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他們威脅我說拿不到獎勵，那就索性大家都拿不到。”
前 言
動遷，對于普通人來說，一直都是一個牽動人心的話題。“一夜暴富”的過程里，總有各種各樣令人感慨和唏噓的事情發生。
但也只有經歷過動遷的人，才知道真實的生活往往和人云亦云的傳言有著極大的不同。
在這個連載中，我將以一個事件親歷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些動遷前后發生的或喜或悲的故事，在這片曾經上海最大的棚戶區的土地上，故事的主角和你我一樣，是過著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我家的舊址，曾在上海的最大的一片棚戶區里。
這片沿著黃浦江小支流而建的棚戶區里的居民，若要追根溯源，九成九的人都是從外地來的，其中江蘇人最多，其次是浙江人，偶爾會有一些安徽、山東的。有人家的祖輩在這里扎根的時間，比上海開埠還要早。
不管是太平天國時逃難來的、抗日戰爭時來的，還是建國初期來的，大家的共同特征就是“逃難”，以及“沒錢”。
抗日戰爭時，上海本地和外地大批流離失所的民眾移居至此，搭建起一個個窩棚簡屋，棚戶區初顯雛形。白天人們在岸上賣菜、搬運、踩黃包車、拾荒，到了晚上，船停在河邊，人就住在船上。
一戶人家站穩腳跟，親朋好友便來投靠。建國前后，更多外來人口不斷涌入，大家就一起住在“屋頂蓋草、籬笆編墻”的草棚房里，靠煤油燈照明，用河水洗衣做飯。
50年代，政府對這里進行了戶籍排查后，給了逃難的人合法的戶籍，又統一丈量了土地，每家每戶都有了土地登記記錄——自此，祖輩的身份，才從難民變成了這里真正的主人。
漸漸地，當年的窩棚一步步升級成泥瓦房、鋼筋水泥房，到了90年代，家家又統一辦了《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即老百姓口中的“土地證”）或公有房屋租賃合同（和現在的共有產權房很相似，但承租人擁有80%產權）。當然，也有不少人嫌棄這里是貧民窟，發達之后，就搬離了。
時過境遷，昔日的農田和荒地也成了市中心，附近的樓盤房價從最早的兩三千元逐漸漲到了快十萬一平。早在十幾年前，政府便啟動了動遷工程，但由于涉及的人口、土地規模實在太過于龐大復雜，這一大片棚戶區便被劃成了近百塊的零散“地塊”，如同螞蟻搬家一樣，今天拆一點，明天拆一點。
多年后，“螞蟻搬家”終于搬到我們這里——這場動遷大家都期盼了很久，久到了在我出生前就已經開始有人在議論，而現在，我已經到了而立之年。
1
動遷公告貼出來當天我就去看了，還順便到李師傅的鋪子吃了碗餛飩。晚上回來，和父親聊的自然還是動遷這個話題。已經退休的父親對我說：“我在家沒事，下午的時候也已經跑去看了，你平時要是空下來的話，去看一下之前我們臨近地塊的動遷方案，好好琢磨一下，看看我們家要不要‘改建’一下。”
第二天工作不忙，我安安心心地從市、區兩級政府的“舊（房）改（造）”政務公開信息里把所有和動遷安置相關的法規條例都下載了下來，帶回家里慢慢研究。
我把這些材料都看了一遍，發現政策中比較重要的一條就是：房屋建筑面積的認定需要參考土地證上的面積，在“土地紅線”（即土地及建筑物的位置分割線）的范圍內，“三層及以下的房屋均可以按照評估均價獲得補償”，三層以上的房屋一律被視為“違章建筑”，即使面積再大，補償也只有象征性的幾萬塊——也就是說，就算為了多獲得補償，把棚戶區里的平房再突擊修砌上幾層，最多也不能超過三層。我們家在很久之前就已經把房屋搭到了三層，所以，也沒什么“改建”的余地了。我拿起手機，跟父親說了一下。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是“托底保障”政策，不過那是特困戶們才會涉及到的，所以我也就沒細看。
雙休日時，我和父親一起又回到棚戶區的祖屋去看望奶奶。也許是聽到了動遷的消息，大家平日里不相往來的親戚都冒了出來，每戶家里擠擠挨挨的，都挺熱鬧，走在街道上，時不時的就能聽到幾句吵架聲。
我和父親在老舊的祖屋里陪奶奶待了一陣子，就出去曬太陽，順便看看附近有沒有熟悉的老鄰居，聊聊。很快，父親就找到了他以前的玩伴，不出意料，一群老頭老太太正圍坐在一起，討論著動遷。
閑聊了幾句后，我基本就從他們討論的問題中判斷出了哪些人還住在這里、哪些人已經搬走；哪些人家里矛盾大、誰想獨吞動遷款；還有哪些人的房子已經不能“改建”了。
這些人中，唯獨老周和老趙兩位老鄰居在私聊，旁人想插嘴都很難。他倆是半輩子的隔壁鄰居，兩人同齡，一起上的小學、中學，年輕時候都是和我父親一起滿大街跑著追著的朋友。
不過，我曾經聽父親講過，他們兩家上一輩的矛盾有點深——當年，政府登記土地，丈量的時候，因為兩家緊鄰在一起，所以兩個棚屋之間的那不到兩平米的土地面積就成了兩家人爭奪的對象，他們大打出手，最后老趙家請人來，仗著人多勢眾，多搶了這中間地帶幾分的地，劃在了自己土地證的紅線里。
這一架打完，兩家倒也相安無事了好幾年。后來大家手頭上都開始有了點積蓄，就都去購買砂石、水泥準備“改建”自己的房屋，老周家里人丁興旺，老周的父親又是建筑工人，隨時隨地叫來工友助陣，一呼百應，所以不但將老趙家當年多占的那幾分地給搶了回來，順便還多占了一點。
從此兩家就開始齟齬不斷了，今天老周家的門半夜被用膠水堵了鎖眼，明天老趙家暴露在外面的水管時就被鉆了個小洞，這樣的小事情數不勝數。直到老周和老趙的父輩相繼過世，加上他倆又是自小在一起長大、一起上學，關系還不算太差，這樣的暗戰才告一段落。
我父親和他們聊了一會就不聊了，回奶奶家的路上，我聽他嘆息了一聲：“現在動遷，真是難啊，大家家里都有本難念的經，有的人家的親戚已經是老死不相往來了，又被動遷硬給拉在了一起。”
2
晚上，我們在奶奶家燒了幾個菜，弄了幾瓶冰啤酒，一家人在三樓逼仄的露臺上吃吃喝喝，一想到這片親切的地方再過一陣就要被夷為平地，心里不免有些傷感。吃飯時，我無意間從露臺上往下看了一眼，正好看到老周和老趙在一起，也像我們家一樣弄了點菜、拿了瓶啤酒，兩個人似乎在聊著些什么。
等我們吃完正在收拾碗筷時，老周和老趙手上拎了水果，一臉笑呵呵地坐進了我家租屋，跟我奶奶和父親聊起了家常。在聽了他們寒暄的廢話以后，我終于知道了他們的真實目的：他們兩個準備把自家的平房擴建成三層，好多拿一些動遷補償，“擴建的時間會很快”，但免不了噪音、灰塵什么的，老鄰居相識了大半輩子，我奶奶更是看著他們出生到現在，今天看到我父親來了，他們正好就當著我們面先通個氣，不然貿然開工，“驚擾到90歲的老人家也不太好”。
我奶奶脾氣好，自然答應了，不過我父親和他們約法三章：如果到時候老太太真的抱怨噪聲大、灰塵多，他就會接奶奶去我家住或者是在附近給奶奶短租個房子，“如果真的這樣，你們至少要貼我們家一點錢”。
老周和老趙滿口答應。
回家的路上，我問父親：“他們兩家的房子為什么還是一層的？我記得我們家幾十年前就是三層了，怎么，他們兩家沒建嗎？”
“有些東西是你出生前的事情，你不知道。”父親說。
在50年代的時候，這里都是平房，那時每家基本都是夫妻兩個人，相比生計，房子根本不算問題，但后來隨著人口增多，到了80年代，這里長大的第二代開始娶妻生子了，一層的房子就不夠住了。但上海對于棚戶區的搭建管理還是很嚴格的，政策只允許房屋破舊了、自備砂石來修理，如果想往上搭二層、三層，不光要征集齊周圍鄰居的簽名同意，還要送居委會審批，審批過了、施工完成后，還要請政府相關部門來重新丈量和測繪，“那時測繪很貴的，要好幾千塊錢，當時你爺爺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一百多塊”。
“那爺爺出得起這個測繪費用嗎？”
“當然出不起——是后來有太多的人去區里反映說居住困難，最后街道就出臺了一個方案，限定那一年內，整片棚戶區里每家都能搭建，不必再行申報。我們家的這間房和你平時看到的那些兩層、三層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在那時搭起來的。但不知道為什么，老周家和老趙家在那一年什么都沒做，眼睜睜地看著一年期滿，他們家里還是繼續地‘居住困難’——不過我猜，他們兩家是因為福利分房的原因才沒搭（二層）的。”
“那現在怎么又能搭了呢？”
“因為之前幾個地塊的動遷戶都集體上訪過，說動遷不公平，當初人家花了一兩千元改建的房子，現在一補償，一下多了上百萬。后來區里被鬧煩了，就開了這個口子。所以現在在我們區這一片，只要是動遷的地塊，都不再限制搭建了——反正錢都是市里的‘舊改’資金出的，按照以前的動遷流程，只要在房子實際丈量前搭好就沒問題。從現在到丈量，至少還要三個月，再難改建的房子，時間也夠了。”
“原來如此。”我點頭“哦”了一聲。
3
過了兩天，父親和我又過去祖宅一趟，主要是看看老趙和老周家的改建是不是會影響到我們家。
老趙家這邊的施工已經熱火朝天開始干起來了，而老周家則還是靜悄悄的。
我們在祖宅里還沒坐下多久，就聽到了隔壁傳來了叫罵聲，聽聲音，很明顯是老周家傳出來的。
“你們兩個太貪心了吧，稍微注意點吃相好伐！”
“冊那（粗話）！這個房子是老爹留下來的，我們三個人都有份，你快點三層搭上去，我們一人一層分掉，以后我也不想再和你們見面了，不然這個土地證16平米，你就一層，我們一個人才5平米，這5平米能有多少補償啊？！”
“我幫你們講，分房子不是像你們說的那樣，你們去動遷組問問，動遷的錢是優先分配給實際居住的（人），只有當我買好房子，都安置好了，以后剩下的錢才是你們可以分的。”
“你買房子？你準備買什么樣的房子啊！你要是想買湯臣一品（上海最貴的樓盤），我們是不是就一分錢都沒得分了？”
“湯臣一品我是買不起，但你們至少要等我安置好了再分這個錢！”
“儂想啊伐要想（你想也不要想），你要是不按照三份這樣分的話，我就幫（跟）你打官司，到時候，動遷‘提前搬離’的那些獎勵，你都別想拿到！”
“你這個話是人話嗎？你們別忘了，當初這里改建的時候，要不是你們在單位里靠居住困難等著福利分房，這里就已經改成三層樓了，我一家人就不用在這么小的房子里呆30年了！結果你們都拿到福利分房了，我們一家還蝸居在這里……”
?“改不改建，當時是老頭子說了算，不是你說了算，你現在還在住一層，要怪別怪我們，怪老頭子吧……”
之后又是一陣叫罵和拍桌子的聲音，過了良久，聲音才漸漸消散。
看來我父親對老周家當年沒擴建的原因，猜測是對的：福利分房是1999年前的一項福利政策，當時在企業中工作滿一定年限，即可享受企業的免費分房的福利。只是由于當時的房子數量并不能保證所有滿足條件的人的需要，所以每個單位都會有“排隊”——如果是市里“非重點”的企業，“排隊”等著分房的時間會超過10年；而家里如果是“居住困難”或是“優秀工人”的話，則可以優先分配。
從吵架叫罵的話里，不難聽出，當時的情況應該是：老周的工齡還沒滿足福利分房的標準，但他的哥哥和姐姐已經滿足了。如果他們家當時改建成了三層，就不會算作“居住困難”，那么分房“排隊”時就不再會優先考慮。根據1999年終止福利分房時的情況，如果沒有“居住困難”的優先分配權，老周的哥哥和姐姐應該等不到福利分房的，最多只會拿到一筆微不足道的錢作為補償而已。
4
聽見老周哥哥和姐姐的聲音不在了，我出去門，看到老周一個人正坐在板凳上抽著悶煙。
“你要抽一根嗎？”老周問。
“不用了，我不抽煙。”
“我問你個事，如果你懂，就幫我分析分析吧。”
“好，您說。”畢竟是長輩，我客氣地回答道。
“你知道（動遷）補償款的分配順序嗎？”
“知道。”
“那和我說說吧，尤其是通過繼承獲得的房屋的補償款是怎么分配的。”
?“如果是房屋所有權人沒過世，那所有的錢自然歸所有權人；如果人過世了，那就是所有的繼承人承擔所有權人的義務和權利，如果繼承人們在外都有房，補償款平分了就是。如果不是，補償款優先補償給實際居住、且在外無房的人，等安置妥當后，剩余的錢別的繼承人才能分。” 我想著前幾天看到資料，給他解釋了起來，想起他家的情況，又補充了一句，“也就是說，無論房屋處于何種狀態，所有權人構成如何，只要是在房屋中實際居住的人，而且此人無其他住處的，房屋的權利人必須安置。”
“那什么叫做‘安置’呢——我要是想買湯臣一品的房子，把錢都花光了、不給別人錢也可以嗎？”老周又點起一根煙。
“很難講，一般要討論到這步的，都是要去司法調解或者打官司的。”我苦笑了一下。
“這話怎么說？”
“安置的房子（房價）可高可低，比方說哈：湯臣一品，20萬一平米；瑞虹新城，7萬一平米；嘉定江橋，3萬一平米；青浦金澤，1萬5一平米——很明顯，住湯臣一品，和你身價相比是不符合的，你也付不起物業費；住青浦金澤，你上一次班單程要3個小時——可以說這兩個地方都不符合你的情況。但你如果買了瑞虹新城，上班時間要1個小時，同樣，你要是買江橋，上班也是1個小時，你說‘安置’，多少錢才是個底？”
“那最少的錢要多少，有說法嗎？”他似乎還沒算明白賬。
“最少的錢——你去外面租房，也算‘妥善安置’了，只要你能答應。”我搖了搖頭。
“就算我能答應，我兒子也不會答應啊！我兒子都和他女朋友說好了，動遷后就有婚房了。”他一下子激動起來。
“所以說，這種事情一般都是走司法調解，如果你讓法院硬來判，其實法院也很難判的，具體的，你還是去動遷組問問吧，他們見多了，應該懂，我怕我有些東西對你講錯了。”見他有些急，我趕緊結束對話。
“好的，謝謝你了。”他似乎有些不甘心地踩滅了煙頭。
5
過了一陣子，父親和我在一個周末又回去棚戶區的祖屋去看奶奶。奶奶說，一開始以為隔壁兩戶人家要改建，噪音什么的會挺大，結果聲音倒真不大，人家的房子花了一周不到，就建好了。
我看了一下，老趙家新起來的二層、三層都搭好了，而老周家那邊似乎還是沒什么動作，唯獨鄰近老趙家的那一側墻頭，能看出來是用水泥新砌的。
老趙正站在門口，微笑著看著自家的新房。我奶奶說，這老趙平時都是不茍言笑的，自從“三層”建好了以后，每天都笑嘻嘻的，“感覺像是換了個人”。
父親和老趙很自然地就聊起了房子來：“呦，你這房子造得挺好啊，比我家高多了。”
“哪里哪里，這個房子是趕工出來的，施工隊說他們有經驗，應付動遷的丈量足夠了，我看他們活都接不過來，這里趕完工，就去下個地方繼續搭樓了——這種趕進度的樓，我是不敢住的！”老趙謙虛道，“其實我才羨慕你們家呢，你們幾個兄弟姐妹都搬出去了，現在只要安置好了一個老奶奶，剩下的錢你們平分就好了——我們家，等我幫我兒子和自己買好房子，剩下的錢都要給分掉，除了換了個地方住，身上的錢都沒多。”
“那你家里人不爭嗎？”父親問。
“能吵什么啊？當初我是為了我兩個哥哥福利分房才沒改建的三層，我老子覺得我犧牲太大了，所以在走（去世）的時候立了個遺囑，讓我當戶主。現在我兩個哥哥能鬧什么？我要是一火大，一分錢都不給他們，他們又能怎么樣。”
“哦，那你父親算是很有頭腦了，我們這里能想到立遺囑的就沒幾個，不然也不會現在每家都吵了。”父親說。
“不過這次老周倒真的是模子（漢子），我正準備請他吃飯呢。”老趙突然話鋒一轉。
“他怎么了？”
“他不光自己沒建房子，還把以前他們家占我們紅線里的地方還給我們了。”老趙贊賞地說。
“紅線里面的房子？——怎么還？”我父親好奇了。
“就是他同意我把他們家的墻拆了——原先他們家多占了我們家的一塊1平米大的地方，這次他把墻拆了，把這1平米還給我們了，我搭了三層，就多了3平米，少說（補償款）也要20萬了，我能不請他嗎？”老趙越講越開心。
“啊？他兒子也到了結婚年齡了，他這么搞，最后可能給他兒子買房子嗎？”我父親問。
“這我就不知道了。”老趙美滋滋地說。
6
經過了漫長的等待，終于到了簽約那天。我們一家人拿起了事先已經看過無數遍的動遷協議，在5分鐘里，所有的權利人都簽完了字，然后就被旁邊的志愿者們“熱情”地請出了動遷辦公室。
父親和我又跑到了祖宅那里，想多拍幾張照片做留念，路上卻碰上了老周。
“今天簽約，你們家去了嗎？”父親開心地問他。
“我們家特殊情況，今天不簽。”老周的話里面帶著幾分沮喪和不快。
“啊，你是做釘子戶還是怎么了？我聽老趙說，你把原來占他家的地都還了，現在又不簽約，是準備干嘛？”父親很驚訝。
“我才不做釘子戶——只是我姐姐哥哥太可惡了，逼著我一定要‘全貨幣安置’，錢一到手他們就要分掉。我現在走‘托底’的流程，應該是不會有錢到我手上了，就算有，如果是‘特困安置費’，也是他們分不了的！”老周恨恨地說。
老周這么一說，我想起來最初那個我無心細看的“托底政策”文件。“托底”，是上海對于動遷時居住困難居民和弱勢群體的一種補助，補助會隨地價和面積波動。一般符合“托底政策”的居民，即使拿足了所有的補貼和獎勵，也很難保證動遷后的家庭安置，所以政府會再追加一筆不菲的安置補貼或是更大面積的動遷安置房，以保證動遷后這些特困家庭能達到或接近上海的人均住房標準。
我們這個地塊的托底政策規定，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米的，會給予“困難居民”一定的補償。老周家三口人，他兒子還是處于結婚年齡，平房的土地證面積為16平米，是符合“托底政策”的。
“你‘托底’了，那你家里的兄弟姐妹怎么辦？”我父親問。
“當年我為了他們犧牲了這么多，現在他們卻來向我討要動遷款，如果是像隔壁老趙那樣客客氣氣、給人條活路就算了，他們現在是不給我留路啊——我要給小孩買婚房，自己還要最少弄套‘老破小’住住吧，他們給我留這些錢了嗎？還準備用官司威脅我，說一旦打官司時間拖得長，很多獎勵就沒了，他們自己都有房了，準備和我耗，這是人做的事情么。”老周再也抑制不住憤懣，抱怨了起來。
父親本來想說老趙家是有老人的遺囑的，但后來想想，還是把話咽了回去。
“現在我‘托底’了，算了算，我能拿一套兩室戶，兒子也能拿一套兩室戶，安置房的位置在曹路、惠南、臨港、羅店和嘉定新城，隨便我挑，而且我都問過律師了，我這么做，安置房他們肯定是分不了的，最后他們能分的，就一點點補貼和獎勵。”老周的話開始收不住了，憤怒中又似乎帶了幾分報復的得意。
“如果他們不服，不在安置協議上簽字，那盡管去打官司好了，反正我拿兩套房子就夠了，剩下那些獎勵補貼，既然他們以前威脅我說拿不到，那就索性大家都徹底拿不到——動遷組幫我算過了，如果他們能讓我順順利利地離開，讓我拿齊所有的獎勵，那至少還有100萬不到，大家一人30萬分掉算了；如果最后被打官司拖延了，那獎勵的大頭就沒了，所有的補貼加起來就不到30萬。”
這次動遷，如果動遷戶在限定時間段內完成簽約、搬離、戶口遷出等，每一項對應都有不同金額的獎勵，而一旦超出此時間段，則不再有此類獎勵。父親聽老周說完，不由嘆了口氣：“你這么做真是可惜了，原本以你（房子）這面積，搭個三層，拿500萬現金不是問題，現在你這么一弄，把房子折現了，滿打滿算300萬最多了。”
老周則不以為然：“我這么做，是替動遷組省錢了，所以動遷組不會來幫我多計較什么超標拿了動遷房的事情——如果我按照拿500萬去操作，擴建房屋，最后到我手里的恐怕連兩百萬都不會有。”
“你這么做魄力是蠻大的。”父親也只能苦笑著附和。
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老周，不過后來當他兒子結婚的時候，老周還是給我和父親快遞了喜糖過來。
作者 | 某人某事
編輯 | 許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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