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脈何以蓬勃：它是多元的，打開的，聯結的

澎湃新聞? 羅昕

“明清以來的江南文化絕對是中國文化的主體。在這樣一個傳統下，今天的江南文脈如何傳承與發展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江南不僅是一個地理的概念，可能有時也是一種情感結構、話語方式，甚至是一種文化隱喻。”論壇由評論家、蘇州大學教授季進主持，他說：“有一個詞叫‘全球本土化’，既是全球的也是本土的，在這樣的世界格局下，這一論壇主題其實非常有趣。”

地域江南與文學江南

2018年，為響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推動長三角地區文學資源的共享和協同，構筑區域文學高地，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作家協會聯合成立了“長三角文學發展聯盟”。在作家、《江南》雜志副主編哲貴看來，江南文脈蓬勃發展背后的經濟因素也不可忽視。

作家、《雨花》雜志主編朱輝認為江南這個地方有著一份特別的溫潤。“這份先天稟賦是老天賜予的，而后影響江南的文學表達，產生了王安憶、余華、蘇童等文學大家，留下了一批批厚實的作品。”

“江南文脈的形成，得益于交融。”作家、《江南》雜志主編鐘求是表示，南宋時期，北方人口南遷，形成了文藝的繁榮。到了近現代，江南地區又聚集了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魯迅、茅盾他們都在上海待過，這批人實際上是與外國文學交融最快、最緊密的一部分人，他們帶來了江南地區的文學高峰。改革開放之后，余華、格非、蘇童、孫甘露等來自江南地區的作家看了很多外國作品，引進先鋒的創作手法，使得江南地區整個文學創作無論在技術還是理論方面都走在全國前沿。今后江南文脈的延伸和蓬勃，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依靠交融，包括與文學新樣式、文化前沿思想、社會生活新鮮部分的融合，也包括與新傳播方式的不斷結合。”

“當我們在文學的意義上談論江南，我們應該深思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出自江南的作家，他們的工作對今天深具啟發性。”作家、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院長孫甘露如是說。

談地域，從語言說開去

在分析當代文學的地域性差異時，不少學者認為方言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思考角度。每個作家的原初語言都是自己家鄉的方言，但即使是不會說普通話的作家，在今天也必須用普通話進行文學創作。他們從事文學創作時用原初語言進行思考，用普通話進行寫作，這就存在著把原初語言轉換成共通的普通話的問題。

程永新提到了1990年代初在海南島的一次筆會，他和一個朋友正好談到了一篇小說，說了句：“寫得還可以，就是語言弱了一點。”結果這話被汪曾祺聽到了，當時汪老就走過來說：“語言不好，這個小說也不可能好。”

周嘉寧一向對語言問題感興趣，自己寫小說時也尤其注重語言問題。“今年我聽了不少北京、東北年輕主持人的私人電臺。他們以為他們在使用普通話，因為所有聽眾都聽得懂，但其實他們在使用方言。普通話是個什么東西呢？我自己的日常語言已經是普通話了，它是有普遍性和規則感的，但我想最有生命力的語言往往突破了普遍性和規則感，這類語言恰恰是我們現在寫作時最容易放過的語言。”

“之前一個上海作家在小說中使用了寧波方言，特地寫了注釋。”順著語言的話題，《小說界》雜志執行主編喬曉華說起她在編輯過程中發現的有趣現象——北方作家、西南作家在寫作中可以很自然地運用方言，反而是江南地帶的作家對使用方言比較謹慎，更多的還是使用標準漢語寫作。

《上海文學》雜志副主編崔欣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在她的理解中，普通話、四川話都屬于官話系統，文字是通文的，但很多上海話是寫不出來的，或者寫出來也難以看懂是什么意思。此外，上海話、上海人在北方語境里常被污名化，這或許對閱讀趣味也有影響。“金宇澄寫《繁花》，就不是純粹的口語復制，而是可以通文的。”

是建立共識，還是保持多元？

“前面周嘉寧說到播客，我感覺那是新型的口述傳統。”作家路內特別提到了地區口述史。“作家們常說自己看過哪些外國經典，但他一定受到了他那個區域的口述影響。比如余華，《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其實頗具有越劇苦難色彩。中國作家會看卡夫卡、博爾赫斯，但還是有一個‘文學認宗’的問題。作為本土青年作家，你要是認汪曾祺或者蕭紅，那基本就在一個寫作區域內了。”

“中國作家想寫出來，往往先強調階層或者地域。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劃分出東北文學、西部文學等等，但我們似乎很難定義東部文學、江南文學。我們看到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作家群對于‘區域文學應該怎么做’、‘區域文學有什么樣的價值觀’是有共識的，但江南地區還沒有。”路內說，或許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果真有江南文脈，是否有必要建立核心的文學認知與共識，如果有，如何建立。

“有時，我們對江南的認識也帶有符號化、概念化的傾向。身在上海，或者說身在江南，我們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符號的影響，但我希望我可以寫出自己對江南的記憶和理解。”作家、上海作家協會創研室主任薛舒說。

評論家、《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黃德海認為，我們不必急于歸納江南文化的特點與符號，因為江南文化的多元、復雜、難以定義恰是它最具活力的地方。“我們要做的是保持它的多樣性。全中國寫作的人就這些，但為什么每個雜志都很不一樣，因為每個雜志都有自己的個性，這才帶來了文學雜志的蓬勃。而且文脈這個事永遠不是一個結果，它永遠在發展。”

這一條江，不僅是阻隔，更是聯結

“有一條江非常長，把中國的南和北連在一起，也把中國和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連在一起。當我們說江南，并不是說長江以南的所有地方，而是最后落到了‘長三角’這個概念。”評論家、《上海文化》雜志編輯木葉借用了去年項飆與吳琦的對談書名《把自己作為方法》：“如果你生活在江南，江南文脈就在你身上，就在你的血液里。所以我們寫作，就回到我們自身，把自己變成方法，讓自己自成世界，再怎么寫作也像這條江一樣能夠貫通東西南北，把整個世界的風氣都融匯其中，那么江南在我們身上，中國在我們身上，世界也在我們身上。”

“一條江讓一個地方有別于其他地方。但我想，更好的存在不僅僅是讓一個地方與其他地方隔開，而是讓這個地方和其他地方聯結起來。換句話說，如果阻隔的東西同時成為了溝通的東西，那它一定是更好的東西。我們不必孤立地去談江南文脈。”評論家、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如是說。

評論家、蘇州大學教授王堯也認為江南文脈始終要和世界保持對話。“我們的時代已經不是以前的時代了，我們的生活方式、語言、文體都有了新的變化。如果要蓬勃發展，封閉肯定是不行的，我們要有新的打開與創造。”

就在這場長三角論壇舉辦的前一天，“第五屆收獲文學榜”還促成了文學內部的一次對話，讓科幻文學、網絡文學、影視文學、傳統期刊文學“跨界對談”。在王堯看來，連續兩天的論壇都可以被視為文學界的標志性事件，其最大的意義在于文學期刊重新回歸到“引領文學思潮”的地位。

“回想我們近四十年的文學史，許多重大文學思潮都是由文學期刊引領的。多少年了，我們的期刊漸漸喪失了這樣的能量，所以《收獲》雜志這一次的‘回歸’在我看來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