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花馬
魯迅說：“最深的絕望，是夢醒了無路可走。”所以，對于一個人而言，于絕境處找到一條逃生之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法國思想家羅曼·羅蘭才會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
陶淵明、蘇軾、悉達多是同一類人，對于他們來說，都看透了這個世界。看透世界之后，他們不愿意把自己交給某種教條，也不愿意把自己交給某種體制，他們不愿意受世俗的束縛，而是把自己交給了自然，交給了宇宙，交給了不可知，然后，自己承擔自己的生命，自己享受自己的生命。
蘇軾說：“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繼而讀《莊子》，喟然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浩然不見其涯，的確，像蘇軾這樣富有創造力，這樣守正不阿，這樣放任不羈，這樣令人萬分傾倒而又望塵莫及的高士，千載而下，依然是許多人心頭的一輪明月。
陸續讀了騰訊“大家”推送的幾組祝勇寫蘇軾的文章。第一組，“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在知識分子最喜歡的時代，蘇東坡卻度過悲劇一生》、《蘇東坡走出監獄，他身后是大宋深不可測的政壇》。第二組，“人生如蟻”：《從事農業生產的蘇東坡，真的快樂嗎？》、《蘇東坡的人生也沒有近道可抄》；第三組：大江東去；第四組：不合時宜；第五組：四海兄弟。關鍵詞：一個偉大生活家、藝術家的樣本。
資料顯示，祝勇，北京電視臺大型紀錄片《辛亥》總撰稿，現供職于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一股風塵深處的滄桑感充盈于字里行間。但這幾組文章的筆觸又是淡淡的，像是在一個風也蕭蕭，雨也蕭蕭，醒也無聊，醉也無聊，閑敲棋子落燈花的雨夜，一個人有一搭沒一搭地回憶起一個老朋友，深情，而又克制。
一千年前的大宋王朝，那真的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嗎？
黃仁宇先生曾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做過這樣的描述：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于宋代出現。宋代的城市規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兩宋的首都汴梁和臨安，據稱都有百萬人口，當時的歐洲，最大的城市不過15萬人。在11、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是在應用科學方面，還是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因此，錢鐘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一向是相提并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數得到宋代。啟蒙主義思想家嚴復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頤總結說：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亂”，也就是一百多年里沒有發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圣百年”，開國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四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一百多年里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采取懷柔政策。? ? ? ?
宋朝不殺士大夫？陸游《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稱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新天子即位.....恭讀誓詞......碑中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這個規定，在北宋確實是執行的，但到了南宋，尤其是南宋開朝皇帝宋高宗趙構，在位36年，開過三次殺戒：第一次是殺張邦昌、宋齊愈等降金媚敵者，第二次是殺害直言敢諫的名士陳東和歐陽澈，第三次是殺岳飛、張憲和岳云。
所以，跟漢朝比，宋朝無內亂；跟唐朝比，宋朝更繁華舒適；跟明清比，宋朝更開放平和。
無怪乎蔣勛說：宋朝是中國歷史最有品味的朝代。讀圣賢書，所學何學？讀書的目的是讓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讓自己過得悠閑，讓自己有一種智慧去體驗生命的快樂，并且能與別人分享這種快樂。
蘇軾：與天地等量齊觀的眼界看人世的幽微
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寫道：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意思是，華夏民族上下數千年，只有屈原、陶淵明、杜甫、蘇軾是最具有高尚人格的文學天才。從1101年蘇軾去世，到王國維身處的民國初年，將近一千年的時間里，再也沒有一個人和這四個人相提并論。
在這四人中，我又最喜歡蘇軾，他幾乎是數千年來，中國文人最具理想人格和燦然成就的完美偶像。
胡蘭成第一次夸張愛玲的文章是這樣說的：中國從蘇東坡以來，文人都少有那種天真，那種與天地等量齊觀的眼界，要先從那里生出慧眼，再回頭來看人世的幽微，而不是一頭栽進個人的苦悶里。我以為一兩個世紀也造不出幾個有這樣文采的人，更萬萬沒有想到這等文采竟然是出自一位女作家的手筆。
與天地等量齊觀的眼界，這正是我特別喜歡蘇軾的因由之一。
可是，元氣淋漓富有生機的人總是不容易被理解的。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物，是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對這種人的人品個性做解釋，一般而論，總是徒勞無功。
我曾從那些傳誦不衰的詩詞佳句中，從文人墨客的注解釋義中，從葉嘉瑩蔣勛康震的評說中，從林語堂的傳記中，從清風明月大江大海的橫流中，試圖去了解和接近蘇軾。究竟，他是如何從宦海沉浮，命運多騫中完成從天之驕子、貶謫官員到自由靈魂、偉大人格的轉變的呢？
白衣秀士：他從眉山來，驚艷了古今上下…
話說，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開立宋朝，史稱太祖，江山馬上取，卻不能馬上治，太祖杯酒釋兵權，意在打造一個文治王朝。
高中歷史考試中，有這樣一道題目：
正確答案是D，國家調整了用人方針。
調整用人方針，建立文治王朝，最重要的途徑是科舉考試。宋朝的科舉擴大了科舉錄取的名額，使它遠遠超過了唐代，平民階層在社會階層中上行的概率，也遠遠高于唐代。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給達官貴人乃至主考官員去看，得到推薦、受到賞識的考生有更多被錄取的機會。宋代科舉考試發展出彌封（糊名）、謄錄等技術操作辦法，使得主考官員即使有心照顧，也難以操作。《寶祐四年登科錄》記載是科錄取進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歐陽修稱宋代的科舉制度“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脫穎而出，則得以進入仕途。歐陽修四歲喪父，買不起紙筆，拿蘆葦稈在地上畫著學字；范仲淹斷齏畫粥，堅持學業。他們都是通過科舉入仕，成為朝廷要員，文化巨人。
所以，錢穆先生說，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公元1056年，蘇軾從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出川，穿劍閣，越秦嶺，長途跋涉去東京汴梁參加科舉考試。
那注定是一個載入史冊光輝璀璨的年份。
主考官是一代宗師歐陽修。歐陽修在讀到蘇軾的考卷文章時十分贊賞，但又認為除了他的學生曾鞏誰還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呢？為避嫌，將該考卷確定為第二名。然而，打開考卷名字后一看：眉山蘇軾。
歐陽修就這樣邂逅了蘇東坡。他對這位青年才俊十分欣賞，大力推薦。他說：讀蘇軾的文章，真是感覺后生可畏，身上不禁直冒汗，真是太令人高興了，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他又對自己的兒子說：再過三十年后，不會再有人提到我歐陽修的名字，蘇軾的文章將獨步天下。
斯時，以歐陽修在當朝的政治地位和文壇領袖的身份，這樣高的推崇評價，蘇軾又怎能不名動天下呢？這里有蘇軾的鐘靈毓秀，更有一代宗師的博大襟懷。
就在嘉祐元年的這次科舉考試中，輝耀史冊的唐宋八大家，至少四位在這一年風云際會，他們是歐陽修、蘇軾、蘇澈、曾鞏。（當然，八者其一，還有帶領兩兄弟出川應舉的蘇軾蘇澈的父親歐陽洵。至此，唐宋八大家，宋朝的六個席位，只差王安石。）
可是，也恰在這一年，蘇母去世，蘇氏父子遂回鄉服喪。三年后，當他們再回到京城的時候，一次北宋王朝最高級別的人才選拔考試——制舉考試即將舉行。
制舉考試是由皇帝特別下詔并親自主持，為選拔非常人才而特設的一種考試制度。參加制舉考試的考生必須由朝中大臣推薦，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參加皇帝主持的考試。制舉開設次數極少，兩宋三百年歷史中，只舉行過22次制舉考試，考中制舉的大約40左右，而考中進士的則有將近四萬人，相差近一千倍。
宋仁宗嘉祐六年八月（1061年），蘇軾以所作五十篇策論通過制舉考試，宋仁宗與司馬光等考官將蘇軾點為制舉第三等，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成績呢？按照宋代制舉等級的慣例，一、二等都是虛設，實際最高等級為第三等，其次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算是不及格。自從北宋開設制舉以來，只有一個人通過第三次等，其他人都在四等以下。因此，蘇軾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大事。這一年蘇軾26歲。
所以，蘇軾在自己人生的初始階段，可謂少年得志，名滿天下，這樣盛極一時的風光，是無數文人汲汲一生都難以企及的榮耀。
烏臺詩案：因言獲罪的經典案例
學而優則仕。蘇軾的第一個官職是陜西鳳翔的判官，對于26歲的年輕人來說，這是個高起點。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蘇軾任滿回京。然而，就在這一年，他的夫人王弗去世，第二年，蘇洵去世。蘇氏兄弟再次回川，歸喪三年。
這期間，公元1085年，英宗去世，神宗繼位，朝堂更迭。
蘇氏兄弟再一次回到京城之時，正當劃時代的大事件“王安石變法”，帷幕拉開，風云激蕩。但，蘇軾并不贊同王安石的變法，他希望能夠進行和風細雨式的改良。于是，他和政治狂人王安石之間，勢成水火。
作為折中，宋神宗將蘇軾外派為杭州通判。這一年，他36歲。在接下來的八年中，他先后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
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
通過年代簡譜可以看到，這時期履任各地的蘇軾，他勤政愛民：杭州，訪民間疾苦，解運河堵塞；在密州，率領民眾,滅蝗減災；在徐州，筑堤抗洪，“公廬于城上,過家不入”。
他寫下經典詩詞（節選部分）：
《飲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江神子·江景》：湖上與張先同賦，時聞彈箏。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蕖，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云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水調歌頭·丙辰中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彫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南鄉子·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東武望余杭，云海天涯兩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卻姓楊。
《西江月·平山堂》：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采桑子·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尊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停杯且聽琵琶語，細捻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
所以，外放八年， 蘇軾的成績單閃耀著四個金光大字：政通詞美。
可是，這樣的才華熠熠，名滿天下，又深得皇帝賞識，朝堂上的嫉妒者，怎么可能樂見其成呢？那個寫過《夢溪筆談》的沈括早已妒火中燒，御史中丞李定則無法忍受地方百姓對蘇軾的愛戴贊揚。
于是，早在蘇軾在杭州任通判時，沈括就到杭 州找到蘇軾，曲意敘舊，拿走了他的詩集，逐條批注，附在察訪報告里，上交給皇帝，告他“詞皆訕懟”。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44歲的蘇軾將要調任湖州，他做夢都不會想到，一個巨大的災難正在朝堂急遽，直指湖州的他。
該時，朝中大臣，先后上書何指責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御史中丞李定給蘇軾定了四條“可廢之罪”，斷然要把蘇軾送上斷頭臺。
神宗下旨，將蘇軾的案子交付御史臺調查處理。御史臺李定立即布置派遣人馬，日夜兼程趕往湖州，將蘇軾緝拿進京。
“烏臺”，就是御史臺。御史臺的大門向北而開，取陰殺之義，四周遍植柏樹，有數千烏鴉在低空中回旋，所以人們常把御史臺稱作烏臺。蘇軾此次詩文獲罪，史稱“烏臺詩案”。
《東坡志林》記載，在蘇軾被五花大綁拖走之際，一家老小哭天搶地。蘇軾慌亂難過，但依然不失文人本色，他忽然想起一個故事來：當年宋真宗招攬賢才，有人推薦詩人楊樸。宋真宗立即召見，讓楊樸作詩。楊樸說不會，真宗問：你臨走的時候有人作詩送行嗎？楊樸說：沒有，只有我老婆寫了一首絕句，說：且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宋真宗聽了哈哈大笑，就把楊樸放回家了。蘇軾安慰蘇夫人說：別難過了，你能不能像楊樸的妻子一樣，寫首詩送我？蘇夫人不禁含淚失笑。（畫面喜感，詼諧幽默是蘇學士一生的性格底色，尤其是猝臨困境之時。）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里這樣概括烏臺詩案的起因：蘇東坡，我們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不過到目前為止，還幸而安然無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時，他就被人抓住了.....
御史臺怎么審這個案子呢？首先，將蘇軾公開過的詩文全部收集起來，選出一百多首認為有問題的作品。其次，向各地方政府發出公文，務必上交個人手中所有蘇軾的詩文，不得隱瞞。結果短到一張便條，長到一首完整的詩統統上交御史臺，僅杭州一地就上繳了數百首之多。然后一首一首地拿出來，讓蘇軾自己解釋一首。展開車輪大戰，除非蘇軾對詩歌的解釋符合他們的心愿，否則就沒完沒了。
這手法好熟悉是不是？對，刑訊逼供。
《石林詩話》《聞見近錄》記載，有一天，宰相王珪忽然對神宗說：蘇軾對陛下確有不忠之心。神宗說：為什么這么說？王珪拿出蘇軾一首題為《王復秀才所居雙檜》的詩：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他指著后面兩句說：陛下飛龍在天，而蘇軾卻求知于地下的蟄龍，這不就是不忠嗎？神宗不以為然地說：詩人之語怎么能這樣理解呢？他不過是描寫檜樹而已，不關我的事。翰林學士章惇解釋說：龍并不惟獨指國君，作臣子的也可以自稱龍。神宗說：自古自稱龍的人多了，如諸葛孔明自稱臥龍，他并不是國君。下朝以后，章惇問王珪：你是不是非得讓蘇軾家破人亡才覺得高興？王珪說：這都是舒亶出的主意。章惇不客氣地說：舒亶舒亶，他的口水也是可以吃的嗎？章惇后來評論王珪的卑劣行徑說：無所顧忌地誣陷殘害他人，竟然可以達到這種程度！
據說，陸游曾編有一本歷史，其中包括所有審問蘇東坡的親筆文件，包括四件彈劾本章、審問記錄全部，蘇東坡的口供、證物，和最后的判詞。這些文件的由來是，北宋靖康元年（1126）官員攜帶珍貴文件向杭州逃難途中流入民間，后被有心者收藏。不敢確言今日流傳下來的這本書是完全根據陸游所見的那本手稿，不過內容卻記載了朝廷公報的細節，包括蘇東坡對自己那些詩句的解釋。（林語堂說，因為蘇軾措詞精煉，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審問記錄，才能得見作者自己對好多文句的闡述分析。）
用我們法律術語來說，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如何看待蘇軾詩詞對朝政的評論。坦誠的批評與惡意的中傷顯然有別。詩經是由孔子刪訂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對當時當政者的諷刺，邦有道，則坦誠的批評完全合法，又如今天所言，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
那么，蘇軾的詩文，究竟有沒有一首可以導致殺頭之罪呢？蘇軾不過是個做過幾任地方官的詩人，政治立場較為保守，看問題雖然比較尖銳，有時候失之片面，再加上文人習氣，喜歡在詩里說些尖酸刻薄的話，傳來傳去，造成一些不利于變法的輿論，僅此而已。
不過，想殺你的頭，還擔心找不到理由嗎？御史們磨刀霍霍準備以攻擊新法、譏諷朝政的罪名起訴蘇軾。
這時候，難道滿朝文武就沒有一個人肯為他說話嗎？
當然有！退隱的前宰相王安石給神宗寫信說：哪里有圣明的時代殺有才華的士大夫的？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病重，神宗準備下詔大赦天下，曹太后說道：不必赦免那些兇頑之徒，只要赦免了蘇軾一個人便可。
且看大boss宋神宗，如何以輕喜劇的方式，給本案來一個“神轉折”：
《春渚紀聞》記載：一天晚上，蘇軾所在牢門被打開，一個人徑直走進來，將手中包袱往地下一丟，倒頭便睡。蘇軾以為是新來的犯人，未加理睬，繼續睡覺。次日，那人對蘇軾說：賀喜學士，說完拎起包袱走了，趕去向神宗匯報說，蘇軾昨晚舉止坦然，一夜熟睡，鼻息如雷。神宗高興地對左右大臣說：我早就知道蘇軾胸中無事，心里沒鬼。
遂，蘇軾在被關押130天后，被以"誹謗朝政，妖言惑眾"的罪名貶任黃州團練副使。
可是，蘇軾出獄后，當天晚上一口氣寫了兩首詩，其中一首寫道：“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意思是，面對酒杯，我覺得剛剛過去的事情像一場夢，拿起筆來作詩依然感覺出神入化。大難過后何必再去回想往事呢，劫后余生難道都是有原因的嗎？
另一首寫道：“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斗少年雞”。“少年雞”，指的是唐代長安城里的斗雞高手賈昌，少年時因斗雞而得到大唐天子的喜愛，實際上是暗罵朝廷里的諂媚小人。
寫罷，蘇軾擲筆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藥！
（寫到這一段，我也是擲筆大笑.....）
黃州：蘇東坡從這里走來
大難不死的蘇軾，貶謫黃州。這座江邊小城，位于湖北省東部，長江中游北岸，大別山南麓，自隋唐以來，歷為州府縣駐地，即現在的黃岡市所在地。
社會，文化，學問，讀歷史的教訓，外在的本分責任，只能隱藏人的本來面目。若把一個人由時間和傳統所賦予他的那些虛飾剝除凈盡，此人的本相便呈現于你之前了。
在這個偏窮小城，蘇軾感受人生落差，反省自察，他白手起家，修房蓋屋，耕田種地；他著書立說，交游鄉里，扶危救急；在這里他的文思開闊飛揚起來。在黃州，蘇軾變成了自然中偉大的頑童——也許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這副面貌吧。蘇軾從苦難中完成了自我。從此，漢文明有了一個風光霽月，赤誠爛漫，高高超越于茍茍營營之上的蘇東坡。
因是之故，一千年來，有那么多人熱愛他。他有迷人的魔力，每當提起他，總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
當他以犯官身份來到黃州，除了一點實物配給之外，沒有俸祿，一家子的生計問題迫在眉睫。開門七件事，怎么辦？
"初到黃，凜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省，日用不得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意思是，把現有基本生活費，量入為出，每個月分成三十份，掛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叉子叉下一份來用，然后，把叉子藏起來。雷打不動，每天就花這些錢。家人問他，錢能維持多少時間，他說一年，一年后怎么辦？他說，船頭橋頭自然直。（也真是蠻樂觀的）
一直追隨他的老朋友馬正卿為他申請到黃州城東一塊舊時營防廢地，蘇軾開始在這塊地上開墾耕種，因為他非常欽佩唐代詩人白居易，常常在詩詞中以樂天自比。白居易被貶忠州刺史時，曾作《東坡種花》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現在，這塊五十畝的貧地正好位于黃州城東門外，于是蘇軾給這塊地取名"東坡"，并自稱"東坡居士"，蘇東坡這個名號就是這么來的。
“墾辟之勞，筋力殆盡“，但土地從來都不肯辜負辛勤勞作的人們。第二年，蘇軾在這塊地上就收獲了二千多斤大麥。他的孩子們說大麥飯不好吃，他將黃色的大麥與紅豆摻在一起，改善口味，他說這是二紅飯！
“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對草蓋雪堂”，他在這東坡之地上，修建了泥瓦農舍，房屋在大雪紛飛的冬季建成，廳堂四壁涂白如雪，故名曰"雪堂"。在黃州，他發明了東坡肉，燉出了東坡羹，釀出了不怎么甜的蜜酒。
此時的蘇軾，是個平凡的養家糊口的勞動者，是個善于在勞動中尋找審美趣味的文人，也是個勇于在苦難中擺脫心靈枷鎖的哲人。原來，無須“摧眉折腰事權貴”竟是這樣的自由和快樂，彷佛池魚回到了故淵。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是中國文人對自我價值的追求。
學而優則仕，在仕途不順的情況下，究竟怎樣才能實現一個文人的不朽價值呢？黃州這現實的牢籠，也許限制了蘇軾行動的自由，但卻不能限制他思想的自由。
在給朋友的信中，蘇軾說：我在黃州閑廢無事，也無所用心，于是專心著述，在一兩年之間完成了對《論語》《周易》的注釋工作，借以闡發自己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完成《論語說》五卷，《易傳》九卷，開始《書傳》的寫作，標志著蘇軾自成一家的學術思想的形成，也標志著他開始躋身于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
其實，經歷"烏臺詩案"的打擊，初到黃州的蘇軾是如驚弓之鳥的。在給朋友的書信中，最后常常有這樣的話："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閉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足見，其惶恐之心。
在這時期，他曾寫下這些清清寂寂的詩詞（節選部分）：
《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
但是要真正從這恐懼與畏禍的深淵中走出來，就必須勇于面對自己，勇于反省自己。蘇軾認為，自己少年時，作文喜歡高談闊論，引經據典，看似才華橫溢，其實不過專為應試科舉而為，不過是書生的泛泛空論，這種洋洋灑灑、盲目議論利害得失的文風，恰恰是十余年間應試科舉養成的毛病。
所以，他才要在讀書著述中，去掉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驁不馴的傲氣，養成穩健端莊、謙遜平和的正氣；要在與農夫村民的交往中，去掉尖酸刻薄、恩恩怨怨的小家子氣，養成虛懷若谷、寬以待人的大氣；要在耕種東坡的勞動中，去掉柔弱纏綿、多愁善感的文人氣，養成剛毅堅強、直面人生的丈夫氣。
在蘇東坡寫給朋友的兩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給至交李常的。因為李常曾寫詩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詩太感傷，蘇東坡不以為然，寫信回答他說：吾濟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生死之際，若見仆困窮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雖懷坎憬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一切付與造物。
意思是，我現在老而且窮，但是心肝骨髓里充滿了忠義道德，面對生死談笑自如，境遇雖不佳，但是只要為了國家、君王，舍生忘死，在所不辭，至于禍福得失，全都交給天地造化了！
蘇軾對朋友說：你看到的我，都是以前的舊我，不是脫胎換骨后的新我啊！
蘇軾不再殺生，他說，并不是對上天有所祈求，希望得到回報，而是因為自己經歷了"烏臺詩案"的患難之后，深感當初被系獄中，就好似雞鴨被關在屠宰場中，因此實在不忍心為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使得天下有生命的生物遭受死亡的恐怖！
尤其體現其仁愛之心的是，針對當地的殺嬰惡俗，他那封寫給當地太守的信，言之切切，理之鑿鑿，放在現在來讀，依然有很強的說服力。另外，他還組織成立民間慈善機構——育兒會，他說如果一年能救一百個嬰兒，也是心頭一大喜事。
苦難與不幸沒有使蘇軾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他反而盡自己的所能去幫助那些更為不幸的人，這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視與憐憫，而是感同身受的關切與同情，是對生命實實在在的領悟與體驗。
蘇軾開始深思人生的意義，他說他的生命猶如爬在旋轉中的磨盤上的線蟻，又如旋風中的羽毛。他開始沉思自己的個性，而考慮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寧。他轉向了宗教。在他寫的《安國寺記》里他說：“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像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
與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內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個方向。誠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尋取到安靜，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確，而人生只是一種幻覺，人應當完全把社會棄置不顧，這樣人類就非滅絕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達到精神的空虛和無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擺脫個人的牽掛，而儒家是抱現實的思想，要對人類盡其職責義務，于是兩種思想之間便有沖突。所謂解脫一事，只不過是在獲得了精神上的和諧之后，使基層的人性附屬于高層的人性，聽其支配而已。一個人若能憑理性上的克己功夫獲得此種精神上的和諧，他就不須完全離開社會才能獲得解脫了。
創作于這一時期的詩詞，是不是能讓我們更讀懂蘇軾一點點呢？
《蝶戀花·春景》：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記承天寺夜游》：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定風波·三月七日》：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念奴嬌·中秋》：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云無留跡。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煙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里，一聲吹斷橫笛。
《臨江仙·夜歸臨皋》：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恍惚之間，詩人覺得人世間紛紛擾擾的蠅營狗茍都不過是身外之物，多少年來，就因為自己太在乎這些身外之物，以至于使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喪失了我之為我的真實感受！不如趁著夜深人靜江濤漸漸平復的時候，駕著一葉扁舟，離開這惱人的地方，去江海之際浮游一番！
蘇軾在黃州的所言所思、所作所為，都會令我們情不自禁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黃州的蘇軾到底瀟灑在何處？他耕種莊稼、走進廚房、廣交朋友、慈悲為懷；他撰寫著作、勤奮讀書、強身健體、反躬自省。黃州的蘇軾沒有頹廢，沒有消沉，更沒有在黑暗的角落里獨自咬牙切齒，而是盡可能地反思自己的過去，充分理解現實的處境，努力創造生活的樂趣，積極探求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他要努力使自己成為艱苦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也許就是我們所說的黃州蘇軾的瀟灑與成熟。
也正因為如此，從元豐五年（1082）七月到十月，蘇軾在黃州赤壁的三次歌詠，才能夠成為流傳千古的絕唱，因為它代表著四十七歲的蘇東坡已經走向成熟與圓融的人生境界：
一詠赤壁清風明月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于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赤壁賦》）
顯然，楊道士對時間、生命的領悟還僅僅局限在個人始終的小天地里，因此當他面對大自然無窮無盡的生命力時，便自然發出悲觀哀傷的嘆息；蘇軾則不同，在他看來，人與自然是一體的，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無所謂生與死，生與死都只不過是生命的不同形式罷了。而時間的長與短、永恒與變化也是相對的，只要能夠將自己的生命都融于清風當中、明月當中、江水當中，將自己的每一分有限都投入到自然界無限的境界當中去，享受每一分生命、月光、清風，就是永生、永恒。
其實，《赤壁賦》中的這一番主客對話，就是蘇軾內心的獨白與對話，是過去之蘇軾與如今之蘇軾的對話，是舊我與新我的對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代表著蘇軾對生命的反省與超越。
再詠赤壁水落石出
如果說，在《赤壁賦》中，蘇軾要努力擺脫有限生命對自己的束縛，那么十月十五日他對赤壁的再次歌詠就是要告訴我們，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
于是攜酒與魚，復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
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久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顯然，在這里，登高長嘯的詩人、飄然而至的道士、橫越大江的仙鶴，早已分不清你我彼此。也許，仙鶴就是道士，道士就是詩人，而詩人也就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赤壁賦》更像是仙境中的一幕戲，詩人一會兒扮作道士在月下飛翔，一會兒化作仙鶴掠過小舟，一會兒在悠長的簫聲中靜靜入睡，醒來后卻故作驚訝地問觀眾：究竟是我夢見了道士仙鶴，還是道士仙鶴夢見了我？其實，觀眾早就明白，那是一幕詩人的獨角戲，戲中的道士、仙鶴代表著他融入宇宙自然的永恒靈魂，代表著他對現實世界的超越與解脫。
三詠赤壁大江東去
與前后《赤壁賦》相比，《念奴嬌·赤壁懷古》這首詞似乎更加著名，也更具有廣泛的民間影響力：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驚心動魄的美麗！瀟灑多情的感傷！
《念奴嬌·赤壁懷古》是一聲宏偉的嘆息，一個壯闊的悲哀，一次飛越歷史的翱翔。無論是驚心動魄的美麗，還是瀟灑多情的感傷，都是一種深情的執著、深情的眷戀、深情的向往。而這，不正是蘇軾所要極力超脫、極力超越的束縛嗎？不要再為自己的老大無成而悲傷、嘆息，要知道，個人的情感無論多么強烈，在宏闊壯烈的歷史巨變中，都顯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矯揉造作，那么可憐可笑。所以不必為此再徒勞地感傷，應當享受人生，笑傲江湖。蘇軾就在這種個人與歷史的強烈對比中獲得了對人生的自覺，從而真正做到超然物外、達觀世事。
蘇軾這三篇歌詠赤壁的佳作不僅是他人生的絕唱，也是文學發展史上的藝術絕唱。
前后《赤壁賦》是宋代文壇上最杰出的辭賦之一。它繼承了漢大賦主客對答的傳統形式，又吸取了散文的爽朗氣度和詩歌的抒情意味，堪稱兩篇優美絕倫的散文詩，是中國文學發展長河中兩顆璀璨的明珠。
《念奴嬌·赤壁懷古》可以說是蘇軾豪放詞的顛峰之作。詞到了蘇東坡手里，詞才真正沖破了“艷科”的藩籬，與詩一樣，成為言志與載道的文學形式。北宋胡寅《酒邊詞序》說他“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元好問《新軒樂府引》云：“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葉嘉瑩先生說：“一直到了蘇氏的出現，才開始用這種合樂而歌的詞的形式，來正式抒寫自己的懷抱志意，使詞之詩化達到了一種高峰的成就。”
《吹劍續錄》記載，有一次，蘇軾問一名客人："我的詞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說："這哪里能夠相比？"蘇軾吃驚地問："這怎么說？"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說："您的詞作，必須讓關西大漢懷抱銅琵琶、手握大鐵板，高唱-大江東去-！柳永的詞作卻需要一個二八年華的小女子拈著紅牙拍板，細細地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蘇軾聽后不禁撫掌大笑。
赤壁的三次歌詠標志著蘇軾開始走出"烏臺詩案"的陰影，走出精神危機的陷阱，走向思想人格的成熟，走向更開闊的人生境界。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第二輪大起大落
此時的北宋朝廷，變法已經持續了整整十六年。隨著變法的一步步推進，神宗的用人思想逐漸由專用新法人物轉向兼用新舊兩派人物。蘇軾開始進入神宗關注的視野。元豐七年（1084）正月的一天，神宗親自書寫手詔：蘇軾在黃州反省悔過多年，鑒于人才難得，不忍就此拋棄，特將蘇軾量移為汝州.....
所以，蘇軾在黃州生活了四年多，經歷了磨礪與反省。現在，他又要起身回到中原地區了。
在北上的途中，蘇軾特意繞道江寧，去拜見退隱在此的王安石。六月底，當蘇軾站在江邊，看著王安石騎一頭毛驢，慢慢朝他走來，那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狷狂宰相，更像是一個孤獨的老人。蘇軾身著便裝，開玩笑地說：蘇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看看自己身上同樣的便裝打扮，笑道：禮儀難道是給我們這些人設置的嗎？
拋開復雜的政治分歧，王安石其實非常欣賞蘇軾的文學才華。當初蘇軾在黃州，王安石時常關注他的創作情況。每次有人從黃州來江寧，王安石總是止不住問："蘇子瞻近來有什么妙語啊？"，蘇軾離開江寧后，王安石慨嘆道："不知再過幾百年，才能有蘇軾這樣的人物出現！"
作為當代屈指可數的政治家、學者、文學家、思想家，他們其實并不存在私人恩怨，矛盾沖突只因政見不同。蘇軾在詩中感慨地寫道："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對于蘇軾而言，這一次在江寧與王安石的會面，雖然不可能直接緩解蘇軾所面臨的政治困境，但是這種融洽的會面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標志，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蘇軾在前往汝州的路程中，其上奏表示想在常州度過余生。神宗皇帝批準了的請求。正當蘇軾準備在常州安家度日的時候，朝廷里又出了件天大的事，神宗皇帝病故了，哲宗繼位，改年號元祐，這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軾的現實處境。
哲宗年幼，高太后垂簾聽政。她堅決反對變法革新，大刀闊斧啟用舊黨。于是，在這樣的政治形勢力，蘇軾這位元祐時期的代表人物火速升遷，從1085年的五月到1086年的九月，短短的十七個月里，便從一個地處偏遠之州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員，提升了六個品級，飛躍了十二個官階。
然而，經歷了少年成名、烏臺詩案，特別是經歷了黃州四五年時間的深刻反省與人生感悟之后，此時此刻的蘇軾對自己多了一份清醒的認識，對他人多了一份寬容的胸懷，對變法多了一份理性的同情，對反對變法多了一份理智的反省，對人生的榮辱成敗多了一份達觀超然的思考。此時，蘇軾對于新法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他看來，無論是新法還是舊法，都要校量利害，都要實事求是，都要看它的實際效果。蘇軾非常反感當初王安石獨斷專行地推行新法，反感新法人物否定一切的態度；同樣，他對于現在舊黨人物上臺后不加分析地全面推翻新法，盲目否定一切與新法有關政策的做法也非常反感。
可是這樣一來，蘇軾必然與主持元祐更化的司馬光發生巨大的矛盾，換言之，作為一個曾經被新黨迫害的舊黨人物，蘇軾回到朝廷后，由于自身政治觀念的轉變，又開始與自己所屬的政治派別發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
蘇軾的這種態度造成了自己“上與執政不合，下與本局異議”。
黨派之爭，朝臣間隙。當蘇軾覺察到這場政見辯論開始走向權力斗爭的時候，一方面感覺到深深的疲倦，同時也產生了一絲恐懼。曾經遭受過囹圄和流放之苦的他不愿意在這場口水仗中重蹈覆轍，他請求到外地去做地方官。宋哲宗元禱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朝廷終于批準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
蘇軾這一次外任地方官，前后計有五年時間，先后擔任了杭州、潁州、揚州和定州四個地方的知州。雖然處在頻繁的調動當中，但蘇軾依然竭盡全力地想辦法為老百姓多做一些實事，其中最可稱道、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杭州時期對西湖的綜合治理改造工程。疏浚西湖,修復六井,將湖中淤泥堆成一條直線,這就是當今西湖的一大景觀——蘇堤。
元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開始全面罷黜元佑舊臣。蘇軾再一次以諷斥先朝罪名，被貶惠州（廣東惠陽），59歲的蘇軾，從北向南，走了六個多月，跋涉七千多里，終于到達惠州。“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三年后，被貶儋州（海南）。62歲的蘇軾懷著“生還無期，死有余責”的心前往儋州的時候，他說到了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
對比17個月里的火速升遷，這一次，五年間蘇軾又從三品降到九品，七個品級，14個官階。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樣的大起大落，非一般意志所能承受。
天涯海角：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
按照北宋不殺文官的祖訓，一貶再貶，貶到天涯海角，無可再貶的蘇軾是元佑重臣中，受到處罰最重的一個。但，我們發現，蘇軾卻從未因身處環境的險惡，放棄自己的志趣，也從未在落落寡歡中暗自傷嗟，孤芳自賞。他總是善于從細微的生活小事中尋找解脫心靈的途徑。當一個人的人生境界達到了足夠的高度時，他那種道法自然的神采是體現在各個方面的。
《記游松風亭》里記載：在惠州時，蘇軾爬山，每一次都一口氣爬到山頂，有一次爬到半截覺得十分疲憊，抬頭看，山頂還遠著呢，不由得犯愁。但轉念一想，爬到山頂又能如何呢？能上則上，不能上就地休息，甚至轉身回去，也沒什么不可以的。想到這里，蘇軾頓時“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
蘇軾以花甲之年面臨不能生還處境，在這樣的極限下，面對人生憂患時心態已然轉變，人生往往如此，有時只需換一種思路、換一個角度，便能從盲目荒謬的自我桎梏中擺脫出來，獲得心靈的自由。
在給親朋的書信中，他說：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意思是，大不了把自己就當作是惠州當地的一個窮秀才，總是考不中科舉，這有什么不行呢？
他還說：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后，卻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糙米飯就吃，便過一生也得。意思是，大不了把自己就當作隱退鄉間的窮和尚，在個小院里，用一口斷了腿的小鍋煮糙米飯吃，就這么過一輩子也可以啊。
在這里很想提到蘇軾于元豐六年（1083年）寫下的一首《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這首詞的背景是，受“烏臺詩案”牽連，蘇軾的很多朋友都被貶黜了。其中一個叫王鞏的人被貶到廣東賓州，大概過了三四年，被朝廷召回。期間，一個叫柔奴的女子與王鞏隨行。半路上他們繞道到黃州見了蘇軾。席間飲酒，蘇軾見柔奴“萬里歸來年愈少，笑時猶帶嶺梅香”，便問她，嶺南的風土應該不是很好吧？柔奴回答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這讓蘇軾大為震動。因為，北宋有不殺文官的規矩，而北邊國土又多被異族占據，所以，官員獲罪只能往南流放，而過嶺南就是最重的處罰了。
蘇軾的詩詞中有這樣的句子：“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一片丹心天日下，數行清淚嶺云南。山林瘴癘老難堪，歸去中原荼也甘。有命誰憐終返北，無心卻笑亦巢南。”
對比之下，可以想象，柔奴的“萬里歸來年愈少，笑時猶帶嶺梅香”該是多么空麗清曠。
遂，蘇軾有了這首《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什么意思？大致翻譯一下：常常羨慕這世間如玉雕琢般豐神俊朗的男子（指王鞏），就連上天也憐惜他，贈與柔美聰慧的佳人（指柔奴）與之相伴。人人稱道那女子歌聲輕妙，笑容柔美，風起時，那歌聲如雪片飛過炎熱的夏日使世界變得清涼。你從遙遠的地方歸來卻看起來更加年輕了，笑容依舊，笑顏里好像還帶著嶺南梅花的清香；我問你：嶺南的風土應該不是很好吧？你卻坦然答道：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故鄉。
蘇軾詩詞意境的橫放杰出，馳騁想象，古今冠絕，自不必言。動人之處在于...似乎聽見女神的歌唱，超然曠放、恬靜安詳。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美好超曠的歌聲發自于美好超曠的心靈。在時隔十幾年后，蘇軾自己被貶到比嶺南更偏遠的海南時，再想想這句“此心安處是吾鄉”，該有多少感慨。
又如，他在《試筆自書》一文中寫道：
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日：“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意思是說：我剛剛來到海南島的時候，看到海天茫茫，傷心地想：“什么時候才能離開這個孤島啊！”后來一想，方圓九州，中原大地，包括所有的人不都在大海的包圍之中嗎？ 不都在大陸這個大島上生活嗎？自己就像是小螞蟻不慎跌人一小片水洼，以為落入大海，于是慌慌張張爬上水洼里的小草葉，心慌意亂，不知道會漂向何方。不一會兒，水洼漸漸于涸，可憐的小螞蟻終于生還，見到自己的同類，痛哭流涕地訴說道：“剛才好危險啊！差一點就見不到你了！”從我們人類的眼光來看，小螞蟻不是很可笑么？依此類推，我蘇軾目前落到儋州，暗自傷懷，自怨自艾，好像非常不幸，但從宇宙天地的角度來看，我的這種哀嘆不也像小螞蟻一樣可笑嗎？
說真的，我看到這一段，忍不住笑中帶淚.......這是多么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面對困窘解脫自己心靈的藝術表現力，他善于運用齊物觀、相對論來觀照人生，善于以哲理妙悟來超越愁苦。
蘇軾之所以既是大文學家，又是大思想家，正是因為他的思想從來沒有因為生活本身的艱苦而趨于干涸，這種艱苦的生活反而給他提供了更為豐富的、馳騁天地的藝術想像力；是這樣一種苦難的生活，讓他的筆變得更為靈動、更加飛揚!
在這種隨時隨地的、有效的自譬自解之下，蘇軾將原本哀怨不平之心轉化為平和坦然，他的心靈有了安頓，精神不再焦慮，從而使自己從凄慘的境地中獲得了解脫。
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
蘇軾從來就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他在惠州，幫助農民解決納糧的問題，交通問題，農耕問題（把黃州秧馬引進到惠州），醫藥問題。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幫助惠州百姓將蒲澗山的泉水引入廣州的水利工程建設。
蘇軾將自己比作海南島上的箕子，盡力幫助這蠻荒之地開化文明。他在儋州以詩書禮樂教授學生。經過三年的講學明道，儋州黎漢專心向學，蔚然成風。《瓊臺記事錄》說：宋蘇文忠公之謫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
在此期間，蘇軾創作詩文三百多篇，修訂了在黃州時所作的《易傳》和《論語說》，完成《書傳》十三卷，撰寫史學筆記《志林》五卷。
逐臣北歸，巨星隕落
正當蘇軾，打算在海南終老時，北宋王朝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九，哲宗去世，徽宗繼位。開始重新啟用元佑舊臣。在此形勢下，五月間，謫居海南三年多的蘇軾接到移轉內地的詔書。
我們從他接到詔書，回程中所作詩文中，一窺詩人的內心寫照：
《儋耳》：霹靂收威暮雨開，獨憑闌檻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
《別海南黎民表》：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澄邁驛通潮閣》：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倦客愁聞歸路遙。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贈嶺上老人》：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
度嶺以來，蘇軾受到沿途各州縣官員的熱情款待，老百姓們的反應尤為熱烈，所到之處無不是人接人送，前呼后擁。根據邵博《邵氏聞見后錄》記載，六月中旬，當蘇軾所乘船只到達常州時，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
但，一路上舟車勞頓，天氣炎熱，66歲的蘇軾病倒了，他向朝廷“請老，以本官致仕”，朝廷最后準許他到常州安老。
十五日，蘇軾到達常州，病體沉珂，自知不起，他對好友錢濟明表示想見蘇澈一面，另外又說：我在海外時，完成《論語說》、《書傳》及《易傳》三本著作，現在全都托付給你，請先不要拿給世人看，相信三十年后，會有人真正懂得這些著作。
十八日，他將三個兒子叫到床前說：我生平沒有做過什么壞事，死后必然不會墜人阿鼻地獄。我心中毫無畏懼，你們別為我而哭泣。
二十六日，他手書一段偈語道：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答徑山琳長老》）
二十八日，他進入彌留狀態，維琳方丈在他耳邊大聲說：端明宜勿忘西方。蘇軾喃喃回應道：西方不無，但個里著力不得。錢世雄也湊近他的耳畔大聲說：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蘇軾又答道： 著力即差！
蘇軾的這兩個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觀念：世間萬事，理應順其自然。文章之道貴在“隨物賦形”，貴在“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西方極樂世界存在于每時每刻對自然，人生不經意的了悟當中，絕非一時一刻之下窮盡全力所能到達！
蘇邁含淚上前詢問后事，蘇軾靜靜地躺在那里，不作應答，溘然而逝。時為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
蘇軾對于佛學有很深的造詣，但以他對待生活的態度，從來不可能將自己的生命最后托付給虛幻縹緲的西方極樂世界。即便真有所謂的西方極樂世界，對于蘇軾而言，它也存在于自己對社會、對生活每一刻真實的把握之中，存在于自己對生命、對理想的每一次真實的實現當中，存在于自己情趣盎然、意趣橫生的個性當中，對此，他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清醒與自信。
面對死亡，蘇軾平靜而安詳，他光明磊落，無怨無悔，他對生命的深刻體驗，對人生的了然洞察消解了病痛之苦與死亡之懼。建中靖國元年五月蘇軾路經金山時，見到李公麟為他所作的畫像，即興寫下一首詩，表達了自己彼時的心情，也算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正如他在《答蘇伯固三首》之二中所說的：“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回顧這十多年的貶謫生活，卻反而是他文學事業的輝煌時期，也是他人生思想發展、成熟乃至最后完成的關鍵時期。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這一段生存挫折的磨練，也就不可能有后人心目中的那個蘇東坡了。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記載，蘇軾病逝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全國：吳越之民，相與哭于市，其君子相與吊于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
蘇軾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他卻永遠不會消失。他的生命，好似一段涓涓的溪流，漸行漸遠，離開了我們的視線，但最終將匯人大海，永遠不會干涸；他的生命，好似一輪皎皎的明月，時隱時落，從我們的視野里消失，但終究還在星空閃耀，永遠不會黯淡；蘇軾是永生的，他永遠都將在中國文化的星河中川流不息、熠熠生輝!
他重情信義，為生命中的三位女性，均寫下了情真意切的心聲，他說“不思量，自難忘”。
他父慈子孝，他說“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但他的三個兒子，虎父虎子，個個學識俱佳，敦厚淳良。
他兄友弟恭，“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往往為了子由，蘇軾會寫出最好的詩來 ，我們通過一首一首的兼懷子由，知道了他與子由的蘇軾和蘇轍兄弟之間的志趣相諧，休戚與共，在詩文交往、政治磨難和生活的曲折中，上升為一種更高層次的人文情感、人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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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這組數字吧：22歲中進士，同年喪母；26歲入仕途；30歲喪妻；31歲喪父；34歲入朝并反對王安石變法；36歲除杭州通判。繼而密州、徐州、湖州、黃州、汝州、蘇州、潁州、揚州、定州、惠州、儋州、瓊州……每當看到蘇軾這樣一位高滔人物歷經無數次顛簸流離之后：66歲，病終，我都有一種落淚的傷感。
“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繼而讀《莊子》，喟然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果然還是他自己的詩句細述平生，無聲驚雷：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又有詩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持。
“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持”，真正的問題只是，我們要找到自己的那一杯酒。只有在自己的那一杯酒里，我們才能擺脫對于別人對于這個世界的依賴。真正的希望，不能寄望于任何外界事物上。真正的希望，是當我獨自一個人 ，我能不能像《肖申克的救贖》里的主人公自己找到逃跑的路。真正的希望，是當我無路可逃只有一死的時侯，能不能懷著平靜的心？能不能對于死后的自己懷抱著信心？
愿你我都能找到那一樽令自己不復遲疑的酒，以慰風塵！愿你我都能于絕望深處生發出對自己生命的真誠尊重與熱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