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一種關乎人的“存在狀況”的隱喻。在不斷重復的建筑形式的后面，往往隱藏著某種從內部驅使和決定一個社會之精神朝向的東西。從列寧山的觀景平臺上俯瞰這座如此深刻的影響了人類歷史走向的名叫莫斯科的名城、腦子難免像開水般沸騰起來，眼前的一切仿佛不再是城市的風景、乃是一口巨鍋，在這口巨鍋里，翻騰著自二十世紀以來俄國乃至大半個世界被煮得半生不熟的歷史！
莫斯科的建筑就外觀而言大致分為三種：一，七大斯大林時代之新哥特式高聳入云的塔尖狀建筑統領著一群整齊劃一的體積龐大的居民樓方陣。二，在前者之方陣的“叢林”中蘑菇般“冒”出來無數蔥頭式東正教教堂。三，在這二者之外的城西、則另辟一更加高聳入云的騁奇斗異的現代化商業建筑群。三種建筑猶如一個人腦子里的三種聲音、三個人格。它們互不買賬、各奔東西、卻又相互粘連、難分彼此。
一個經典的比喻將俄國的精神總結為“三駕馬車”：馬車分別被三種動物所牽引———天鵝、狗魚、和蝦米。天鵝將馬車向天上拉、狗魚將馬車往水里拉、蝦米將馬車向后拉。它們都十分地賣力，可馬車卻一動不動。其實、聯系到俄國的歷史文化、我們即可從莫斯科的這三種不同氣質的建筑中領悟到那無形的從內部決定著俄國乃至半個世界之命運的東西。
斯大林時代之如寶劍般直刺蒼穹的新哥特式建筑代表著一種被施賓格勒總結為“浮士德精神”的精神氣質。此種精神氣質及其哲學將人類之存在價值建立在對未來之無盡的可能性的求索之上。在此種精神氣質及其哲學看來：人類歷史就是一條從落后到先進、從過去到未來的單向之獨路。關于未來的殊難確定的烏托邦圖景高踞于人類歷史之最高審判席上且裁定著人類過去與現在的一切應是與不是，而人類則被迫卷入到由技術所定義的或先進或落后的二元選擇的競賽中而喪失了回返自身的從容。“自由主義”的精神教父以賽亞柏林認為，蘇俄之意識形態在哲學上其實與歐陸之本體論、形而上學傳統一脈相承而與英美之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傳統大異其趣。因此上，俄國與西方的矛盾實際上是西方精神的內部矛盾。
俄式“共產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實屬現代性所生下的一對互為死敵又互為鏡像的“雙胞胎”，皆永不知足地靠抽象的“理性”與未知的將來而為當下“立法”的“浮士德”精神之表現形式。如果說二者之間有什么不同的話，前者滿懷彌賽亞救世情結的道德實踐可悲地“始于瑪麗亞的理想、終于索多瑪的罪惡”（陀思妥耶夫斯基語），而后者則迫于前者的壓力而多少裝飾、修正了他們并不打算徹底推翻的“索多瑪的罪惡”而看起來似乎非常地“普世”而已。
和前二者迥然不同的，即因其蔥頭之穹窿圓頂而被施賓格勒歸結為“麻葛精神”之一種的東正教精神了。如果說，新哥特式建筑之直刺蒼穹揭橥著“瀆神”的現代人之“技術自大”的狂妄心理的話，東正教的穹窿圓頂則垂示著上帝那不可究詰的神秘且力圖將人拉回到前現代俄羅斯村社生活的淳樸古風之中。東正教（尤其其中的斯拉夫派舊教）是俄羅斯精神中一股“向后看”的驅力，它一貫對來自西方的所謂“前進”的世界觀持質疑和反對的態度。在它看來，農民般受苦的忍辱與淳樸的互愛正是俄羅斯精神中最接近基督的教導因而高貴于浮華躁進的西方氣質之所在。而西方物質文明的所謂“先進”不過是撒旦的勢力將人類引入歧途的一種狡計，猶如刺向基督的矛一般充滿了瀆神的傲慢。俄羅斯精神的這一面形象地凝結在一幅蘇里科夫創作的油畫《女貴族莫羅佐娃》之中。高舉兩個手指的女貴族莫羅佐娃（代表斯拉夫派舊教的價值觀）被沙皇流放，而她的雪橇后跟著一個奔跑的少年（這讓人聯想到被捕的耶穌身后跟隨的少年），隱喻著俄羅斯精神中跟隨基督而拒絕現代性精神抉擇。
站在列寧山的觀景平臺上俯瞰莫斯科，俄國精神中各奔東西的“三駕馬車”盡收眼底、托命于虛無的未來的“五角星”和乞靈于古舊的過去的“雙頭鷹”交相輝映，它們被歷史煮成了一鍋半生不熟的稀粥、且呈送在世人的眼前。親西方的烏克蘭正傳來西化派步步進逼的隆隆的炮聲、而向后看的莫羅佐娃的幽靈則游蕩在東方的西伯利亞的上空通過索爾仁尼琴之口召喚著俄羅斯的心靈。俄國被相反的兩種東西撕扯著，莫斯科正經歷著又一次的精神分裂之苦。而我們這些仿佛局外的看客，又能領悟出一些什么東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