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gelo
編輯：Angelo
特別感謝：Bahar 白小魚 Charlie 洞二 曼寧
致敬：竺可楨 蒙文通 胡厚宣 文煥然 陳業新
作于：墨爾本 河屋 2020年6月12日
注：為便于閱讀，本文長句均作以“；”隔開之式，然其參考資料盡以“。”為結。
一.長江中下游戰國時期的氣候變化
雖然《氣候與文明》系列前三篇都以竺可楨教授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為基礎嘗試進行探討，但實際上，竺可楨教授所提供的資料是模糊而具有爭議的，不過其仍為氣候學的里程碑式成果。
在上一篇中有提到，春秋中晚期中國出現大面積饑荒。[1]
天災風行，戾于弊邑，饑荒薦降，民羸多少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
《國語·魯語上》
依據上篇文章的數據核心圖，下圖1-3-1.此后氣溫應當有劇烈震蕩，溫度快速降低到歷史性低點，而在戰國時期氣溫有適當回升。下圖認為溫度回升幅度不大，通常來看，在春秋短短三百年內，中國物候應出現極為明顯的趨向于適應寒冷環境的變化。
但根據上交大陳業新教授的研究，戰國初期，長江中游地區氣候溫暖濕潤，所謂中游地區，正是楚國所在地。[2]
唐領余等教授主導的長江中游地區氣候變化序列研究在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鉆孔11處，證明當地蕨類植物及草本類豐富、木本植物次之；
蕨類與草本類植物的繁榮，表明該地西周中期至戰國中前期氣候溫暖潮濕，濕地植被覆蓋繁盛，降水豐富。[3]
而監利1號鉆孔距今2500年處剖面內，木本、草本植物花粉含量相當，蕨類植物孢子含量最低。木本植物中，以樺屬①等為主的落葉闊葉類②含量最高，常綠闊葉類③次之，而針葉樹④種所占比例則較小；草本花粉主要為蒿屬⑤等。[4]
該孢粉帶具有濕地類型植物和闊葉類發育、蕨類⑥不發育、針葉類少見的顯著特點，其花粉組合及所代表的樹種昭示該帶植被類型為常綠、落葉闊葉林，反映當時以暖濕為主的氣候狀況。
陳業新
徐瑞瑚教授對江漢平原全新世環境演變的研究也顯示，鉆孔距今約2500年處的孢粉中，木本、草本與蕨類含量分別約占44%、30%和26%，植被類型為針闊葉混交林植被；
由此可知該地其時為氣候溫暖濕潤時期，研究者估計這一時期的氣溫比現今高約1-3℃。[5]
整體來看，該地區總體上仍然保持了溫暖的氣候，但是物候變化卻是異常明顯的。
由前面的考古分析可知：
蕨類植物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于楚國西部的長江中游江漢平原的分布是極為廣泛的，其所適應的環境更加溫暖，而同期木本植物的存在則極為稀少；
可到了戰國中期即約2500年前，蕨類植物占比大幅減少，木本植物數量快速增加，這表明當地氣候總體向寒冷發展。
從而證明在該時段該區域內，竺可楨教授的宏觀溫度變化圖是可以作為參考的。
而戰國初期的溫暖是一種氣候上對公元前1000年驟寒的自然恢復，竺可楨教授的這一觀點被大量專家學者的實證研究所證實。[6]⑦
但公元前1000年的驟寒對長江中游地區的影響并未達到中原地區水平，約距今2900年前后，當地氣溫急劇回升，在距今2800年前后，氣溫與降水已經高出現今水平。[7]
總結來看，這一持續升溫持續到戰國中前期，戰國中期開始降溫，而這一降溫并未出現在本文最開始的溫度變化圖中；
而且降溫出現以前，該地區環境已然惡化，根據唐領余等對江漢、洞庭地區的鉆孔記錄，長江中游地區的氣候自戰國初期以后漸趨干冷。[8]
公元前350年前后的剖面孢粉組合情況顯示，針葉林數量增加，闊葉類數量下降，鱗蓋蕨屬⑧為主的蕨類含量出現短暫上升，而蒿屬草本則占優勢。說明當時是溫干氣候。[9]
唐領余等的鉆孔記錄進一步顯示，在公元前476-前100年間的沉積物植硅石組合帶由表示溫暖濕潤的長方型和示暖型的鞍型，以及表干冷型的棒型、尖型與少許裸子類、闊葉類植硅石組成，溫暖類型植硅石含量下降，說明戰國后期氣候開始由溫干向涼濕轉變。[10]
潘陽湖ZK01、 ZKI 孔沉積物孢粉中，指示干旱的麻黃屬增多，同樣表明戰國后期氣候已溫涼偏干。[11]
該湖梅家洲ZK2孔距今2350年處剖面孢粉組合形式及孢粉含量顯示，那時孢粉總濃度較低，暖性尤其是常綠樹種減少或缺失，喜濕的草本和蕨類孢子增加，也說明當時氣候偏涼。[12]
翟文川等在龍感湖對距今2400-2700年處剖面測得的情況亦近似。[13]
這一科研結果基本可以得出長江中游地區的降溫始于2300-2200年前后（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為戰國時期）。
氣候的逐漸變干變冷的趨勢的持續時間則基本橫跨戰國時期，這一變化與竺可楨教授的統計數據有出入，這里將以前面的考古論證后的結論為基礎，而不以竺可楨教授的數據（下圖）為基礎，進行下一步的研究。
二．戰國·西河學派
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持續性戰爭年代，也是中國思想形成，改革進步迅猛的年代。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晉。不久后，魏文候拜孔門十哲之一的子夏為師，子夏是第一個享有“國師”名號的士人；
此后，魏文候為子夏在西河地區建立學堂，天下士人蜂擁而至，史稱“西河學派”；
其中一人，名為李悝，這便是日后魏國變法的領導人，著有目前已知最早的法家經典，《法經》。[14]
子夏的學生中還有魏人段干木，子貢的弟子田子方；日后，段、田二人與子夏并稱“河東三賢”，三人均為文候師；
子夏的學生中亦有公羊高，據傳，子夏對他口授《春秋》，日后自作《公羊春秋傳》對《春秋》作進一步解釋。[15]
魏文候重用李悝，推動變法，延綿六百余年的封建分封制度第一次被打破，魏國開啟東周后的首次變法，此后天下效仿，各國盡興；
而占據社會數量最為龐大的平民階層，也第一次擁有了上升的通道，中國非人格化官僚機構由此誕生，僵化的中國“國際”社會噴涌而出了巨大的能量，百家爭鳴于各國，通過國家力量實驗新思潮；
中國家族式社會第一次出現裂痕，此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國家卻仍然保持人格化行政的古老家族制狀態。[16]
同樣出自西河學派的還有吳起，吳起為魏將時練兵“魏武卒”，以五萬魏武卒破秦五十萬之眾，攻占河西，成魏霸業，日后輾轉楚國，實行“吳起變法”，并撰有《吳子兵法》一書；
公叔痤設計趕走吳起后成為魏國相邦，三十年后，魏惠文王在公叔痤即將離開人世時向其求賢，公叔痤推薦了西河流派的一位學生，公孫鞅；
日后，此人于秦，被拜為商鞅。[17]
西河學派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存在，它開啟的士人稱相、家國變法的模式正表明中國的國家競爭已由較小的封國吞并戰發展到了大國間的競爭，此時的中華文明已經明顯地形成了秦、楚、三晉、齊魯、燕五個大的區域：
對應于在《氣候與文明·卷一·第二篇》中重點分析的甘青文化及巴蜀文化（蜀地，后被秦吞并）、兩湖地區及江淮文化（吳、越之地，后被楚吞并）、雁北文化（含中山）及中原文化、海岱文化，以及燕遼文化;
而根據文明特征對比，楚（含吳、越地）則代表了長江文明，而秦（不含巴蜀地）、三晉、齊魯則代表了黃河文明，燕與接壤的箕子朝（zhao,1）鮮則代表了三江文明。[18]
這表明中國自夏商時代的城市國家狀態經歷了兩周的封國狀態后正式發展到國家狀態。早在楚武王設縣開始，中國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機構即已開始發展，但仍以家族為重心。[19]
魏文候創建“西河學派”，重用李悝推行的變法，使中國的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機構迅速向前邁出一大步，除國家最高權力擁有者——國王/皇帝外，法對天下所有人適用。[20]
法適用的前提即是人民對政治實體的政治權利的認可，因而“法”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執行，而要能夠執行“法”，又必須要依賴于強大的國家力量——這對國家文化統一及國家認同感提出了極高的要求。[21]
從李悝變法開始直到漢武帝時期正式確立“國弱時行以道，國強時施以儒，國貧時執以法，國富時三者兼之”的行政策略；
中國于武帝后的歷史便一直以這四百年間通過不斷嘗試確立下的治國方法為基礎，國姓可變國體未變，是法與儒互相間的妥協。[22]
即使中國的“法”并非非人格化的法律，但其出現即已經意味著國家的雛形在中國誕生。
而成為擁有完整工業體系、土地儲備和人才上升渠道的國家，變為各國爭相發展的方向。
但面對氣候變化即將帶來的生存壓力，還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工具需要被發展，即語言。
三.先秦·漢語言的演化概況
關于漢語的分類，中國內地學者的普遍看法與國際標準分類并不一致。
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及2007年的國際認證ISO 639-3國際語種代號編制，漢語各分支為語言，漢語為語族：
國際標準化組織將漢語拆分為13種不能互相溝通的“語言”：cdo –閩東語，cjy –晉語，cmn –官語，cpx–莆仙語，czh –徽語，czo –閩中語，gan –贛語，hak –客家語，hsn–湘語，mnp –閩北語，nan –閩南語，wuu –吳語，yue –粵語。[23]
筆者認為，中國內地的語言劃分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故而《氣候與文明》中我將采用國際公認的語言劃分方式——今天的“漢語言文化圈”為：
一個大的語族：漢語；以及至少十三個語支；
根據這一劃分方式，中國至今仍未實現語言（語音及語意）的完全統一。
秦始皇出于與今天中國內地語言劃分者同樣的考量，最終決定推行“書同文”，在忽略語音及語意差異的情況下建立全國統一的文字系統，世稱“秦文”，史稱“小篆”；
根據后世考古資料，“隸書”在秦代亦有大量使用；小篆遵從于從前的“六書”造字原則，隸書則逐漸不再遵守而是自行變化造型，不過這一變化主要集中在漢代。[24]
和全世界所有的語言發展狀況類似，今天的漢語言區域早期也分布為各地的城邦語言，許多語言并不相通；
根據后世的語言分布來看，即使如楚國吞并吳越，也并未吞并吳越的的語言，吳語與閩語至今仍在中國東南地區有廣泛分布，而兩種語言間并不互通，但這也并不妨礙上古時期利用金文進行交流。
據考，秦代的所謂語言統一實際上為行政語言統一，而并非完全性的國家語言及文化上的統一，秦始皇早期重用百家名賢嘗試建立文化統一的基礎于“封禪泰山”時告于失敗，這才造成日后的“李斯薦焚書”事件。[25]
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文化一統起自漢武帝時期尊行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太學，培養五經學士；
雖早在春秋末年戰國初期各國即已紛紛建立國家教育機構，如魏國西河學派、齊國稷下學宮等，秦代也已有“學室”專門培養行政吏員基本文化技能。[26]
但直到漢武帝時期，今日中國的主要地區才幾乎全部建立統一的教育分支機構，面向全國輸出儒家經典教育，這才進一步擴大了魏文候創造的士人晉升的通道范圍，讓底層百姓也有機會學習漢文，從而可以通過書籍學習其他文化知識，漢文明自此方才趨于形成。[27]
故而，先秦時期的中國語言總體上是分裂的，但相對于更早期的夏商朝，其語言差異則有明顯的減小。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上的文字與商代青銅器上的文字完全不同。[28]
但到戰國時期，百家之人可以在“天下”流動，各國民眾往往可以自由前往他國謀生，這證明了當時各國間官文應是相近似的。[29]
平勢隆郎提出“天下”語言的快速變化發生于西周末期，如老子等中央官員攜帶優勢文字“金文”離開鎬京的行為以及西周含有“金文”的物品書籍大量散落民間，這才將官方一直牢牢控制的用于祭祀的“優勢文字”轉變為民間文字。[30]
根據顧炎武所發明的“離析唐韻”⑨的研究方法，雖然戰國七國文字各有不同，但其結構并無大的差異。[31]
王國維先生將戰國時期的文字分為“西土文字”和“東土文字”。[32]
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
王國維
故而，秦為“西土文字”，而函谷關以東的其他國家則為“東土文字”。[33]
王國維對司馬遷經歷的論述同樣證明文字變化并不劇烈：[34]
太史公所謂古文，皆先秦寫本舊書，其文字雖已廢不用，然當時尚非難識，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太史公自父談時已掌天官，其家宜有此種舊籍也。
王國維
由此，先秦時代的文字情況或與現代漢語的繁簡狀況近似，當時的七國主流語言的基本結構皆為金文，這也為百家思想可以快速流動于各國間提供了基本保障——士人階層并不存在大的語言障礙。
（一個有趣的對照是，歐洲語言大多與拉丁語有深邃的淵源，羅馬帝國時期相對照來看反而更類似于周的存在，但這種對比對于非學術讀者來說有誤導性，故而只提不論）。
而秦國所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統一國家，根據秦始皇設立博士一職的做法來看，他采納的統一文字的最高理想是實現文化的統一，而秦人講求實際的性格，也展現在文字的統一可以提升秦國的行政效率一事上。
我們往往忽視一個重要的變化，即秦始皇所建立的秦，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需要統一管理的國家，秦始皇并沒有先例可循，故而其所采取的文字統一對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中國前所未有之行為。
而真正實現文化認同的理想，則需要等到漢武帝時期才可告完成。筆者個人對秦始皇的崇敬溢于言表，正在于他是文化、語言、非人格化官僚機構真正的始皇帝。
根據韋伯對“政、法、資”的現代化定義，[35]始皇帝使中國實現了基本政治的現代化，并為中華文明奠定了根基。
但對戰國時代而言，語言已經發展到了較高統一的水平，由此為各國變法、百家爭鳴打下了堅實基礎。
四.戰國·氣候與文明間的相互影響
根據本篇第一節對氣候變化的考證來看，戰國時期氣候持續變冷，而非竺可楨教授所認為的轉暖，因此可以肯定“天下”的農業種植也在持續受到影響。
在《氣候與文明·卷一·第三篇》中已有提及鐵器早在春秋時期的農耕活動中便已被廣泛使用。[36]
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孟子·滕文公上》
而牛耕是另一個重要的農耕進步，雖在春秋便已有之，但分布并不廣泛，主要集中在秦國。《云夢秦簡·廄苑律》中有關于“田牛”定期比賽的記載；
但迄今出土的戰國大量鐵器中，鐵犁為數甚少，且形制原始，呈120℃的V字形，沒有犁壁，只能破土劃溝，不能翻土作壟。這種情形，直到西漢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變。[37]
且秦以牛田，水通糧……
《戰國策·趙策》載趙豹言
由此可見，秦國在農業技術上占有重要的優勢，而在上古社會，農業技術的發展是需要有巨大的動力才可實現的，這一動力，即是“商鞅變法”：
商鞅廢除井田制，開墾荒地，肯定土地私有制，確定等級制度，培養地主階級（自此之后，人想獲得土地只能依賴于在非人格化官僚機構中努力為皇帝工作才能獲得，再無主權世襲，從而徹底強化了非人格化官僚機構的結構[38]）；
廢除分封，建立縣制，編制戶口，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前面五個行為均為“小家庭”的關鍵保障，從而徹底摧毀秦國的貴族勢力，也將魏文候劈開的中國家族制的裂痕進一步擴大[39]），制定秦律，統一度量衡，建立軍工授爵制。
公元前359年全面實行的商鞅變法于前338年商鞅車裂時已基本完成，歷時近20年，居戰國中期。
這一時期，根據前文的論述，中國總體氣候應仍處于回暖的末期，尚未轉寒，秦國土地遼闊，可開墾疆域廣大；
同期的三晉地區，由于持續的開墾，民宅和田地相連，連牲畜放牧的地方都難以找到；
而秦國土地資源比較富裕，商鞅變法后也在加緊徠民墾草。大體說來，黃河流域從春秋戰國之際開始，從以前的斑點式開發進入大規模連片開發的新階段，到了秦漢時代，黃河流域的可耕地就已基本被開發了出來。[40]
據《周禮·職方氏》、《管子·地員》、《呂氏春秋·審時》等的記載看，戰國時主要糧食作物仍然是粟（禾、稷）、黍、稻、麥（小麥、大麥）、菽、麻等五六種；
粟仍然保持其主要糧食作物的地位，黍和麻的地位下降，稻和麥的種植隨著農田水利的發展而有所擴展。[41]
春秋時齊國從北方的山戎引進了“戎菽”，這大概是大豆的一種新品種，很受中原人的歡迎，適應中原地區從休閑制過渡到連年種植制的需要，獲得迅速的發展，從春秋戰國之際起，與粟并稱，成為主要的糧食作物之一。⑩
（齊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
《管子·戒》
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
《墨子·尚賢中》
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
《荀子·王制》
戎菽的廣泛種植和同期冬蔥的引進，意味著北方作物的南下在加快，而粟的減少正對應了氣候轉寒，兩種作物的消長進一步表明春秋中期至戰國末期總體溫度是下降的，僅戰國初期有適當的回暖。
公元前2世紀，龜茲地區的冶鑄業在西域三十六國中已享有盛名；
古龜茲國所轄的拜城盆地礦藏資源十分豐富；
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拜城地區已經進入青銅器時代，之后進入早期鐵器時代；
3000多年以來，這一地區留下了極為豐富的礦冶遺跡。目前，新疆發現的礦冶遺址主要集中在阿克蘇地區的庫車縣和拜城縣，即古龜茲國的地域范圍之內。
《中國古代冶鐵術起源探尋》
鐵器的發展是一個極為特殊而重要的信號，雖具爭議，但中國學者目前普遍認為冶鐵技術源自新疆或西亞地區，這表明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中原與西域）的交流即已涉及技術交流；
該信號極為敏感，雖至今我們沒有明確的先秦東西方存在交流的記錄，但表明秦國所在的函谷關以西地區是周朝八百年及戰國時代東西方交流的地理節點，也很可能為絲綢之路打下了最早的商貿及政治基礎。[42]
彼時河西走廊仍是草原與森林的世界，在《氣候與文明·卷一·第二篇·第四節》中對甘青地區的文化考證證明了《氣候與文明·卷一·第三篇·第一節》中秦受封位置之關鍵：
環境優良、適合養馬、為東西方交流要道。這為秦國儲備了騎兵的養馬場，以及冶鐵技術的持續輸入，乃至可能的商貿交流產生的經濟支持。
古代冶銅冶鐵業需要消耗大量木材，依據秦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已經實現標準化生產的秦國也擁有著戰國時代最大規模的牛耕及鐵耕產業。[43]
因此，軍農業的消耗對秦國的森林儲備提出了嚴峻考驗。而冶鐵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水利工程的進步。
李約瑟認為，春秋中期以前，我國農田水利的主要形式是以排澇洗堿為目的的農田溝洫體系；
農田灌溉工程的出現雖然不晚于西周，但只是以小型、散在的形式存在。這種情況在春秋中期以后至戰國時期發生重大改變；
一方面由于長期的開發，黃河流域內澇積水的自然景觀有了很大的變化，耕地也拓展到低平地區以外的廣闊地域；
另一方面，鐵器的普及又為水利建設提供了新的強有力的工具，這樣，舊的農田溝洫系統的廢棄和新的農田水利灌溉工程的興建得以同時發生。[44]
井田廢，溝洫堙，水利（按，指農田灌溉）所以作也。本起于魏李悝。<通典>曰：魏文侯使李悝作水利。
《事物紀原》引《沿革》
由此，大型農田水利工程如期思陂、漳水十二渠、鄭國渠、都江堰等相繼建成。這些水利灌溉工程的興建，不但擴展了耕地面積，而且大大提高了糧食單位面積產量。
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
《漢書·食貨志》載李悝
歲收，中田小畝畝廿十斗，中歲也。上田畝廿七斗，下田畝十三斗太上與太下，相復以為率。
銀雀山竹書《田法》
在秦國修建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兩大渠，都江堰與鄭國渠，從此秦國國力大增，良性地理環境的建立不但保障了農業的發展，也保護了森林儲備不受洪水災害的破壞。從而形成良性的循環經濟。
這是有明確記載以來文明對氣候的重要反作用之一，關中地區由此環境良好，有效緩解了全球變冷帶來的氣候沖擊。
秦國得天時地利人和，依商鞅、呂不韋、李斯之變法改革，賴語言的流通使各國間形成中華文明之雛形、并亦無治理時交流壓力過大之難題，修渠勵耕冶鐵肅軍，終于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建立大秦，時嬴政自封，乃稱始皇帝。
注釋：
① 樺屬：本屬植物為新生代化石植物區系中的一群重要值物。其可靠的化石（葉、果苞及果實）最早出現于晚白堊世，歐亞大陸及美洲的地層中均有發現，第三紀及第四紀的植物區系中，本屬具有較廣的分布。化石花粉最早亦發現于上白堊統的地層中。現今樺木屬約100種，主要分布于北溫帶，少數種類分布至北極區內。我國產29種6變種。全國均有分布。（科普中國）
② 落葉闊葉林：分布廣泛，要求有雨量充沛的4-6個月的溫暖生長季和持續3-4個月的非嚴寒冬季。最熱月的均溫為13-23℃，最冷月的均溫為-6℃，年降水量為500-1000mm，且多半分布在溫暖季節。（科普中國）
③ 常綠闊葉類：常綠闊葉林是亞熱帶海洋性氣候條件下的森林，大致分布在南、北緯度22°～34°（40°）之間。主要見于亞洲的中國長江流域南部、朝鮮和日本列島的南部，非洲的東南沿海和西北部，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島，北美洲的東端和墨西哥，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和巴西的部分地區，大洋洲東部以及新西蘭等地。其中以中國長江流域南部的常綠闊葉林最為典型，面積也最大。（科普中國）
④ 針葉樹：在海拔100～1500米地帶散生于針葉樹、闊葉樹林中。喜生于溫暖、多雨、土層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山區。（科普中國）
⑤ 蒿屬：遍布全國，西北、華北、東北及西南省區最多，局部地區常組成植物群落，如草原、亞高山草原或荒漠與半荒漠草原的建群種、優勢種或主要伴生種，華東、華中、華南地區種類略少，多生長在荒坡、曠野及路旁，少數種也分布到海邊灘地。（科普中國）
⑥ 蕨類：它們大都喜生于溫暖陰濕白森林環境，成為森林植被中草本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對森林的生長發育有著重大影響，同時可以作為敏感地反映環境條件的指示植物。（科普中國）
⑦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劉昭民，（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3頁；《中國東部近20000年來的氣候波動與海面升降運動》，楊懷仁，《海洋與湖沼》，1984年第1期，第3-15頁；《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張丕遠，（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156-157頁；《5kaB.P.潘陽湖地區古氣候延緩的有機碳穩定同位素記錄》，彭紅霞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年第1期，第123-125頁；《中晚全新世江漢平原沔城地區古人類活動的湖泊沉積記錄》，朱育新等，《湖泊科學》，第1998年第2期，第23-29頁。
⑧ 鱗蓋蕨屬：主要分布于舊大陸熱帶和亞熱帶，南達新西蘭及馬達加斯加，向北到日本，以亞洲最多，美洲不產。中國現有57種，成為本屬的分布中心（如連同越南北部產的而中國可能有的兩種在內，共為59種）。（科普中國）
⑨ 清代學者給古韻分部的首先是顧炎武，成果見于其《古音表》。（清代考據學-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
⑩ 李亞農曾經指出；“在鐵的生產工具廣泛使用以前，黃土層地帶是古代諸民族逐鹿中原的唯一目標，一切民族的矛頭都指向這里。鐵工具廣泛使用以后，黃土層特殊的經濟價值降低，沖積土地帶的經濟價值提高，其他一些磽埆之地也都成了可耕可種之地了。”見《西周與東周》第三章“生產工具與黃土層”，載《李亞農史論集》下冊第636—644。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參考資料：
[1]《國語集解》訂補（《魯語》局部）/編號:NM983l，清華EDP中心
[2] 《戰國秦漢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氣候狀況研究》，陳業新，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7年1月
[3] 《長江中下游地區 7500-5000aB.P. 氣候變化序列的初步研究》，《海洋地質與第四紀地質》，唐領余等，1991年第4期；另見《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張丕遠，（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128-135頁
[4] 同上
[5] 《江漢平原全新世環境演變與湖群興衰》，徐瑞瑚，《地域研究與開發》，1994年第4期，第52-56頁
[6]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劉昭民，（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3頁；《中國東部近20000年來的氣候波動與海面升降運動》，楊懷仁，《海洋與湖沼》，1984年第1期，第3-15頁；《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張丕遠，（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156-157頁；《5kaB.P.潘陽湖地區古氣候延緩的有機碳穩定同位素記錄》，彭紅霞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年第1期，第123-125頁；《中晚全新世江漢平原沔城地區古人類活動的湖泊沉積記錄》，朱育新等，《湖泊科學》，第1998年第2期，第23-29頁
[7] 《潘陽湖沉積物近 8ka 來有機質碳同位素記錄及其古氣候變化特征》，馬振興等，《地球科學》，2004年第3期，第279-285頁；《潘陽湖湖口地區4500年來孢粉組合及古氣候變遷》，吳艷宏，《湖泊科學》，1997年第1期，第29-34頁；《潘陽湖湖口地區 4500年來環境變遷》，吳艷宏，《湖泊科學》，1999年第1期，第40-44頁；《武漢地區全新世孢粉組合與古氣候的初步研究》，楊禮茂等，《湖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2年第2期，第90-93/97頁；《武漢部分先秦遺址考古土壤中的植硅石組合及環境意義》，顧延生等，《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1年第2期，第167-172頁；《龍感湖地區近3000年來的植被及其氣候定量重建》，童國榜等，《海洋地質與第四紀地質》，1997年第2期，第53-61頁
[8] 《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張丕遠，（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119-120頁
[9] 同[2]
[10] 同[3]
[11] 《長江中游鉆孔沉積物記錄的5000年來氣候變化與環境重建》，顧延生，武漢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45-46、58、69、71頁。潘陽湖南區ZK01孔孢粉組合及其所反映的植被、氣候情況，另見《翻陽湖沉積物近8ka來有機質碳同位素記錄及其古氣候變化特征》馬振興等，《地球化學》，2004年第3期，第279-285頁
[12] 《潘陽湖湖口地區 4500年來孢粉組合及古氣候變遷》，吳艷宏，《湖泊科學》，1997年第1期，第29-34頁
[13] 《龍感湖地區近3000年來的氣候環境變遷》，翟文川等，《湖泊科學》，1998年第2期，第37-43頁
[14] 紀錄片《戰國風云之列國》，金鐵木，2019年
[15] 同上
[16] 《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搜索關鍵詞：非人格化官僚，〔美〕弗朗西斯·福山，毛俊杰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09月
[17] 同[14]
[18] 《氣候與文明·卷一·第二篇》，Angelo，Angelo的常識，2019年09月22日
[19] 紀錄片《楚國八百年》，張曉敏，2014年；《楚居》同載
[20]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德〕馬克斯·韋伯，于曉等 譯，臺北：左岸出版，2005年
[21] 同[16]
[22] 《中國式自信》，Angelo，Angelo的常識，2020年03月11日
[23] 639 IdentifierDocumentation: zho?https://iso639-3.sil.org/code/zho
[24] 《千古追蹤：文字的演變》，教師入口網，2016年03月04日
[25] 紀錄片《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CCTV-9），2016年05月28日
[26] 《秦漢官僚制度》，卜憲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54頁
[27] 同[22]
[28] 同[18]
[29] 同[14]
[30] 《從城市國家到中華：殷周·春秋·戰國》，〔日〕平勢隆郎，周潔 譯，北京理想國時代文化，2014年01月01日
[31] 《再論顧炎武的離析唐韻》，謝艷紅，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01期
[32] 《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林宏明，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09月01日
[33] 《聽王國維談國學》，袁小兵，中國華僑出版社，2017年01月
[34] 《觀堂集林·卷七· <史記> 所謂古文說》，王國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35] 同[20]
[36] 《春秋至西漢時期的農業發展概況》,徐志平（音譯），OSGeo中國，2016年12月07日
[37] 《中國科學史·農學卷·第一章·第三節》，〔英〕李約瑟，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出版委員會 譯，科學出版社出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7月
[38]及[39] 同[16]
[40]及[41] 同[37]
[42] 《中國古代冶鐵術起源探尋》，孟筠，中國鋼鐵新聞網，2013年05月27日
[43] 《亡者歸來》，搜索關鍵詞：秦國武器裝備標準化，薛繼軍，遼海出版社，2009年03月
[44] 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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