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文學家，史學家。他少時即愛讀史，曾得左氏春秋，喜愛非常，讀完后即為家人講述，了解其大旨，愛不釋手，至不知饑渴寒暑。入仕后不久，父母相繼去世，服喪五年，閉戶讀書，寫下了許多史論。這些史論以后都編進了資治通鑒里的“臣光曰”。這可以看作是司馬光修史的肇始。?
司馬光著通鑒，以韓趙魏三家分晉始，強調為君為臣者要講規矩。也就是“臣光曰”所謂的天子之職和禮、分、名。他認為，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時時刻刻強調規矩與秩序，亦即君臣之禮，可以說是憂勤惕厲，念茲在茲。如，宋仁宗晚年無嗣，拒不立儲。諫官范鎮上書請仁宗立宗室近支為儲。司馬光時為外官，聽說后致書范鎮，請他以死力爭，并親自進京面諫。袞國公主嫁李瑋，夫妻不和。仁宗想把李瑋外放到衛州，將公主接回宮中。司馬光亦力諫。終使仁宗降公主封號，打消了外放李瑋的念頭。等等，凡是仁宗的行事有不合規矩之處，司馬光總是力諫，為仁宗糾偏。
司馬光丁憂期滿后，任武城軍判官，后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又被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等職。英宗立后，進知制誥，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
司馬光是一位注重綱紀、正派端方的人物，為人處事篤實精勤。他的學術指向在與經世致用。他關心國家盛衰，關注生民休戚，也關注是非細節。
因工作性質，司馬光作《歷年圖》五卷，為自戰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可稱作通鑒的大綱。又作《通志》八卷，自周威烈王至秦二世，乃是通鑒前八卷的雛形。至此，資治通鑒的架構已成。
治平二年，司馬光為諫官、除龍圖閣直學士。次年，英宗命司馬光設局于崇文院，選擇協助人員，編篡《歷代君臣事跡》。英宗死后，神宗繼位，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司馬光進讀通志，神宗以為該書鑒于往事，以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鑒，并親為作序。實際上，司馬光本人以史資治的意識也是很強烈的，他的資治意識不只表現在臣光曰里，更是體現在這一鴻篇巨制的每一個字里。
范仲淹倡導的慶歷新政夭折后，朝廷冗官冗兵財政緊張的窘境仍未好轉。宋神宗決定改弦更張，物色能革除貧弱積弊、挽救危機的臣屬。而力主變法的王安石進入了神宗的視野。
王安石的變法主張與神宗富國強兵的構想不謀而合。熙寧二年，神宗以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
然而，在得不到元老舊臣的支持的情況下，王安石不得不起用新人。這就使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加入了變法隊伍，也使接下來的改革措施中有不少項目遠離了王安石的初衷。
面對當時情勢，王安石秉持“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堅持推動新法；司馬光卻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主張穩健緩進。尤其是理財方面，王安石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開源重于節流；司馬光則認為“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所謂“理財”無異于盤剝，是為強國而弱民。司馬光曾以朋友的身份數次致書王安石進行規勸，而王安石堅持己見。神宗起用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推辭不就。而王安石已經出任執政了。司馬光只好請改徙西京御史臺，自此絕口不復論事，專心資治通鑒的編著。?
宋代以開封為都，洛陽稱西京。司馬光在洛陽十五年，潛心著史。他有三個助手，劉恕、劉攽和范祖禹。這三人都是當時聞名的史學家。劉恕承擔三國兩晉南北朝部分的編修，劉攽承擔漢代部分的編修，范祖禹承擔唐代部分的編修，劉恕還是全局的副手，司馬光全局參與編修，全書定稿，“是非予奪，一出君實筆削”。司馬光與范祖禹等三人的歷史見解并不完全相同，但“臣光曰”則全是司馬光一人的見解。
元豐七年，《資治通鑒》全部修完。是年，司馬光已六十六歲。他將《資治通鑒》連同《通鑒考異》、《通鑒目錄》一起奏進給神宗皇帝。
元佑元年，司馬光病逝。六年后，《資治通鑒》第一次刊刻問世。全書二百九十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