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打算自殺的時候，總是慣于從什么東西上往下跳—橋上、樓頂上、懸崖上。」
──何偉：《江城》
前兩年上海華東師大學者江緒林自殺的新聞，悲痛之余，想起自己曾經于華東師大學習，故作此文以試圖從哲學與心理學角度，剖析悲劇，并提出避免悲劇的可能方法。
2013年，我來到上海華師大當交換學生，習慣注音符號的我，在用漢語拼音的計算機前，吃力的查找圖書館數據。我試了一會兒，選擇不再跟輸入法死嗑，轉而漫步于書架間，先認識一下新學校的氣氛。
《江城》是我偶然在書架上找到的一本書，作者何偉是美國人，本名Peter Hessler，這本書是他1996年到四川涪陵師范學院（今長江師范學院），任義務英文教師的生活紀錄與反思。
當中有一段記載，與何偉同至涪陵服務的亞當，第二學年開學的時候，發現班上一位叫珍妮[1]的學生沒來上課。亞當問班長珍妮去了哪里，班長說：「她死了。」
那個夏天，珍妮跳橋自殺。
對于珍妮的死，何偉從他在農村的觀察，引述了他對此事的分析。一般人對農村的概念之一是貧窮，但貧窮并非殺死珍妮的原因。何偉寫道：
中國的農業勞動力中，66%是女人。[2]社會學家認為這種不平衡部分導致了女性的高自殺率，它主要發生在鄉下。這些鄉村的自殺很少是出于貧窮；事實上，它多數是發生在相對富裕，受過些教育的農民階層中。
亞當的學生珍妮就是一個教科書式的案例：她并不窮，她有著讀書的機會，對農民女孩來說是不尋常的。但珍妮的職業道路很可能會是回到家鄉教書，對于一個如此聰明的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叫人抑郁的前景。
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認識到了自己的潛力，同樣也看清了她未來人生的凄涼：去做一個鄉村的教師，早早結婚，生孩子。到了后來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
這一段故事，當時引發我對「自殺」議題的哲學與心理思考。到底超出珍妮所能承受的是什么？為什么珍妮承受不了，其他人卻能承受？承受不了的處理方法，為何是自殺？
并且如珍妮一樣，中國歷史還有其他以墜落的方式結束生命的例子：
屈原，投汨羅江自盡。
王國維，自盡于頤和園昆明湖。
張國榮，從飯店窗戶跳下……
§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撇開如張國榮等飽受生理機制失衡影響的重度憂郁癥患者，我們該如何回應這些自殺的生靈，回應珍妮帶給何偉的生命議題？
我想起一項十分古典的理論，就是「認知失調」。早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以及先秦時期，孔孟談論一個人在想要做壞事，或者已經做壞事之后的良心不安，都是一種認知失調的表現。
近代對認知失調著墨最深的，是美國心理學家范士庭（L. Festinger）的解釋，他認為每個人都有保持心理平衡的傾向，一般情況下，一個人的內在認知與外在行為和諧一致。失調大體現形為兩種情況[3]：
1.當內在認知與外在行為不一致，使個體覺得緊張，因此產生欲行恢復平衡的內在動機。
好比對某些學生而言，逃課是「不對的」，但他還是逃課了。或者某些想要戒除自慰的來談者，他們通過自慰獲得快感，又同時苦惱于自慰之后的罪惡感。
2.對同一事物有兩種以上的認知，而這些認知之間彼此有矛盾，致使個體認知上產生沖突而引發心理失衡現象。
就像我們經常在電影中看到的畫面，在一個人思考時，肩膀兩邊出現天使與惡魔，提供他向善或向惡的建議，兩個建議都在某個程度能為自己帶來好處，并有其道理，使人無法做出抉擇，引發內心的壓力。
用古典哲學來解釋，這兩種情況便是兩種真理：
1.存在的真理
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名實相符」，譬如當我們在談論一個東西，這個東西的實質確實符合我們對它的認識。反例就好比指鹿為馬的故事，當我們非要接受一匹鹿是馬，就會造成我們的認知和行為（承認）之間的沖突。
2.邏輯的真理
好比今天地濕了，可能是天上下雨造成的，或者有人潑水造成的，無論是什么原因，至少在邏輯上有一個合理的推理。
但有些事情的推理并不符合我們簡單的思維邏輯，好比當一位女孩感覺有個男生對她很好，她認為這個男生在追求她，結果當她試著要跟男生談戀愛，男生卻表示自己只是把她當親妹妹，這時女生可能就會遭受一個認知上的沖擊。
§成長：內外整合的歷程
除去道德的外衣，每個人在成長中都會建構一套屬于自己的價值體系，這個體系就是認知系統，指引我們的行為。
但這個世界并不受我們的認知系統控制，我們的自我認知，很多時候都是一套主觀解釋，他只能跟隨現象，無法左右現象。就像我們可以分析高考選系的各種要素，但不意味著那些考慮肯定能滿足我們對未來生活的想象。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成長是學習去自我中心的歷程。當我們還是嬰兒的時候，我們哭鬧就能得到父母的關愛，滿足我們的需求。
但當我們漸漸長大，我們會明白自己的有限性，這會對我們的認知帶來沖擊。健康的心理發展，會使一個人不因為感受到自身的不完美，產生過份自卑，以及依舊想操控一切的妄想。
一旦操控不了，就會產生失落感。自殺象征完整的，可預期的結局，就像把生命的圓種種無法預期的縫隙都給補上。
心理學家曾奇峰認為「自殺是極端自戀的表現」，這和范士庭的認知失調論不謀而合。
范士庭舉了一個例子，他研究那些老煙槍，發現他們盡管接收到各種科學證據，證實抽煙對身體極其有害，但他們還是會自行找出一套「合理化」的解釋，通過這套解釋「合理化」自己的行為。這種形同自我欺騙的方式，能讓內部認知和外在行為重歸一致，消除認知失調。
當這種使自己的認知合理化的想法，和妄想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結合，而這種結合用來強化自殺的念頭，再加上一點沖動的情緒，就很可能促成一個人實行自殺。
§不合理的合理化：屈原與漁父
以前面談到的屈原為例，《楚辭．漁父》中有段故事，屈原在投江前和漁翁對話，屈原悲嘆，我今天被楚懷王放逐，都是因為這個世道大家都墮落了，就我一個人潔身自愛。[4]
漁翁聽了，便點出屈原思想中的片面偏執，表示圣人之所以能夠解決不同時代的不同問題，往往就在于他們懂得變通，反問屈原今天被放逐，不就是因為自以為清高，不肯順應世理的結果嗎？[5]
屈原反駁，表達了自己寧愿跳江自殺，也不要讓這污濁的世道玷污了自己的清白。[6]
漁翁笑答，清澈的水可以用來洗帽帶，混濁的水還是可以拿來洗洗腳。說完就劃船離開，不再理會屈原。[7]
某個層面來說，屈原將自己自殺的動機和目的「合理化」。有時，強迫自己將某些事情合理化，這本身就會帶給自己更大的壓力，把自己的情緒逼到極限。
我想起有次來了一位中年來談者，他自責不夠孝順，他逼著自己承認虐待自己的父親是好父親，但實際上他的父親一直都沒有盡到父親的義務，于是他給自己父親的暴力行為加上了許多「不得已」的解釋，幻想出那些父親對自己的暴力其實背后都有一個愛的原因。但每當父親繼續對他施加暴力，來談者就會飽受一次內心煎熬。他希望我幫助他重新找回對父親的愛跟尊敬，即使他得面對父親種種傷害行為。
§僵化的邏輯推論：王國維論欲望
我們的認知系統并不總是能禁得起自我檢視，因為每一次認知上的打擊，都像是在告訴我們，非但我們不完美，世界（他人、環境）也不完美，而在這個不完美的集合體中，我們過去引以為生活目標的種種希望，可能都是一場空。
假如屈原是罔顧了人生的現實，只愿意承認一個道德理想的烏托邦。那么王國維的死，則是在承認現實的痛苦中，加強了對現實痛苦的困境所導致的悲劇。
王國維在其所著之《心理學》中，將欲望的狀態分為四種：
第一、恐現在之快樂之滅亡，欲求其永存而用力者；
第二、別無所希望，但求免現在之苦痛者；
第三、不問現在之狀態，唯求于將來得快樂者；
第四、欲必將來之苦痛是也。[8]
王國維以為，人生之初人心只有感情現象，有了理性就開始思考、擔憂當下與未來，引發快樂與不快樂的念頭。但能夠滿足欲望又需要理性，理性若能找到滿足之法便快樂，找不到則最終將導致主體的滅亡。[9]
毋寧說，王國維的邏輯推演是縝密的，但他推演出來的卻是一套通往空無的存在觀點。江緒林和王國維看見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空無和困頓，看見一個人的渺小與卑微，這都是生命的真相，但當我們過份著眼于這部份，卻會同時失落生命另一面的光明。
當我們只看見黑暗，我們很容易感到無助，選擇在黑暗中墜落。
§避免自殺悲劇的一般性原則
試想今天你是汨羅江邊的漁父、昆明湖畔的游人或與珍妮巧遇的咨詢師，或者我們就是平時關切他們的朋友，我們該如何避免悲劇發生？
總的來說，正如「臺灣自殺防治中心」指出，自殺發生的心理狀態大體有三者：矛盾（認知）、沖動（情緒）、僵化（將自殺行為合理化）[10]，三者中有兩者其實都是認知失調的結果。
按中心專家的建議，只是一味否決他們想要自殺的念頭，或是告訴他們還有更悲慘的故事，對他們并沒有太大的幫助。
我們得意識到，自殺者在自殺之前，是「求助者」，但求助者不等于「弱者」。我們能給予最主要的支持，就是「不帶批判性的聆聽」，專注對方的感受，尊重他們的價值觀與意見。
強力的指責，或是缺乏同理心的批判，只會讓來談者在對外的認知上筑起更高的墻，反而強化了他自身原本失調的認知誤區。
接著我們可以進行對來談者自殺可能性的評估，譬如了解他的自殺計劃，如果談到自殺工具，（可能的話）試著移除該工具。
若當下情況危急，留下來陪伴他，用時間換取空間，尤其當自殺者的自殺沖動得到舒緩，自殺的行為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不會復發。待對方自殺念頭暫時解除、情緒和緩之際，建議趁此期間尋找能夠提供支持的資源，譬如帶他去看咨詢師或相關機構求助。
§健康的合理化：走出自我方能內外和諧一致
這里我們再看另一個故事，曾國藩也曾如屈原一般，感嘆人皆為一己之私而活，趙烈文告訴他：「集眾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
確實人性中都有對錢財、權力等私欲，但要成就一個良序社會，必須建立在普遍人性的理解上，點醒了曾國藩。
回到認知失調的理論上，我們是否能從認知失調的理論本身，避免自殺悲劇？
實則認知失調的理論有其積極面，人生中的許多課題，都會引發我們的認知失調，好比小時候長輩教導我們要誠實，可是長大后卻發現誠實不見得對自己有利。
然而，這也是生命的契機，使我們有機會在失去內心與環境的和諧一致時，重新整合自我與環境、他人之間的定位。
故重點就在于成長過程中，建立一般到道理的價值觀之外，亦不失通達、接納與開放的情商培養。使合理化趨于真正的合理，在不斷接納新知的人生進程中，隨著時代一起成長，保持個人內在認知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互動對話。
最終，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悲劇，每出悲劇下都有一套個人處事的價值觀。我想起印度禪師奧修（Osho），他以為這些悲劇其實都來自于頭腦的幻象，這個幻象或許就是一種認知失調的表現。當我們為自己的幻象做了太多的投資，我們就舍不得從幻象中走出來，因為我們的生活已經融在幻象里面。
奧修說：「唯一可能的成熟就是透過生活。」
故自殺并不是我們成長的答案，自殺是對成長的徹底逃避，死亡斷絕了所有成熟的可能。
那么咨詢師，或者家長、老師能在成長上能做什么？其實就是給予的其實就是一個健康的認知環境。舉例來說，對于「該不該告訴孩子圣誕老人是真的，還是假的」的問題上，你會怎么做？當孩子問他從哪里來，你會說「他是從石頭里頭蹦出來？」，還是給他趁機科普性知識？
這沒有一個標準答案，隨著每個孩子不同的成長歷程，給予適切的教育，以確保一個人人格發展不同階段的完善。
所謂「完善」不是建立在成人自己不好意思，或者過分天真的基礎上，好操控孩子成長的速度。所以塑造環境的目的，是讓孩子在自我探索的過程中，逐漸掌握自主學習的方法，成人的存在僅僅是輔助。
學習面對現實，但又不把現實看得偏頗而極端；學習接納關系的快速變動，人世的物換星移。就像我們在孩子學步的過程中可以在地板上裝設軟墊，避免他們跌倒受傷，但不等于我們要為孩子建造一座無菌室。
直到有天，我們幻想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逐漸和諧，這并非需要我們開創一個世界，只有極度自戀的人才會以為自己是神。也不看最后偉大的成就，那只會使我們忽略所有當下的快樂，將人心寄望在未知的另一個幻象之上。
也許生活并不美好，但成長做為一種改變，而改變意味著可能，意味著希望，唯有活著才有辦法促成美好的改變發生。
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我們既是求知的孩子，又是照料自己并與世界對抗的成人，所以我們需要與他人之間建立起互助的關系與社群。
在逐漸和諧的歷程中，感受每一個當下小小的快樂，這不是委屈與卑微，而是回歸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在不完美中臻至個人生命最大的滿足與光輝。
[1]書中對于學生的名字皆用他們在課堂取的英文名字代替，保護學生的隱私，方便敘事。
[2]按最新的研究統計，自殺已是一個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每年全世界大約有100萬人死于自殺，1,000-2,000萬人嘗試自殺，5,000萬-1億2,000萬深受自殺或有一個近親或同事企圖自殺的影響。亞洲占全世界自殺率的60%，那么亞洲每年至少6,000萬人受到自殺或企圖自殺的影響（Beautrais,
2006）。參閱「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統計資料，http://tspc.health.gov.tw/research.html
[3]鄭芬蘭，《教育大辭書》，2000.12，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3442/
[4]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5]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6]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7]「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8]中世紀哲學家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在談人的「不明智」有十種，王國維此處說法便類似其中兩種，憂慮世俗事物（solicitude about temporal matters），以及憂慮未來（solicitude about the future），過度熱切的關心導致憂慮，增加靈魂的負擔。參閱潘小慧：《德行與倫理：多瑪斯的德行倫理學》。臺南市：聞道，2009.04。
[9]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七卷》。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12。頁431-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