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屆知青生活回憶（一）
文/申維希
我們這批新三屆的知青，比遠離重慶到“通南巴”“云開萬”落戶的老三屆知青要幸運一些，大多是以父母親的工作單位為主，集中安置在本市郊縣的農村，名曰“知青場”或“知青點”，有廠里派出的干部協助做管理工作。
我知道石橋鋪的重針總廠職工子女走的巴縣西彭區的元明公社，而我們鐘表公司的職工子女，到的是巴縣銅罐驛區的跳磴公社。由于離家近，交通也方便，可以經常回家，甚至可以頭天回家看電影，第二天趕回去上班。但是，干農活是免不了的，也還是得到一些鍛煉。當然也不免會發生一些不盡如人意的事情，今天想來有點啼笑皆非。
插秧和打谷
在農忙的季節,我們知青就要下到各自分配的生產隊中,去參加參加插秧和收割谷子的農忙中。
插秧一般在芒種,插秧之前要犁田,耙田,耖地,不讓長草,平好秧田后曬干,放水澄清,撒進谷種。
我同柳聰和知青點的赤腳女醫生徐曉玲被分在三隊。我和柳聰,跟著幾個輕壯年農民下秧田拔秧苗,農村人稱“開秧門”。這是個喜慶的活路,所以,我們也做得很開心,要求是手腳麻利,心要細,拔起秧苗,就用田里的水洗根去泥,把秧苗交給后面的人,挑到插秧的田頭。
插秧,生產隊長第一個下田,是有講究的,社員們叫“開蔚口”,必須是壯勞力先下田,社員不管男女在隊長下田后,才一個一個依次下田。
赤腳醫生徐曉玲就在田坎上和婦孺們負責秧苗的發放,救護被鐮刀割傷手指的人。眾人下到田里,根椐目測,大約五六莖一叢,六棵一行的排成行。
我和柳聰被夾在左邊第三人與第五人之間,腰不伸,手不停地捏著秧苗隨著眾人忙著插秧，不管怎么努力還是趕不上村民的速度。有的插淺了,象是浮在水面上,旁邊的村民還要幫我補插。最惱火的是插的秧苗歪歪斜斜的,不是一條直線。社員們沒有笑話我們,插到一半時,腰就有點吃不住了,只好慢慢伸起腰,休息一會。眼見社員們把我們甩在了后面,隊長讓我和柳聰上田坎去幫助婦女們分秧苗,等于在下半場休息。
栽完秧,隊長邀我們三個知青去他家吃栽秧酒,俗話說“栽秧酒,打谷飯”是農民的最愛,凡是這天生產隊各家各戶都要吃栽秧酒。大塊大塊的臘肉盛在土碗里,見了禁不住口水直流。還有黃澄澄的蘿卜臘肉湯,加上高梁酒,再苦再累看見桌上的菜,喝上兩口酒,心里也舒坦多了。
嫩綠的秧苗發芽了,薅秧開始了,在秧苗行中除去稗草,疏松稻根,將灰糞或豆餅屑什么的均勻撒到田里,把草撥干凈,每天加以看管,就等著秧苗喜孜孜地往上竄了。
到了秋收,開鐮的第一刀,一定是一個豐富經驗的老農民。社員們在他的帶領下,把早以磨得錚亮的鐮刀拿了出來,隨著生產隊長的號令,下到田里,歡快地割起稻子來。割下的谷子,打成捆,送給身后的人,用打谷機把谷穗分離,送到保管室,一直忙到午夜,汽燈熄滅后,人們才收工。
評工分
我們去金鰲山大隊落戶,住的是集體宿舍,一起吃飯,一起下地干活,一起收工。到農場干活,已經四個多月了。
一天下午,老場長及廠帶隊干部把全體知青招集攏來，在倉庫兼會議室的屋子里開會。凡是開會最受知青們喜歡，大家圍著老場長和廠帶隊干部坐下,互相逗趣,說笑著。
廠帶隊干部開腔了:今天把大家招集攏來是為了給大家評工分,讓大家在勞動中得到應有的報酬。他的話還沒有完,知青們已安靜下來了,知道這事很重要,牽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注意力便集中到了老場長身上。
老場長吸了幾口葉子煙,慢條斯理地說:大家已經到我們金鰲山大隊勞動四個多月了,你們現在跟我們一樣了,不像在城里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那樣享福了。你們要下地干活,干活嘛,就要評工分。當然,評工分大家都不能像黃鱔魚鰍一樣拉得整齊。大家在這四個多月的活路中,應該有個比較,誰的勞力好,誰的勞力差,大家心里都有了個譜嘛。男知青最高10個工分,最低6分;女知青最高8個工分,最低5個工分。根據大隊的意見男知青只有兩個最高工分,女知青也是一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來,就是要大家議一議,把工分評出來。
老場長說完，看著還沒反應的知青們繼續說:評工分就是到了秋后，按評的工分領分紅,明白了嗎？
知青們下到知青點時,大隊還是按習慣把大家分到各個生產隊,各個生產隊按分下的人頭供給知青點的食糧。知青們前三個月還是吃國家供給,因此,三個月后就要靠工分吃飯了。當大伙明白過來后,就嚷嚷起來,有的說大家都是干一樣的活,吃一樣的飯,為什么就不能平等分工分！有的人說:雖然大家在一起干活,但有的人偷懶,有的人老是喊肚子痛,偷奸耍滑,大家爭的不亦樂乎。
知青有十七個人,男女各占一半,中干的子女占了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工人的娃兒。何況我們都是剛跨出校門,還不懂得人情世故,更不懂得金錢觀的人,只是把評工分當作好玩的游戲來看,并沒有特別的在意。那時即使是再困難的家庭,父母一般情況下,每月都會給我們一至兩元錢的生活補貼。
大家為了不輸面子,爭吵中,達成共識：讓廠書記的兒子和勞工科長的公子拿10個工分,其余五人分別是9個工分,8個工分,大家言和。女同胞也是廠長的女兒拿了8分,其她都拿了7個工分。
工分算是評出來了,還得找個記工員,大家把這個光榮而神圣的職位讓給了廠書記的兒子。從此以后每天早上出工,他先生就拿著記分簿正兒八經地記著每人出勤的天數了。
那時最高的10個工分每天大約等于8分錢到一角錢,知青們就這樣晃兒糊兮地為工分努力干活了，準備等到秋后算帳,好分得一筆錢。
那知到了秋后,知青們看著農民分紅,自己卻沒有沾邊。找大隊干部一問,才曉得,我們所謂的工分,讓各生產隊換算成糧食撥給知青點了。大部分生產隊讓我們去擔分好了的紅苕和苞谷,擔回很少的麥子和谷子,知青才明白了各生產隊及大隊對我們分紅的意思。
后來,不用說了,記不記分等于形同虛設,也就發生了大家不約而同,在同一天中午沒有什么原因,大家都溜回了家,讓豬餓了一天一夜的事件。
一場突如其來的事故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天氣比較陰。中午收工后,知青們吃了苞谷紅苕粥,有的去堰塘洗衣服,有的在宿舍睡午覺。
有個村民叫我去他家吃麥粑，吃過麥粑后，又同他閑聊到下午上工鐘敲響前。回到知青點，知青點輕聲啞靜，推開自己住的四人房間，不見一人，心想他們可能有事外出了，也沒在意，就躺在床上等知青點帶隊干部來喚我們出工。
不大一會，老場長和青年農民扛著鋤頭在外面高喊出工了，我懶洋洋地起床，從門背后操起鋤頭，開門出來，同老場長他們等其他人一起出工。
等了一會兒，卻不見有人出來，老場長等得有些不耐煩了，這是知青點第一次沒人理他。他就叫我和那個青年農民去敲門，知青點宿舍的門都沒上鎖，只有睡覺的時候在宿舍門內插上插銷就可以了，男生不管白天晚上基本上不插插銷，只有女生白天晚上只要窩在宿舍里，都要插插銷，白天出門把門帶上就行了。
我們去挨著敲門，一用力門就開了，屋里空無一人，不知道人到那里去了，老場長帶著莫名其妙的眼神問我：人呢？
我也愣了，人呢？他們上那兒去了？
老場長坐在宿舍前的石磴子上，除了我和那個青年農民相對無言，四周都靜悄悄的。等了一會兒，確實不見有其他知青出現，老場長起身時，嘴里還嘀咕道：人呢？上午都還在，怎么吃了飯只有一個人在呢！不解地搖搖頭，扛著鋤頭領著我和青年農民去后山鋤草了。
一直到收工，都不見一個知青露面，好像在人間蒸發了。回到宿舍，老場長叫我到他家里去吃飯，不知為什么，我突然好想回家；就回絕了他的好意。我忽忙地換了衣服，站在宿舍的壩前望著面前的堰塘，也不知在想什么，真的，只是想回家了，于是，拔腿朝著家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天已黑了，第三天下午準備回農場的時候，才碰到我樓下一起的知青，問他為什么突然想到那天下午要回家，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就在這天下午知青們，不約而同地陸陸續續回到了農場。
回農場的第二天的早晨，老場長帶著怒氣：你們這些知青真的是鬼扯，把豬餓得象鬼叫，害得附近村民大半夜睡不了覺；你們為什么不打招呼，擅自都走了，不留人喂豬呢？
原來，知青點養了三頭豬，是過年知青們打牙祭的向往，一向都是當天煮飯的人負責，每天定時煮豬食喂它們。那天，不知為什么，確實不知為什么，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沒有約會，大伙中午吃了午飯后，東一個西一個，不管男的女的就這樣不辭而別，回家了。
知青們這才知道，豬在圈里餓了一天一夜。在知青們離開知青點的第二個晚上，村民們半夜里被豬一聲聲凄厲的嚎叫聲吵醒。
那聲音在空曠的田野山間回響，民兵連長帶著幾個人順著叫聲，摸黑到了黑燈瞎火的知青點，才明白是知青點的豬沒人喂，氣得直跺腳。沒辦法，只好自己動手生火煮豬食，忙活了大半夜，才平息了豬的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