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朝開國之初，國力衰弱，百業凋零。《資治通鑒》描述當時的狀況，甚至連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同樣顏色的馬，將相出行只能坐牛車。劉邦出身平民階層，深知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車之鑒，深感奪取天下的不易與百姓生活的艱難，所以格外注意用溫和的方式統治國家。儒生陸賈建議他實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政策，劉邦認為很好，并付諸實踐。在秦賦稅制度基礎上，采取了輕徭薄賦政策，將稅率定為十五分之一。與之前秦王朝的橫征暴斂相比，這種措施無疑深得人心，也促進了農業生產。

匈奴自秦以來就是中國北方的嚴重邊患，為了保證人民能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從事生產，漢高祖采用“和親”策略，以屈辱換和平，出嫁公主，贈送絲綢、糧食等物品，與匈奴冒頓單于約為兄弟，以緩解其襲擾，漢、匈之間的關系暫時出現了和平，從而給中原人民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生產環境。

由于以上措施和政策的施行，漢初的農業生產大大發展，經濟很快得到了恢復。

到惠帝、呂后統治時期，繼續致力于恢復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整個社會“衣食滋殖”。

西漢文帝、景帝相繼即位后，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實施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在40年左右的時間里，政治穩定，經濟上始終保持高速發展的勢頭，出現了封建社會第一次“盛世”景象，史稱“文景之治”。

文帝劉恒（前203～前157），是漢高祖劉邦第四子，母為薄姬。前196年，劉邦平定陳豨叛亂后，被封為代（今山西平遙縣西北）王。前180年閏9月，呂后死，諸呂作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宗室大臣共誅諸呂，因為劉恒仁孝，被擁立為帝，是為文帝。從此，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了文景盛世時代。

漢文帝即位后，繼續以“黃老之學”為治國思想，多次下詔勸課農桑，常頒布減省租賦詔令。目的就是鼓勵農業發展，減輕人民負擔。使凋敝的社會經濟較快地得到恢復。如前178年和前168年，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從漢初的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此后，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制。前167年，又宣布全部免去老百姓的田租，算賦也由過去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錢減至四十錢，徭役也由一年一服減至每三年服役一次。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僅十余錢至數十錢。此外，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國有山林川澤，允許人民漁獵采樵，從而促進了農副業的發展；文帝十二年，又在全國廢除了關卡制度，使商品能夠在更大范圍物暢其流，富商大賈周游天下，加強了各地區間的經濟往來，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的繁榮。也使得文帝時期的社會財富積蓄很快，戶口也增加很快，呈現出家給人足、國家富裕的喜人景象。

對于苛刻的秦律，他在高祖、呂后改革的基礎上，又作了重大改革。廢除連坐法，又將黥、劓、刖等幾種酷刑，分別改為笞三百、五百代替。秦法規定，只要犯罪，就沒有刑期，得終身服勞役。文帝則重新制定了法律，根據情節輕重，規定服役期限；罪輕的甚至可免為庶人。正是文帝政務寬厚，“禁網疏闊”，每年天下斷重罪者僅400人，人民也都自謹守法，社會秩序相當和諧寬松。

而且，文帝對周邊的少數民族也以懷柔為主，不輕啟戰釁，以免生靈涂炭。呂后時，南越王趙佗因不滿諸呂亂政，一度脫離中央自立為帝，與漢王朝分庭抗禮。文帝即位后，把趙佗在真定的祖墳修葺一新，對趙氏家族施以厚恩，并派陸賈二度出使南越，曉以利害，最終說服趙佗去帝號，歸附了中央。對于北邊的匈奴，繼續采取和親定邊之策，厚賄匈奴；另一方面，又采取積極防御政策，“募民徙塞下”（晁錯建議），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遷徙到邊塞屯戍，編以什伍，亦農亦兵。開后世屯田之先河。它既起到了鞏固國防的目的，也促進了邊境的開發。雖然匈奴屢次背約犯邊，但文帝基本上以守為主，除前177年5月，匈奴右賢王又至上郡殺掠吏民，搶掠牲畜，文帝實在忍無可忍了，才派丞相灌嬰率8萬輕騎逐匈奴于塞外，這是文帝時期唯一的一次對匈奴的戰爭，取得了全勝。以漢當時的國力，要和匈奴一戰，勝負也未可知，但文帝怕煩擾百姓，只詔令邊郡嚴飭武備而已，他甚至親自出巡邊境軍營，檢閱軍隊，卻不輕言興兵。

然而，文帝針對匈奴的戰爭步伐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為了對付匈奴騎兵，文帝不但鼓勵民間養馬，“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國家也在西北邊境設立了36個牧馬場，從事牧養的軍卒達3萬之眾，為的就是實現有朝一日不戰則已、一戰必亡匈奴的宏圖大志。這些措施，不但當時對防備匈奴大規模的入侵起到了警示作用，也為后來武帝大規模北擊匈奴做了充分的物質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