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壬辰、丁酉之役的起因及影響
摘要：公元1592年至1598年間，統一日本、時任太閣的日本領主豐臣秀吉兩次發動侵朝戰爭（日稱文祿、慶長之役，朝稱壬辰倭亂、丁酉再亂，明稱萬歷抗倭援朝戰爭）。此役涉及日本、朝鮮、大明三國，其起因和戰局走向受多方因素決定，牽動東亞局勢，對中、日、朝三國的國內外關系造成了深遠影響，是一場改變國際秩序的區域性國際戰爭。本文主要探討了豐臣秀吉發動戰爭的原因和戰爭給中、日、朝三國帶來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壬辰戰爭 豐臣秀吉 中朝聯軍 國內影響 國際關系
壬辰戰爭是公元1592年（壬辰年，日文祿元年，明萬歷二十年，朝鮮宣祖二十五年）由豐臣秀吉發動，名為出兵朝鮮，實則目標直指中國的戰役。1595年中朝與日議和，第一階段戰爭結束。但1597年，日本14萬大軍再侵朝鮮，史稱“丁酉再亂”（為行文方便，本文以下“壬辰戰爭”泛指1592至1598年間中朝與日本的兩度交戰），萬歷再度派軍參戰援朝，增兵最高至7萬。此役最終以豐臣秀吉離世，日軍戰況不利、無心戀戰而撤軍，中朝聯軍勝利而告終。兩次朝鮮戰爭中的平壤之戰、鳴梁海戰、露梁海戰等均為東亞戰爭史上的經典戰例。
一、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的原因
（一）政治
1.內因
1590年前后，豐臣秀吉經過連年征伐基本完成了日本的統一，并將關白之位讓予外甥豐臣秀次而自任太閣。國內大定，這為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環境。
但另一方面，“秀吉平定群雄，非能收將士采邑，夷為郡縣以治理之；不過使暫從命令耳。此等好勇斗狠之武士，逸居無事，易于叛亂”。也就是說，日本武士不同于職業軍人，和平年代低級武士往往在家務農，戰事起方上陣殺敵。因此，本性好斗并且對分封不滿的武士在國內統一之后的管理便成了一大難題。而更令豐臣秀吉頭疼的是盡管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但國內諸多大名并不服豐臣秀吉的統治甚至蠢蠢欲動，比如秀吉將妹妹下嫁、將母親送為人質方使之臣從的德川家康（后來發生的事也間接證明了這一點）。國內看似平和的政權實則矛盾重重、并不穩固，那么如何轉移國內矛盾、削弱大名勢力、平息武士對分封不均的不滿從而鞏固政權？那便是發動對外戰爭（20世紀日本侵犯東亞諸國也有類似的考量）。
以上均為國內客觀政治環境造就，但顯然這其中更有豐臣秀吉個人的政治野心、性格特質與征服欲，以及國內大名、商人的欲望。早在豐臣秀吉還是“猴子”、羽柴秀吉的時候就有了以小搏大的野心，立志統一日本，時人嗤笑之，但不料他真的做到了一統天下，這時再沒有人懷疑、譏笑秀吉開疆拓土、建立東亞霸權的志向了。經過對中國、印度等國的描繪和對大名武士的煽動，舉國開始向往“富足”的東亞諸國，矛頭直指中國。立下假道朝鮮、征服中國、再征印度的宏圖后，豐臣秀吉把日本交給德川家康治理，并揚言自己戰爭勝利后將到寧波養老。由此，20萬大軍出征朝鮮，一個為亞洲帝國夢而發動的戰爭上演了。
2. 外因
彼時的朝鮮王朝正深陷激烈黨爭的泥沼，多年黨爭激化了國內矛盾，政治黑暗、經濟殘破不堪、軍隊戰斗力低下、國防松垮。而大明王朝亦是走向統治的末路，政局動蕩、國力衰弱、軍事廢弛、內憂外患，更兼北邊女真人虎視眈眈，無力加強東線的軍防建設。這一切都給了日本可乘之機和征伐的底氣。
朝鮮宣祖王視大明為父母之邦，拒絕了豐臣秀吉的假道請求。在豐臣秀吉給朝鮮遞交國書之后，朝鮮馬上將日本假道朝鮮進攻中國的企圖告知大明，可惜明廷并未引起重視，僅以從前倭患視之，即“ (關白平秀吉) 明年三月間要來侵犯, 必許和方解”, 并未采取針對性的防范措施。于是，在了解朝鮮與明朝國內的實際情況之后,豐臣秀吉果斷決定率兵進犯朝鮮。
（二）經濟
日本狹小的國土及國內貧乏的資源顯然不能滿足領主、武士、商人們的欲望，故而希望通過征服中國、開展海外貿易來追求巨大的經濟利益，“對于龐大、富庶但又禁閉的中國市場, 豪商們早已垂涎已久”。而室町幕府時期足利義滿與明廷建立的勘合貿易則因倭患等原因在嘉靖年間中斷，故而日本通過海路貿易獲取明朝物資已無可能，只能從朝鮮入手打通陸路獲取明朝物資。這便是豐臣秀吉侵朝的經濟目的。
而日本統一后經過豐臣秀吉的治理經營（完善經濟制度、繳納農民稅收、開采銀山礦山、開展貿易），國庫充盈，為征伐中、朝提供了經濟支持。
（三）軍事
1. 武器
1543年葡萄牙人的船只遭遇風浪漂落種子島，將鐵炮（火繩槍）傳入日本，這成為三國武器實力對比的轉折點。在此之前，明朝武器仍然領先東亞，而朝鮮作為明朝附屬國也獲得了明朝的鐵炮和技術。明嘉靖年間東南沿海抵御倭寇期間，明軍也大力發展了鳥銃、三眼銃、佛朗機炮等熱兵器。而此后，相對和平的環境使得明軍熱兵器發展陷入停滯。朝鮮依憑明朝庇護熱兵器發展更為遲鈍。相反日本則迅速將火繩槍實現本土化，并廣泛應用于國內戰爭，極大地幫助了信長和秀吉的統一大業。軍備實力的突飛猛進使得日本有了進擊中朝的底氣，而朝鮮兩京、八道不到五月相繼淪陷也多仗日軍的強悍軍備實力。
當然另一方面，日本的航海水平相對低下，沒有直接經由海洋西渡中國的勇氣，這也使得日本必須先出兵距離相近的朝鮮作為跳板。
2. 軍隊素質
日本在經歷了戰國時代的洗禮之后，留下了大批能征善戰的良將和武士，軍隊素質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而與此相反的是承平已久的明朝和朝鮮軍隊素質大幅下降。明軍在屯田制受到破壞之后國庫的軍隊開支日益增大，成為一筆沉重負擔，再加上軍隊腐敗、克扣軍餉，逃兵現象非常嚴重。即便嘉靖年間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等整頓海防擊退倭寇，也沒有給這個文官體制的王朝的國防帶來決定性的轉變。
而同樣重文輕武的朝鮮在中期陷入激烈黨爭之后更是出現文人治軍、軍隊腐敗、國防廢弛的境況。而拯救朝鮮的民族英雄李舜臣甚至在開戰之后還因黨爭（一說日本施反間計）被捕入獄。朝鮮名將柳成龍亦痛呼：“三巡察使皆文人，不閑兵務，軍數雖多，而號令不一，不據險設備，真古人所謂軍行如春游，安得不敗者也。”
（四）文化
1.歷史恩怨
文永、弘安之役，忽必烈兩次征伐日本，而朝鮮也參與了侵略日本的戰爭，并為忽必烈軍提供船只等，這使得日本人對中、朝有著民族仇恨。
2.民族性格與侵略傳統
縱觀日本歷史，大和民族侵略鄰國之舉似已成為傳統，尤其是朝鮮和中國。早在朝鮮三國時期，日本列島九州倭人部落即不斷侵襲新羅邊界:“祗摩王十年( 121) 夏四月，倭人犯邊”。高麗時期，倭寇猖獗，頻擾朝鮮沿海。李氏朝鮮時期，自16世紀以來，日本更是不斷侵擾朝鮮，史載: “對馬島倭人等，多數出來，陷沒濟浦后，近處各浦，一時攻擊，熊川鎮，則時方圍立，城底民家，皆被兵火”。從日本長期的侵擾朝鮮行徑來看，豐臣秀吉侵朝未嘗沒有延續歷代霸權思想和侵略政策的因素。
3.宗教問題
在安土桃山時期，以大阪堺市為中心，日本與西方的貿易迅速發展，人們的視野開始走向世界，價值觀受西方文明影響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542年，葡船漂至大隅之種子島后，除了“種子島槍”這樣的物質文明，日本也迎來了精神文明——天主教。
然而，不同于織田信長對基督教的寬容，“秀吉又懼天主教之勢日張，嘗毀其禮堂，驅逐其傳教徒。然西海將士之信教者甚多，軍隊強悍，善用槍銃，留在國內，非豐臣氏之利，故遣之遠征，可借以殺教勢。”因此，秀吉未嘗不有借刀殺人、以戰抑教之動機。值得一提的是，日軍主將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嫌隙甚深，這與二者分別是天主教徒和佛教徒不無關聯。
二、給三國國內帶來的影響
（一）日本
文祿、慶長之役因秀吉而起，卻也將秀吉乃至整個日本拖入戰爭的泥沼，甚至于秀吉含恨而終與戰局失利被迫撤軍也糾纏在一起。“秀吉悉國內之師，竭府庫之力，不能越朝鮮一步，進攻中國；又不能得尺寸土地；其所得者，韓人之疾首痛心深恨日人而已。”作為豐臣秀吉后期的最重要行動，此役也成為豐臣氏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深刻影響了日本歷史今后的走向。
思想文化上，此役的徒勞使得日本的霸權思想暫時破滅，避免了霸權思想的過度膨脹，其侵略擴張意圖亦暫時得到遏制。此外給日本文化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將士攜書籍良工歸者甚眾，書籍開日后江戶文學之漸，良工筑日本工藝之基；但其代價，亦云奢矣”。
經濟上，“兵興后，絕開市”，日本與中朝貿易徹底破裂，經濟、貿易上蒙受巨大損失。
軍事上，1598年慘烈的露梁海戰中，中朝聯軍與日本艦隊均傷亡慘重，最終以日本艦隊負于大明艦隊和李舜臣的龜甲船而告終。而如同歷史上諸多決定制海權的海戰一樣，此戰使得日本最終喪失了東亞制海權。
政治上，為國內政權的更替埋下了伏因。秀吉損失巨大而無所獲、郁郁而終，豐臣氏自此一落千丈，近江、尾張兩派（又稱文史派、武功派）陷入爭斗，這終于給韜光養晦、潛心蟄伏多年的“五大老”之首德川家康帶來了機會，最終導致了豐臣政權的覆滅，也牽引著日本歷史走進江戶時代。
（二）中國
對明朝而言，萬歷抗倭援朝間接守護了大明的領土利益。唇亡齒寒，倘若日本順利征服朝鮮，明軍就將直面日軍的攻擊，故而援朝亦是衛明之舉，保障了明王朝甚至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但另一方面，戰爭畢竟是耗費國力、勞民傷財的買賣，抗倭援朝無疑也給明王朝帶來了致命的不利后果和危機。
為了抗倭援朝，萬歷朝傾盡國力。“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失，甚至于“以這場戰爭為分水嶺……揭開了明朝走向滅亡的帷幕”。而為了解決“萬歷三大征”帶來的財政危機，明政府只得對百姓增收賦稅，并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收稅愈多則階級矛盾愈深，卻又無可奈何，如此態勢一直延續到李闖進京崇禎吊死煤山。再者，明王廷被朝鮮戰爭拖住七年，無力顧及北部邊防，坐視女真迅速崛起、割據政權，且犧牲了大量關寧鐵騎精銳，種下了亡國禍根。明亡后，朝鮮肅宗大王亦為此內疚不已：“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東征。”
“設使不援朝鮮，坐視其被并吞，中國之損失，或不止此。”東征傷明，卻又實屬迫不得已。
（三）朝鮮
毫無疑問，中朝聯軍擊退日本軍隊取得衛國戰爭勝利的戰爭結果捍衛了朝鮮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維護了國家利益和本國尊嚴。
然而在這勝利的背后卻也帶來了極大的不良后果和隱患。“秀吉之用兵，受禍最深者，厥惟朝鮮。”
第一，在壬辰戰爭期間，黨爭加劇。黨爭、士禍是朝鮮長期存在的政治問題，在國難當頭之際，內部圍繞主戰還是主和、選派抗倭將領等問題互相傾軋，各派系斗爭愈斗愈狠，甚至于后來成為民族英雄的李舜臣在壬辰、丁酉戰爭期間還被捕入獄。而戰后朝鮮也沒有因這場戰爭的勝利而團結，反倒黨爭愈演愈烈，“作為統治階層的兩班階層，仍熱衷于攀比門閥和爭當貴族，陷入了漫長的黨爭漩渦中”。這種情況大大威脅了朝鮮的封建統治。
第二，朝鮮經濟和國力受到了嚴重的摧殘，耕地僅為戰前面積的三分之一，“鳳山以西，則猶有民居; 自鳳山至京城，一帶直路，蕩無人煙，往來公差及商賈行旅，亦無過宿之地......經亂之后，八道物力，一樣殘破，而畿甸尤甚......（全國各地）田野未盡辟，污萊棒莽，滿目蕭然，畎畝阡陌，無跡可據”，可謂山河破碎。七年的戰爭消耗了大量的人口，削弱了經濟，拖垮了朝鮮的國力。
第三，給朝鮮北部的邊防造成了隱患。朝鮮備邊司言：“我國自倭寇之后，邊備蕩然，黠酋之所審知也。”專注于南部海防導致了北部邊防的空虛，無暇顧及女真部落的迅猛壯大，為后來后金征服朝鮮埋下了伏筆。
三、對三國之間的國際關系造成的影響
（一）日朝關系
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后，朝日原有關系被打破，不論官方還是民間都中斷了交往。而壬辰、丁酉之役“受禍最深者，厥惟朝鮮”。“土地荒蕪，人民流離，屋舍焚圮，死亡枕藉，凡七年之久。受其害者，深恨日人，漸成為歷史上之習慣，牢不可破”。
豐臣秀吉死后，1599年（朝鮮宣祖三十二年）雙方就試圖開始和談。1601年（朝鮮宣祖三十四年），彼時主政的德川家康授意對馬島主宗義智“修書遣使”，“悉遷降人還朝鮮, 遺書乞和”。朝鮮一方面對日本耿耿于懷、“畏倭滋甚”，認為德川家康“外托稱和，內懷兇計”；另一方面“欲與倭通款,又懼開罪中國”，只得征求“父母之邦”明朝的意見。朝鮮既未得到明廷對日本求款的明確態度,又對日本深懷畏懼戒備之心,所以對日本的求款要求不予理會，第一次復交談判以失敗告終。
此后，1606年德川家康再次遣使入朝，兩國關系漸漸改善；1609年（朝鮮光海君元年）德川秀忠與朝鮮重建外交關系，簽訂《己酉條約》，兩國邦交與貿易恢復。但《己酉條約》對雙方貿易有著嚴格的規定，朝鮮與日本官方并不親近且心存戒備、嚴加防范，戰爭的陰影依然籠罩在兩國之間。
（二）中日關系
壬辰戰前，足利義滿苦心經營下與明成祖朱棣達成的勘合貿易已經破裂多時，而壬辰一戰更將兩國關系繼續惡化，就連民間貿易也盡中斷。豐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加藤清正均通過釋放俘虜回國等舉動向明廷示好，但明廷對日本已甚是厭惡，認為“島夷送回被虜至耳,今且解南賊四名,跡似恭順矣。但夷性最狡,往往以與為取,則今日之通款,安知非曩日之狡謀,妥當加意提備,以防叵測”。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德川家康又通過琉球致函福建巡撫,提出允許日本船前往中國港口貿易、歡迎明朝商船赴日貿易、交換使節等要求。明廷仍視之為日本的陰謀,對其不予理睬。由此，兩國關系日趨冷淡。
而明亡后，清廷在朝鮮與日本的共同抵制下始終未能與日本建立宗藩關系，由此中日間冷淡的政治關系一直持續到近代。
（三）中朝關系
中朝聯軍并肩作戰擊退日本無疑更加深化了兩國間的冊封朝貢關系。1599年(萬歷二十七年)七月,朝鮮建宣武祠于漢城南,崇享邢玠、楊鎬等,宣祖大王手書“再造藩邦”匾額感激大明“再造之恩”，謂“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開辟以來,未聞于載籍”。
這種關系甚至一直延續到明亡清興。1619年(萬歷四十七年),明朝派楊鎬十萬大軍分四路圍剿努爾哈赤,并要求朝鮮出兵夾擊后金。當時朝鮮盡管戰爭創傷未愈,國力十分虛弱,但仍然毫不猶豫地“遣其將姜弘立率師助明”。此戰（史稱“薩爾滸之戰”）明、朝聯軍大敗，至此朝鮮光海君采取“不怒金，不怒明”靈活的外交政策。而“仁祖反正”之后，新國王李倧一改首鼠兩端的政策，堅決聯明抗金，謂“我國服事天朝二百余載，義即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惠，萬世不可忘也”。盡管“丁卯胡亂”、“丙子胡亂”后，朝鮮最終面臨亡國的威脅，被迫與皇太極議和，但此后歷代朝鮮國王依然奉大明為正朔，依然沿用崇禎年號直到民國，對清廷或陽奉陰違或公然違抗，甚至堅持“反清復明”（例如孝宗的“北伐”計劃，又如康熙年間吳三桂起兵時試圖配合）。
1704年（即明朝滅亡60周年之際），朝鮮肅宗李焞為了報答“神宗皇帝于我國，有萬世不忘之功......當壬辰板蕩之日，茍非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則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的“再造之恩”，下旨修建大報壇，以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英祖時祭祀對象增加了明太祖和崇禎帝），供奉大明遺物。
由此可見，壬辰、丁酉之役使得朝鮮感恩大明“再造之恩”，反之也因此與后金（清）或勢同水火或陽奉陰違，持續著尷尬的關系。深層言之，此役加深了朝鮮對中華文明的認同。
綜上，壬辰、丁酉之役因豐臣秀吉而起，為日本國內外多方因素所左右。這場戰爭將中、日、朝三國都拖入了七年戰爭的泥沼，并在戰后給三國及東亞國際秩序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極大程度上決定了東亞歷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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