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師
第四章主要講了孔子與《六經》關系；孔子為什么被稱為教育家；孔子的思想理論，包括正名、仁義、忠恕和知命；孔子的精神修養發展過程；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劉歆說儒家“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關于孔子與《六經》的關系，傳統學術界認為《六經》是孔子的著作或者注者或者是修訂者或者是編者，作者認為這些都不是。因為從《論語》中關于孔子的傳說來看，他從來沒有任何打算，要親自為后代著作什么東西，而且私人著作是孔子時代之后才發展起來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所以說孔子是中國第一位私人教師，而不是著作家。在孔子時代以前已經有了《六經》，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數百年中貴族教育的基礎。后來隨著封建制的解體，這些貴族流散在庶民中，靠著教授《六經》這些典籍為生。
孔子不只是普通意義上的“儒”，在《論語》里他被描寫成只是一個教育家。他期望弟子成為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成人”（《論語.憲問》），所以教給他們以經典為基礎的各門知識。作為教師，他覺得他的基本任務，是向弟子們解釋古代文化遺產。所以，孔子說他自己“述而不作”（《論語.述而》），而且，孔子在傳述傳統的制度和觀念時，給予他們的解釋，是由他自己的道德推導出來的。還有在講授經典時，孔子給予它們以新的解釋。這樣一來，孔子就不只是單純地傳述了，因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東西。正是這樣，才使孔子不同于當時尋常的儒，使他成為新學派的創建人。這個學派的人都是學者同時又是《六經》的專家，所以這個學派被稱為“儒家”。
孔子的理論思想有：正名、仁義、忠恕和知命
孔子認為，為了有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實行正名。在社會關系中，每個名都含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君、臣、父、子都是這樣的社會關系的名，負有這些名的人都必須相應地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
關于德性，孔子強調仁和義，特別是仁。社會中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必須為做而做，因為做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這是“義”，義與利是直接對立的。人在社會中所做的這些義務的具體本質則是“愛人”，就是“仁”。有個學生問什么是“仁”，孔子說：“愛人”（《論語.顏淵》），真正愛人的人，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
在孔子看來，如何實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稱之為“忠”，即“盡己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稱之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叫做忠恕之道。行忠恕就是行仁，是人的道德生活的開端和終結。
從義的觀念，孔子推導出“無所為而為”的觀念。這個和道家的“無為”學說是有區別的。依儒家看來，一個人不可能無為，因為每個人都有些他應該做的事。然而他做這些事都是“無所為”，因為做這些事的價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內，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結果之內。盡力做到自己義務做的事，不計較成敗，這樣就不會患得患失了。
孔子說過，“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孔子所體驗的超道德價值，和道家所體驗到的并不完全一樣。道家完全拋棄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觀念，而代之以追求與混沌的整體達到神秘的合一。孔子到了七十就能從心所欲，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努力，這代表著圣人發展的最高階段。
孔子是中國第一位教師，被認為是“至圣先師”。
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個反對者
墨子的傳教目的在于，把傳統的制度和常規，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學說，一齊反對掉。
第五章主要講了墨家的社會背景，墨子對儒家的批評，墨家的思想：兼愛、天志和明鬼，，墨家和儒家在對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態度上是否矛盾，墨子對國家起源的闡述。
墨子及其門徒出身于俠，而俠更多出身于下層階級。在古代，禮樂之類的社會活動完全限于貴族，所以從平民的觀點來看，禮樂之類都是奢侈品，毫無實用價值。墨子和墨家，正是從這個觀點，來批判傳統制度及其辯護者孔子和儒家。這種批判，加上對他們本階級的職業道德的發揮和辯護，就構成了墨家哲學的核心。
墨子認為，“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焉”：（1）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悅”。（二）儒者堅持厚葬，父母死后實行三年之喪，因此把人民的財富和精力都浪費了。（3）儒者強調音樂，造成同樣的后果。（4）儒者相信前定的命運，造成人們的懶惰，把自己委身于命運（《墨子.公孟》）。但是儒家講的“命”，并不是墨子攻擊的那種前定的命。在儒家看來，命是指人們所能控制的范圍以外的東西。
兼愛是墨子哲學的中心概念。墨子出于游俠，兼愛正是游俠職業道德的邏輯的延伸。這種道德，就是在他們的團體內的“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以這種團體的概念為基礎，墨子極力擴大它，方法是宣揚兼愛學說，即天下的每個人都應該同等地、無差別地愛別的一切人。
為了誘導人們實行兼愛（看來作者是反對墨子學說的），所以墨子除了將道理之外，又引進了許多宗教的、政治的制裁。《墨子》有幾篇講“天志”和“明鬼”，說天帝存在，天帝愛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愛。天帝經常監察人的行動，特別是統治者的行動。他以禍懲罰那些違反天意的人，以福獎賞那些順從天意的人。除了天帝，還有許多小一些的鬼神，他們也同天帝一樣，獎賞那些實行兼愛的人，懲罰那些交相“別”的人。
儒家和墨家在對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態度上，都好像是矛盾的。墨家相信鬼神的存在，卻反對喪葬和祭祀的縟禮；儒家強調喪禮和祭禮，可是并不相信鬼神存在。其實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儒家行祭禮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并不是因為相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相信鬼神存在只是一種手段，是為了給他的兼愛學說設立宗教的制裁，而“節用”，“節葬”也是有用的，在墨子的極端功利主義觀點看來，需要這兩種東西是貌不矛盾的，因為兩者都是有用的。
人們若要實行兼愛，除了宗教的制裁，還需要政治的制裁。墨子的國際起源學說里，國君的權威來自于兩個方面：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墨子論證出，國家必須是極權主義的，國君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
第六章 道家第一階段：楊朱
第六章講了道家的起源和早期代表人物——楊朱，楊朱的基本觀念，道家文獻中對楊朱的基本觀念的例證，《老子》《莊子》中的楊朱思想，道家的發展。
道家出身于隱者，但是道家又不是普通的隱者，只圖“避世”而“欲潔其身”，道家還會在隱退后提出思想體系，賦予他們的行為以意義。道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楊朱。
楊朱的兩個基本觀念：“為我”、“輕物重生”，這顯然是反對墨子的，墨子主張的是兼愛。《韓非子》說楊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表現的是“輕物重生”；《孟子》說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表現的是“為我”。這兩者可以說是一個學說的兩個方面。
先秦道家哲學的發展，一共有三個主要階段。屬于楊朱的那些觀念，代表第一階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階段，《莊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階段。說大部分，是因為在《老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階段的思想，在《莊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階段的思想。道家的哲學出發點是全生避害。楊朱的方法是“避”，這是第一階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是企圖揭示宇宙事物的變化規律，這樣就可以遵循這些規律以調整自己的行動，使事物轉向對他有利，這是第二階段。但是事物的變化中總是有些沒有預料到的因素。從一個更高的觀點看生死、看物我，就能夠超越現實的世界，這也是“避”的一種形式，這是第三階段。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義派：孟子
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義，第七章主要講了孟子人性善的觀點，儒墨的根本分歧，孟子的政治哲學，孟子的神秘主義。
孟子認為人性內有種種善的成分，人應當發展這種成分，人才能真正成為“人”。
儒家主張愛有差，墨家主張愛無差。這是一個分歧。還有另外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分歧，就是，儒家認為，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地發展出來的；而墨家認為，兼愛是從外部人為地附加于人的。
儒家的國家起源論與墨家不同，儒家認為國家和社會起源于人倫。照墨家說，國家的存在是因為它有用的；照儒家說，國家的存在是因為它應當存在。孟子把孔子的思想推廣到治國的政治方面。
孟子在描述自己的精神修養的發展過程中，獨創了“浩然之氣”。養“浩然之氣”的方法，有“知道”和“集義”。
第八章 名家
第八章主要講了名家中出名的辯者（鄧析，惠施和公孫龍），惠施的相對論，公孫龍的共相論，惠施學說和公孫龍學說的意義。
鄧析是最早的訟師之一，他只注重“名”而不注重“實”。真正創建名家的人是比鄧析晚一些的惠施、公孫龍。他們代表了名家中的兩種趨勢，一種是強調實的相對性，另一種是強調名的絕對性。惠施強調實際事物是可變的、相對的這個事實，公孫龍則強調名是不變的、絕對的這個事實。
惠施認為萬物是相對的，不斷變化的。萬物之間沒有絕對的不同，絕對的界線，每個事物總是正在變成別的事物。萬物一體，因而應當泛愛萬物，不加區別。
公孫龍以“離堅白之辯”聞名于世，堅和白這兩種共性，完全獨立于堅白石以及一切堅白物的存在的，強調“名”的絕對、不變的。
名家的哲學家通過分析名，分析名與實的關系或區別，發現了中國哲學中稱為“超乎形象”的世界。道家繼承了名家對于超乎形象的世界的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