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1449年，正統十四年七月。明英宗朱祁鎮受閹人王振所惑，不顧群臣反對，倉促成行，舉大軍五十萬親征韃靼。除京城三大營傾巢而出外，滿朝文武隨行者眾。一番徒勞，無功而返。班師回朝途中，因王振一己之私，改道宣府，于八月十五日駐營土木堡，人困馬乏之際，韃靼大軍掩殺而來。明軍陣腳大亂，全軍潰敗，死傷無數。這便是土木堡之變的全過程。宦官禍國，死不足惜，而明英宗不辨是非，深陷敵營亦是自作自受。只是苦了那些苦苦勸諫而不得的大臣，苦了那些全副武裝而無從反抗的明朝精銳，全部如砍瓜切菜般葬身于韃靼屠刀之下。
隨后，韃靼將領也先擁帝至宣府、大同，傳諭開城，守將不為所惑，堅守城池而絕不開城。見不得好處便擁帝北返，消息傳回京城，一時間人心惶惶，因為此時京城只剩不足十萬的疲卒羸馬。群臣聚哭于朝堂之上，一哭天子蒙塵、二哭昔日同僚喪身此役、三哭六神無主不知所措。而是戰是逃，成為了擺在眼前最大的難題。
對于滿朝文武來說，戰則風險極大，如若韃靼此時攜得勝之威一路破關而來，京城三大營損失殆盡，城中空虛，土木堡逃回來的人都還驚魂未定，短時間內難以組織起有效的守城力量。城破之時，身家、性命可能都保不住。北宋滅亡，開封城破便是前車之鑒。即使在短時間內可以重整旗鼓，僥幸退兵，但對方手里還捏著一張王牌，就是當今皇帝朱祁鎮，他們大可以利用其大做文章。
逃則無風險，換個地方照樣做官，至于百姓死活，國家利益實在不是目前首要考慮的問題。想必大家在現實生活中都遇到過這樣的情況，當大家知道一件事對大家都有利時，但明說又不太光彩時，那就都會默不作聲，只等有一個人站出來以合理的理由做出主張，大家再隨聲附和。我想這時候想逃的那部分大臣就是這種心態，逃于己有利，于國不利，于民更是大不利。因此都默不作聲，直到徐珵蹦了出來說“驗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眼看天平就要傾斜向主逃的一方。
于謙站了出來，決絕的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南渡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大家瞬間清醒了，一些忠貞之士力贊之，就連太后身邊的太監李永昌也明白：“陵寢宮闕在茲，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茲”。前半句倒還次要，后半句極為重要。明朝自靖難以來，遷都北京，意在天子戍邊。此時若京城一失，整個華北地區無險可守，一馬平川再難抵擋韃靼鐵騎，所屬百姓必受荼毒。南宋劃江而治，偏安一隅或將重演。于謙所言，直達要害，振聾發聵。此時的太后，也領悟了其中要領，最終下定決心，保衛京城，絕不南逃。
于謙邁出了力挽狂瀾的第一步，他當時真的就把利益得失考慮清楚了嗎？真的就有把握能夠守住京城嗎？我想未必然，想來但凡能在緊要關頭做出正確決定，扭轉乾坤的人憑借的決不是對個人利益得失的精確算計和對未來局勢的準確預估而是靠著一股浩然正氣，認定一個堅定信念，且為當為之事的勇氣而勇往直前的人。于謙就是這樣的人，如果說在這之前，他只是一個言辭出眾，怒斥反賊的文臣和一個不愿同流合污，唯兩袖清風的清官。那么此時，歷史卻因為他的一次擔當而將其推向了風口浪尖，降大任于其身。
話好說而事難辦。要想保衛京城，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調兵來京。明朝所行兵制乃是衛所制，與唐朝府兵制幾乎相同。即所在衛所給田自養，國家不收其賦稅。雖說土木堡一戰，損失慘重，國家元氣大傷。但其它衛所并非無兵可調。八月十九日，于謙即征兩京、河南、山東、江北軍入衛。但是兵有了，糧怎么辦，要知道守城與攻城往往取決于雙方誰更能持久。京城并非無糧，但戰爭會持續多久，誰也不知道，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只能做萬全準備，盡量準備多的糧食務求有備無患。此時通州存糧，足夠京軍一歲餉。但有的大臣卻建議將糧草焚毀，這是為何？因為不知道韃靼何時進攻，多久能到，倘若敵立刻南下直奔北京城而來，通州糧草非但不能為我所用反而會成為敵之后援。但這時于謙又下了一道命令，巧妙的把這兩個問題一并解決了。受召軍隊途經通州取糧進京。就這樣，守軍星夜兼程與時間賽跑，先至通州取糧再赴京城駐防。城防問題解決了，可皇上還在對方手里。假使開戰之時，韃靼將皇帝押于陣前，令其傳令開城，那可如何是好。即使不為所動，但前方將士士氣必受影響且投鼠忌器，上陣殺敵時難免不有所顧忌。而戰場又是瞬息萬變，強敵在前，怎敢有分毫懈怠，且這是一場事關大明國運，容不得絲毫閃失的對陣，任何一個細節都可能左右最終的戰局。不僅于謙意識到了這點，群臣也意識到了。
九月，廷臣合辭請于皇太后，擁立朱祁鈺為新君。但此時的朱祁鈺可一點不傻，力辭不授。直接躲回了他的郕王府邸。要知道，當年宋徽宗也是在形勢危急之時讓位于宋欽宗，結果雙雙北狩。估計此時的朱祁鈺也在想，歌舞升平時當王爺，國難當頭時誰愿當皇帝？搞不好，城破之日，首當其沖，他就是第一受害人，既要背亡國之君的黑鍋又要背昏君的罵名，即使到了敵方俘虜營中也難與其哥朱祁鎮相見。在這刻不容緩之時，又是于謙挺身而出，直抒胸臆：“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朱祁鈺沒招了，大臣們如此為國家著想，作為皇室的一員，他無法再推辭。九月六日，登基稱帝，遙尊朱祁鎮為太上皇。
九月底，所調之兵陸續攜帶糧草就位，城防已固，新帝已立。只等韃靼來犯。
其實從八月十五日大敗明軍以來這一個多月，韃靼也并非無事可做，他們聽信了叛徒太監喜寧的話，不斷的把攥在手中的朱祁鎮當作籌碼，又是勒索錢財，又是企圖騙開城門，做著不勞而獲的美夢，爭取著己方利益的最大化。而就是他們這種投機取巧的心理，加上邊關守將的機智應對再加上一點小小的運氣。得以爭取了一個多月寶貴的時間，讓于謙有時間力主抗敵、調兵、運糧、任用守將、擁立景帝，利用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迅速的穩定了朝局，統一了思想眾志成城堅守北京城。
在數次假傳皇帝圣旨，試圖騙開城門失敗后，輾轉多地的韃靼首領也先，得知明朝已新立皇帝的消息后，終于逐漸醒悟過來，要想不戰而勝已決無可能，所以不再癡心妄想，決定放手一搏。
十月一日，集中了全部精銳的也先軍，氣勢洶洶的殺奔而來。先后進陷白羊口，突破紫荊關。十一日，兵臨北京城下。僅從這種進攻的態勢來看，韃靼的戰斗力決不容小覷，蒙古鐵騎絕非浪得虛名。該來的總是要來的。此時的于謙全無畏懼，又一次做出了驚人的決定，他否決了石亨堅壁不出的策略。果斷開城迎敵，所部二十余萬人馬分列于九門之外且關上城門，絕士卒反顧之念。并下達了“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后隊斬先隊”的命令。于謙更是身先士卒，領兵于北面門戶德勝門直面強敵。戰爭打響了，果不其然，韃靼首先攻向于謙把守的德勝門，一番激戰，也先弟孛羅、平章毛那孩中炮而亡。不甘心失敗的也先親自領兵殺到安定門，守將石亨雪恥一戰，打的也先軍落花流水。連續兩攻不利，也先軍轉而進攻守備較弱的西直門，守將孫鏜，力戰不敵，請開城門。無奈于謙有令在先，城門緊閉，孫鏜遂報必死決心，回身殺敵，待石亨分兵來救共同擊退也先最后一波攻勢。一敗再敗的也先怎么也想不到一月前還抱頭鼠竄的明軍今日竟搖身一變如虎狼之師般英勇善戰。萬般無奈之下韃靼大軍轉戰居庸關，是時天寒地凍，守將用水灌城，墻體結冰而不得近。又聞勤王之師也已迫近，十五日，引兵北返。京城保衛戰大獲全勝。
此后明軍士氣大振，韃靼屢次犯邊皆無功而返。無奈之下，只得主動議和，請求送還太上皇朱祁鎮。但這時，皇帝寶座剛坐熱的朱祁鈺不愿意了，臣下多次直諫請求迎回上皇，他亦不為所動，屢次以賊詐難信為由拒絕。眼看著朱祁鎮就要一輩子留在蠻荒之地重蹈徽欽二帝的覆轍了。于謙又一次起了決定性作用，從容的對朱祁鈺說“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詞矣”。這才說服了朱祁鈺。
再之后，英宗還朝，兄弟反目，景帝幽禁英宗于南宮。景泰八年，景帝病危，當年那位看天算命主張南遷的徐珵改名為徐有貞，伙同京城保衛戰后仍野心勃勃的石亨和宦官曹吉祥發動奪門之變，復立英宗。在徐有貞的極力攛掇下，以“意欲迎外藩入繼大統”為名冤殺于謙，抄家之時，家無余財，四壁空空，唯一屋門窗緊鎖，啟視之，乃當年京城保衛戰得勝之時，御賜蟒衣寶劍。
可嘆于少保一身許國，鞠躬盡瘁卻為奸人所害，被昏君所誤。庸稚的英宗朱祁鎮，大概不會想到，若是明廷一味主和，必將重蹈南宋之覆轍，他也必如徽、欽二帝一般永不得返。如果不是于謙力主抗敵，挽狂瀾于即倒，掃一時頹靡之氣，屢次克敵于邊關。韃靼決無主動求和之可能，他也絕無回朝之機會。以怨而報德，冤殺國士，雖為皇帝亦將遺臭萬年。
成化初年，于謙沉冤得雪，復官賜祭。再后來弘治二年，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再后來，萬歷年間，改謚忠肅，永世奉祀～
中國雖無貴族精神卻有士人風骨、文臣氣節。救時宰相于謙絕非只會謀事而不懂謀身。須知此類可稱為國士之人，心中所想皆是社稷萬民，個人得失早已拋之腦后。他們用一生踐行著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于謙雖未平天下卻足已救萬民，雖未開萬世之太平卻足以立百代之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