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環境和家庭非常具有破壞性。一方面，家庭要求個體抑止他真實的感覺，而去追求無意義的目標，這阻礙了真實的（真正的）行為。等到個體成人以后，個體與其“真實的自我”完全分離。表面看來，個體是正常的，但是實際上卻受到很深的傷害。萊因認為，精神分裂癥是“一個人發明出來的特殊策略，以便能夠在沒法生活的情境中生活”。

——王蕾《存在精神病學：萊因研究》

精神病人大概在當今的社會文化里或是在以前，都是會被劃分為“異類”的族群的，想來在很多人眼中，精神病人已算不得“人”了，至少不會以對待所謂“正常”的人心態去與之應對的。如果，一個人患有某種身體上的疾病，頭疼腦熱，周邊的人多少都會給予一些“關照”，得到一些慰藉，甚至還能享受一點“特權”。但是，如果你聽聞身邊有一個得了精神分裂癥的人，整日地在一旁瘋言碎語，舉止癲狂，做一些你認為“不合常理”的行徑，遇上這樣的“病人”，存些“善意”的，就會奇怪，“怎么竟然就會瘋了！”，然后擺擺手嘆口氣也就離開了；“膽小”一些的，就會“驚呼”起來，“這怎么可以，快把他抓起來關進精神病院里！”仿佛在他的眼里，病人就變成了一個斗狠的怪物，隨時都會襲擊人的；還有些好事者和一些稚嫩的孩童，覺得有趣，就會扔幾個小石子，捅幾下樹枝過去，看見那還是個“活物”，便覺得有趣起來。

那的確不是一個等同于我們一樣的“人”了，就跟是動物園里任人觀賞的動物，沒什么兩樣的。對于“瘋子”我們總是會自然地就懷有“異心”的，這一方面隱含著的意思是，我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也在昭示著在說你是“不正常的”。這“正常”與“不正常”之間強行地劃出了一條界限分明的邊線，活生生地把“人”分裂了開來。這又多像是精神病人的癥狀，只不過他們“分裂”出來的不是人的本身，而是自身的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分裂。

當我們在判定一個人是否正常與否，會有一個預先的假設，那就是需要用一個制定好的標準和所要比較的事物做參照，符合就判定“是”，反之，則是“否”，這是近現代通行的科學主義做法，許許多多的學者“樂此不疲”地在這條道路上奔跑著、追逐著。當然，這也包括了精神病學家，于是，就有了一群精神病學的科學家，集中到一塊兒，他們幾經翻閱文獻，參考病歷，最后，共同繪制出了一套用來判定精神病的診斷標準。接下來，作為精神科醫生對于診斷來講就相對簡易了起來，因為有了可以操作的標準可以對照。“標準化”是工業社會的產物，可以快速便捷地生產出大量所需要的商品，很受“逐利”的現代人歡喜。當人類把心理問題或者是精神問題也用“標準化”、“結構化”的科學來“以正視聽”時，科學的腳印也在不知不覺地把人“異化”成了機器，這也是所謂的“非人化”。

這是人類進化中“悲哀”的地方，人類在“渾然不知”的情況下，被世界上一個有一個的“標準”給捆綁了，我們看不到自身被綁縛的“痕跡”，卻能很容易指責他人沒有被“束縛”住。而即便是那些制定“標準”的權威者，他們很得意地以為可以凌駕于標準之上，但最終都不得不受到自己定下的標準所限制。就比如那些精神病學家擬出來的判別標準，當它形成了社會“規范”之后，就算是精神病學家也是須要在這些條框里做人行事，倘若出了格，做了些符合“判別標準”的行為，恐怕也是難以脫掉“精神病人”的嫌疑的。這大概就是，標準一旦形成，無人能夠獨善其身。“自己挖坑自己跳”，這是人類生存處境中很形象的一個比喻。

至于精神病的判別標準如何制定，也就是為何說這個人是精神病人，另一個人不是，這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起初精神病學家自然是不會從人的大腦結構上去做“鑒別”，而只能是從觀察言行舉止開始，不過言行并不會直接告訴醫生這是否是“異常”，它能觀察到的只是一系列的動作和言語的內容，如果要想對這些做出精神病性的診斷，就需要醫生有“主觀”性的判別，換句話說，就是眼前的醫生能否“理解”病人的言行，如果能理解就判為“正常”，不然就診作精神病，如此簡單！比如說，一個精神科醫生接診了一個人，這個人二話沒說，就狠狠地打了醫生一拳，這時，醫生直接能感覺到的是身體上被挨了一拳的疼痛，但是此刻并不能就說這個出手的人就有精神病，盡管也許會存有一個假設，即來精神科問診的人，患病的可能性會很大，但到目前為止，還并不能給出準確的判斷。接下來，挨揍的醫生就需要試圖去“理解”出手的人的原因（這也是理性的思維方式），那人如果接下來說，“今天天氣真好，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一天”，醫生完全不能被他的話語所理解，這時就會用“妄想”的詞給他貼上一個精神分裂的標簽；那人又說“你老是跟醫院里的護士們打情罵俏，是個不知檢點的人，活該被教訓”，這時醫生會想自己跟醫院里的個別護士是有過一些親密的行為，但也只限于個別人，更談不上是個不正經的人，理應要“被教訓”的，對于他的話語，醫生是有一點可以理解的，但又會覺得這人過于“偏執”，更加符合了“精神分裂”的表現；再后來，出手的人終于又說“我老婆就是你們醫院的護士，被醫生你拐跑了”，這下醫生是完全理解他為什么給自己一拳了，想來這時，再也不會給他判定為是病人了吧！

這又讓我想起魯迅《狂人日記》里的狂人，在書里活脫脫地就是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呈現，周圍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大哥、鄉鄰甚至趙家的狗，都不能理解狂人的行為，因此，狂人是被當作病人來對待的，所以請來了問診的大夫，即便這樣，狂人也認為大夫是在“蓄謀”要害他，這更加地讓人不可理解了。但是，現在的讀者，在了解了魯迅創作小說的源頭之后，自是不會還作書里的人物那般的揣測，把小說內容當作是一個精神病人的案例展示，相反，會把狂人當作是魯迅的代言人，是反抗舊文化運動的斗士，是一個“超越”了那個時代固有思想的先鋒者，這又跟德國哲學家尼采何曾的相似，都不被他身處時代的人所理解，被認作是“瘋子”，卻被后時代的人所領會、稱頌。

因此說來，同樣的行為是否被診斷為有病，完全是取決于作為判斷的兩方是否能互相理解對方的行為，如果存在不被理解的狀態，其中有一方是“公認為”正常的，那另一方就會習慣地被當作“不正常”對待。這也便是英國精神科醫生萊因的有關精神分裂癥的看法，在他看來，盡管他并未完全排除精神分裂癥患者有關生理因素的可能性影響，但是他更關注的是產生精神分裂癥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存在性的缺陷，他提出了“存在性不安”的概念，這是產生精神分裂癥狀的前提，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存在性安全感”，萊因所謂的“存在性安全感”，簡單說來就是:

個體可以將自己經驗為真實的、活生生的、完整的；通常情況下，他與周圍世界有著明顯的區別，因而其身份和意志是自由的；他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具有存在上的一致性、實在性、本真性；具有空間上的擴張性。

這里暫且不談，以待后續交代。這里由上聯想到，人類在不斷地追求物質滿足的同時，又在不斷地壓縮自身存在的空間。這或許就是那些有了一定財富之后，卻發現已經找不回最初的那個自己的原因了。中年之后人開始向內發展，向自身尋求答案，這也便是榮格稱為的“中年危機”。當然，從生存論角度看來，這樣的“危機”其實一直都伴隨在人的身邊，只不過是當你還未中年，學業、事業、婚姻還一直處于“奔波忙碌”之際，又如果一路上沒有出現“癥狀”，便也就“無暇”關顧地到“危機”罷了。而這里所說的“危機”和萊因提到的“存在性不安”，大約是有著“殊途同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