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蔣介石的“編遣”會議

（1）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代表“一統天下”的南京國民政府，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閱兵儀式。它這是在昭示國人，現在統治中國的，再也不是代表清政府余孽的袁世凱北洋政府，而是響當當硬邦邦的辛亥革命主力軍同盟會的中央政府。

閱兵場安排在南京飛機場，閱兵臺設在飛機場的正中央，有三米多高。在閱兵臺的兩旁，是臨時搭建起來的兩座彩色牌樓，在牌樓之間，橫拉著一匹藍色棉布，上嵌白底黑字“民國十七年元旦日閱兵典禮”字樣。

閱兵臺的后面，也就是兩座牌樓之間，是用一個個巨大的屏風連綴起來的主席臺后壁。

在后壁的正中央，懸掛著孫中山的畫像，畫像的兩旁，緊貼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幾個字，然后兩邊才是國民黨的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和黨旗“青天白日”。

閱兵臺高高的聳立，在它的四周，則懸掛著無數朵由綠葉襯托下的紅花。

想當年，第一次宣布中華民國成立，在南京兩江總督署大堂宣誓就職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就是今天這個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可是當時他們的政府有多可憐，在宣布成立那天，其財務賬上只有兩元美鈔，這真是天下奇聞！

所以后來在清朝余孽袁世凱的強兵威逼下，只好“南北議和”，把革命的領導權讓給了野心勃勃的袁世凱，使他成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如今算起來，已是第十七個年頭了。

在這十七年中，有十四年是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對袁世凱所建立的北京北洋政府進行不懈的斗爭，如今已被國民黨人終于打倒推翻，所以到了新年伊始，黨魁蔣介石就想出要舉行這么一個大型的閱兵儀式，來慶祝國民黨終于取得了統治中國的中央政權。

這一天，蔣介石穿上他北伐時的戎裝，先是帶著衛隊騎著馬在閱兵臺前的廣場時繞了一圈，然后氣宇軒昂地走上那個高高的閱兵臺。

這應該是蔣介石在南京進行的第四次閱兵了。第一次，是在他發動“四·一二”政變后建立南京政府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那天，為了向武漢國民政府示威，他舉行了閱兵。后來，又在那一年的七月一日紀念北伐一周年時也舉行了閱兵，那是因為當時面臨武漢政府的“東征討蔣”和孫傳芳五省自治聯軍雄踞江北，需要鼓舞士氣。

這兩次閱兵，都是在蔣介石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嚴重危機時刻，或者說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賭博對弈中，為了振作將士們的斗志而掀起的一種活動。

第三次是在去年的十月十日。這一次可不同了，它是在向國人昭示，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就是在十七年前的這一天。那時，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的會員組織起在湖北的新軍，打響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槍，而現在則是與同盟會一脈相承的中國國民黨人，終于推翻了清王朝的余孽們所建立的北京北洋政府，取得了全國的政權。

今天這一次，卻又是在推翻這個北洋政府后實行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新年伊始。

(2)

當閱兵式開始的時候，蔣介石宣布升旗。

那時，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國歌，所以只舉行了升旗，但沒有音樂伴奏。

說到國歌，中華民國在建國時是有國歌的，那時已由臨時政府頒布過，但改過幾次，已經亂了，不能再體現今天的國民黨人所面臨的形勢。

記得第一首國歌，是由沈恩孚作詞，沈彭年作曲，名為《五旗共和歌》。這首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亞東開化中國早，揖美追歐，舊邦新造。飄揚五色旗，民國榮光，錦繡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但是，在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篡位后，卻把國歌改為《中華雄踞天地間》，目的是為他的“復辟帝制”營造聲勢，到了一九二〇年段祺瑞執政后，卻又把國歌改為《卿云歌》。

現在，國民黨里大多數人以為，以前的國歌都不適用了，還得重新編寫，最好是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內容用來編為國歌，或者就以國旗“青天白日旗滿地紅”的內涵，編一首國歌，但目前還沒有創作出來。

接著，蔣介石發表了簡短的講話。

在講話中，他除了對全國民眾表示慰問之外，還保證在三年之內他要經過談判，去廢除外國列強跟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當然，能不能實現？國人會拭目以待的。

此時，站在閱兵臺上的除了蔣介石，還有一系列特邀人士，他們是如今還健在的一些最早就參加了同盟會的國民黨元老，如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丁惟汾等，也包括現在擔任要職的譚延闿，此外就是一些后來才加入同盟會的人，如林森、鄧澤如等西山會議分子。

說到中國同盟會，它是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孫中山的倡導下，由原來的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在日本東京合并而成的，這三個政治團體的主要人物有：興中會孫中山、楊衢云、陳少白、陸皓東、鄭士良；華興會黃興、宋教仁、劉揆一、章士釗；光復會蔡元培、章太炎、徐錫麟、秋瑾、陶成章。

如今興中會健在的就只有陳少白一人，而華興會卻還有兩人健在，他們是劉揆一和章士釗。光復會呢，只有會長還在，他就是蔡元培。

這閱兵臺上還有一人，今天也來了，他就是在去年年底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后憤然出走到歐洲去考察的胡漢民。

記得當時是胡漢民要蔣介石把支持張發奎發動“兵變”的汪精衛抓起來法辦，而汪精衛卻是與蔣介石“合作”才推翻了西山會議派與桂系勾連的南京特別委員會，所以怎么會去做這事呢？他不僅不抓，還把汪精衛給放走了。這讓胡漢民一氣之下，就和孫中山長子孫科一起，在元旦前夕，就離開了南京，從上海去了歐洲。

但是在去年八月二十八日那天，胡漢民和孫科卻出人意料地回來了。當他們到達香港時，把在南京的蔣介石嚇了一大跳，以為這倆人到歐洲去討回來了什么法寶，然后是來和他秋后算賬的。

此時，蔣介石正處于對付各路軍閥實行“裁軍編遣”的交困階段，這兩個人的到來，著實讓他大吃一驚。

（3）

原來，八月十五日在南京閉幕的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蔣介石只實現了他的第一個戰略目標，即通過了《軍事整理案》，對全國軍隊實施“編遣”，而另一個目標卻是取消各地的政治分會，卻沒能通過。這使他郁悶不樂 ，苦愁難耐，在會議還沒有結束，就住進了上海的一家醫院。

在醫院里，他成天都在思考，看用一個什么辦法才把這個“取消各地的政治分會”給他搞定，可主意還沒有想出來，新的危機又出現了。

八月二十八日這天，那個在元旦節前夕憤然出走的胡漢民和孫科，居然從歐洲回來了，現在已到達香港。于是，蔣介石馬上敏感到，這倆人一回來，肯定是來“作亂”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廣州糾集李濟深的粵系軍隊，再加上李宗仁的桂系，在廣州另立政府與他蔣某人對著干，其他人沒這個膽子，可胡漢民這個人，完全有。因為他連廖仲愷都敢殺，其他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再說，胡漢民曾經在廣東擔任過都督，許多粵系將領都是他的舊部，采取兵變的事那就是他一句話的工夫。于是，一種突如其來的焦慮又馬上把蔣介石給困住了。

如果胡漢民、孫科和桂系中的李宗仁、李濟深聯合起來對付他蔣中正，那就是二十多萬人的進攻，這可比共產黨在井岡山那幾千人馬厲害多了！不行，得想個辦法拆他們的臺。想到這里，蔣介石終于想到一個人來，他就是已宣布下野的桂系的死對頭唐生智，他要利用唐生智在白崇禧軍中的舊部在關鍵的時候“反水”，使桂系猝不及防。

為了用好這把殺手锏，他必須要用重金去收買白崇禧手下原唐生智的三位軍長，他們是廖磊、葉琪和李品仙。可這三個人現在卻在天津以東追剿張宗昌殘部，怎么辦呢？看來只有委派一人攜重金去天津啰！

主意拿定之后，蔣介石找來財政部長宋子文，要他去找陳公博，通過陳公博去把唐生智的大將劉興串動起來，要劉興親自到白崇禧軍中去做收買的事。此時，劉興也是學唐生智的辦法宣布下野，把軍長的位置讓給了廖磊，但沒有出國，具體在什么地方，只有陳公博知道。

宋子文遵照蔣介石的囑托馬上去辦這事，但此時的陳公博因為李濟深重新回廣州搞得他連廣東省主席也當不成了，而汪精衛又是秘密出走的，還沒有來得及帶上他，所以就在上海賦閑。

這一家公寓的樓上，宋子文終于找到了陳公博，但他卻愛理不理，并且聲言要他去找劉興，這比登天還難。

蔣介石知道這事后，只好硬著頭皮去見陳公博，并向他透露胡漢民和孫科已回到香港的事，如果他不去找劉興辦這事，怕是來不及了，到頭來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聰明的陳公博已意識到桂系有可能和胡漢民裹挾在一起，再加上那個可惡的李濟深，這些人都是他和汪精衛的死敵，于是就答應去辦。

臨走時，蔣介石特意叮囑：“事成之后，蔣某人絕不虧待你。要多少錢，找宋子文去辦！”

陳公博馬上畢恭畢敬地答道：“這個，請總司令放心，陳某當效犬馬之勞！”

之后，蔣介石又給第一軍團司令劉峙下達命令，要他加緊訓練部隊，做好“兩廣突變”的軍事反擊準備。

胡漢民、孫科的出走，對蔣介石來說是一種抗議，如今他們又回來了，卻對他又構成了威脅。真是冤家路窄！

(4)

哪知，蔣介石卻是虛驚了一場，因為胡漢民和孫科到香港后，并沒有去廣州，而是在香港滯留了下來。

八月二十八日，胡漢民、孫科一行到達香港。在二十九日這天，胡漢民向香港的一家媒體公司發表了一番講話。有記者問他，對目前中國的時局有何看法，他說了三點：

一、中國應當徹底實施“五權憲法”；

二、國民黨人要團結，不要動不動就以批評左派抨擊他人；

三、主張撤銷政治分會。

胡漢民“出走”的這幾個月，并不是對中國的事情漠不關心，而是在隨時關注。當初，他是想給這個蔣中正一點威脅，使他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上徹底破產，而且更想看他以后的笑話，特別是那個規模巨大的第二次北伐。他想，這個事情，他蔣介石未必就有那么大的神通，把一個松散的國民黨一下就攥在一起把張作霖趕出北京城。但是，后來的事實證明，他是想錯了。他真是小看了這個曾經和戴季陶在上海交易市場既做“多頭”又做“空頭”的浙江小契弟。

他不僅把二屆四中全會正式會議開得很成功，而且還由此崛起成為國民黨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更其重要的是居然把各路“諸侯”拿捏在一塊兒，進行了成功的第二次北伐。

所以，他胡漢民這次回來，硬碰硬地與這個姓蔣的對著干已經不現實，只有改變策略，用軟繩去套這只猛虎。

如今還有什么軟繩能去套這只猛虎呢？胡漢民想了想，看來只有孫中山提出的“五權憲法”可以用來制衡。他不是在八月初已宣布國民黨從“軍政”過渡到了“訓政”嗎？這正好是實行“五權憲法”的最佳時期 ，把孫中山抬出來壓這個蔣介石，他不敢不聽。

當記者問胡漢民：“國民黨正在進行第二次北伐，您為什么還要跑到歐洲去呢，難道與現任國民黨最高層有什么不協調？”

胡漢民答道：“如果有這方面的傳聞，那純粹是謠言。我到歐洲去是專門考察西方的先進政體，為今天之中國進入‘訓政’略盡綿薄之力！”

有記者問：“據說您到歐洲考察，回來后要在廣州停留以實踐您的考察結果？”

胡漢民一聽馬上就明白了，這是蔣介石在試探他呢？什么實踐考察結果，其實是怕他帶兵征討，于是馬上說：“我不在廣州停留，而是直接要去南京。”

胡漢民的言論登載到香港的《大公報》上，讓蔣介石看了轉憂為喜。

想不到胡漢民也能改頭換面，這讓蔣介石感到有些意外，看來人都是會變化的。原以為胡漢民要刀兵相見，沒想到卻是來送“和平”的橄欖枝。以前的一切估計與預料，都不作數了，真是虛驚一場！

更其重要的是，胡漢民還提出“撤銷政治分會”，正好是他蔣介石所需要的。這就好像是等米下鍋，太及時了。他就是因為這個才感到頭疼，才住進醫院，沒想到胡漢民的一席話，使他的病居然好了。

胡漢民在香港發表的三點意見，在國民黨中也喚起了很多人的共鳴，于是馬上掀起了一股春風化雨般的“迎胡”熱潮。

畢竟，他所表述的意見也正是大多數人所主張和擁護卻又無法實現的，所以胡漢民的到來，那就是中國的“訓政”將步入正軌，又怎能不表示一下對他的熱情與敬意呢？

九月三日那天，胡漢民、孫科在陳銘樞等人的陪同下從香港坐輪船直接到上海。在上海外灘那個熱鬧的碼頭，蔣介石特意派張群前去迎接。作為門生的李濟深，也派了一個叫鄧家產的手下人，也到碼頭去迎接。

接下來，在胡漢民的住處，訪客簡直是絡繹不絕，宛如門庭若市。因為目前國民黨的政權，基本都是仿效孫中山所提倡的“三權分立”而建起的模式，可如今胡漢民卻帶來了“五權憲法”，這好像比孫中山更先進地體現了西方人的那種民主制度？

其實，這個也是孫中山的版權，是他的獨創，只是許多人不甚了解罷了。

當然，在訪問胡漢民的人中，蔣介石也是其中之一者。他找胡漢民卻不是一般的閑談，而是單刀直入討價還價的單獨密談。此時，蔣介石在胡漢民面前表現得很謙恭，一口一個“胡老前輩”或“請多多指教”，儼然像一個小學生似的。

胡漢民比蔣介石大八歲，個子不高，長著一副清癯冷峻的面孔，不戴眼鏡還好，一戴上眼鏡就像一個刻板的私塾先生，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打板子”。但是，今天看見蔣介石居然是這樣一個態度，也就笑容可掬，原來他也可以有和顏悅色的表情。

二人經過幾次密談后，最終達成了“共同執政”的口頭協議。

看來蔣介石準備派劉興去收買目前還在白崇禧手下的那三個唐生智的軍長，已是多余的事了。

現在一看胡漢民這架勢，恨不得和他穿一條褲子，又哪來的“兵變”可能，所以他暗中叮囑宋子文，劉興找他要錢的時候，暫時不忙著給，待以后再說。

（5）

這樣，在一個月后，也就是十月三日，國民黨中央在上海終于通過了《訓政綱領》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

幾天后，也就是十月八日，國民黨中央又公布出了一份國民政府委員名單，其上面有蔣中正、譚延闿、胡漢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寵惠、馮玉祥、孫科、陳果夫、何應欽、李宗仁、李濟深、楊樹莊、閻錫山、林森、張繼、張學良等十七人。

這里，有一個我們還不熟悉的人，他就是楊樹莊。原來他是北洋政府里的海軍副總司令，曾經統轄著東南沿海各艦隊。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這天，當北伐軍攻進上海后，他宣布脫離北洋政府易幟南方國民政府，但是沒多久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他也就成了蔣介石的海軍總司令，所以目前的政府委員也有他一個名額。

這里，還有一位是我們很熟悉的，他就是張學良。幾個月前，他還是國民黨第二次“北伐”的對象，可如今卻寫進了南京國民政府委員的名單，這讓人感到太意外了。

原來張學良自從在六月十八日接任東北奉系軍閥的主帥后，他就馬上去控制了軍隊的指揮權，但是由于他年輕氣傲，卻沒被張作霖曾經的得力干將楊宇霆放在眼里，而是處處給他“挖坑”。同時，他馬上就受到了兩方面的軍事壓力，一方是國民黨的北伐軍還在繼續向北推進，而另一方則是日本人駐守在奉天的關東軍，也在虎視眈眈地瞅著他。

這內憂外患的壓力，使張學良不得不做出對未來前途的明智選擇。

反正是要想成為他父親撥弄的那個局面已永遠不可能，或者說要“獨統天下”其機遇已過去，現在這樣下去可能連東北這個立足的地方都不復存在。

怎么辦呢？他只能去依附一方，再抗擊另一方，才能求得自保。

那么，依附于哪一方？日本人，還是南方的蔣介石？他惦念來惦念去，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只能依附于蔣介石。

哪怕蔣曾經是討伐他的敵人，但為了民族大義，他只能這樣。

如果不這樣，情況就會很糟糕 。首先是日本人的威逼。日本為實現它霸占滿蒙的野心，開始是要挾他父親張作霖，但張作霖不聽，就在皇姑屯把他炸死了。

如果張學良也不聽呢？可能還是這個下場。

當然，投靠日本人可能就沒有這種風險了，但另外的事情又鉆出來了。

“殺父之仇”不僅沒報，反而還“認賊作父”，這不是顛倒乾坤了嗎？在日本人的保護下讓東北“獨立”，這不是把東北從中國的版圖上宰割出去，而成了秦檜一般的千古罪人了嗎？

所以，“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張學良只能向討伐他的國民黨南京政府投誠，可能才是唯一的出路。

當然，為了這事，他也少不了要與國民黨那邊討價還價地談判，而那邊也有明白人看出了他的難處，所以最先就給他送來了橄欖枝。

在北京被攻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八日，首先占領北京的閻錫山，就以北平衛戍司令的身份，派出于珍、邢士廉等說客馬上到奉天去，以吊唁張作霖為名，對張學良表示慰問，而實際卻是去規勸張學良，服從國民政府之領導。

所以經過周密思考，張學良終于拿定了主意，趁蔣介石來北平祭奠孫中山之際，就把那個邢士廉又派回來作為他的信使，回北平與蔣介石親自協商，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交換條件。

可此時，日本人也在加緊活動。駐奉天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奉田中義一之命，警告張學良勿與國民黨勾連，否則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應該由他自己承擔。

這一下，可把張學良給嚇住了。于是，就沉默了兩個月。直到九月下旬，南京國民政府派出外交部長王正廷去找美國人與日本人交涉，聲言東北是中華民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樣張學良才敢向國民黨表示一個明確的態度，所以也就有了他被列入國府委員名單的資格。

（6）

在南京國民政府中，隨著政府委員名單的公布，各院、部的人選名單也陸續出來了，他們是：

行政院長譚延闿，副院長馮玉祥；

立法院長胡漢民，副院長林森；

司法院長王寵惠，副院長張繼；

考試院長戴季陶，副院長孫科；

監察院長蔡元培，副院長陳果夫。

行政院下面的各部部長為：

內務部長? 閻錫山

外交部長? 王正廷

軍政部長? 馮玉祥

財政部長? 宋子文

交通部長? 王伯群

鐵道部長? 孫科

工商部長? 孔祥熙

農礦部長? 易培基

教育部長? 蔣夢麟

衛生部長? 薛篤弼

以上政府機構的框架，就是胡漢民根據“五權憲法”再結合西方國家的政權模式搞出來的一個模板，至于人選，那就是蔣介石、譚延闿之流去物色了。

這里有一個異象，就是把馮玉祥、閻錫山這兩個軍頭大佬都吸收進了政府，就是沒看見有李宗仁的名字。

胡漢民這個政府框架，其“五院”要受國民政府主席節制，而國民政府主席一職，應該是誰呢？當然是他蔣中正莫屬啰！

其實，蔣中正這個名字，才是蔣介石的大名，而我們叫他“介石”，那是因為他在一九一二年日本留學時在《軍聲》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就用的這個名字。

這應該是一個筆名。不過，這個名字很好，它基本上把蔣介石一生所做的事都概括了。從效果來看，他確實像一塊“界石”。在他之前，國民黨已經走向“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軌道，其黨的性質也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可是在他之后，卻把國民黨推向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懷抱，成了國民黨右翼勢力最忠實的代言人。

以上的名單我們沒有看見李宗仁，但并不是蔣介石冷落了他，而是另有安排。現在他大權在握，下面的每一個人就是他的一個棋子，該用在什么地方，他心中有數。

原來，包括李宗仁在內還有兩個人沒有進政府，他們是何應欽和李濟深。所以，他又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補充了一個任命：

參謀部參謀總長? 李濟深

訓練部總監部總監? 何應欽

軍事參議院院長? 李宗仁

現在，一切都安排妥當了。

這樣，就正式對外公布，并決定在辛亥革命紀念日這天，也就是十月十日，舉行政府主席和各院院長、各部部長的宣誓就職儀式。

十月十日早上八點，蔣介石換下了軍裝，穿上了具有中國傳統風格的那種長袍馬褂，胸前別著一朵紅色的塑料花，然后帶著五院院長、各部部長，到南京中央黨部宣誓就職。

下午，他又穿上軍裝，到飛機場去閱兵。

（7）

經胡漢民這么一撥弄，蔣介石被順暢地推到了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位置。接下來，他就要實施下一步的計劃了。那就是根據《軍事整理案》，編遣全國的軍隊。為此，他準備召開一次全國性的“編遣”會議，于是就任命訓練部總監何應欽為籌備這個會議的主任。

經何應欽的安排，本準備在十月十日蔣介石宣誓就職之后，馬上就召開這個“編遣”會議的，但出奇的是，只有馮玉祥一個人來參加，這就把事情搞“黃”了。

此時，閻錫山在山西躲著不出來，李宗仁在武漢也不挪窩，而他的兩位得力干將白崇禧和黃紹竑呢？一個在天津以東到山海關一線剿匪，另一個卻在桂林看家護院。還有他們的鐵桿同盟李濟深，也是回到廣州不來南京。

“編遣”會議居然出現了這種局面，使蔣介石心里十分窩火，他不得不召開就職以來的第一次國民政府委員會議，就“編遣”這個問題召開討論。在會上，他要財政部長宋子文向大家公布一個數據，即最近幾個月的軍費開支情況。

宋子文說，財政收入每月只有五百萬元，而軍費開支就得九百萬元。這個短缺的四百萬元，只有向外國銀行借款。這樣下去，就會貸下永遠也還不清的外債。

由此，大家紛紛表示，不裁軍，或者說不“編遣”軍隊，那是肯定不行的。

之后，高參楊永泰還向蔣介石獻策，通過全國的輿論工具，去轟擊那些拿槍的軍爺們，使他們在精神上受到壓力，看他們來不來開會？！

蔣介石聽后，馬上找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陳立夫，要他專門負責這個“編遣”軍隊的宣傳工作，把它當作一種進攻的武器。

就這樣，在全國的各大報紙，如《中央日報》、《民國日報》、《民立報》、《申報》、《大公報》等，馬上就掀起了一股評論“編遣”軍隊的熱潮。

有的說，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就是軍閥割據勢力太多，如今已進入和平安定的“訓政”時期，根本就用不著這些勢力了，應該徹底廢除。

有的說，北洋軍閥已經完蛋，如果各地方再保留軍隊，就是搞“封建割據”，或者說，是想打仗而不顧老百姓的死活。這不是又一個北洋軍閥嗎？

他們認為這些人是重新掀起戰爭的狂人，是屬于全國民眾“共誅”之對象。

還有的說，從歷朝歷代的現象來看，大規模戰爭一結束，軍隊就該“削減”，多余的人就該解甲歸田，這是大勢所趨，勢之必然。所以有人如果還想保留軍隊，那就是存有“不良”思想。

難道他們不懂得“鳥盡弓藏”的道理？難道他們想“造反”不成？

也有人在大談國民黨內的團結問題，從反面論證如果不團結，就消滅不了北洋軍閥，也推翻不了北京政府，所以眼下的軍隊“編遣”，也需要團結。化干戈為玉帛，才是有志之士的明智之舉！

各種輿論像雪片似的在各大軍閥的頭頂上飛舞，然后又發酵，最后就造成了體積膨脹，把一些事情說得有板有眼，這讓各路軍頭老爺終于坐不住了，怎么辦呢？只好乖乖地到南京來，參加蔣介石為他們籌備的“編遣”會議。

（8）

當然，在這個參會人數還沒有全部到齊之前，正好是蔣介石進行個別談話的時候，于是他就搞起了火力試探。或者說，蔣介石要先采取一個“摸底”的辦法，看看已到的“諸侯”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然后再采取相應的策略來對付他們。

馮玉祥是第一個來參會的人，他不是被蔣介石任命為軍政部長了嗎？所以馮玉祥一來，就被蔣介石請到湯山去洗溫泉。

在洗溫泉的過程中，蔣介石就順便“請教”了他這位盟兄有關軍隊“編遣”的問題。

作為軍政部長，馮玉祥也應該考慮這些事，所以在他的心里，早就有了一個“裁留”軍隊的標準方案。當蔣介石問到他時，他就給這位盟弟說出了“三有三無加齊全”這幾個字的“裁軍”標準。

蔣介石問：“是哪三有，又是哪三無？”

馮玉祥說：“有訓練的，編；無訓練的，遣。有革命性的，編；無革命性的，遣。有戰功的，編，無戰功的，遣。”

馮玉祥有一段時間沒來南京，就是在河南訓練他的部隊，并且還在九月十七日這天舉行了紀念他在五原誓師的大會，以激勵將士們的斗志，或者說，叫革命性。所以現在蔣介石問他，他就把這一因素也加了進去。

蔣介石一聽，已明白了他的心思，那就是不會輕易地交出軍隊，但他還沒問完，于是又問道：“怎么個齊全呢？”

“槍械齊全的，編；不齊全的，遣！”馮玉祥說。

“看來仁兄真是用了一番心思呢，”蔣介石不陰不陽地說，“這樣很好，你看目前各集團軍應保留多少軍隊？”

馮玉祥以為蔣介石在稱贊他的方案，于是就說道：“在我看來，第一、二集團軍各編十二個師，三、四集團軍各編八個師，其他軍隊加起來，也編八個師，這樣也就夠了。”

他說的其他軍隊，是指那些雜牌軍，特別是從北洋軍那里投誠過來的，可能也包括張學良即將投誠過來的奉軍。

蔣介石聽后點了點頭，答應在開會的時候提出這一方案，讓大家來討論。

這之后，蔣介石在心里卻在做一道小學的數學題，馮玉祥的軍隊和他都是十二個師，以后在關鍵的時候，他還能駕馭得住嗎？不行，得另外想辦法讓馮玉祥這個方案搞不成。

這時，那位高參楊永泰又出面了，他給蔣介石出主意：“把閻錫山那只老狐貍抓住想辦法，用他來撬掉馮玉祥的這個如意算盤。”

（9）

當閻錫山從太原匆匆趕往南京時，也是十一月了，他馬上就得到了蔣介石的熱情接待，還以私人身份邀請他吃飯，然后兩人就進行密談。

蔣介石首先說：“我與馮漢章是換過金蘭的弟兄，拜他為兄，而百川兄又是與馮漢章換過帖子的結義兄弟。所以，你是他的兄，也就是我的兄！”

這“兄去兄來”的一番話，讓閻錫山感到很熨帖，再加上蔣介石那桌豐盛的酒席和宋美齡那嬌滴滴的聲音和嫵媚的笑容，倒把閻錫山搞得全身酥麻，仿佛一下就掉進了九天云里。

待酒足飯飽后，蔣介石拿出了馮玉祥的方案來讓閻錫山思考，說：“馮漢章提出了一個方案來，今天無論如何也要請老兄您也提出一個方案，我們好在編遣會議上討論，看適合于哪一種！”

此時，閻錫山才知道他已中計，這是蔣介石特意安排的“杯酒釋兵權”。但是，一看到馮玉祥的那個方案，閻錫山的心里就打起鼓來。他想，這馮大個子也太露了，把他和小蔣的兵力搞得一般多，這小蔣能同意嗎？所以現在才想借助于他的力量去推翻這個方案。

這桌酒席看來不是白吃的，那“兄去兄來”的話也不是白聽的。這是蔣介石在向他要報酬，也是在與他博弈。如果他順從了蔣介石去推翻馮玉祥的方案，可能得到的就是好處；如果他不這樣，就會被蔣介石認為這是他與馮玉祥串聯好的，那問題就大了。這個結果，不僅撈不到好處，還得賠進去很多。

所以經過思考后，閻錫山也拿出了一個方案來，這個方案是：第一、二集團軍各編十個師，第三、四集團軍各編八個師，那個其他的雜牌軍，可以編為六到八個師。另外，再增加一個中央區，也可以編六到八個師。

天啦，蔣介石一看這個方案，簡直要興奮地叫起來。這閻錫山就是一個精靈，他蔣某人怎么想的，好像他閻老西都知道，真是他肚子里的蛔蟲。照著這個方案，他就可以控制十六到十八個師，那是任何力量都沒法抗拒了。

當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得差不多的時候，蔣介石又開始召開國府委員會議，并于十二月十九日通過了一個《全國編遣會議條例》，具體如何編，那就要專門召開編遣會議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國編遣會議預備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先是把馮玉祥的方案拿出來討論，結果矛盾很大，都說憑什么馮玉祥的編制會那么多，或者有人也攻擊第一集團軍的人數。

然后，蔣介石又把閻錫山的方案拿出來討論，結果大家看到又多了一個中央區，也就不好說什么，而且人數又做了相應的調整，也就沒多少爭論了。

這一下，蔣介石心里更有數了。于是，他宣布散會，正式的“編遣”會議將在一月一日元旦那天召開。

可是過了三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撤退到東北的北洋奉系軍閥張學良部卻通電全國，脫離北京政府易幟南京國民政府。

這個消息，雖然大都出自人們的意料，可一旦成為現實，還是令人興奮的。兵法上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化干戈為玉帛，畢竟是一件好事情吧，因為它意味著成本付出很小而收效卻很大。

為了紀念這一天，張學良已把奉天改稱“沈陽”。言外之意，這是他的一次艱難的選擇，也是一次很有價值的選擇，這是走的“維護祖國統一”的陽光大道！

當然，沈陽這個地名，早在元朝時代已就有了，而張學良只是把它恢復到原樣而已。這說明他是有“回歸”之心的 ！

（10）

到了一月一日，蔣介石原計劃除了閱兵，還要安排一項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召開“編遣”會議。

可是由于張學良的“易幟”，馬上又把蔣介石搞得手忙腳亂。上午閱兵之后，下午又要召開國府會議。畢竟，東北的張學良已通電易幟，接下來，東北的善后事宜以及和日本之間的關系，就該由國民政府出面了，作為主席的蔣介石，肯定得召集大家先計議一番。

再說，張學良已投誠過來，他還有幾十萬的軍隊呢，這個事又很麻煩，或者說，也需要“編遣”，所以還得磨蹭。這就意味著那個全國的“編遣”會議又得推遲。

當然，在這個推遲的時間里，蔣介石還得做一件事，那就是把支持馮玉祥那個方案的人全部爭取過來，讓他們支持閻錫山的方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國民黨南京政府全國軍隊“編遣”會議終于開幕。

參加會議的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各集團軍總司令、總指揮，共六十多人。

在開幕式上，全體與會者先是站起來對著孫中山遺像做孝忠宣誓，然后才能坐下。那種半文不白的誓詞，早已被記者出身的陳布雷寫好了，只要大家照著念就行了，其內容大致如下：

敬以至誠，宣誓于總理靈前： XXX委員等遵奉總理遺教，實行裁兵救國。對于本黨之一切決議，竭誠奉行，不敢存絲毫偏私、假借、欺飾、中輟之弊。如有違犯，愿受本黨最嚴厲之懲罰，謹誓！

那個“XXX”的地方，是需要各自說出自己名字的。

蔣介石右手舉起了拳頭，左手拿著陳布雷給他寫的這個稿子，先念一句，下面的人就跟著念一句。

宣誓完畢后，蔣介石發表講話。

這個講話稿也是陳布雷寫的，先是講了國民黨人自孫中山創建興中會以來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大致過程，再談同盟會會員以發動武昌起義為起點建立中華民國的歷史，最后才談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華革命黨人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人，為反對袁世凱稱帝如何進行第二次革命，直到現在推翻了他的余孽的統治。

總之，在這三個階段的一系列革命活動中，國民黨中的革命志士是如何為了國家利益，民族大義在殫精竭慮，瀝血嘔心。從古至今，亙古沒有。

接下來，蔣介石馬上就說到了現實問題。他說：“可幸的是，現在張學良已主動投誠，加入到國民政府這邊，這就預示著在中華大地上，國民黨已取得空前之勝利，也取得空前之統一。所以現在政府已從‘軍政’進入‘訓政’，這就說明軍人已完成了歷史使命，唯有‘編遣’始能自救，唯有‘編遣’才能救國，否則就是白吃皇糧，養癰為患，無所事事，自相糟踐，此實為愚昧刁頑之舉措，國窮民貧之禍端……”

但是，會議進行了三個多小時后，軍政部部長、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卻氣沖沖地走出了會場。這是什么原因呢？原來蔣介石拿出了他和閻錫山的方案后讓大家選擇，結果絕大多數都支持閻錫山的方案。

這一下，可把這個馮大個子給氣暈了。

他差點兒沒掀翻凳子，而是“呼”的一下站起來，氣哼哼地拂袖而去。

他知道，又上蔣介石的當了。原來那湯山的溫泉也不是白泡的，那是要付出昂貴的服務費。

馮玉祥從會場走后，就再也沒有回來。

蔣介石曾派人去請，他推說病了，不能下床。

在開會期間，桂系李宗仁那邊也在蠢蠢欲動。為保住軍隊，其得力干將白崇禧在天津致電蔣介石，提出軍隊可以保留下來，不打仗了，可以墾荒。他說：“際此建設之初期，唯以實邊為上策”，還以曹操的“屯田制”來證明他理由的充分，最后是“擬請于國防計劃確定后，以全國多數之兵移屯于東北西南各邊地，鞏固國防，并同時開發寶藏”。

白崇禧這一主張其實很有參考價值，但蔣介石卻在心里發笑。為什么呢？因為他想起了楊永泰的那句話，要對付這幫軍閥，馮玉祥靠金錢，閻錫山靠地盤，張學良靠外交，而李宗仁、白崇禧，只有靠槍彈。

也就是說，蔣介石就是要通過對全國軍隊的“編遣”來削弱各派的軍隊力量，而桂系卻是重點被削弱之對象，如果不聽，就拿“槍彈”來說話。所以，你白崇禧還在那里講保留軍隊去“墾荒”，這不是正好撞在槍口上了嗎？

（11）

一月八日，編遣會議召開第二次會議。

蔣介石又講了許多話，在場的人大都聽厭煩了，居然打起了瞌睡，但只有一人卻聽得很入神，而且還是一副畢恭畢敬的樣子。

他是誰呢？他就是閻錫山。

其實，這是他在蔣介石面前裝的。而此時，他的思路也跑得很遠很遠了。別人在為自己的軍隊“被裁”而發愁，他卻在為這次“編遣”可能會大賺一筆而精神矍鑠。他很慶幸他所提出的方案居然能順利通過，那完全是他摸到了蔣介石那根墨線，然后順著它提了起來的緣故。古人云“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可是顛撲不滅的真理。

這個第二次會議，馮玉祥依然在稱病，并未出席。一旦裁軍，就算給他保留十二個師，那也只有十二萬人，而以前他可是三十四萬人，所以會被裁掉二十二萬人。這，想起來是非常痛苦的。

但更可惡的是，閻錫山卻為蔣介石增加了一個中央區，這就在無形之中幫助蔣介石又多了六到八個師，這就等于是讓他馮玉祥一下就少了六到八個師，這不令人憤憤不平嗎？所以，他馮某人是不會去開什么鳥會了，他已被當著木偶耍了一回，難道說還有第二回？

閻錫山的心情一好，就想到外面去玩，用他的話說，就是出去透透氣。所以，在開會期間，他帶著隨從居然坐火車到無錫去游覽。

在無錫，他先是游了明朝東林黨人留下的東林書院，又泛舟五里湖，來到了蠡園。突然間，他看見西面有一座山，很是奇特，便問向導：“那是一座什么山呀？”

“錫山。”向導答道，他怕閻錫山誤聽成了“西山”，又加了一句，“無錫的錫！”

閻錫山心中一怔，這“錫山”不就是自己的名字嗎？于是，又問道：“既然叫錫山，那么你們這兒怎么會稱為無錫呢？”

向導老老實實答道：“錫山原是有錫的，但方圓百里的人都跑來開采，結果是胡亂挖掘，還出現互相毆斗，這就死傷了不少人。直到后來把錫采光了，死人流血的事件也沒有了。看來是‘有錫則亂，無錫則安’， 所以為了保一方平安，當時的官府就把這里叫做‘無錫’了！”

閻錫山聽后覺得怪怪的，他叫“錫山”，這里也叫錫山，還方圓百里眾人來開采，直到采完天下就太平了，難道他這個錫山也是如此？是不是也把他搞成無錫，天下就太平了呢？

可如今的情況是，他有錫，馮玉祥有錫，李宗仁有錫，還有那個張學良也有錫，如果不被蔣先生采光，天下可能就不太平。

于是，一種莫名的悲哀突然涌上了閻錫山的心頭，使他很不痛快，所以再也沒有言語了。真是“有興而來，掃興而返。”

（12）

編遣會議還沒有結束，在一月二十六日那天，南京國民政府就開始宣布成立國防會議，特任命蔣中正、譚延闿、馮玉祥、閻錫山、李濟深、李宗仁、何應欽、王正廷、宋子文為國防會議委員。

接下來，南京政府又任命馮玉祥、劉驥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陸海空三軍撫恤委員會委員，馮玉祥為委員長，劉驥為副委員長。

鑒于上個月第二十九日張學良發表“易幟”通電，所以在一月三十日這天，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舉行第一百七十三次會議，決議將北洋政府時代的“奉天省”改稱“遼寧省”。

以上這些，都是在“編遣”會議期間國民黨對馮玉祥、張學良兩股軍事力量所拿出的態度。讓馮玉祥到京城來做官，給他一個撫恤委員會的委員長來當，級別很高但沒有實權，這實際上就是“杯酒釋兵權”。

至于張學良，還在讓他辦“入戶”手續。可能以后也是同樣的結果。

馮玉祥突然之間就失去了兵權，這讓下面來開會的各路軍閥們馬上就感到一種悲涼，他們想到的不是馮玉祥，而是他們自己。

馮玉祥那么有影響的人在幾天之內就被拿下，接下來就該輪到他們了。

這時，他們才后悔支持閻錫山的方案來。但他們沒想到的是，不管支持哪個人的方案，都會走到這一步。除非大家抱成團，那這個蔣介石就把他們沒辦法。

但是，他們能抱成團嗎？

閻錫山也覺得情況不妙來，馮玉祥的“下場”讓他有一種兔死狐悲之感，這是因為他馬上就意識到，下一步就該輪到他了。怎么辦呢？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在二月四日這天，閻錫山以父親病重為由，向南京國民政府呈請準假四個星期，然后溜了。

在返回太原的途中，他以為馮玉祥的受損完全是他提出的那個方案所致，所以他第一敏感就是有可能馮玉祥會在半道上截殺他，所以他不敢坐火車經過馮管轄的山東、河南地界，而是密令自己的行營主任梁巨川在上海包了一艘輪船的單間，然后化裝成鄉下財主模樣，從南京乘火車到上海，再乘船從海上抵達天津，最后從天津乘火車經北平、石家莊回太原。

而他的其他隨行人員，則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才乘坐蔣介石為他特意準備的專列返回太原。

二月九日，也就是除夕那天，閻錫山平安抵達太原。

閻錫山所做的臨時改道，蔣介石不知道，馮玉祥也不知道。所以，閻錫山的這種做法，也正應了那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用他的話來說，卻是“小心駛得萬年船，不會有錯的”。

在閻錫山離開南京的第二天，馮玉祥也如法炮制，以豫、陜、甘災重及第二集團軍“編遣”之事非需他回去處理不可，也離開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