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辭
今年8月24號，我從酒仙橋的一家公關公司裸辭，辭職原因無非兩種，一，干得不開心；二，工資沒給到位。
不開心有兩種，一種是，因為不喜歡而在工作中表現無能；另一種是，因為無能而表現出不喜歡。
之所以敢于裸辭，那便是仗著自己本身就是個一無所有的90后。哪怕已是大齡90后，在青春接近黃昏之際，不料滋生出沖破工作禁錮的沖動，試圖在青春的尾巴上，綻放出最后一道自由的光輝。
窮一時不要緊，“酷”一時才重要。
上一次這么“窮酷”，是在今年3月份，同樣是裸辭，當時找了足足一個月才進入這家比較滿意的公司。僅僅5個月后，相同的經歷再次上演。
既然敢“酷”，就得為這樣的行為付出代價，我以為自己已經做好了心里準備，無非是再找一個月的工作。可是事實證明，我太樂觀了，一方面是自身原因，另一方面是對當前的經濟環境認識不足。
離職后，我開始在智聯和boss直聘兩個平臺上投簡歷，平均每天每個平臺投二十份。
堅持了一周，除了鏈家的人打電話問我考不考慮做銷售，以及昌平和順義兩家新媒體公司邀請我去面試外，其他公司沒有給予任何形式的回復，顯示“您的簡歷被××公司查看過”不足十家。
不幸的是，這并沒有引起我足夠的重視，反而驅使我去經歷了另一番生活。失業60多天后的今天回想起來，這個過程當中無論是得與失，還是對與錯，都不值得再做一番討論。
較之漫漫人生而言，裸辭不是罪，我并非真的認為這一行為很酷，真正的問題似乎也不在這里。
回家
由于暫時找不到新工作，焦慮了之余，萌生出回家玩幾天的沖動。周六買了回家的票，第二天收拾行李前往北京西站。坐了七個多小時的火車，晚上十一點多到達家鄉阜陽，又打了輛黑車，回到潁上縣城。
一個關系要好的同學大龍知道我要回來，早在電話里說：“回來吧，老規矩，我收留你。”我說：“好，你不收留我，我也無處可去啊。”這幾年每次回家都住他家里。
今年年初，他和他老婆、女兒才搬進縣城的新家，我看過裝修后的照片，北歐極簡風格，相當精美。
他老婆比他大四歲，為人大方善良，持家有道，教女有方。他們的女兒已經六歲，每天嚴格遵循媽媽制定的一系列規則，但絲毫不影響她的伶牙俐齒。
我算是她家的常客了，小女孩每次見到我，總是會說同樣的話：“叔叔，你別走了，以后就在我們家住吧。”
對我來說，住同學家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我爸媽早已不在家鄉，所謂的“家”也已經沒了。
從90年代開始，為了撫養我們姐弟三人，爸媽就常年在上海打工，已經近十年沒有回家鄉過年。他們在上海打拼的這么多年來，中間經歷了無數坎坷，命運像黃浦江里的浪潮一樣，起起落落。
年輕時，他們尚能用卑微的青春，對抗著大上海的弱肉強食，每一次倒下，都能義無反顧地爬起來。
可是歲月無情，隨著他們年齡越來越大，身體一日不如一日，最終理想未能抵過現實，再也沒有倒下的勇氣。黃浦江一向大浪淘沙，事實證明，平凡的他們，如何倔強都無法成為上海灘的弄潮兒。
八年前，我爸帶著我媽從市區撤離，選擇沉寂在松江郊區的一個小鎮里。過著數年如一日的生活，艱辛上班，省吃儉用，兩個姐姐相繼出嫁后，他們似乎把“再次爬起來”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四十歲之前，我爸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是：“混不出個樣，永遠不回家。”三年前，村里那座早就不能住的老房子突然倒塌，村長拍照片發給我爸，我爸把照片發到朋友圈，并配上文字：“家，想回也回不去了。”
那一刻我終于明白，他嘴上說不想回家，心里比誰都想。若我有落葉歸根之心，何況他呢。
2016年，大龍跟我說，縣城即將新開一個樓盤，離他剛買的房子不遠，規劃的不錯，位置靠近正在修建的高鐵站。我把消息告訴了我爸，他答：“你將來還打算回家住嗎？”
我說，村里的房子已經倒了，北京上海的房子暫時肯定買不起，總得先有個家吧。他仍然倔強地否定了我，原因一，他說沒錢；二，他認為房價以后會大幅下跌。
在我看來，這兩個原因是都是表面上的，最深層的原因無非是，他不愿承認自己大學畢業的兒子沒能力在大城市買房。可現實就是現實，總有一方需要認清現實，然后向其妥協。
第二天，他把這些年僅存的十萬塊錢轉給我，另外借了幾萬。電話里，他一改此前倔強的口吻，語重心長地說：“剩下的就交給你了，以后這個家也由你來當吧。”
小區開盤之際，我從北京到阜陽來回奔波了三趟，終于辦完各種手續，成功地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彼時我剛在北京工作一年，首付的錢未出分文，至今想來心猶慚愧。
按照購房合同，今年九月底到達交房期限，好在兩年后房價漲了近三千，當然，因為是剛需，也沒打算賣。
這次回來本無目的，順便詢問一下開發商是否能夠如期交房，然后籌備爸媽一直催辦的裝修事宜。
老友
將近晚上十二點，汽車到達大龍小區門口，我打電話給他，他光著膀子下樓接我。把行李放他屋里之后，我倆準備去吃夜宵，臥室里傳出輕微的呼嚕聲。
我和大龍是初中同學，高中一個學校，十多年的朋友了。高三那年他沒參加高考，在家幫他爸做起了收棉花的生意。第一年還好，收了幾百噸的棉花賣往山東，賺了一些錢，接著一年不如一年。
后來在縣城開了個童裝店，不到半年關門大吉，又在鎮里開了個快遞站點，收入微薄。
最后和另一位同學一起加入一個初創的物流公司，他們負責縣城區域貨物的配送，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可惜生意一直沒有起色。
現在他在縣城給一個快遞站點送快遞，工資能達到五千多，除去每月必還的兩千多房貸，剩余的錢要在小縣城養活一家三口，生活無疑捉襟見肘。
他問我這次回來是否考慮在家鄉發展，我沒直接回他，他說了他弟弟的情況。他弟弟前兩年大學畢業后，一直在縣城的某房地產公司做行政，管吃管住，基本工資加上業績提成，好的時候能拿七八千甚至過萬。
他認為，雖然現在縣城的房地產市場不如前兩年火熱，但需求量依然很大。阜陽是個農民工大市，當地人外出打工只要賺到錢，第一考慮的就是回家買房。買房一方面是改善居住條件，另一方面是為孩子結婚考慮，尤其是在縣城買房，能大大提高結婚的成功率。
他弟弟比我晚畢業三年，還沒畢業他爸給就為他在縣城買了一套房，半年后，與談了多年的女友訂婚，目前只待擇日完婚。
家鄉像我這樣二十七八的大齡90后未婚者很少，已經買房的且不說，未買房的連開發商都已經將他們拋棄。開發商目前主要針對的是鄉鎮里的95后群體，這部分群體當中存在的婚姻市場有多大，房地產市場就有多大。
說白了，只要婚姻市場的春天不走，縣城的房地產市場就不會“凜冬將至”，未來幾年依然被看好。更何況，這應該是他們最后一個春天了，所有開發商都在拼命抓住機會。
畢竟00后年齡尚小，又多為獨生子女，這波韭菜未來的不確定因素太多，并不好割。
我跟他說，在家發展可能是個好機會，但我還沒做好充分的準備。三五瓶啤酒下肚，桌上杯盤狼藉，付完賬，兩人晃晃悠悠沿著記憶中當年上學時走過的小道回去。
一路扯淡，這個小城有太多我們學生時代的美好記憶，但對于一個二十七八歲仍無所成就的人來說，懷念青春只會讓人羞愧難當。
這并不包含他，他是個對生活永遠積極樂觀的人，沒有那么多的欲望，甘愿平平凡凡地生活在小縣城里。如今他家庭美滿，婚姻幸福，已然在自己當初選擇的生活上獲得成功。
羞愧難當、無地自容的只有我，如果失敗看起來很“酷”，那我真的已經一酷到底。
姐弟
此次回家，我沒和家里人說，突然離職就更不好開口了。在家的第二天，大姐在五個人的家庭群里說，她想回老家給姥姥、姥爺以及奶奶上墳。
大姐只比我大兩歲，初中沒讀完就退了學，之后去上海打工，認識了家在六安的姐夫，十七歲就嫁了過去。
現在有兩個孩子，女兒已經上四年級，兒子也即將上一年級。六安離阜陽不遠，但因爸媽常年不在家，她基本也沒回來過，除非逢上老家的親戚朋友結婚方可回來一趟。
我上次見她是在上海爸媽那里，那已經是2013年的事了。
聽說她要回來，我微信私聊她，告訴她我在家，回來的話我倆可以一起去上墳，并囑托她暫時別告訴爸媽我離職回家的事。她答應了，說明天就坐汽車過來，條件是，辦完事之后跟她一起去六安待兩天。
第二天，我租了一輛手動擋老款豐田車，一路晃晃悠悠開到車站，停在馬路邊上。等了十分鐘不見人來，焦急之下，我鉆出車門，點燃一根黃山煙，眼睛望著出站口，確信哪怕五年沒見，我也能一眼認出她那熟悉的身影。
很快，我看到了她，向她揮了揮手，她一路小跑過來，個子與印象中相比矮了許多。今年29歲的她，哪怕濃妝艷抹，依然遮不住臉上的滄桑，眼角的魚尾紋尤其明顯。
中午在縣城草草吃了頓飯，便一路顛簸地趕往村里。
路上我問她這幾年過得怎么樣，她說當初不聽爸爸的勸阻，十七歲就結了婚，后悔已經不是一兩天的事了，如今和姐夫的夫妻關系已經到達有名無實的地步，仍然一起生活只是為了兩個孩子。
我表示理解，正如理解當前很多年輕人的婚姻狀態一樣，恐婚者所恐懼的大概就是這類問題。
姥姥家與我家只相隔三四里地，我們首先途經她家。汽車駛入鄉村小道，人跡罕見，周邊的房子已經破敗不堪，樓房多集中在大路兩邊。鄉村的沒落我們早有見識，來不及傷春悲秋，汽車一路抵達姥姥和姥爺的墳地。
既祖，取道，繼續前往那個我們從小長到大的村莊。奶奶的墳在村外的地里，上完墳后，我們打算進村里看看，畢竟這里是我們生活過十多年的地方。
路上遇到村里的老人，我們主動跟他們打招呼，并說出自己的姓名，對方聽了無不張大嘴巴。在他們的印象中，我們應該一直是十來歲，可是歲月無情，誰也不可能呆在原地。
吳大爺握著我的手，說道：“聽說你在北京工作，現在坐辦公室上班吧，一個月能拿多少錢？”
我：“嗯，坐辦公室，一個月七八千吧。”
吳大爺：“七八千啊，不得了不得了，你可是我們村為數不多的一個大學生，好好干，在北京買房了吧？”
我：“沒有沒有，買不起。”
吳大爺：“哪能買不起，別著急，再干個三五年，一定能買得起。要好好干，我們是看你從小長大的，那時候就知道你是個好苗子，村里誰也比不過你.......”
我們走到自家已經倒塌的老宅子旁，曾經那么大一座房子，如今攤在地上成了一小片磚土堆。門口的水溝變得又窄又短，散發著惡臭味，岸上的樹木無不傾倒歪斜。時值夏天，屋子四周雜草叢生，院里的石榴樹和櫻桃樹枝葉卻已枯敗。
大姐在群里不斷地向爸媽發送現場視頻，感嘆著曾經繁榮的景象如今竟如此破敗不堪。
爸媽今天去醫院查病，沒來得及在群里說話。爸爸由于常年開車，腰間盤病又犯了，今天請假去的醫院。沒過多久，媽媽在群里發來一段語音：“你爸剛查完，要動手術，已經在辦住院手續了。”
晚上我和大姐到了六安，兩人躺在沙發上玩手機，我說，我們明天去上海吧，她說，首先你得告訴他們你現在在老家。我猶豫良久，最后還是在群里說出我離職回家的事，并強調明天就去上海。
群里沒人回話，五分鐘后，媽媽在群里小聲說：“你爸說，要知道你辭職了，他就不做手術了。”
那一夜我基本沒睡，第二天一早和大姐趕往火車站。
上海
如果說，北京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城市，上海則應該抹去前者。我6歲第一次去上海，此后的每個寒暑假基本都會去，可以說，一直以來，我從未對這個城市有過任何熱愛。
后來我逐漸明白，這個城市留有我父輩失敗的足印，這個足印深深刻進了我整個童年和青春的記憶當中，讓我在潛意識里對其產生莫名的排斥。
每當我站在外灘上，望著對面林立的高樓，感受到的不是這個城市的繁榮、自由、朝氣蓬勃，而是看到一幕幕爸媽辛酸、落魄、狼狽的模樣。
盡管如此，念到如今爸爸臥床不起，暫時失去工作能力，媽媽也已經幾個月沒有上班。作為兒子，在來時的路上我已經做好留在上海的準備，一邊工作一邊照顧他們，是我最后的選擇。
二十年前，爸爸正值我這個年齡段的時候，雖然在上海干著相對苦力的工作，但一時間事業風生水起。
1998年，當時的上海百廢待興，各區都在大興土木，他恰好趕上了那個風口，靠開拖拉機拉貨，有時一天能掙一千多。
賺到錢后，他自然沒有買房的遠見，而是買了一輛卡車作為以后的營生，接著往家里寄了一臺彩色電視機和VCD，打破了當時整個村零彩色電視機的記錄。
可是好景不長，也是在那一年，他突犯腰間盤病，從上海回阜陽動完手術，從此人生陷入低谷。
二十年后，年齡還未到50歲的他，在郊區生活多年，早已不做高強度的工作，卻因為常年開車，日積月累，最終被腰上的病再次捉弄。
也許命運想要告訴他，是時候放手了，未完成的事情交給下一代人完成吧。只不過，在這次上海之行中，他在我身上更加看不到絲毫希望。
我和大姐下午達到上海，趕往松江第一人民醫院時已經接近傍晚，當時手術已經結束，爸爸躺在床上處于半昏迷狀態。
媽媽說，本來兩個小時的手術，四個小時才做完，原定是微創手術，出來后發現腰上貼著一塊長紗布，里面縫了十多針。
這個事我媽說不明白，哪怕一向精明的爸爸，清醒后也解釋不清。后來我問醫生，醫生說，腰椎變形比較嚴重，微創解決不了問題，只能動刀。
第二天二姐和姐夫從杭州趕過來。他們這幾年一直在杭州打工，兩個都是過日子的人，夫妻關系經營的一向很好，日子過得也不錯。有輛十多萬的車，在老家縣城有兩套房子，而且沒有背負房貸。
唯獨讓他們一直操心的兒子，因為天生一只耳朵沒有長全，今年也在上海動過了整形手術，目前只待完全康復。
五年沒有齊聚的姐弟三人，見了面總有一些話題要聊。可惜美好的光景甚是短暫，歲月無情指的是時間催人老，空間距離何嘗不是如此，阻礙至親至愛之人無法自由團聚。
當天下午，二姐夫妻兩人就開車回了杭州。晚上我和大姐回爸媽住的郊區待了一宿，第二天我們開著爸爸那輛二手破舊的奇瑞車去了醫院，以備他出院時用。大姐也在這天下午回了六安。
父子
在接下來爸爸繼續住院的四天里，只有我和媽媽兩人在他身邊，依然是媽媽主要負責照顧他的工作。第三天可以下床的時候，需要我把他抱起來，然后我和媽媽一人攙扶一邊，三人并排，在醫院長長的走廊里緩慢地往前走。
成年以來，我從未如此近距離接近過爸爸，當我俯身從床上抱起他的那一剎那，感覺到多年來他厚重的身體里堆積了太多太多的東西。
金錢、夢想、榮辱、不甘、憤怒、孤傲，這些像釘子一樣扎手的東西，被他釘進肉體，鑲進靈魂，甚至不再向我表露。那種他曾渴望不及的美好人生，如今在我身上也看不到實現的可能，便妥協到要求我做一個普通人，至少不要如他一般落魄。
可是，我早已經偏離了他給我設定的人生軌道，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不再受他控制。善用紙老虎般的所謂學識，偽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樣，從而達到蔑視父權的目的。
他把一切看在眼里，卻未能抓住我的把柄，我知道，這些問題終將會在某一時刻爆發。更加知道的是，以他的性格，絕不會直接拿離職的事問罪于我。
他出院那天，上海的天空下起了小雨，我下樓辦完出院手續之后，和媽媽一起扶著他下樓，三人冒著小雨走向停車場。
我用鑰匙打開駕駛座旁的車門，然后擰動鑰匙啟動汽車，卻沒有任何反應。他站在后面，一手扶著車尾，一手拉了幾下后門，也沒能拉開。加上車在這里停了好幾天的原因，他立即做出推斷，電瓶沒電了。
我鉆出車門，他看著我，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脾氣，此前對我積累的所有怨氣，似乎都將在此刻傾瀉而出。
他：“讓你辦個事，什么時候辦成過？停車的時候不知道檢查車燈有沒有關嗎？”
我：“我記得我一直沒開過車燈。”
他：“沒開車燈電瓶怎么會沒電？你大學不是學的機電嗎？知識都學哪里去了？”
我不甘示弱：“誰知道你這輛幾千塊錢買的破奇瑞，開了六七年會出現什么怪異的問題。”
他：“那就等著你什么時候能買幾十萬的車了。”
我：“我買不起。“
他：“縣城的房子推遲到明年一月交房，裝修的錢你攢夠了嗎？”
我：“我沒錢，畢業幾年一分錢沒剩，我就是個廢物，從小到大一直是個廢物，這輩子也就這樣了。”
我情緒有些激動，眼淚差點流了出來。
他不再和我爭吵，雙手扶著汽車，弓著腰，一路橫著走到我旁邊，強行彎腰拔下車里的鑰匙，放下手剎，之后原路返回去。
他用鑰匙打開汽車后備箱，拿出一根兩頭分別帶有兩個夾子的導線后，只聽后備箱砰地一聲。緊接著，他再次走到車頭處，讓媽媽把車往后推，我在旁邊幫忙，他站在車外，單手操縱方向盤，直到三人齊力把車挪到路邊。
此時此刻，我還沒搞懂他要做什么，一輛皖牌汽車剛好經過，他向人揮手，車主停了下來。
他說：“老鄉你好，耽誤你幾分鐘時間，我的車沒電了，能不能麻煩你打開一下你車的引擎蓋，給我車里的電瓶充個電啊？”
車主是個年輕男子，沒多說什么，下了車，打開引擎蓋，然后按照我爸的要求坐進車里，等待踩動油門。
之后他開始吩咐我做一系列事情，打開自家車的引擎蓋，把導線兩頭的夾子分別夾在兩輛車的電瓶上，再坐進車里，聽他號令發動引擎。
當時我完全處于手忙腳亂的狀態，不僅不知道夾子該夾在什么地方，甚至連打開引擎蓋都費了好一會功夫。他的怨氣未消，嘴里時不時地責罵兩句。
最終一切準備就緒，他站在兩車中間猶如一位指揮官，等到那位車主把油門轟到最大時，他示意我立即打火。神奇的是，汽車竟然一下就打著了，我像個傻子一樣坐在車里呆呆地望著他。
回去的路上爭吵也沒間斷，我說要留在上海工作，被他一口否決。
“雖然這幾個月我不能上班，但會有基本工資，足夠養活我和你媽。你怎么來的就怎么回去，你沒有退路，上海不是你的退路，阜陽更不是。”
我沒再回話，那一刻我無法確定自己想要留在上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真心想要照顧他們？還是在歷經了工作上的挫敗后，試圖從家庭中獲取繼續前進的動力？即使是后者，一切也已經因為和他的這番爭吵而變得不再可能。
第二天，媽媽騎著電瓶車把我送到公交車站。汽車緩緩開動，經過來時路過的一座小橋時，我看到她站在橋上抹了一把眼淚。
求職
從8月24號到這個月的24號，兩個月的時間里，去掉在老家和在上海待的那幾天，再去掉國慶假期，找工作時間已有一個半月。
在這一個半月里，簡歷投向包括新媒體、影視編劇、記者三個行業，邀請我去面試的公司不到三十家，真正去面試的不到十家，說得上名字有兩家。一個是“新京報”，一個是“有書”，后者還是一個朋友直接把我推給他們人事的。
在新京報面試已經是一個多月前的事了，當時人事給我打電話，表示對我的工作經歷很感興趣，并非常誠懇地邀請我去面試，讓我滿懷希望。那天給我面試的是一位主編，人事坐在他旁邊。
主編問我：“你沒有記者經驗，為什么要選擇選擇新京報？”
我：“我從去年開始就想轉行做記者，今年三月份離職時，也向貴報投了簡歷，只是后來沒了音訊。我覺得自己算是個理想主義者，有一定的社會使命感，成為一名記者是實現自我價值最有效的途徑。一直以來，在眾多新聞報刊當中，對貴報的印象最為深刻，也非常認可貴報的價值觀。”
主編：“你覺得你的性格怎么樣？”
我：“多數情況，我覺得自己的性格應該偏內向，但是......”
主編：“內向，想做記者，內向可不行啊。”
面試結果是，等候通知。三天過后，我給人事打電話，沒人接，發郵件也沒回。再加上后來的幾次面試經歷，我終于明白，面試當中所有的“等候通知”，都是沒被錄取的意思。
眼看我一直找不到工作，身邊的朋友都為我感到著急。合租室友里，做銀行系統的小可說，今年經濟不景氣，他們公司前不久裁了一層樓的員工，多為人事和行政，然后降薪重招。
做游戲銷售的大平說，往年的金九銀十業績都是最好的，今年變得極其慘淡，公司技術人員陸續離職，現在只剩下兩個。
半個月前面試的一家新媒體公司，因為工資問題，最終沒能談成。面試官說，當下由于個稅改革，社保也不再按照最低標準交了，企業面臨的壓力很大，給員工的開出的工資自然也高不了。
昨天看到一個數據，2018年第三季度，IT/互聯網行業的招聘職位數同比減少51%。美圖、拉勾網、錘子手機分分陷入裁員風波，阿里、京東也相繼傳出“縮招”的消息。“互聯網就業寒冬”已來臨的說法被很多媒體和企業認可，北京的這個冬天注定很冷。
當我一時間把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歸結為當前的經濟環境時，一位面試官用她自身的成功，好好地給我上了一課。
“說實話，我今年和你一樣大，27歲，不過我現在是公司的項目總監，還在給你面試。其實沒別的意思，買賣不成仁義在，就是建議你應該反思一下自身，你已經27歲了。”
那是一家教育培訓機構，位置同樣在酒仙橋。那天面試完，在回去的地鐵里，我一路魂不守舍，腦子里不斷地回響著她的那句話：“你已經27歲了，你已經27歲了，你已經27歲了......”
最后不知道如何走到家的。
命運
接下來的幾天，仍然不斷的投簡歷，回應者寥寥無幾。有的公司討要完簡歷后，便沒了下文。
失業后的第五十天，我已經陷入了嚴重的焦慮當中，情緒隨時都有可能崩潰，每晚必做噩夢，驚醒之后又全然忘卻，腦海里時而閃現爸媽出現的畫面。
白天除了投簡歷，剩余的時間什么都做不了，連看部電影的心思都全然沒有，精力無法集中在任何事上。
近一周來，情緒有所緩和，便通宵達旦記以此文。想來，算上三月份那次離職，今年已有3個月沒有工作了。生活在北京，90多天不工作，也就意味著90多天沒有經濟來源，多數人應該知道這種情況該依靠什么維持生計，欠債在所難免。
眼下房租到期，需重新租房，按照押一付三的再加一個月的中介費來算，等于要一次性交五個月的房租，即使住在五環外也得8000到10000。可謂雪上加霜，生之維艱。
從上海回北京后，爸爸從沒給我發過微信，只有媽媽平時會問候兩句。昨晚爸爸突然問我工作找的怎么樣了，我說，仍在不斷面試當中。他又問，情況是否樂觀，我答，還行，這幾天面試多了一些，應該有不少機會。
從他平和的語氣當中，我聽出了他已有寬容之心，甚至，如若我說出“生存不下去了，北漂太難了，我想換個城市”這類表示妥協乃至向其投降的話，他都能平靜的加以對待。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到達這種地步，后方真的已無退路，他左右不了，我也左右不了。無論勇不勇敢，都只能往前。
這些天，我總是會莫名地想起爸爸曾說過的一句話：“我在上海二十多年，從未去過外灘，也沒見過黃浦江。”
也許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對上海不曾有過任何幻想，一切都是我站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對他的主觀臆測。
但我始終的相信，我們之間是存在父子深情的，這種深情通過語言表達出來，只會讓彼此相互埋怨。相互埋怨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焦慮——擔心命運會重蹈覆轍。
“我這輩子很無能，你只要超越我，做個普通人就好。”
“我也想做個普通人，但是如今來看，做個普通人竟也如此的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