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古代愛好風(fēng)雅的文人來說，無論是寫詩唱和也好，往來信函也好，讓自己精心寫就的詩句、文字寫在平庸俗氣的紙張上，簡直如同讓天生麗質(zhì)的美女穿著襤褸衣衫一般，怎能忍受？所以，文人雅士們都會自己制作“花箋”，也叫“詩箋”——選用精致華美的紙張，細細裁成所需的尺幅，再以不同顏色印上獨特的圖案，題材可以是花鳥魚蟲、天地山水、銘文刻印等等，在這樣的紙上，作詩寫信，與人應(yīng)和往來，最是風(fēng)雅不俗。

? ? ? 眾所周知，紙是中國四大發(fā)明之一，最早出現(xiàn)于漢宣帝之時。因為紙張剛剛發(fā)明之時，產(chǎn)量質(zhì)量都有限，僅供少數(shù)受過教育的達官貴人所用，所以直到五百多年后文風(fēng)昌盛的南北朝時期，花箋才真正出現(xiàn)，被文人墨客們廣泛使用。徐陵在《玉臺新詠》序中就有“三臺妙跡，龍伸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之句。

? ? ? 此后，在詩歌最盛的唐朝，花箋作為詩文的載體，也隨之在文人詩酒間頻頻出現(xiàn)。最有名的莫過于一代才女薛濤所制的“薛濤箋”，也叫“浣花箋”，它以木芙蓉皮為原料，制作時加入了芙蓉汁，使紙呈桃花色，尺幅小巧，風(fēng)雅非常，據(jù)傳她與大詩人元稹相戀時，便用這樣的紙箋寫下了一首首情詩以寄相思；

? ? ? ? 唐代花箋上還沒有雕印花紋，五代之時，有人用沉香刻山水、鐘鼎和人物，稱之為“砑光小本”，然后以花箋覆其上，再用木棍或石蠟在紙背上磨砑，讓雕版上的花紋印于紙上，這便成為“砑光箋”，它辦事后來雕版印刷花箋的前身。

? ? ? 宋元時代，出現(xiàn)了碧云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流沙箋等等明目眾多、名貴華麗的箋紙，但是雕版印刷彩箋尚未出現(xiàn)。

? ? ? 直到明末，隨著版畫藝術(shù)的蓬勃發(fā)展，精美絕倫的花箋，《蘿軒變古箋》、《十竹齋箋譜》等都是那個時期的集大成者，花箋上的內(nèi)容多為山水、花鳥、人物等。

? ? ? 到了清朝年間，花箋的用途變得更加廣泛，它不再僅僅是專屬文人雅玩之物，日益崛起的商賈階級也用它來商務(wù)往來，花箋被越來越多的人用于書信往來。當(dāng)時，不少書局都延請名家名匠繪制和雕印新穎精美的花箋，將他們刊印成箋譜，受到不少文人雅士的追捧。

? ? ? 直到民國年間，隨著家國動蕩，戰(zhàn)火四起，民生漸漸凋敝，外加時風(fēng)崇尚洋務(wù)，西風(fēng)漸入，越來越多的人提倡寫白話文新體詩，用洋紙洋筆洋墨水，于是，甚至有一些老字號書局和箋肆由于經(jīng)營愈發(fā)困難乃至于倒閉，作為“庶幾小品”、“文房清玩”的花箋也漸漸地受到了冷遇，雕印制版的匠人和精致的雕版也逐漸四散零落。

? ? ? 而在此時，有兩個人懷著對木刻畫藝術(shù)的熱愛和延續(xù)民族文化的一腔赤誠，決定搜訪市面上所有的箋樣，選其中精美上乘者，集結(jié)印刷成箋譜，“為后之覽古者所偶涉”。這兩個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魯迅和鄭振鐸。

? ? ? ? “實不獨為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當(dāng)時身在上海的魯迅在信中這樣對遠在北平教書的鄭振鐸如是寫道。他們兩人都好收藏雕版木刻畫，尤其是魯迅，“他嘗斥資重印士敏土之圖數(shù)百部——后來這部書竟鼓動了中國現(xiàn)代木刻畫的創(chuàng)作的風(fēng)氣。他很早的便在搜訪箋紙，而尤注意于北平所刻的。”他邀請鄭振鐸一起完成制作箋譜的工作，鄭二話沒說，便應(yīng)了下來。他們都明白，在那樣兵荒馬亂、變故叢生的年代，如果稍有懈怠，“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沉”、“再過幾時這工作恐怕更不易進行”。

? ? ? 于是，他們一位在北平四處搜羅尋訪箋樣，與書店掌柜交涉印刷事宜，一位在上海、杭州、廣州等地同時收集箋樣，托友幫忙尋找。忙碌大半年后，兩人終于收集到了幾百份份箋樣，最后由魯迅最終選了332副，集結(jié)成了《北平箋譜》一書。

? ? ? 雖然時間只用了數(shù)月，但這其中的艱辛繁雜之處卻不少。鄭振鐸在他寫的《訪箋雜記》中就細細記載了其中的點滴。

? ? ? 首先要面對的困難便是收集箋樣，鄭振鐸平日要在北大教書，只能利用課余各個市場里奔走，隨時隨地留意箋樣的存在，“有一次，曾從東單牌樓走到東四牌樓，經(jīng)隆福寺街東口而更往北走，推門而入的南紙店不下十家，大多數(shù)都只售洋紙筆墨和八行素箋。最高明的也只賣少數(shù)的拱花箋，卻是那么的粗陋浮躁，竟不足以當(dāng)一顧。”這其中足可見他當(dāng)時奔波之辛勞。

而一旦找到“清雋絕倫”、“瀟灑不俗”的詩箋，又使他喜歡不已，清秘閣、淳菁閣、松華齋、松石齋、懿文齋、榮寶齋、靜文齋、成興齋……一家家箋肆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對每一家的箋樣如數(shù)家珍。

? ? ? 收集箋樣如果只是勞力還能克服，那后面找書局印刷才真的讓鄭振鐸苦惱不已。因為兩人是自費印刷，計劃只能印刷一百部，所以不少書局都因數(shù)量太少拒絕了這個請求，讓鄭振鐸吃了不少閉門羹，尤其是“頑強”的清秘閣“不是說百部太少不能印，便是說人工不夠沒有工夫印;再說下去便給你個不理睬;任你說得舌疲唇焦，他們只是給你個不理睬。”雖然無可奈何，但他終究沒有放棄，想方設(shè)法托人找關(guān)系講情面，這才擺平了。

? ? ? 而最后，令人意想不到的困難是，由于鄭振鐸認為“刻工實為制箋的重要分子，其重要也許不下于畫家”，他覺得“在北平箋譜里，實在不能不把畫家和刻工并列著”，于是決定訪問花箋里面所有畫家和刻工的姓氏！但在當(dāng)時，他為此“頗遭白眼”，在世俗眼里，小小的刻工不過是個不值一提的手藝人，買了箋樣還要問刻工是誰將他們名字寫進箋譜，那真是“可怪的事”，但在鄭振鐸的堅持下，再三的追問，四處的求訪，幾易其稿，終于搞清楚了大部分的名字。“當(dāng)此木板雕刻業(yè)像晨星似的搖搖欲墜之時，而復(fù)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板史末頁上重要的文獻。”他這樣寫道，想要用自己這一份箋譜為每一位默默無聞的匠人在文化藝術(shù)的歷史永遠“活”下去，這樣的感情，讀來令人動容。

? ? ? 而魯迅在《北平箋譜》的序中寫道：“意者文翰之術(shù)將更，則箋素之道隨盡；后有作者，必將別辟途徑，力求新生；其臨睨夫舊鄉(xiāng)，當(dāng)遠俟于暇日也。則此雖短書，所識者小，而一時一地，繪畫刻鏤盛衰之事，頗寓于中；縱非中國木刻史之豐碑，庶幾小品藝術(shù)之舊苑；亦將為后之覽古者所偶涉歟。”

? ? ? 在那個充滿著激蕩與劇變的時代，他們作為親歷者，見證著古老的中國在遇到先進的西方一點點朽去、銷沉，文雅風(fēng)流、孤芳自賞被尖船利炮一點點無情碾碎，他們只能在無望與期望中俳佪，守護千百年流傳下來的這無用卻美好的匠心一點，記錄一時一地的盛衰，寄希望于在未來之人覽古偶涉時，為他們帶來一縷雅韻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