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演進，既受制于線性的時間，也取決于空間的擴展及相應的摩擦與激蕩。對于前者，大家都易于接受理解。對于后者，中哲如梁啟超、梁漱溟、傅斯年及近人朱謙之、蘇秉琦、許倬云，西哲如湯因比、布羅代爾、費正清皆有論述。各家觀點雖有不同，其共同之處是均認為，一個文明形態在空間組織上的演進，與其與周邊文明的交往密切相關。施之于中華文明，則其在時間的線性演化空過程中，表現出的空間上的南移特征，先為黃河時代，南宋而后進入長江時代。中華文明最初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發展，在與周邊也即四夷的交往中逐步擴大其疆域，也改變其性質。最初是以畜牧業為主體，漸次過渡到農業。至南宋以降，一方面在與四夷的交往中被動地南擴，另一方面文明的進步導致的稻作經濟與以江海為依托的商業經濟，以足以支撐文明中心的南移。
將來會否進一步南移，來臨為珠江時代？即便如此，也毫不著眼于其地域的意義，而是體現兩個特質：一是文明中心南移的大體空間位置；二是新的文明形態的新的特質。其實先哲早就關注這個問題，并作出許多肯定的預言。最早指出這一趨勢的是明代大學士邱濬。爾后梁啟超、傅斯年都或隱或顯作出過推論。第一個明確提出的來的是江蘇籍的新儒學大師張君勱，他正是從文明的新特質這個角度，提出了中華文明黃河、長江、珠江三個時代說，并預言未來西南的珠江流域，必將擔負起中華民族振興的重擔，迎來中華文明的珠江時代。而在此前后，顧頡剛、郭沫若均有暗合的呼應。顧氏說，他來廣東的感受是此地不文，令人不喜；但廣東人所特有的一種精神，卻是黃河、長江流域之人所不具備的；他對黃河、長江流域文化的發展沒有信心，倒祝愿廣東能成為文化中心。國學大師陳寅恪更借對廣東學人的高度評價說：“江淮已不足道，更遑論黃河流域矣。”朱謙之則將中華文化從空間上劃分為分別以解脫、教養、實用為特征的黃河流域文化、揚子江流域文化和珠江流域文化三種類型，并形成其特殊的文化模式，“都應努力發揚其固有的文化，以完成最高的統一文化。然而在時間上說，中國文化現階段實應注全力于實用的知識，即注全力于科學文化的建設事業。”這實用與科學的文化即以珠江流域文化為代表。并進而申論，珠江文化乃是一種革命的文化。（《朱謙之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這種革命的文化，在當時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今天，改革作為一場更深遠更偉大的革命的時代，無疑更富有時代的意義。
以廣東為中心的珠江流域，表征中華文明新的時代，既是歷史的趨勢，也有現實的基礎，更是未來的必然。歷史上嶺南地區在中華文明南移的大趨勢中，不斷以其地緣優勢，輸入和累積著新的文明特質。現實中，改革開放三十年又提供了新的理論與實踐資源。著眼未來，中華文明珠江時代的提出及其建設，也為廣東文化強省建設，為廣東領銜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提供了一個高屋建瓴的綱領與抓手，也使我們易于突破嶺南文化的地域桎梏，開創嶺南文化建設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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