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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常感覺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卻又不知道如何成為那真正的自己。究其原因，生存異化致使人們喪失真正的自我，價值虛無又使人們迷惘何為真正的自我。
總體來講，正是生存異化與價值虛無，造成了當代人的生活危機。這種危機使大眾迷失了本質的人性，而沉淪于庸常的人性之中。
具體而言，生存異化造就出群眾人、機械人、娛樂人；價值虛無導致了虛無人、漂泊人、妥協人。
對于這場降臨到現代人頭上的普遍危機，雅斯貝爾斯在《時代的精神狀況》一書中進行了全面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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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交通和通訊領域發生了飛越，社會性大生產與公共管理越來越高效，使得現代人空前地陷入組織化、協作化、紀律化的控制網。這種控制網表現為高度精致化的群眾秩序。其結果是造成個體成員的軟弱和群眾整體的強勢。
因為群眾整體作為勞動力、消費者和選民的至關重要，社會的引領者們不得不努力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和品性趣味。如此，自然要形成消費社會、大眾文化、平民政治的現代世界圖景。
它的實質是一種抽象的群眾統治。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為群眾中的一員，不得不在群眾秩序的束縛中壓抑自己的個性，戴上群眾人的假面。
今天，人類的生活仿佛已變成一個龐大的企業，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工人和雇員。在專業化大分工中，人們被異化為一種機械性的功能單位，變成了機械人。
機械人很難從工作本身中獲得快樂，因為他的工作只是流程中不斷重復的某個環節，缺少整體性的獨立意義。甚至家庭也成了機械性地履行功能的場所，而無法給人幸福的慰藉。
對機械勞作的厭倦和對生活失敗的恐懼，乃是跟隨著現代人的可怕陰影。為了使群眾的負面情緒得到宣泄，各種娛樂活動爭相占據群眾的閑暇時間并使他們獲得平靜。于是，群眾在淪為娛樂人的同時，遺忘了對生活意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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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貝爾斯說：“群眾秩序形成了一種普遍的生活機器，這機器對于真正的人的生活世界是一種毀滅性的威脅。”
然而，總會有人不甘心將真正的自我埋葬在這種秩序之中，他們拒絕被完全同化為一種功能。
鑒于單槍匹馬的反叛不可能扭轉大局，許多人希望從國家制度或時代精神的全局著手變革社會。為此，必須首先揭示國家制度和時代精神的癥結。
在當今時代，政治必須以滿足大眾的物質生活需求為核心；教育基本成為社會化大生產的技能準備；藝術淪落成單純的娛樂；科學片面關心技術的實用價值；哲學則變成了教條、偏激或虛假的認識。
為什么政治的正義、教育的崇高、藝術的超越、科學的求知、哲學的澄明不再成為我們時代的主流追求了呢？
這是因為，現代人早已對這些理想喪失了信心。隨著作為絕對權威的上帝、天道等神圣事物的衰亡，現代人的觀念中再也沒有無條件的超越者。倘若沒有一個超越者的維度，一切都將僅僅成為世俗生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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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藝術、科學、哲學僅僅成為維護群眾生活機器的手段，不再能夠承載真善美的超越性價值。現代人普遍喪失了堅定的信念，宗教、國家、組織、家庭、他者、文化皆無法在他們的內心樹立權威。
人們依靠法律、服從權力、恪守常規、學習文化往往只是出于物質利益的考慮，而非源于任何真正的信心。喪失信念的現代人注定成為內心空洞的虛無人。
在價值虛無的時代精神狀況下，人和人之間很難建立深刻真誠的情感關系。人們的交流通常是事務性的、表面化的、閑聊式的、無關痛癢的，是作為群眾人之間的虛情假意，而不是敞開真正自我的傾心之談。
缺乏信仰，缺乏真愛，缺乏知音，缺乏靈魂之所系，現代人成為精神上孤獨無依、漂泊無根、無家可歸的漂泊人。
仿佛正漂流在黑暗的海上，現代人在生活中失去了方向，只好隨波逐流。這樣的人沒有真正的原則，不會發自內心地作出決定，而是隨時準備向生活秩序妥協。妥協人只會在利益上討價還價，決不會為崇高的理想而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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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價值虛無是生存異化的精神源頭。如果不首先克服精神上的虛無、漂泊和妥協性，現代人就無法擺脫群眾人、機械人、娛樂人的現實命運。
那么，可有一條克服價值虛無的出路？雅斯貝爾斯認為應該重新去探尋召喚著信仰的超越者維度。
值得注意的是，雅斯貝爾斯并非倡導現代人回歸日益虛弱的宗教信仰，而是呼吁一種玄奧的“哲學信仰”。“哲學信仰”所關聯的不再是某一宗教的人格神，而是一種難以言說的超越者，雅斯貝爾斯強命其名曰“大全”。
通過對現時代精神狀況的掃描與透視，雅斯貝爾斯認為現代生活秩序已成為戕害人的獨立個性，扼殺人的自由發展，阻礙人的豐富圓滿的隱形枷鎖。
但是，雅斯貝爾斯并不簡單地否定科技文明，而是認為唯有重新喚醒對超越者的信仰，人類才可能在利用技術的同時避免被其異化，更大限度地去擁抱個性、自由和圓滿。
“這條道路的意義在于超越者。單純的生活本身是一個謬誤。”雅斯貝爾斯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