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大會寫小說的人，想學會操作文字，達到操縱讀者的目的不知要經過多少的摸索。畢竟在自己建構的小說世界里，作者才是唯一的主宰，也即王者。
東野圭吾，他如何能恰到好處寫一個小孩的心理？他不是小孩已經很多年了吧？就算我離少年時代還不那么遠，想寫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也沒有把握。我覺得《惡意》里被殺的暢銷書作家的藍本就是作者自己，沒準哪天作者突發靈感，想如果有人嫉妒自己，不只把自己殺了，還給自己背上剽竊的罪名，連命帶名譽都一并剝奪。
包括他的小說里偶爾帶的對老師的論調也是自己的真實想法。但他為何了解警察呢？如何能不虛假地描寫一個探員？就算如今他是大牌作家，想取材別人就給他提供便利，但在最初期，他可只是一個無名小卒。無名小卒除了自己的眼睛、經歷、感受和熱情外就沒有能依靠的了。
他寫發生在地鐵車廂上的故事，也是由于地鐵上的人曾給他那種印象。他不喜歡那些人，所以在多年以后把自己假想的他們的丑態付諸紙上。
但凡是優秀作家，都得具備不論男女老少都能恰如其分勾畫其心理、行為，再搭配合適的外貌與人際關系。我覺得這是寫小說非常大的考驗，末流作家只能寫和自己相關的，和現實中的自己聯系特別緊密的。小說想要立體曲折，就需要有豐富的出場人物作為中流砥柱。
這種對超出自己現實經驗的人的假想和猜測是如何得來的呢？因為只有讓人覺不出來是假想才有意義。比如讀者在看小說時，不能察覺作者本身的年齡、性別，作者必須隱沒痕跡，作為真正的幕后黑手才能創造自己的文字天國。
作家本身能感受到自身的分裂嗎？余華曾提及文字帶給自己的分裂感，三毛本身就變為了分裂體。
余華1960年出生，東野圭吾1958年生人。既然是同齡人，又?為何他們對于青春的記憶那么不同，寫作的題材也完全不同？東野圭吾的文字是活在現代氣息中的，也沒有聳動的一看就十分沉重的小說標題。余華的文字有歷史感，也有點兒像是從泥巴里爬出來的。他會不會覺得東野圭吾的小說太柔情，太脂粉氣了？很難想象余華的小說里能出現披頭士，出現小資情緒。
我第一次聽說余華，是一個高中同學朗讀自己的暑假讀后感。她讀的正是《活著》。我似乎被她轉述的情節說得有點兒動心了，但內心還是不免抗拒。當時的我感覺作者是個固執的，不好交流的人。時至今日我也覺得余華的心胸沒有東野圭吾寬廣，當然我只是從二人的文字上臆想出來的。
當年，一個高中女生讀《活著》是很光榮的。也許寫《活著》這種題材也很光榮。但或許就是因為日本作家和讀者沒有這種光榮意識，才能創造出有獨特氣味的小說來。小說的題材歸根結底還是由讀者的口味決定的。
中國的中年作家普遍都有一個衰老迂腐的印記，而日本作家即使是老年人你也感覺不到他心靈的老化，比如渡邊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