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到，尋找大道才是出路，那么大道要想不偏不斜（邪），最好的辦法是向祖宗求救。祖宗的那些都是經(jīng)驗，且不會騙自己子孫，就算有所差錯，也未來人的祖先亦即本時代的我們來修改的，絕對不可拋棄祖先的智慧和經(jīng)驗，去聽取一些不符合中國本土情況的偽經(jīng)驗智慧。要搞懂那樣的才是真智慧，還請諸君把目光投向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太久遠，或許不容你我把每一個時代細細解讀，那就從通史開始吧。

為什么要研究中國歷史？

最簡單的回答是，中國人理應(yīng)知曉中國史。這個道理極其普通，我們理應(yīng)承擔(dān)。無論哪一個國，若是不知本國史，焉知本國創(chuàng)業(yè)之艱辛、發(fā)展之辛苦、興盛之榮耀，又焉有承前啟后的使命感和責(zé)任擔(dān)當(dāng)？

所以中國人應(yīng)該知道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的本原和來歷，當(dāng)我們了知了中國史之后，才算是了知了中國人，了知了中國人之后，才算了知了中國社會。知道了中國社會的各方面優(yōu)劣，以及真實和虛假，個性和共性，才算是了解了自身。我們是中國人，只有放進中國史里面來研究，認識我們的過往，預(yù)期我們的將來，才能明白自己的責(zé)任和價值，才能給自己的人生活法給出一個正確的定位。所以我們?nèi)羰遣谎芯繗v史，則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歷史是變化的，也是穩(wěn)固的，所以有其特殊性、變異性、傳統(tǒng)性。研究歷史首要問題是要搞懂其特殊性。所謂特殊性，是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與其他民族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和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現(xiàn)象明顯的不同，有著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的歷史，不能稱之為歷史。

其次，歷史有著必然的變異性，因為歷史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也不能成其歷史。歷史的變最能體現(xiàn)在盛世和亂世交替之時，俗話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同樣的地域同樣長的時間，有事無事之別即是其歷史的變異性。司馬遷作《太史公書》（本不是史書，是個人專著，算子書，后南北朝時才稱《史記》），開篇五帝，然而我們都知中國人的歷史三皇五帝，緣何三皇之史并不敘說，且歷史上其他各家對其也記載甚少，就是因為其歷史的變異性。三皇之世，不以征伐治天下，故事少，五帝開始有征伐，故事多。

歷史還有其傳統(tǒng)性，是變異之中的不變。年年月月，過著千篇一律的生活，好似沒有什么大變化，這樣的歷史就沒必要一點一滴寫進史書，然而統(tǒng)合起來，是其傳統(tǒng)性。其傳統(tǒng)性就是歷史的特殊性和變異性的疊加。我們研究歷史，必先知道歷史的三個大特性。

中國史與西洋史的不同

中國史與西洋史有什么樣的不同呢？西洋史是可以分割的，而中國史不可以分割。西洋史可以把每一個不同的時期劃開來看，諸如希臘史、羅馬史，兩者之間完全可以劃分開。再后來是他們的中古時期，又是一個全新的時代，與羅馬時期不同。再后來近代史、現(xiàn)代史。他們的每一個時代各有起點各有訖點。換言之，西洋史幾乎用不著寫一本通史來研究，因為其前后聯(lián)系性幾乎沒有。而中國史則是承前啟后不可分割的，縱然朝代更替，興亡成敗，但起點源頭似乎只能往炎黃或炎黃之前靠，否則其歷史將無法真正的講清楚。姑且只從炎黃算起，五千年一貫如下，只有一部中國史，通體中國史。戰(zhàn)國之后的秦漢，決不能與西洋的希臘之后的羅馬對比。雙方的歷史有著明顯的不同。當(dāng)然，在此得注意的是，我們只說西洋史可以分割，而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史沒有變動，我們只能說西洋史的變動性是顯性的、外在的、也是巨大的。而中國史的變動性是隱形的、內(nèi)在的、連貫的，一般不容易察覺。西洋史如同一部劇，而中國史如同一首詩。詩句之前是連續(xù)的，銜接之后才能叫詩，但中間并非沒有變動，詩總是渾然一體，涵蓋全部的，與劇有著明顯的不同。

研究歷史，首先注意其變

歷史本身就是在變，研究歷史一定要明其變，換言之，這一個時期的歷史與前一個時期的不同，前后的變異之處則是其變，故而乃有歷史時代之稱。歷史時代可以劃分，劃分的切入點就在一個變字。如果沒有變，也就無時代劃分。我們應(yīng)該知道，并非先有各個時代才有各個時代的歷史，而是先有這段歷史才有按照歷史的變來劃分的時代，因此，時代只是歷史的影子，而非歷史本身。所以中國史本身只能從通史入手，縱觀全部，萬不可放在一個點或一段時代上，那樣的話不能真正明史。沒有時代之變，也就無歷史可寫，比如炎黃之前，中國文明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個春秋，但其變動性少，千篇一律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沒有發(fā)生什么大事件，故而無歷史可寫。于是對于炎黃之前，我們知之甚少。

西洋史總體上可以分為上古、中古、近代三個時期。上古是指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指他們的封建時代，近代指現(xiàn)代國家興起。中國人講歷史往往講朝代，稱之為斷代史，因此有人說中國史無非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譜史，乃把王朝的興亡定為一個時代。比如李家做了皇帝，建立唐王朝，便稱之為唐朝，趙家做了皇帝，建立宋，稱之為宋朝，朱家做了皇帝，建立明稱之為明朝。但帝王家譜的說法其實很離譜，一個統(tǒng)一的王朝興起，其政府職能要波及全國，正常運行數(shù)百年，在這其中變動性較少。突然一個王朝崩潰了，新的王朝替代了，這兩朝之間歷史會起巨大的變動，所以把斷代史劃分來看是有其道理的，絕非帝王家譜那么簡單。就中國史而言，這是一種自然劃分，自然到所有人都會這么劃分，不是人為刻意而為，所以通史之外的斷代史劃分，沒有什么不妥的。

若我們按照西洋史的劃分法，則中國史的上古應(yīng)該斷在戰(zhàn)國結(jié)束，秦之后是郡縣社會，政治上開啟了大政府高效職能的新局面，秦后該說中古史了。但這也與西洋的中古時期不同。總體上來講，西洋的中古史是一段黑暗史，而中國的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個方面進步甚多，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遜色，又在許多方面進步不少。兩千年一氣呵成，中古史中間很難再細化，即便細化，各個史家有著各自的劃分標(biāo)準，也會全然不一樣，這就真的是人為劃分了，而非歷史自然劃分。

宋代以降，和我們的時代接近了，其社會職能的革命和新型社會思潮以及國人思維，我們今天的源頭幾乎都要推到宋，所以真要劃分近代史，則自宋代就已經(jīng)開始了，而不是清末。

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也要分辨其所變化的大小

哪些歷史時代是一大變，哪些歷史是一小變，一定要明白。比如從戰(zhàn)國到秦，可謂一大變，東漢到三國，可謂一大變，宋朝滅亡，蒙古入侵中國，中國整體上亡國，可謂一大變，滿清入關(guān)也是一樣，民國肇興又是一大變。由此看來大變絕非均勻的排放在歷史時軸上，所以要明其變。大變之外其他變化，均為小變。歷史進程，每一步都在變，從不斷變化中，我們要擁有默察其變的能力，知曉其源頭、本質(zhì)，以及變的方向和結(jié)果，用來推測下一步歷史的軌道。在歷史中去尋找大趨勢和大動向。固然，只要還沒發(fā)生的未來，一切存在變數(shù)，會有預(yù)料不到的地方，但一定在情理之中。明白了這些，歷史進程的頓挫曲折，乃至倒退，其本因和源頭可以找到，當(dāng)還沒有發(fā)生時，可以抹殺在搖籃，避免社會災(zāi)難。這難道不是治史的重要意義嗎？

內(nèi)向中求外向

誠然，我們知道歷史有著特殊性，每個民族每個時代不同，長期的歷史大趨勢和大動向，表現(xiàn)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地域不同時代，其歷史的個性絕不相同。我們學(xué)歷史，正要根據(jù)歷史來找到其動向，看其何處變，變往何處。在尋找歷史趨勢中向內(nèi)深入再深入，挖掘其內(nèi)在的絕對本質(zhì)，這個絕對本質(zhì)有時候看起來還不像本質(zhì)，甚至似乎避免不了的，體現(xiàn)在人性的黑暗面或光明面上。比如，曹操攻打張繡，張繡已經(jīng)投降，然而曹操卻色性起，霸占張繡的叔母，這樣張繡無論是面子上還是里子上都過不去，張繡于是反曹。這個歷史事件的絕對本質(zhì)原因僅僅是一時好色，而非其他社會動向或矛盾導(dǎo)致的。如果我們內(nèi)向求史中，了知本因，亦能推導(dǎo)外因，進而向外求。我們把握了這個歷史的個性，才算是了知了歷史，才能指導(dǎo)歷史，在其進程中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推進歷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更合理想的境界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