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心-邊緣”結構到“雙循環”結構

因為供應鏈網絡的規模效應，中國的經濟崛起帶來了全球經貿格局的深刻變化。 首先，基于前述的供應鏈邏輯，造成了中低端制造業在全球轉移的終局性。中國經濟崛起的經驗，其他不發達國家難以復制，它們已經很難通過工業化而實現現代化，除非是能夠有效地參與到中國為中心的龐大東亞供應鏈網絡的東南亞國家。

在此基礎上，中國的經濟崛起在國際經濟秩序當中所可能帶來的最深遠變化，是國際經貿結構從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所說的“中心-邊緣”結構逐漸向“雙循環”結構的轉型，即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構成一個循環（第一循環），中國向西方國家出口制成品，從西方進口技術、資金以及各種高端服務業貿易； 中國與其他非西方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構成另一個循環（第二循環），中國向發展中的亞非拉國家出口制成品，從后者進口原材料等，兩個循環通過中國而聯系起來。

當然，具體的結構還有更復雜的細節，但是可以框架性地做這樣一種粗略勾勒。 沃勒斯坦認為難以克服的“中心-邊緣”固化結構因此而獲得被打破的可能性。“中心-邊緣”結構之所以難于被打破，在于經濟與政治的連鎖關系。 沃勒斯坦提出，現代世界體系的兩個主要構成成分是，“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是以世界范圍的勞動分工為基礎而建立的，在這種分工中，世界經濟體的不同區域（我們名之為中心區域、半邊緣區域和邊緣區域）被派定承擔特定的經濟角色，發展出不同的階級結構，因而使用不同的勞動控制方式，從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轉中獲利也就不平等。

另一方面，政治行為最初產生于國家結構之內，而這些國家由于它們在世界經濟體中的作用不同結構也不同，中心國家中央集權化最甚。發達國家構成中心區域，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構成邊緣區域。

中心區域由于在近代率先發展出現代國家形式，憑借先發優勢得以形成對全球的經濟、法律、資本等各種秩序的掌握，并可以政治、軍事手段強化之，在國際格局當中獲得對于邊緣區域的不對稱競爭優勢，全球貿易的紅利會不成比例地流入中心國家； 而邊緣國家由于后發劣勢，永遠沒有機會進入到中心國家的圈子，或者說，永遠沒有機會成為發達國家。

沃勒斯坦及其開創的世界體系學派所做的這種結構性分析，為直到20世紀末期的經濟史所證實， 這期間除了日本是個例外，其余確實沒有哪個成規模的邊緣國家進入到中心國家的圈子；個別成功擠進這個圈子的，都是自由港規模的國家或地區，其規模的上限就是韓國。

自由港國家/地區的政策如果正確，是能夠借助世界大勢，通過中心國家的經濟拉動從而發展起來的；但是更大規模的國家則無法被如此拉動起來。 世界體系學派勾勒出了這種令人不快的格局，但無法給出一個走出這種格局的可能性，最終只能走向對該格局的一種道德批判。中國以一種沃勒斯坦完全無法想象，也是任何人事先都無法想象的方式實現了經濟崛起，催生了“雙循環”結構。

雖然這個正在浮現的新結構還只是一個次級結構，仍要服從于美國所主導的全球資本秩序，但它無疑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它目前的力量主要體現在商品貿易的數量規模上，但它也在向其他貿易領域進化，如中國在最近幾年對亞非拉國家的投資增長得很快，便是由“雙循環”結構下的商品貿易拉動起來的。這一結構轉變的過程，使得中國從舊結構當中的“邊緣”地位，轉換為新結構當中的樞紐地位。

在“中心-邊緣”結構下，西方國家曾經直接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制成品與原材料的貿易；但是隨著全球制造業秩序的轉型，西方國家由于經濟結構的升級，已經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形成有效的拉動作用。 直到21世紀初中國經濟崛起，其中低端制造業進入非線性速度的增長，對原材料形成了巨大需求，發展中國家才重新開始了其經濟增長過程。中國由此成為全球經貿循環過程當中必不可少的樞紐性存在，其作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作為“中間地帶”國家，至此開始有了一重經貿層面的意義。

?“雙循環”結構的形成可以說還在進行中，還未完全取代過去的“中心-邊緣”貿易循環。但無論是其中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都開始受到這個中國成長所推動的“雙循環”結構的影響。

或者換一種思考角度，我們可以說“雙循環”結構使得“中心-邊緣”結構下的“中心”發生了裂解。過去的“中心”是提供資本、技術、法權秩序和制成品的西方國家，邊緣提供原材料，國際貿易的利潤分配偏向于中心國家； “雙循環”結構出現，資本、技術和法權秩序仍由西方國家提供，而制成品由中國提供，原材料仍由發展中國家提供，但流向中國。第一循環近于過去的“中心”，第一循環作為一個整體與第二循環的關系近于過去的“中心-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