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陵散客——嵇康

題文詩：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喜彼釣叟，得魚忘筌。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

至人遠鑒，歸之自然。

琴詩自樂，遠游可珍，

含道獨往，棄志遺身。

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形恃神立，神須形存。

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守之以一，養之以和。

綏以五弦，無為自得。

越名任心，是非無措。

漢朝末年腐敗的政爭和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魏蜀吳三家爭霸天下和曹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殘酷的權力斗爭，使封建社會的秩序陷入混亂的、非常的狀態，大有天崩地裂、綱斷紀弛之勢；與此同時，獨尊一朝、統治和維系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漢儒經術之學也隨之而衰落。一個思想解放的時期到來了：以老莊思想為基礎的玄學思潮奮然崛起，與儒學名教分庭抗禮。雖然魏晉統治階級仍然借儒學來進行思想統治，但是，在中、下層知識分子當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其核心思想是對個人自由、個體人格、個人的生命與價值的重視和提倡。一時涌現出許多特立獨行、不受名教羈絡的風流名士，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莫過于“竹林七賢”(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劉伶、向秀、王戎)，而在“竹林七賢”中，個性最強烈、才華最杰出、遭遇最慘烈的，莫過于嵇康，因此，他也給后人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和最為沉痛的感嘆。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字叔夜，因做過曹魏政權的中散大夫，也稱嵇中散。公元224年，嵇康出生于譙郡钅至縣(今安徽宿縣)一個儒學世家。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由母親和兄長撫養長大，所以他的一生對母兄有極深的感情，曾在母親和長兄死后寫過一首催人淚下的《思親詩》：

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睹遺物兮心崩摧。

嵇康自幼修習儒學，然而當時的儒學不僅不能解救時弊、救民水火，而且成了統治者相互傾軋和懲治異己的工具。天資聰穎而性格剛直峻急的嵇康，目睹這種種荒謬而殘酷的現實，自然逐漸失去對儒學的信仰，而把目光轉向猛烈批判過儒學的老莊道學。當時，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一批正始名士已掀起了復興道學、崇尚玄談的風氣，青年嵇康在這種風氣中成長，并逐漸形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他與好友阮籍、向秀、山濤、呂安等人經常飲酒清談、追蹤于虛實有無之際，或結伴出游、徜徉于山水林泉之間。由于他娶了魏沛穆王曹林的孫女長樂亭主為妻，成了曹魏宗室的女婿，所以被人們視為曹魏集團的成員。但實際上，當時曹林一系并未進入權力中心，嵇康只補了個郎中的小官，后來遷任的中散大夫一職，也是個七品的閑職，所以嵇康離權力中心還很遠，況且嵇康無志于仕途，就是這個七品的閑官也從來沒有認真地做過，他立志要過一種任情適志、優游山水的生活。嵇康仿佛天生就具有名士的風度。《世說新語》曾這樣記載了與嵇康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贊美：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華和修養：他是杰出的思想家，著有《聲無哀樂論》、《養生論》、《管蔡論》、《釋私論》等論文，析理精微、邏輯嚴密且規模宏偉、詞藻華麗，其思想深度和文體獨步當時；他是詩人，其詩作感情真摯而又富有哲理；他是音樂家，精于彈琴，并創作了《嵇氏四弄》、《風入松》等琴曲；他的書畫水平也很高。唐人張懷于《書斷》中列嵇康的草書為妙品，稱贊說：“叔夜善書，妙于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之色。”韋續在《墨藪》中說：“嵇康書，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眾鳥時翔，群烏乍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說，嵇康有《獅子擊象圖》和《巢由圖》等繪畫作品傳世。除了具有全面的文化、藝術修養外，嵇康對養生之術極為熱衷，他曾跟隨隱士孫登、道士王烈到深山遠林采藥煉丹、養身服食達三年之久。他還有一些極為奇特的愛好，比如鍛鐵，常與向秀在他洛陽住宅中一棵大柳樹下制作鐵器，而且技藝非常精湛。他還喜歡挑水灌園，喜歡飲酒和釣魚。就這樣，他在玄思、藝術、交游、養生、鍛鐵、灌園、飲酒、釣魚等活動中貫徹其莊子式的人生理想，在這種生活中，他領略到玄遠的旨趣，領略到詩情畫意，領略到宇宙和人生的真諦：

息徒蘭圃，禾朱馬華山。流石番平，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喜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游高原，夕宿蘭諸。邕邕和鳴，顧眄儔侶。俯仰慷慨，優游容與。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饑，不愿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在肆志，縱心無悔。

????琴詩自樂，遠游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于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澤雉窮野草，靈色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

生命是這樣的有限，迷妄的人拼命追逐外物，追求功名利祿和榮華富貴，結果失卻生命的意義，被外物所囚系，不若拋開這一切外在的東西而返歸內心，返歸自然狀態，返歸與道同游的境界。那么如何實現這種由外向內、由人為向自然的復歸呢?關鍵在于摒除貪欲，保持心靈的寧靜：

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里俱濟也夫。善養生者……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生，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后抑也。……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后蒸之以靈芝，順之以醴泉，以朝陽，綏以五弦，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后樂足，遺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質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

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養生的要領在于外不貪求富貴，內不沉溺于情欲，既不受外物奴役，也不受內欲奴役，這樣才能身心俱泰、內外自由，以至于獲得長壽。嵇康把這種人生觀歸結為“越名教而任自然”：

????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乎可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可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

嵇康曾一度把這一人生觀付諸實現，從而形成了一種琴詩風雅、瀟灑飄逸的生活方式和名士形象，在當時險惡的政治環境中，這種生活方式和名士形象對于知識分子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嵇康一時名聲很大，成為許多人效仿的榜樣。

二、非湯武而薄周孔

但是，逃離社會、返歸自然，摒棄外物、返歸內心，這只是嵇康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一個方面。后人傳說嵇康“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愛惡不爭于懷，喜怒不寄于顏”，這種說法只看到他的表面性格，就其深層性格而言，他是入世的和剛直峻急的，而且正因為嵇康深知自己這種個性，深知這種個性在一個險惡社會的命運，才對自己進行嚴格的自我約束，才力求做到“喜慍不形于色”，才追求一種和平寧靜的人生境界。可惜，盡管他在理論上深諳老莊學說并且自己還寫出《養生論》這樣的名著，盡管他曾一度成功地實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深切地體會到那種出世生活的自然和優美，但他最終沒有扼制住心中的那匹野馬，他最終難以捆縛住那激情沖動、剛直峻急的個性，他最終沒有做到老莊和自己那套去喜怒、無愛憎、齊是非的養生理論，而讓自己猛烈爆發了。這就給他帶來殺身之禍。本來，“越名教而任自然”并非一定要與統治集團相對抗。例如，阮咸和劉伶已經非常縱情任性、放浪不羈了，但他們卻對人間的是非不聞不問、置之度外，他們只求放縱自己而并不去反對社會，他們只是把名教棄置在一邊而并不去攻擊它，因此他們并不構成對統治者的威脅和妨礙，統治者能夠容忍他們。再如孫登、王烈，則干脆避開人世，巖居穴處，與樹林鳥獸為伍，當然更沒有什么危險了。又如阮籍，其志向也是返歸自然、過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卻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領域之中，他采取的全身之策一是緘口不問政事、不評論人物，二是佯狂、酗酒，所以雖然何曾等堅決維護名教的人想置他于死地，而司馬昭卻認為他無害于己，而且保留這樣的名士于朝廷，還可以為自己點綴門面，顯示自己的寬宏和大度。獨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采取了與世俗社會和權貴集團相對抗的形式，這就把他從超越名教、返歸自然的愿望中拉回到世俗的敵對者的位置上，這就使他由社會的逃避者變成了社會的批判者和反抗者，這就使他違背了自己的養生理論和人生理想，使自己由飄逸俊雅的名士變成了一個血染刑場的悲劇英雄。對于曹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的權力斗爭，嵇康本來是置身事外的。嵇康三十多歲時，司馬氏集團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司馬氏之殺戮異黨，手段是極其殘忍、血腥的。從司馬懿殺王凌并夷其三族起，到馬司炎殺張弘而夷其三族，二十余年間夷三族竟有六次之多，而司馬氏卻以忠孝的名義治理天下，這不能不說是對儒學的一個極大的諷刺。對于司馬氏集團來說，忠孝、仁義之類名教綱常不僅僅是掩蓋其殘忍的偽飾和招牌，而且直接成了殺戮異己的工具。何曾請殺阮籍，是因為他在居母喪時飲酒食肉，犯有“不孝”之罪。????一幫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瘋狂追逐權力的人卻在高談仁義忠孝并用它們懲治異己，這使嵇康不由得對儒學深惡痛絕。他在給山濤的絕交書中承認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不信儒學而推崇道學，這在魏晉時代是司空見慣的，但直接攻擊儒學及其圣人，嵇康則是第一人。嵇康對儒家經典持否定態度，說“六經未必為太陽”、“何求于六經”；又說周公妄誅管蔡二人，對孔子則更為不敬，說他是：

修身以明污，顯智以驚愚，藉名高于一世，取準的于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卷力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求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驚于榮辱之途。

除此以外，嵇康還有什么“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言論，文獻上沒有流傳下來。肯定還有更為激烈的言談，才會激起司馬氏的惱怒。要知道司馬氏正以周公自居，以孔子學說治天下，并準備進一步援引湯武“革命”，取曹魏而代之，而嵇康卻竟敢非薄湯武周孔，這不是往司馬氏的刀口上撞嗎?言論上大膽放肆也許不至于大禍臨頭，嵇康竟又在實際行動上拒絕與司馬氏集團合作。首先，他得罪了司馬氏智囊團的重要成員鐘會。鐘會對玄學很感興趣，有一次，他乘駿馬、衣錦繡，隨從如云，造訪嵇康，求教玄理。嵇康正在大柳樹下揚錘鍛鐵，鐘會來了后，他視若無睹，揮錘不止。過了一個時辰，鐘會自覺沒趣，便欲離去，嵇康頭也不抬地說：“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倒也反應很快，回答說：“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一說嵇康問：“君從何處來?要到何處去?”鐘會答：“我從來處來，要到去處去。”)鐘會遭受如此傲視，從此深恨嵇康。司馬氏取得勝利后，嵇康離開洛陽，到河東山陽隱居不出。這時，“竹林七賢”已經開始分化瓦解了。最先靠攏司馬氏集團的是山濤。不過山濤做官倒還算清正，他仍然對嵇康的人品和才華很推崇，但他不了解嵇康的志向，所以先后兩次向司馬氏推薦嵇康。第一次是在他任選曹郎時，他認為嵇康比自己更能勝任，因此請嵇康代替自己，遭到嵇康拒絕。到了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即嵇康三十八歲那年，山濤任吏部郎，又推薦嵇康，他認為嵇康剛正不阿，最適合于擔任吏部郎，為朝廷選賢任能。嵇康實在是忍無可忍了，他奮筆寫了中國文學史上一篇真正的奇文：《與山巨源絕交書》。沒有一個作家對嵇康的個性能像嵇康自己描寫的那樣真實生動了。在信中，他列舉了自己的性格與官場、俗世的種種格格不入。他說，人倫有禮，朝廷有法，對此我有“七不堪、二不可”：

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簽，則犯教傷義，欲身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幾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之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嵇康說，我有這么多毛病，怎么能夠做官呢?“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樂而從其所懼哉!”在信的末尾，他再一次重申自己的志愿：“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忄良忄良，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故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嵇康的這封信不僅表示了自己與司馬氏集團的公開決裂，而且從其社會背景而言，表現了當時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與司馬氏集團的不合作和對抗的態度。而司馬氏正好要借一名士的性命來彈壓這一批知識分子，使之俯首聽命于自己的統治。所以嵇康這封絕交書，注定了自己被害的命運。只不過司馬氏礙于嵇康的名聲，不敢倉促下手而已。令人感嘆不已的是，嵇康對這樣的結局也早有預感。由于他與曹魏集團沾親帶故，而曹魏集團已處于劣勢和衰落狀態，這使嵇康很早就有危懼之感。更為重要的是，他深知自己難以馴服自己的個性，而這一個性必然與世俗和當權者發生沖突，從而給自己帶來災難。所以，就是在那些優游的歲月里，嵇康心中有也一種浩茫的憂慮，一種難遣的悲愴：

坎趣世教，常恐嬰網羅。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

以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陽振羽儀。長鳴戲云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云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云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兇雖在已，世路多險。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游太清，攜手長相隨。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象，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云，俯讠乇輕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被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儔弄音。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乘風高游，遠登靈丘。讬好松喬，攜手俱游。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泳詩，聊以忘憂。

除嵇康自己隱約感到自己潛在的危險外，還有一個人也早就預料到他的結局，這就是隱士孫登。孫登隱居在懸崖百仞、叢林豐茂的汲縣山中，嵇康曾從游三年，多次向他流露棲身巖穴的意向，可是這位神秘莫測的隱士卻始終沒有答應。臨別之時，嵇康說：“先生難道無一言相告嗎?”孫登這才點醒他說：“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孫登可以說是當時唯一了解嵇康的一個人。到了嵇康寫《與山巨源絕交書》時，他對自己的前途已經有很為清醒的估計了。他說：阮嗣宗(阮籍)口不論人過，我總想學習他，但卻難以做到。阮嗣宗是至性之人，但與物無傷、與人無礙，只不過飲酒過度而已，但即使如此，已被禮法之士視若仇讎，幸虧大將軍(司馬昭)保護了他。至于我自己，不如嗣宗之賢而又更為簡慢、松弛，不識人情、于機宜，沒有萬分的謹慎而又喜歡窮盡是非，雖不想惹禍，又怎么可能呢?在指出自己對于禮法的“七不堪”、“二不可”后，嵇康又說：“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三、廣陵散絕，千古同悲

這一天很快到來了：就在嵇康與山濤絕交的第二年，即嵇康三十九歲那年，司馬氏找到了誅殺嵇康的借口。事情是由呂安兄弟的糾紛引起的。呂安與其兄呂巽，都是與嵇康交游多年的好友。但是有一次，呂巽垂涎于呂安妻子徐氏的美貌，竟灌醉弟婦強奸了她。呂安十分憤怒，要揭露呂巽這個衣冠禽獸，呂巽請嵇康出面調解，嵇康答應了他，去勸說呂安，于是表面上平息了這場風波。哪知不久以后，呂巽倒打一耙，誣告呂安虐待母親和誹謗自己。因為呂巽得寵于鐘會，呂安竟以“不孝不悌”之罪名被囚禁，并被判發配邊地。呂安不服上訴，并提出嵇康為證人。嵇康仗義忘危，挺身而出，證實呂安無罪，并立即寫了《與呂長悌絕交書》，與呂巽憤然決裂。哪知鐘會、呂巽一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嵇康也投入獄中。隨后，對嵇康久已懷恨在心的鐘會鼓動司馬昭說：叛將毋丘儉起兵造反時，嵇康企圖在洛陽起兵響應；從前姜太公誅華士，孔子誅少正卯，是因為這兩個人蠱惑人心，害時亂教，如今嵇康、呂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為帝者不容，宜應除滅，以淳風俗。從鐘會所進讒言可以看出，嵇康被殺有兩大罪名：一是“欲助毋丘儉”反對司馬氏，這條罪名是鐘會羅織的，司馬昭心里也清楚。第二條罪名是“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即“非湯武而薄周孔”，以及拒不與司馬氏合作，這才是嵇康被殺的真正原因。嵇康身陷囹圄，恰似臥龍被囚，心情極為沉痛、悲憤，寫下了有名的《幽憤詩》。全詩沉痛反省了生平行事，好像一首低回反復、悽愴深沉的長歌，充滿了嵇康自責、自傷、自憐、自憤、自嘆的心情。他說自己本來“讬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然而卻生性急躁，非要辨明善惡、是非(“惟此褊心，顯明臧否”)，因此，大禍“匪降自天，實由頑疏”。按照老莊學說和自己的《養生論》，是不用去管人間是非的，然而自己卻違反了這一點，結果落得如此下場。然后，嵇康雖然反復自責自己傲世的性格所造成的失誤，卻不是出于后悔、害怕和屈服，而是出于一種遺憾，即自己沒有實現養素全真、復本歸道的人生理想。至于面對那些迫害他的敵人，卻沒有半點奴顏和媚骨，他決不屈服以乞討自由。公元262年，嵇康被殺于洛陽東市。當時，三千名太學生上書，請以嵇康為師，遭到司馬昭拒絕。嵇康臨刑神色不變，他顧視日影，索琴彈奏《廣陵散》，剎時，一種悲愴激越的樂聲充塞于天地之間，聞者無不失聲痛哭。曲終，嵇康嘆息一聲說：“袁孝尼曾請學此曲，我沒有傳授給他，《廣陵散》于今絕矣!”據說，嵇康早先曾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里，忽有客人來訪，自稱古人，與嵇康共談音律樂理，深為投契，便把《廣陵散》一曲傳授給嵇康，并囑咐他不要傳授給別人。如今，在這生死訣別之際，嵇康沒有絲毫恐懼，沒有絲毫絕望，唯一痛惜的是《廣陵散》這稀世之音的失傳，這是怎樣一種優美的情懷!在無比悲壯中表現出來的這種無比優美，是怎樣的使人驚魂動魄而又心向神往!清人謝啟昆有詩嘆道：

結伴竹林形自垢，逢人柳下坐長箕。《養生論》好醇顏發，服食緣慳石髓貽。鶴在青天羅未遠，琴彈白日影初移。三千太學傷東市，一笛山陽悵子期。

康死后，后人廣泛流傳他“神化”、“尸解”的傳說。東晉顧愷之《嵇康贊序》中說，東海徐寧師事南海太守鮑靚。某夜，徐寧忽然聽到靜室中有美妙動聽的琴聲，感到十分奇怪，便問鮑靚原故。鮑靚說：“是嵇叔夜。”徐寧不解，復問：“嵇臨命東市，何得在此?”鮑靚說：“嵇叔夜形滅而實尸解。”《太平御覽》中亦有嵇康尸解成仙的記載。這一傳說當然是荒誕的，卻寄托著后人對這位奇士的敬仰和熱愛。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大都在儒學和佛道兩個向度尋找精神寄托：或者入世，以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者出世，懷佛道之學流連山水、遁入空門。獨有一種知識分子，在其儒學信仰破滅后，也想在佛道那里尋求精神解脫，但終因為太有血性、太重感情、太有生命力和創造力、太有抱負和社會責任感，而不能甘心老死叢林和空無之境，這就使得儒、佛、道三家中任何一家也不能安頓他們的靈魂，這就使得他們成為精神世界的永久的流浪者。這樣的人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屈指可數，而嵇康就是其中最早的一個。如同那神秘的《廣陵散》，不知從何處飄來，又倏然絕響，不知飄沒于何處，像嵇康這樣的人，也仿佛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霍然涌現，向世人昭示了些什么，又迅速地離去。而我們今天還在拼命地想象《廣陵散》的內容，并且至今也難以揭示嵇康之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