的詹狄士訴詹狄士案（Jarndyce vs. Jarndyce），便是以此為藍本。
18世紀末涌現出一些有關復利作用的興奮評論。1772年，數學家普萊斯（richard price）在一本小冊子中寫了一段后來令馬克思覺得有趣的話：“采用復利算法的錢，起初緩慢增加。但因為增加的速度持續加快，一段時間之后，它的增速快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力。耶穌誕生時拿出1便士，如果保持5%的復利，現在它的價值等同于1.5億個地球的黃金。但如果只是單利，則不過是變成7先令4.5個便士而已。”我們在這里再度看到，人們對于復合增長可以產生“超乎所有人想象力”的結果感到驚奇。如今我們是否也將為復合增長可以產生的結果感到震驚呢？有趣的是，普萊斯的主要觀點（與當前的一批憂心忡忡者大不相同）是利用復利的力量，既有的國債可輕易償清（一如德魯森的案例顯示）！
麥迪遜（angus maddison）煞費苦心地嘗試計算幾個世紀的全球經濟產出增長率。很顯然，他追溯到越久遠的年代，相關資料就越不可靠。當中重要的一點是，1700年之前的數據越來越仰賴于利用人口估計數推算總體經濟產出。不過，即使在當前年代，我們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質疑原始數據，因為當中包括一些國家范圍的負面事件（例如交通意外和颶風造成的經濟后果）。一些經濟學家以許多測量方式會誤導人為由，有力地鼓吹改變國家經濟產值的計算方式。但根據麥迪遜的研究結果，資本自1820年以來的復合增長率為2.25%。這是全球平均數。顯然歷史上某些時期（例如“大蕭條”時期）和某些地方（例如當代的日本），增長率微不足道或甚至是負數，但也有一些時期（例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一些地方（例如過去20年的中國），增長率遠高于長期平均數。上述平均數略低于財經媒體和其他地方普遍認為可接受的最低增長率3%。增長率低于3%時，人們會說經濟疲軟；增長率跌破零則被視為經濟衰退的指標，增長率長期低于零則被視為經濟蕭條。在“成熟經濟體”，增長率顯著超過5%往往被視為經濟“過熱”的跡象，這種情況總是伴隨著通貨膨脹失控的威脅出現。近年，即使在2007~2009年的“崩盤”時期，全球經濟增長也相當穩定，保持約3%的增速，雖然大部分增長是新興市場（例如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這4個“金磚國家”）貢獻的。2008~2012年間，“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跌至1%或更低。
根據麥迪遜的估算，如果以1990年的美元幣值計算，全球經濟產出在1820年為6 940億美元，1913年時增至2.7萬億美元，1973年時為16萬億美元，2003年時接近41萬億美元。德隆（Bradfordu delong）提出不同的估值（同樣以1990年的美元幣值計算）：1850年為3 590萬億美元，1920年增至1.7萬億美元，1940年是3萬億美元，1970年是12萬億美元，2000年是41萬億美元，2012年為45萬億美元。德隆估計的最初經濟規模較小，復合增長率則較高。雖然兩組數字差異頗大（證明這種估算十分困難，往往相當隨意），但復合增長效應均清楚可見（雖然有顯著的時間和地域差異）。
那么，我們就以3%的復合增長率為基準。按照這個增長率，多數（甚至是全部）資本家可以從他們的資本上獲得正收益率。眼下要維持令人滿意的增長率，我們一年必須為額外的近2萬億美元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而在1970年，額外“僅有”60億美元。到2030年時，全球經濟產出估計將超過96萬億美元，屆時我們將必須替近3萬億美元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此后的金額更是天文數字。情況有如我們到了棋盤上的第21格，無法繼續下去。這看來完全不像是可行的增長軌跡，至少在目前看來是這樣。想象一下，如果資本積累的復合增長率持續不變，物質基礎設施、城市化、勞動力、消費以及產能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巨大擴張，相對于未來一個世代將顯得微不足道。看看最接近你的城市1970年時的地圖，再對照今天的情況，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未來20年間，它的規模和密集度增加3倍，情況會是怎樣？
不過，如果我們假定人類社會演化是由某條數學公式決定，那將是嚴重的錯誤。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1798年首度提出他的人口論時，正是犯了這種錯誤（大約就在那時，普萊斯等人則在歌頌人類事物指數增長的力量）。馬爾薩斯的論點與本章的議題直接相關，同時也有警世意味。他指出，一如所有其他物種，人類的數目傾向于指數增長（也就是復合增長），而以當年普遍的農業生產力狀況，糧食產出最多只能以算術級數增加。久而久之，隨著勞動力投入農業的報酬遞減，人口增長率和糧食供給率之間的差距可能將進一步拉大。兩條曲線的距離擴大，被視為反映出人口造成的資源壓力日增。馬爾薩斯認為，隨著糧食供給缺口擴大，多數人將無可避免地面臨饑荒、貧窮、傳染病、戰爭，以至各式各樣的疾病。這是一種殘酷的制衡，使人口增長保持在自然承載力理論上允許的限度內。馬爾薩斯的反烏托邦預測落空了。有鑒于此，他后來擴充他的理論，納入人類在人口相關行為上的變化，也就是所謂的“道德制約”，例如晚婚、節制性欲，以及其他控制人口的（心照不宣的）手段。這些做法可抑制，甚至是扭轉人口指數增長的傾向。馬爾薩斯另外的重大失敗，是沒能預料到農業的工業化發展，以及殖民擴張之下，先前不事生產的土地（尤其是美洲）投入生產糧食，使得全球糧食產出快速增加。
我們訴諸資本積累指數增長的傾向，是否有可能重蹈馬爾薩斯的覆轍，假定人類社會的演化遵循某條數學公式，而非反映能適應新環境的靈活的人類行為？若果真如此，資本一直以來以及目前是否正以某些方式，去容納必然呈指數增長的積累過程（假設是這樣）與可能限制指數增長的情況之間的差異？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必須先處理。如果人口增長是指數級的（如馬爾薩斯假定），那么經濟必須保持相同的增長速度，生活水平才能維持下去。那么，人口增長軌跡與資本積累動態之間有什么關系？
目前人口復合增長率達3%或以上的國家，都在非洲、南亞和中東地區。東歐的人口增長率是負數，日本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低到無法保持人口穩定。這些國家正出現經濟問題，因為本地勞動力供給不足，而且人口老齡化造成的經濟負擔越來越重。這些國家的勞動人口往往日趨萎縮，而他們必須生產足夠的價值去支付規模日增的退休人口養老金。這一關系在世界某些地區仍然十分重要。在資本的早期歷史階段，人口快速增長，或大量尚未利用和轉移到城市的受薪勞動力儲備，無疑有助于促使資本快速積累。事實上，我們或許可以宣稱，從17世紀初起，人口增長是資本積累的一個先決條件。戈登所稱的“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過去顯然重要，未來也仍將如此。1945年之后，北美和歐洲大量女性加入勞動力大軍，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這種情況一去不復返了。1980~2009年間，全球勞動力增加12億，印度和中國便貢獻了近一半的增幅。這種增長同樣很難再次上演。但在世界許多地方，人口快速增長與資本快速累積之間的關系已然消失，因為人口增長呈S形曲線：起初緩慢增長，然后呈指數級加速增長，最后快速放緩，回到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的狀態（例如意大利和東歐）。這些零增長的人口真空地區吸引大量移民，但這難免會遇到政治阻力，產生一些社會亂象和許多文化沖突。
即使只是預測中期的人口也很困難（這種預測可能每年都有顯著變化），不過目前的希望是全球人口在21世紀將穩定下來，世紀末之前不會超過120億（可能低至100億），隨后達到零增長的穩定狀態。就資本積累的動態而言，這顯然是個重要問題。例如在美國，2008年以來新增職位未能追上勞動力的擴張。美國失業率下跌，反映的是勞動年齡人口試圖加入就業市場的比例下降。但無論如何，未來的長期資本積累要維持或促進它的復合增長，可以仰賴人口增長的程度顯然將越來越低，而生產、消費和資本實現的動態必將調整，以適應新的人口狀況。這種情況何時發生難以斷定，但多數估計認為，1980年之后全球受薪勞動力大幅增加的情況，到2030年左右之后將很難再次出現。某種程度上這是好事，因為如我們所見，科技變遷傾向產生越來越多過剩甚至是可棄的低技能勞動力。高技能勞動力不足，失業或就業日益困難的中低技能勞動力則非常多，兩者的差距看來正在擴大，而技術的定義則正快速演變。
那么，資本積累是否可能超越兩個世紀以來的指數增長階段，過渡至S形軌跡（一如許多國家的人口那樣），達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零增長穩定狀態？答案是響亮的“不能”，而了解此中的原因非常重要。最簡單的解釋，是資本一心追求利潤。如果所有資本家要獲得利潤，那么期末的價值必須大于期初。這意味著社會勞動的總產出必須擴大，不擴大就不可能有資本。零增長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是一個排他性的矛盾，根本就不能存在。這就是為什么零增長意味著資本的危機。20世紀30年代世界多數地區普遍的零增長狀態若持續下去，資本主義的喪鐘就會響起。
那么，資本可以復合增長的方式，無止境地積累和擴張下去嗎？若可以，過去40年來地球上驚人的物質變化，看來必須以雙倍甚至是3倍的規模發生，但這又如何辦到呢？過去40年來中國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預示了我們為求資本能繼續累積下去，未來必須完成的任務。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區是在嘗試模仿美國的增長路徑。未來一個世紀，世界多數地區將必須模仿中國的增長路徑（而且像中國那樣承受可怕的環境后果），但這對美國和歐洲來說是不可能的事，對幾乎所有其他地區也是不可想象的（少數例外包括土耳其、伊朗和非洲部分地區）。我們也應記住，過去40年間，世界曾發生多次慘痛的危機，通常是地區性的，但也有波及全球的：從1997年的東南亞到1998年的俄羅斯和2001年的阿根廷，以至2008年動搖資本世界根基的全球金融危機。
但正是在這里，我們應停下來想想馬爾薩斯錯誤的反烏托邦展望的警世意義。我們必須思考以下問題：資本積累可以何種方式改變它的性質，來適應看似危急的狀況，并自我繁衍下去？事實上，一些關鍵的調整適應已經展開了。資本積累能排除種種困難嗎？如果能，可以無限期持續下去嗎？資本積累的動態可以借由哪些行為調適，類似馬爾薩斯的“道德制約”（雖然“道德”一詞很難說是恰當的）重塑，同時保存復合增長的必要本質？
資本確實能以一種形式無限積累，那便是貨幣的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貨幣如今可以不受任何物質上的限制，例如商品貨幣產生的限制（商品貨幣包括金屬貨幣，如黃金和白銀，它們賦予非物質的社會勞動一種物質形式，而且其全球供應是大致固定的）。國家發行的法定貨幣可以無限創造出來。當代貨幣供給的擴張，如今是由某種組合的民間活動和國家行為完成（后者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構成的國家金融聯結體負責）。美聯儲執行量化寬松政策時，就像變戲法那樣，想要多少流動資金就創造多少。央行要替貨幣流通量加幾個零，是完全做得到的。當然，這么做的危險是通貨膨脹可能失控。這種危機并未發生，是因為美聯儲基本上是在填補銀行體系出現的大洞；這個洞會出現，是因為2008年時私人銀行之間的互信崩潰，銀行體系中創造大量貨幣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癱瘓了。通貨膨脹并未加劇的第二個原因，是勞動者組織在這種時候幾乎沒有替勞動者爭取加薪的力量（因為就業市場有大量的過剩勞動力），因此不會進而影響物價。
但是，如果沒有其他的調適，借由大量創造貨幣，使資本以指數增長的方式無限積累，幾乎肯定將以災難告終。我們先來看一些此類調適，再來斷定它們能否造就無止境復合增長下的資本永續再生產。
資本不僅涉及價值的生產與流通，還涉及資本的毀滅或貶值。在資本流通的正常過程中，隨著較便宜的新機器和固定資本出現，一部分資本被毀滅了。重大危機的特點往往在于創造性破壞；商品、迄今仍具生產力的廠房和設備、貨幣和勞動力在這種破壞中大幅貶值。因為技術變遷，成本較低的事物取代成本較高的，新設備淘汰仍可使用的舊設備，這必然涉及某種程度的資本貶值。20世紀七八十年代北美和歐洲老工業區迅速去工業化，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發生危機、戰爭或天災時，資本貶值的規模可以很大。20世紀30年代和“二戰”期間，資本損失相當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在爆發金融危機的2008年，全球的凈損失幾乎等同于全球一整年的商品與服務產值。但盡管損失如此重大，它們也只是短暫中斷復合增長而已。隨著房產價值收復失地，尤其是在危機期間房價重挫的美國和英國，許多資產的價值也回到危機前的水平（只是一如既往，它們如今集中在有錢人手上，因此促進大規模的累退式財富再分配；危機發生時，若無革命性的干預措施，這種再分配往往便會發生）。資本貶值如果要真正產生作用，規模必須遠大于2008年，持續時間也必須長得多（或許必須接近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情況）。
貶值情況不均的問題，以及圍繞著貶值代價由誰承受的地緣政治斗爭均有重要意義，部分原因在于這往往與社會不安和政治動蕩的散播有關。因此，雖然貶值作為全球復合增長問題的解藥效果不是很好，其地域上的集中確實與反資本主義情緒和斗爭的動態有重要關系。拉丁美洲多數地區在發展上的“失落20年”，造就了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氣候（雖然未必是反資本的），而這對保護該地區在2008年的全球貶值危機中免受嚴重沖擊有重要作用。一些地方，例如希臘和其他南歐國家，被迫承受特別大的損失，這現象等同于不同地區之間的財富再分配。
相反的，公共資產私有化、新市場的創建，以及公有資源的進一步圈占（從土地、水到知識產權），已擴大資本可自由運作的領域。供水、社會住宅、教育、醫療，甚至是戰爭任務私有化，碳交易市場的創立，以及遺傳物質專利化，已經使資本得以進入之前無法進入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領域。作為復合增長的出口，這些額外的市場機會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一如資本貶值，我不認為它們有足夠的潛力去消化復合增長，尤其是在未來（不過我認為它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等到一切都已商品化和貨幣化時，這種擴張過程便將遇到無法超越的極限。我們目前有多接近這種極限難以斷定，但近40年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策已完成大量任務，世界許多地區已沒有多少資源可供圈占和私有化。此外，許多跡象顯示，進一步圈占公有資源、生命形態進一步商品化已遇到政治阻力，而當中一些抗爭（例如，反對基因專利和意大利反對供水私營化的運動）是成功的。
想想最終消費和資本實現可能遇到的極限。資本適應復合增長的方式之一，是根本改變最終消費的性質、形態、類型和質量（這個過程當然受助于人口增長）。經濟上的極限取決于有效總需求（約等于薪資加上資產階級的可支配所得）。近40年來，私人和公共債務增加大大增強了需求。不過我在這里集中探討取決于消費品周轉時間的一項重要實際限制：消費品可用多久？它們用多久后必須替換？
資本有系統地縮短消費品的周轉時間，手段包括生產不耐用的商品，強力推動商品按計劃報廢（有時甚至是實時報廢），快速創造新產品線（例如近代的電子產品），動員時尚和廣告的力量，強調新的有價值、舊的很寒酸。近兩百年來，資本一直在動用這些手段，過程中造成巨大的浪費。但這一趨勢已經加速，過去40年來明顯地操控和傳播大眾消費習慣，尤其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國和印度等國家的中產階層的消費主義變化也相當顯著。銷售和廣告如今是美國經濟中最大的產業之一，而它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加快消費周期。
但是，許多商品（例如手機和時裝）周轉能多快，仍有實際限制。因此，更重要的是社會走向奇觀生產和奇觀消費；這種商品壽命短暫，必須實時消費。1967年，德波（Guy debord）出版了極有先見之明的著作《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資本的代表仿佛是非常仔細地讀了這本書，并以書中的論點作為他們的消費主義策略的基礎。奇觀商品多種多樣，包括電視節目和其他媒體產品、電影、音樂會、展覽、運動賽事和大型文化節目，當然還有旅游觀光。這些活動如今主導消費主義這一領域。更有趣的是，資本動員消費者通過Youtube、facebook（臉譜網）、twitter（推特）和其他社群媒體，制造自己的奇觀。這一切皆可實時消費，它們占用了人們大量閑暇時間。消費者生產信息，媒體挪用這些信息服務于自己的目的。公眾因此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稱之為“生產消費者”（prosumer）。此處有個重要推論，觸及一個我們將在別處遇到的主題：在這些領域，資本獲利并不是靠在生產上投資，而是靠占有使用信息、軟件和它建造的網絡所產生的租金和特許權。這只是指向以下結論的數個當代跡象的其中一個：資本的前途主要掌握在食租者階級而不是工業資本家手上。
消費領域的這些轉變，似乎正是哈特（michael hardt）與內格里（antonio negri）提議資本的運作從物質勞動大幅轉移到非物質勞動時所著眼的。他們認為資本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以物質為媒介，如今媒介是信息、影像、消息往來，以及著力于整個族群的政治主體性的符號形式的傳播和營銷。這相當于資本和國家嘗試參與族群的生命政治操作和新政治主體的生產。當然，我們是什么類型的人，向來取決于我們所居住的商品世界。例如，郊區居民（suburbanites）是特別的一類人，其政治主體性由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塑造出來，一如遭囚禁的意大利共產主義領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曾設想，他所稱的美國主義和福特主義（fordism）會借由工廠勞動塑造出一種新類型的人。當代借由從潛意識廣告到直接宣傳等種種手段制造“新”政治主體的活動，無疑形成了資本投資的一個巨大領域。將這種活動稱為“非物質勞動”有點可惜，因為它們其實涉及大量物質勞動（支撐這類活動的物質基礎設施更是極其重要），即使它們發生在網絡空間和主要影響人們的思想和信念也是這樣。奇觀制造（the production of spetacles）涉及大量的物質社會勞動（例如奧運會的開幕典禮，你會發現歷年來日益盛大，它們的操作方式相當符合這里的論點）。
這些現正流傳的有關資本積累主要形式的內部革命的見解，與有關“信息社會”興起和“基于知識”的資本體制的發展的許多當代評論類似。許多評論者似乎迫切需要證明資本近來已如何改變它的性質。假定我們正面對一種全新的資本主義秩序誕生時的陣痛，在這種新秩序中，首要的產品不是物質，而是知識、文化和生命政治（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借此解釋近來資本運作中的壓力，或許可令人感到欣慰。雖然這種解釋無疑有真實的地方，但認為我們可以與過去斷然決裂是錯誤的，而假定新秩序可避開復合增長的矛盾則是錯上加錯。例如，奇觀向來是資本積累的重要工具，而何曾有過一種資本形式是知識和信息優勢不能產生超額利潤的？此外，什么時候債務和融資會無關緊要？當前的金融化時期為什么會與以前發生過的，例如19世紀末的情況如此不同？因此，雖然奇觀、影像、信息和知識的消費性質上異于物質商品（例如房屋、汽車、面包和時裝）的消費，我們有必要認識這些領域的活動之所以快速擴張，根源在于我們認為有必要掙脫復合增長的實際限制，但這只是徒勞（我很快就會解釋原因）。所有這些另類形式，均受制于資本力求承受其必要的永久復合增長的掙扎。
在我看來，貨幣創造因為與黃金和白銀等商品掛鉤而受到的限制于20世紀70年代初解除，這絕非出于偶然。資本發展到那時候，指數擴張對金、銀等金屬實質固定的全球供給的壓力，根本是資本體制無法承受的。這種限制解除后，我們便處于理論上可以無限創造貨幣的世界。20世紀70年代之前，資本的主要出路，是投資在制造、采礦、農業和城市化等領域的價值與剩余價值的生產上。雖然這類活動大多是靠債務融資，當時的普遍假定是社會勞動應用在房屋、汽車和冰箱等商品的生產上，產生的價值最終可以還清相關債務，而這種假定并沒有錯。即使是基礎設施（例如道路、公共工程、城市化）的長期融資，人們也合理地假定這種建設可以提升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因此相關債務最終可獲得清償。此外，我們也可以合理地假定這一切將推高人均所得。美國1960年之后30年間興建的州際公路系統，對整體勞動生產力有巨大幫助，產生了非常豐厚的報酬。戈登認為這是資本歷史上最強勁的一波創新。
可稱為“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的重要圈子一直存在，這些資本投資在房貸、公共債務、城市和國家基礎設施等領域。這些虛擬資本的流動不時失控，形成投機泡沫，而泡沫最終破滅，則造成嚴重的金融和商業危機。以往的例子包括19世紀著名的鐵路興衰，以及美國20世紀20年代的土地和房地產熱潮。金融業者促進這些投機活動時，經常以扭曲、創新（往往也很可疑）的方式集合、引導資本，以求獲取短期利潤（舉個例子，對沖基金很早便已出現），即使相關的長期投資以失敗告終。各種瘋狂的金融詭計盛行，馬克思因此指信貸系統是“所有瘋狂做法之母”，并形容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銀行家佩雷爾（emile pereire）具有“騙子和先知的迷人特質”。這看來是描述華爾街“宇宙主人”的好方式；他們相當自負，例如，高盛首席執行官貝蘭克梵（lloyd Blankfein）被美國國會一委員會批評沒有做好人的基本事務時，便宣稱銀行是在做上帝的事。
20世紀70年代初貨幣創造的解放，發生在生產活動的利潤前景特別悲觀的時候，當時資本開始受到指數增長軌跡上的一個轉折點影響。剩余資金流向何處呢？出路之一是將錢借給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這是虛擬資本非常特別的一種流通形式），因為如瑞斯頓（Walter Wriston）的名言指出：“國家不會消失，你總是知道去哪里找到它們。”但國家不會成為具有生產力的企業。結果數年后便爆發了一場人們怨聲載道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從1982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必須注意的是，這場危機的最終解決方式，是將可能永遠不會獲得償還的實際債權換成所謂的“布雷迪債券”（Brady Bonds）；它們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支持的債券，可以獲得償還。除了少數例外，相關放款機構決定能收回多少資金便收回多少，而不是堅持討回全額資本。在這個案例中，債權人被迫“削發”，也就是接受他們發放出去的虛擬資本打折償還（損失幅度通常在30%~50%）。
剩余資本的另一項出路是用來購買資產（包括債權），而不是投資在生產上。資產不過是一種資本化的財產權，資產的價值是基于對它未來可獲得的收入或其稀缺程度（例如黃金或畢加索的作品）的預期。投資資金流入的結果，是資產的價值普遍上升——從土地房產到天然資源（石油當然是特別重要的一項），以至城市債權和藝術品等。與此同時，金融體系本身也創造出全新的資產市場，例如貨幣期貨、信用違約互換（CdS）、擔保債務憑證（Cdo），以及許多其他金融工具；它們理論上應該有助于分散風險，但實際上卻是增強了風險，使得波動的短期交易成為聰明人投機獲利的渠道。在這種操作中，虛擬資本衍生出更多虛擬資本，而參與者完全不關心交易的社會價值基礎。這種脫離社會價值的資本操作能盛行，恰恰是因為代表價值的貨幣與它理論上代表的社會勞動的價值越來越疏遠。問題不在于虛擬資本的流通（這種流通對資本積累的歷史向來很重要），問題在于虛擬資本流通的新渠道是一個各種相互抵消的權利的迷宮，它的價值幾乎是不可能評估的，要評估只能在長期債務根本無法償還，不受監管的市場中，結合對未來的預期、信念，以及瘋狂的短線押注（著名的安然破產事件便是這么一回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重蹈覆轍）。
2008年金融市場崩盤之前實現的復合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靠連續的資產泡沫造就的投機所得（20世紀90年代出現互聯網熱潮和崩盤，之前是美國20世紀初的房市熱潮和崩盤）。不過，這種投機泡沫掩蓋了20世紀70年代之后投資行為方面一些非常重要的實際轉變。人們購買的一些資產，例如土地、房產和天然資源，是穩當可靠的，可以長期持有以等待獲利。市場的急升暴跌對長線投資人特別有益，他們可以在市場崩盤之后以“大甩賣”的價格購買資產，有望因此獲得巨額的長線利潤。這正是1997~1998年東南亞經濟危機期間許多銀行和外資所做的事，而美國房市崩跌之后，一些投資人也在加州等地買進大量便宜的法拍房，在等待房市復蘇之際將這些房屋出租。對沖基金在虛擬資本市場放空時，也是在做這種事，雖然它的操作環境不太一樣。
不過，這也意味著越來越多資本投資在追求租金、利息和權利金的活動上，而不是投資在生產活動領域。各種知識產權（包括遺傳物質和種子等等）榨取權利金的力量日益強大，助長了資本轉向“食租者”形態的趨勢。難怪美國政府如此熱烈地經由國際體制爭取保護知識產權，并致力于將相關制度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借由世界貿易組織架構內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
但是，這一切真的足以支撐復合增長嗎？基于大規模轉向非物質生產的理論，是在宣傳一個危險的幻覺：我們不必克服任何嚴重的物質困難，就能實現無止境的復合增長。如今越來越多資本以虛擬形式流通，而電子貨幣原則上是可以無限創造出來的（它們只是屏幕上的數字）。因此這個領域的無限增長并無障礙。奇觀經濟和知識生產經濟作為資本實現的一種形式，顯然降低了對物質商品和資源的需求的擴張速度。但是因為我們還是需要龐大的物質基礎設施，而且必須產生越來越多可用的能源，生產活動是否真的能實現非物質形式大有疑問。如果消費僅限于這種非物質形式，金錢的權力將無法釋放給低收入人口（他們需要基本物質商品才能活下去），必須集中在有能力以這種虛擬方式消費的少數人手上。資本可以采用的政治模式很可能只有壓制型寡頭政體。在這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蓬勃發展的新興經濟體有獨特的優勢：中等收入國家產出和所得增長造就的市場，很大程度上是在致力于滿足規模日增的人口的物質需求。例如高茲早早指出，轉向非物質生產和奇觀經濟比較像是資本的最后掙扎，而非開創無限積累的新境界。
我們必須維持無止境的經濟復合增長，但又沒有可以支撐這種增長的明確物質基礎，那該如何是好？如我們所見，資本體制正出現各式各樣的調整，但我們越仔細檢視這些調整，越清楚看到它們像是根本問題的征象，而不是長遠解決問題的希望。當然，資本可以建造一個虛擬經濟體，以一個基于不可持久的層層虛構事物、迷戀幻想的世界為基礎（這件事某種程度上已經發生）。我們或許將見識到一個使所有其他騙局黯然失色的終極龐氏騙局。諷刺的是，在我們這個年代，龐茲利用的創新技術，往往被輕易用來助長而不是抑制投機活動，納秒間即可完成的股票高頻交易便是一個例子。這樣的經濟體在最終結局出現前，將不時發生“火山爆發”和崩盤。在這種情況下，資本結束時既不是一聲轟鳴也不是一陣嗚咽，而是在萎靡資本積累的參差地域景觀下，無數資產泡沫破滅的聲音。這種崩潰幾乎肯定將與資本主義社會表面之下沸騰的普遍不滿一并發作。一陣陣如火山爆發的民怨已經在我們眼前上演，例子包括2011年的倫敦、2013年的斯德哥爾摩、伊斯坦布爾和100個巴西城市。必須注意的是，這種不滿并非只是聚焦于資本未能兌現創造消費者天堂和充分就業的技術性失敗，而是反映出人們越來越強烈地反對資本和日趨專橫的資本主義政體強加的非人性化社會規則和規范，因為它們損害了所有被迫屈服者的人格。
復合增長對本書闡述的許多（甚至是全部）其他矛盾很可能具有傳染性的影響，基于這種影響的說法有特別悲觀的一面。例如我們很快將看到，復合增長對環境矛盾的影響很可能非常大。資本重新平衡生產與實現，以及貧與富之間關系的能力已見衰退，而隨著越來越多虛擬資本必須在高得多的風險溢價水平下創造出來，以求維持復合增長，金錢與它理應代表的社會勞動日趨疏遠。要在避免大幅縮減資本積累領域的情況下，扭轉所有使用價值的商品化、貨幣化和市場化同樣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不顧后果地促使增長加速，以及隨之而來的貶值（借由參差的地域發展中越來越高的波動性）將變得較難控制。就是這樣！資本的種種矛盾將不再像以前某些時候那樣彼此約束、避免失控，而是很可能將在必須維持復合增長的壓力日增下，彼此感染、失控爆發。隨著交換價值在投機狂熱中暴增，使用價值勢必變成更微不足道的因素，而這可能會衍生出一些相當驚人的結果。
例如，有個威脅的一條線索或許是我的論點的一個小腳注，但它與很久以前政治經濟學家對資本的前途表達的恐懼有奇怪的共鳴。當年李嘉圖表示，一旦土地和天然資源變得非常稀有，以致所有收入都必須用來負擔昂貴食物，或是權勢極大但不事生產的食租者所要求的租金，資本便走到它的末路。這個不具生產力的階級將嚴重壓榨工業資本，使后者無法維持生產作業。寄生的食租者階級將吸干工業資本，使得社會勞動無法動員，價值無法生產。無法生產社會價值意味著資本的末日。李嘉圖做此預測時，十分倚賴馬爾薩斯有關土地勞動報酬遞減的錯誤假設。后來的經濟學家因此普遍駁斥利潤率遞減的觀念（雖然馬克思訴諸一種截然不同的機制，嘗試挽救這一理論）。例如，生活環境大不相同的凱恩斯，便樂觀地期望食租者的安樂死，以及國家支持的永續增長體制的建設（這種可能性在1945年之后的一段時期內得以局部實現）。
如今特別引人側目的，是不具生產力的寄生食租者權勢日增，不僅是擁有土地和土地中資源的人，還包括資產的擁有者，最強大的債券持有人，獨立金錢權力（本身已成為最重要的生產工具）的擁有人，以及專利和知識產權的所有人（他們有權從社會勞動中索取價值，但完全沒有義務動員社會勞動從事生產）。資本的寄生形態如今正在崛起。我們看到在世界的所有國際大城市（例如紐約、倫敦、法蘭克福、東京、圣保羅、悉尼等），寄生資本的代表乘坐豪華大轎車在街上穿梭，光顧各種高級餐廳，住在豪華公寓頂層。在這些所謂的創意城市，創造力的衡量標準在于“宇宙主人”能多成功地從全球經濟中吸取生命力，以支持一個一心擴大自身本已巨大的財勢階級。紐約便是創意人才高度集中的城市，這里有富創意的會計師和稅務律師，掌握華麗的新金融工具、富創意的金融業者，富創意的信息操縱者、騙子和媒體顧問；這里因此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可以研究資本所能制造的每一種拜物對象。2009年之后所謂的經濟復蘇僅惠及頂層的1%人口，而大眾在不景氣中經濟狀況遠遠落后卻沒有強烈抗議，由此可見這些創意人才和寄生資本多么成功。寄生階級已贏得戰役。債權人和中央銀行家統治世界。他們的成就必將如鏡花水月，他們不可能贏得資本的生存戰爭，但這個事實不曾引起他們的一絲疑慮。如彼得?巴菲特（股神巴菲特的小兒子）所說，財勢寡頭與他們的慈善同儕花多天時間“洗滌良心”，嘗試以他們的右手彌補他們的左手之前造成的損害，然后晚上便能安穩地睡覺。他們未能看到自己有多接近災難，令人想起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據稱他曾講過一句頗有先見之明的話：“在我身后，洪水滔天。”資本終結時，可能不會有洪水。世界銀行喜歡安慰大家說：經濟發展將產生水漲船高的作用，惠及所有人。但是，較真實的比喻可能是：海平面暴漲和暴風雨加劇，必將淹沒所有船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