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陪女票去更新駕照，回來的路上，聊的一段話讓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她說“駕照這玩意真有趣，許多人都感慨我將近10年無違規記錄，升到了最高級的金卡。但我其實從拿到駕照之后就根本沒開過車，基本上也忘了該如何開車。即便這樣，我也被認證為一個合格的老司機。”
不僅僅是駕照，升學考試，入職面試，各種各樣的證，這一類的驗證機制，本來就不是，也不能判斷一個人是否熟練掌握了某一項技能，或者能否勝任某一項任務。
這個機制的本來作用就是把不合格的篩選出來。這本來就是為了選出不合格的驗證機制。
合格的不一定都好，但不合格的基本上都有相應的理由。
她點點頭，然后又搖搖頭，“讓一個駕駛技術和心態不合格的人拿了駕照，其實是對路上的其他人的不負責任。比如我要是去開車的話，后果不堪設想。當然，責任在我自己的身上，但是換個維度，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是這個社會的驗證機制允許像我這樣的人開車的。”
就好像在一家公司里頭，
如果只有一個人犯了錯，那么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個人原因；如果一群人都犯了錯，那么很大的可能是領頭羊的問題；但要是大部分人都犯錯，那么就是這家公司的制度出現了問題。
所以，馬路殺手的核心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制度問題。
那幾天剛好在看武志紅老師的<為什么家會傷人>這本書，于是聯想到了一件讓我覺得毛骨悚然的事情。
即便有了駕照制度，也依然會出現馬路殺手現象；那么沒有這種驗證制度的那些事呢？
比如，成為父母這件事。
為人父母，我們都希望孩子好，但許多人常常不知道該怎么做。于是，許多父母就會想法設法為孩子設計人生，周末得上各種培訓班，補習班；考試要拿高分，上學得去重點等等。
這些都是父母不考慮孩子的心理需求，只是按照自己心理需求一廂情愿地以為這就是為了孩子好。且奉為真理，不容改變。結果往往是他們出于愛心的教育，最后卻締造了孩子的悲劇人生。
書中有一個例子。
有一家，父母都是某師范大學教師，他們為孩子設計了一套“完美”路線，要求孩子驗證按照該路線去發展。孩子小時候還不錯，但年齡越大問題越多。第一次高考時，沒考上重點大學。在父母的要求下，他第二年參加了復考。就在考試成績公布的前一天，因為擔心自己考不上父母要求的重點大學，他跳樓自殺了。
作為教師，這對父母顯然無法容忍“自己的孩子教育不成功”這樣的結果。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無疑是對他們自身的嘲笑和否定。
在他們與孩子的關系里，并不是人與人的對等，而人與物的從屬關系。孩子最好不過是他們實現目標的工具而已。
但是，隨著孩子長大，潛意識里已經發展出了一個獨立的自我。不甘于被操縱，意識層面又無法忤逆父母，這種矛盾把他逼上了絕路。
從結果來看，這對教師顯然不是合格的父母，不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但是在孩子誕生的那一刻，又有誰知道呢？
我們這個社會根本就沒有一個排除不合格父母的機制啊。
又，我們根本就無法創造出這種篩選機制。
我媽是我媽，這樣的鬧劇已經太多了；王安石變法的教訓也是歷歷在目。
那孩子的命運就只能看臉么，看他是否投了個好胎？
從個體的角度來看，目前只能是這樣的了。
但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答案又是不一樣的。
比如猶太民族盛產牛人，這個并不是因為某個個體的作用，而是因為整個民族意識的力量。
再比如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并不是馬云馬化騰這些個體作用。雖然他們起到了超級節點的作用，但核心還是千千萬萬的普通老百姓的全方面提升。
那么再回到我們自身來。
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但我們的孩子，命運是掌握我們自己手上的。
這個社會沒有給我們一個驗證自己是否合格當父母的機制，我們自己可以驗證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