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傳宗接代的家族重任落到我的肩膀上，責任重大到讓我喘不過氣來。母親不就是被此束縛了一輩子嗎？難道我還要墮入母親命運的輪回嗎？這個惡毒的老太婆，她害了自己的女兒還不夠，還要來害我！
1
1998年的暑假，8歲的我坐在走廊的小板凳上，聽著大雨砸在地面上的聲音，像是天上有很多人在一起倒水，一大盆一大盆地倒在了我家的院子里，還殃及了我們家的廚房。廚房的水泥地面潮濕得像屋外的雨下進來了一樣，如果不小心，一定會摔個大跟頭。母親望著屋外下個不停的雨，憂心忡忡，因為田里的水淹了剛插下去的秧苗，她得想辦法去排水。
母親邊穿雨靴邊囑咐我不要出門，然后披著雨衣出去了。快到晚飯時間，母親帶回來一連串的壞消息：老屋坍塌了一半，鄰居家的豬欄也倒了，把豬給壓死了。
“云英！云英！”有人在屋外大聲喊母親的名字，中斷了我對小豬的默哀。
母親去開門了，他們沒進客廳，只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燕壩沖毀了，下面的稻田跟河一樣！”
“我們的樓房不會也要被淹了吧？”是母親擔憂的聲音。那男人叫母親不用擔心，說我們村的情況并不嚴重。
我們才搬進這樓房沒幾年，這是父親出門打工掙了錢新蓋的。那一年，王家村大部分人家住的還是土房子。
新樓房的廚房里，占地面積最大的是土灶。灶臺的左手邊是一個水缸和洗菜池。與灶臺相對的是一個很老的八仙桌，案板、蔬菜、洗菜盆子都會放在上面，旁邊是碗櫥和一個放著臉盆的洗臉架。
到了冬天，我和姐姐喜歡在灶火堆里烤紅薯，用火鉗將烤好的紅薯夾出，然后在地上翻滾散熱，小心翼翼地剝開有些燒焦的外皮，甜香味隨著熱氣撲面而來，吹幾口氣，迫不及待地咬一口，甜而不膩，哪有心思在意黑乎乎的手指呢。祖母的陶馬罐有時也會窩在灶火堆里，那里面有時裝的是赤豆，有時裝的是花生，偶爾裝的是只母雞。那只陶馬罐煮出的花生，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水煮花生。
這棟兩層半的樓房不僅有大廚房，還有院子和陽臺，樓上樓下各有兩間臥室，半層的閣樓，也用不著，就擺在那里空著，還有帶太陽能的浴室——令我更開心的是，在衛校讀書的姐姐不回家時，我能獨占一間臥室。
最重要的是，我的父母終于可以不再同床而眠了。
平常，父親在城里打工，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回來。沒有蓋樓房的時候，他不得不和我的母親同睡，一人一頭，母親很是嫌棄他的腳臭。有了新樓房，母親說父親回家就像住賓館，不交房費的那種，她忙里忙外還得伺候他。我和母親一樣，喜歡父親不在家的日子，因為他一回來，家里就不得安生。
“云英——”是祖母，她拄著根拐杖，說她養的母雞不見了一只，讓母親和我去找找。
祖母的吩咐對于焦頭爛額的母親來說，無疑是火上澆油。她大聲對祖母說，下這么大的雨去哪里找母雞，說不定早就被大水給淹死了。
“那雞正下蛋，過年的時候，你們就沒得吃了。”祖母振振有詞。
2
沒過幾日，家里來了許多人，他們是母親叫來開會的。那時我還不懂“開會”的意思，只懂得開會的形式——就是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說了很多問題，最后卻只有一個人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個人就是我母親。
來的人個個面露難色，唉聲嘆氣的聲音打擾了正在看電視的我，我只得將電視的音量調大，蓋住他們的悲嘆。電視里，一個戴著眼鏡的老人在用大喇叭演講，最后，他問“同志們有沒有信心”，回應他的是一遍遍的“有”。大家看完，一片嘰嘰喳喳，有個人告訴我：解放軍叔叔會來救我們的。
接下來的幾天，我總見不著母親的身影，早晨她出門時我還沒醒，晚上她回家時我已經睡下了。祖母告訴我，母親在燕壩，讓我在雨停的時候給她送點吃的過去。
出門前，祖母塞給我一個袋子，里面裝了芝麻糖、花生糖和餅干，說這是過年剩下的。
出了院子，坍塌的土磚屋、爛泥和碎瓦片像是腐爛的尸體攪合在一起。蹚水的路上，有一只雞一動不動，像是過年的時候已被殺死的雞泡在開水盆里等待拔毛一樣。我向前走著，看到了第二只雞、第三只……我不知道祖母那只走失的母雞是不是也在里面。
一塊塊的稻田已連成一片池塘，綠色的秧苗被水沒頂，早已不見蹤影，倒是有幾棵樹倒在田里。我聽見水流傾瀉而出的聲音，那聲音像是天空開了一個井口，水從深不見底的水井里洶涌而出。原來，是燕壩豁開了一個大口子，水庫里的水朝下游的稻田飛奔而去。
五六個全身濕透的男人弓著背，將裝滿土的蛇皮袋堵在豁口處，水淹到了他們的大腿，其他的人在傳遞蛇皮袋。
“媽！媽——”我試圖在扛蛇皮袋的人群里找到母親。
“娣娣——”是母親喊我，她在燕壩的那一頭。她歪著腦袋，臉上滿是泥濘，一只手托著肩上的蛇皮袋。
“媽，我過不去！”我站在斷了一大截的燕壩上干著急。
站在豁口處的一個男人叫我把裝吃食的袋子套在脖子上，一雙雙大手夾住我的腋下，像傳遞蛇皮袋一樣，將我傳遞到燕壩的另一頭。
“大伙上來歇一下！”母親招呼大家，讓我將帶來的吃食分給每個人。他們坐下來吃東西、喝茶，衣服貼在皮膚上，鼓起一條條長短不一的氣紋。我在人群里左顧右盼，問他們解放軍叔叔在哪兒，他們還沒分到吃食。大人們告訴我，解放軍叔叔在更危險的地方抗洪救災，還沒到我們這里來。
“什么叫抗洪救災？”我問。有個人跟我說，有些地方的房子都被大水淹了；又有個人說，養豬場的豬都給沖沒了，豬都在水上漂著；還有人說，有人被淹死了，大水無情，就像小孩在池塘洗澡被水鬼給抓走了一樣。
“原來洪水就是水鬼呀！”我似懂非懂，引得他們一陣大笑。
從那以后，天上的井蓋合上了，也沒有人再從天上倒水下來，燕壩豁開的口子也修補好了，祖母走丟的母雞還是沒有回家。
9月1號開學那天，母親去學校給我交完學費，就去縣城開會了。我很想跟她一起去，因為我從來沒有去過縣城，縣城——那可是很遠的地方，是要坐車才能到的呀。可母親告訴我，開會不能帶小孩子。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長大呀，長得像母親那么大，那樣我就可以去縣城了。
傍晚的時候，母親帶著滿臉笑容回到家，簡直像是生了兒子一樣高興。她拿了好多東西回來：兩條毛巾，一盒芳草牙膏，一塊上海硫磺皂，還有兩袋掛面。第二天，我發現家里客廳的墻上多了一張獎狀，就貼在我的“三好學生”獎狀旁邊，上面寫著母親的名字，她獲得的不是“三好學生”，而是“勞動模范”。母親說，“那是上面發的”，我不知道“上面”是哪里，我想大概跟學校一樣吧，表現好的話就有獎狀和獎品可以拿。
3
那一年冬天，我和姐姐沒吃到烤紅薯，祖母也沒用她的陶馬罐給我煨花生，更別提煨雞湯了。
有一次，祖母煨了赤豆，我吃到好幾只黑色的小蟲子。祖母說那是陳豆子，所以才會長蟲子，然后將我剩下的赤豆湯全吃了，連帶那些小蟲子。她用她的假牙咀嚼著，說這么好的東西莫糟踐了，“58年的時候樹皮都沒得啃”。
祖母的孩子大多死于饑荒年代，唯一活下來的孩子就是我的母親。為了香火的延續，為了后人的名字可以刻在祖先的墓碑上，為了在族譜上有一個分支，為了有人養老送終，祖母又收養了一個小母親兩歲的男孩，也就是我的父親。
民國十五年出生的祖母，做過童養媳，裹過腳，是從“表哥娶表妹”“表姐嫁表弟”的近親婚姻時代過來的人，在她看來，親生女兒與養子的結合是完美的：他們一起長大，成為夫妻是“親上加親”。這樣結婚的人家也不少，不都是恩愛得很嘛。
祖母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我的父母并不恩愛，特別是生不出兒子這件事，加深了他們彼此的怨恨——他們都認為是對方有問題才生不出兒子。自我生下來后，父親對能生一個兒子這件事不再抱有希望，因為他早已用完國家分配的生育名額，而我母親也被拉去結了扎。
父親因為沒有兒子，在村里總覺得矮人一截，他要在事業上挽回他作為男人的尊嚴，連我的“洗三朝”都沒參與，就隨村里第一批出去打工的人，去了城里的服裝廠。
正是因為父親打工掙了錢，才讓我們全家人在1998年大洪水過后，還能吃得飽穿得暖。盡管如此，他還是和母親因為錢吵架，我們家的新樓房，就是他們的新戰場。
國慶節假期，父親回來探望祖母。我已然記不得父親是怎樣動手打了母親，只記得那天母親在廚房打掃衛生，父親進屋來大聲質問她為何要借錢給別人，然后是癱倒在地上的母親和鮮血，以及我不知所措的哭喊聲。
我朝醫生家跑著，我告訴自己要跑快一點，再快一點，我害怕我跑慢了，我就失去了母親，她流了那么多血……
醫生到家后，我又跑去柴房找劈柴的祖母。
“奶奶……”我抹了一把臉上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的液體，“爸爸打了媽媽……”
“狗日的！”祖母咒罵了一句，移動著她顫巍的小腳，拿起她的拐杖，與我一同回去了。
望著躺在床上的女兒，祖母手里的拐杖氣憤地敲打起地面來，好似那地面才是她的養子。“狗日的回來，我打死他！”她手里的拐杖更激烈地敲打著地面，如此便是為女兒報仇了吧。
母親醒了，望著一屋子來看她的人，哭了。她掙扎著爬起來說：“我這條賤命沒有活頭了。”
母親掛著淚的臉，和那個帶頭修壩的女人的臉好像不一樣了。她哭著要喝農藥，我手拿一塊干毛巾跟在拉著母親的人群后面，想用那塊干毛巾拭去她嘴角的血，擦干她臉上的淚。可我跟不上母親的腳步，我什么忙也幫不上，我哭了。
女人們勸母親為了孩子要想開一點，可母親還是嚷嚷著要喝農藥。如果不是因為農藥埋在坍塌了一半的老屋里，如果不是因為大洪水毀了莊稼、母親沒有再購買新的農藥，或許那一年，我真的就失去了母親。
4
晚上，父親回來了，去房里看了母親。祖母并沒有用拐杖“打死他”。
即使他一臉疲憊，布滿紅血絲的眼睛訴說著他的羞愧難當，也沒有引起我的同情和諒解——他怎么可以打一個獲得“勞動模范”榮譽的女人呢？我決定不理他，不叫他“爸爸”，以此來為母親報仇。
在父親去城里的前一晚，他叫住準備去睡覺的我，說要跟我談談心。我坐了下來，但把頭扭到一邊不看他。他嘆了一口氣，抽了根煙，才說話。他說他的香港老板跑路了，他辛苦一年的錢都沒了，知道母親沒經過他的同意，就把錢借給了別人，他很生氣，一時沖動才動的手，“都是金融風暴害的”。
我才不管什么風暴洪水，我說他比水鬼還要嚇人。說完這話，我就害怕起來，害怕長大后像母親那樣，會遇到比水鬼更嚇人的東西。
母親身體好了之后跟我說，她是因為我太小，怕我沒媽媽照顧才沒去尋死。
過了不久，母親叫來一個瓦匠拆掉了廚房的灶臺，在對過的天井屋里新建了一個。新灶臺還沒用上幾月，母親覺得天井屋又太局促，只得拆了，又返回到原來的大屋里蓋灶臺。
折騰幾次之后，母親終于罷手了。好像拆了重建的灶臺，對母親的精神是一種治愈，又大又新的灶臺用水泥和瓷磚將她對廚房的痛苦記憶糊起來了，就像當初修復重建被洪水沖毀的燕壩，母親也在用她的方式修補心里豁開的口子，她看上去又是那個帶領村民修壩的女人了。
母親在村里每天都很忙，除了田地里的農活，她還要張羅村里的大小事——誰家的兒子娶不上親，人家就請她去做媒；誰家夫妻吵架了，要找她去評理；隊里分山分樹，她要組織大家開會，因為她是隊長。
“云英，你帶頭修祠堂吧！”一次隊里開會，有人提議。其他人馬上附和，說鄰村新建的祠堂很氣派，我們王氏祠堂也要重修，不能讓先人丟了臉面。
母親猶豫了一會兒，笑著說，她要是個男人，早就出頭做這些事了。
“我家那個，要罵的。”母親說這句話的時候，表情奇怪得讓我甚是納悶：我的媽媽怎么擠眉弄眼起來了？
在研究母親的表情時，我的腦子里冒出一件事來：隔壁王大爺家還沒過門的媳婦，前不久退婚了。那門親事是母親做的媒。在城里打工的父親不知從誰那里聽說了這件事，打電話回來把母親罵了一頓，說她總是做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不像一個女人的樣子。?
母親聽完電話，對著我抹了會眼淚，說了幾句父親的不是，就罷了。
5
10年過去了，我已經在鎮上的高中讀高三了。8歲的時候以為很遠的地方，原來只需要20分鐘的公交路程。
王家村已經沒有多少人種莊稼了，他們都去城里打工了，只有春節的時候才回來。父親不再是服裝廠里的裁剪師傅，而是升遷為廠長，村里的孩子都羨慕我有一個“有錢的爸爸”。每年春節回家，大家都叫他“大老板”，因為父親會送給他們夾克或羽絨服；他們稱贊他是“大孝子”，因為父親會給祖母大額的紅包。
王家村的樓房已經比比皆是，我們家的樓房經過10年的風吹日曬，倒有些破敗了。但是，房子里面卻煥然一新。母親請人將家里的墻粉刷了一番，老化的線路也重新置換了，墻上除了她的獎狀，還有她的刺繡——駿馬圖。廚房里添置了新的碗櫥，在離土灶兩米遠的地方還多了一個液化氣灶口。有客來訪或過年的時候，就用液化氣來炒菜、土灶燉菜或煮飯。雖然我們覺得土灶煮出來的飯香，但母親更喜歡用電飯煲，省時間又不浪費柴火。母親買的冰箱不在廚房里，而是在天井屋里杵著。
母親為老房子添置一件件新家具時，就像為雛鳥筑巢的雌鳥一樣細致而愉悅。可在父親的眼里，這是浪費錢的行為。畢竟，這棟房子于他是暫停歇息的旅館，于母親來說是她的家。
母親在廚房里為晚上的年夜飯忙碌著，18歲的我在旁邊打下手。我抬起頭望了一眼光線微弱的燈泡，問母親燈泡是不是壞了。母親說那是因為過年全村的人都在用電——我們的習俗是大年夜里要打開家里每個房間的燈，一直到天亮才能關上。在祖母和母親眼里，不滅的燈光寓意著明年的運勢是一片光明。
“娣娣，你來炒牛肉。”母親吩咐我。對于做菜這件事，母親是沒有什么信心的，父親一直嫌棄她做的菜不好吃，就連我也不得不承認她沒有做菜的天賦，廚藝真的不如她的領導能力。如果她是個男人的話，她一定可以當村長。
去祠堂祭祖的父親回來了，招呼我們擺桌吃飯，接著，扔了一掛點燃的鞭炮出去。
噼里啪啦的鞭炮聲意味著年夜飯的開始。父親坐下，掃了一眼桌上的菜，審視的眼神像是一個口味挑剔的美食家。他拿起筷子，在盤子里挑挑揀揀，夾起一塊雞肉，端詳了一會兒，才放入口中，好像咀嚼食物的并不是他的牙齒，而是他的眉頭。他的眉頭皺得越來越緊，什么也不說，夾起的藕片剛放到嘴里，就吐了出來，“啪”地一聲放下手中的筷子，怒氣沖沖地叫我去給他盛飯。
母親起身，走到我旁邊，附在我耳邊說，盛電飯煲最下面的飯，因為電力不足，飯有點夾生。我照母親的囑咐，將電飯煲里最好的飯盛了一碗出來，放在父親面前的桌上。
“這炒牛肉誰做的？”父親問。他臉上的表情看不出來是滿意還是反感，母親回答說是我做的，這個答案好像使得他更生氣了。他說母親做了這么多年的菜，一點長進也沒有，還不如孩子。這句聽起來像是表揚我廚藝的話，我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如果我做的菜也讓他不滿意的話，他是不是會說這是我遺傳母親的緣故？
“這怎么就吃不得了？”祖母放下她手里最愛的魚頭，她說話的聲音不大，“58年的時候，樹皮都沒得吃。”
父親沒有搭理祖母，低頭吃飯。母親雖然滿臉的不高興，但是什么話也沒說。
“飯都煮不好，還是夾生的！”父親手中的飯碗在桌子上顛簸著，沒有翻倒，只是灑了些飯粒出來。接著是椅子被推響的刺耳聲——父親罵罵咧咧地摔門而出了。
母親的眼淚這時才流下來，終于說了不敢在父親面前說的話——別人家的男人會自己下廚，嫌她飯做得不好吃，干嘛自己不去做。
“他生氣是因為招娣沒回來過年。”祖母說話的聲音比剛才大了些。
招娣是大我7歲的姐姐，她在另外一個城市的醫院當護士，已經結婚了，她那時要生一個奧運寶寶，沒能回來過年，是因為雪下得太大了。
母親似乎認同了祖母分析的原因，她擦掉眼淚，給自己倒了一杯橙汁。我默默地扒拉著碗里的夾生飯，只覺得嘴里很咸。
6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父親講電話的聲音吵醒。
與其說他是在講電話，不如說他在罵人。他在罵姐姐，掛了電話還在罵，罵她是潑出去的水，白養這么大，趕不回來過年就算了，怎么過兩天還不能回來。然后是母親的聲音，說雪大路上滑，招娣大著肚子，路上要是出了什么事可不好。
母親的話沒安慰到父親，反倒引火燒身了，父親罵道：“都是你教的好女兒。”
我快步沖下樓，對他們大喊：“別吵了！”
父親立刻調轉槍頭，質問我有什么資格可以教育他。我氣得什么話也說不出，全身發抖，眼淚也止不住，轉身跑回自己的房間，關起房門，哭了個夠。
我趴在床上，想到我可憐的母親，覺得胸口堵得慌，想到暴君一樣的父親，又怒火中燒。過年團圓的喜慶日子，我們家卻是刀槍相向，為什么一家人不能好好過一個年？或許母親已經成功修補好了心里的豁口，可我和父親之間的裂痕，是永遠也無法修補好的。
我甚至懷念起在學校的日子來，希望可以早一點開學，轉念想到即將來臨的高考，我又難過了起來。我的學習成績不像小學的時候那么優秀了，不再是“三好學生”了，已經很多年沒有得過獎狀了。我的數學爛得一塌糊涂，我想我可能考不上大學了，我要一輩子被困在王家村了，像母親那樣，任憑怎么努力也走不出冰凍三尺的雪地，凍僵的雙腳就陷在里面，我想我要凍死在這場雪災里了。
為了強迫自己不再胡思亂想，我下了樓。祖母坐在火桶里看電視，從我放寒假的第一天開始，貌似她就一直坐在火桶里，所以她的身上有一股烤紅薯的味道。她對著電視機說話，感嘆雪下得真大，說那些滯留在火車站不能回家過年的人真是可憐，又說姐姐沒回來過年，家里冷清不少。
春節在雞飛狗跳的煎熬中過完了，父親回到他工作的城市，我也很快回到鎮上，為高考沖刺。
半年后，我高考的結果沒有任何意外，除了語文分數不錯，成績很爛。在我那所普通高中的文科班，只有我們班班長考上了本科。我深知自己不是應試教育的料，即使復讀一兩年，也考不上任何一本或二本的學校，所以選擇了讀大專。即便如此，我還是在所有的志愿里填了外省的學校。對于學校和專業，我并無太多了解，畢竟選擇有限，反正都是大專院校，沒有什么差別，我只在乎學校的地理位置，離家越遠越好。
陪祖母看奧運會開幕式重播的傍晚，我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祖母問我學校在哪個城市，我告訴她在蘇州，江蘇省。
“你怎么填那么遠的學校？”祖母像是在問我，又像是自己感嘆了一句。
當父親得知錄取我的那所學校一學年的學費是2萬3千元的那一刻，便斷言這是騙局或者傳銷。在開學的前一周，他親自去學校考察了一番，沒有什么能證明錄取我的學校是假的，他很失望。他說我不去復讀，是因為我怕死，又說我3年的學費生活費加起來至少得10萬塊，這些錢還不如拿來給我做生意練手。
與其把這么多錢給我做生意打水漂，還不如讓我去念書——我這么告訴他。這倒不是因我多喜歡讀書，而是跟著父親做生意，就意味著要接受他的管控，甚至接受他給我安排好的人生。只要是父親想讓我做的，不管是什么，我都反對，就對了。
母親對我的學校或高額的學費并沒表達什么意見。她仍舊像村里那些考上本科的人家那樣，辦了酒席。畢竟，我是村里那一屆唯一的大學生。
“你姐姐在醫院當護士，累死累活的，能掙幾個錢？還不如人家打工的！”在送我去學校的路上，父親列舉我們村的誰誰在外面開廠了，誰誰年薪20萬了，說了一堆“讀書無用論”的話。
見我不吭聲，他換了個話題，談起了我的學校。他說那是有錢人家孩子高考落榜花點錢就能進去的學校，學費那么貴是因為學校環境好，教學樓有電梯、空調，宿舍是4人間帶獨立衛生間和陽臺，學校一半的老師是外國人。他叫我把英語學好，這樣畢業了可以去廠里幫他做外貿生意。
到了學校門口的停車場，他望著一排豪車跟司機感嘆，還好跟老板借了林肯車送我到學校，不然我在學校肯定會被同學瞧不起。
7
入學之后，我與母親保持著每周一次的通話頻率。給父親打電話，只有每個月找他要生活費的時候，他認為我花錢大手大腳，偶爾會延遲打錢到我的銀行卡里，對此，我頗有埋怨。
我的3個室友，一個來自南京，另外兩個都是溫州人。她們每天會提前1個小時起床，化妝打扮。她們桌面上帶有法文或日文的瓶瓶罐罐，我一個都不認得。她們的衣櫥里有各式各樣漂亮的裙子，會根據衣服的款式搭配不同的鞋子、口紅和眼影。她們做這些事的時候，就像她們生下來就會一樣。所以她們和我在學校看到的其他女生一樣，精致、得體。
她們也多才多藝。可以在校園歌手大賽上一展歌喉奪得冠軍，還有著標準的美式英文發音。她們跟老師上100塊錢一個小時的網球課，不會像我一樣覺得太貴而放棄報名。
我卻什么也不懂，母親沒有教過我這些，姐姐也沒有教過我這些。況且，父親每個月給我的1000塊生活費，根本不夠去買那些昂貴的化妝品或買網球課。
一天下午，母親打來電話，她在電話里哭哭啼啼的，說姐姐剛生了個男孩。我以為她是高興，卻只聽見她在電話里說“我要跟她斷絕母女關系”——因為姐姐的孩子沒有隨我們家的姓氏，比起“外婆”，她更希望小孩叫她“奶奶”。
“你姐她騙我！她一開始答應我，孩子跟我們家姓的！”母親在電話那頭數落姐姐，還叫我不要學她。母親好像在通過電話轉移她的痛苦和憤怒，可是，我并不想接收這份不屬于我的痛苦和憤怒。我騙她說要上課了，掛斷了她的電話，掛斷了她的痛苦，可我這里仍然接收到了一部分，不屬于我的那一部分。
在那個瞬間，我很開心自己在學校里，如果我在王家村的話，就意味著，我不得不接收母親傳達給我的所有痛苦。
學校全英文授課，讓我備受壓力。我不喜歡在小組作業演講時展示我帶有王家村口音的英文，但我又不得不克服出丑的恐懼，因為這關系到學分。可我不想讓父親覺得他在我身上浪費了錢，盡管我學習很用功，但還是很吃力，最好的時候也只能拿到A-，大部分科目都在B+、B-之間徘徊。
可是這個學校是我自己選的，專業也是我自己選的，我已經斬斷了所有的后路，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前行。
一次英語課堂上，老師叫我朗讀一段課文。
“行了行了，”老師打斷我，“我都聽不下去了，都說成俄語了！”
我沒學過俄語，不知道俄語是怎么念的，但老師的評價讓我很難受，我滿臉通紅地埋下頭，好似頭埋得低低的就聽不見同學的嘲笑聲了。下了課，我跑到衛生間哭了很久，是沒有聲音的哭泣，因為我害怕有人聽見我的懦弱。
“哎，娣娣。”我的南京室友從來不叫我的英文名，總是喚我戶口本上的名字，那個代表我來自重男輕女的封建鄉村的名字，她問我知不知道同學們背后叫我什么，我搖搖頭。
“他們叫你村姑。”她加重了“村姑”兩個字的發音，這次她沒用南京普通話，而是用了標準的普通話。她常常講方言，她說把“n”發成“l”很可愛，可當她聽到我平舌音翹舌音不分、搞錯前鼻音后鼻音的時候，會笑到停不下來，還順帶譏諷我一句：“我知道你英語為什么說不好了，因為你連母語都說不標準！”
從那以后，我更加孤僻了。不上課的時候，只在圖書館里待著。從王家村逃離到這美麗的城市，比姐姐和父親工作的城市離家還要遙遠的城市，從我們縣城乘火車需要7個小時才能抵達的城市，卻還是能讓人從我的穿著打扮、我的口音里識別出，我來自那個破敗的地方。
室友的話和同學的孤立，讓我痛恨我的出生地，它貧窮、落后，除了繁殖，一無所有！
8
寒假回家，王家村的熟悉感迎接著我，也裹挾著我。或許是因為在學校過得并不開心，我甚至想念土灶燒出來的飯菜。我跟母親說學校食堂的菜很甜，我吃不慣。
我往灶肚里扔了一根木柴，母親在上面燒我最愛吃的紅芋粉燒圓子。
“娣娣，你以后生的孩子要跟我們家姓。”母親的話從繚繞的煙霧里飄過來，她說孩子的戶口要上在我們家戶口本上，名字要寫在族譜上。
“孩子的戶口在家，恐怕不能去城里上學。”雖然我才讀大一，還沒有戀愛結婚，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像我一樣在農村里接受教育，擁有一口蹩腳且鄉音濃重的英語。
母親說家里也可以上學，別人家的小孩可以在農村上學，你的孩子難道金貴些，非得在城里上學？
母親雖然是個黨員，勞動模范，但是她大半輩子都生活在王家村，她的世界就只有王家村這么大，縣城是她到達的最遠的地方。她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已經被祖母同化了，認為有后了，村里人就不會瞧不起我們家了。可我不會留在王家村的，我要去到更遠的地方，更何況我的孩子呢？
我跟母親說孩子可以跟我姓，但是不能在村里上學。母親的眼淚立刻流了一臉，好像她的淚腺是個大水缸，時刻預備好的眼淚，要用的時候，舀一瓢出來就可以了。她哭著罵我和姐姐一樣，都是白眼狼。
母親洶涌的淚水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加害者，我在廚房里待不下去了，急需逃離這個現場。
我去了客廳，坐在火桶上的祖母，大概是聽到了我和母親的爭執。她起身，去了她的臥室。不一會兒，她從臥房里出來，遞給我一個褪色的紅布袋，說是給我的。
我打開一看，是小時候戴的平安牌。平安牌的一面是八卦圖，一面刻著“竹報三多”四個字。這字是小時候的我沒有注意到的，我問祖母這幾個字是什么意思。她說“三多”是多福，多壽，多生貴子。
“你現在給我這個干嘛？”我問祖母——這可是祖母的寶貝，她總是害怕我弄丟了，所以就自己藏著。
“你姐姐的銀鐲子，給你媽媽拿去改小了，送給她的孩子了。”祖母慢悠悠地說。她說平安牌給我的孩子，叫我不要學姐姐嫁到城里去，應該留在家里找一個上門女婿，生一個隨我們家姓氏的孩子，這樣我們家才不會散。
“你要是不聽話，我會死不瞑目的。”祖母說。
一想到傳宗接代的家族重任落到我的肩膀上，責任重大到讓我喘不過氣來，我對此甚是恐懼。母親不就是被此束縛了一輩子嗎？難道我還要墮入母親命運的輪回嗎？這個惡毒的老太婆，她害了自己的女兒還不夠，還要來害我！
“你只會想到你自己！”我大吼了一句。
“我是為你媽著想，你媽可憐。”她輕飄飄地回答了我的憤怒，好像母親的幸福只有我才可以負責一樣。她威脅我，她利用我的愧疚感，我不會讓她得逞的！我不是我的母親，我要變成水鬼，變成比水鬼更可怕的東西，如此，才能活下去。
我“砰”地一聲關上門，憤憤離開客廳的樣子，與我的父親如出一轍。
作者 | 張若水
編輯 | 許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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