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一直覺得宋朝是個十分神奇的朝代——一頭是忠臣良將層出不窮，另一頭則是奸臣壞蛋遍地開花。比如在各種評書、演義和影視劇中，把諸如楊家將、岳家軍、呼家將、包青天、寇老西兒、八賢王什么的，個個描畫得忠心耿耿、超級能干，堪稱是大宋朝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仿佛只要得了一個，就能上輔君、下保民，肯定讓大宋朝萬萬年。
那為啥北宋遭受了靖康之恥、南宋被逼得崖山蹈海？而且連續兩次被異族搞到團滅，這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上都堪稱絕無僅有，以至于“弱宋”這頂大帽子戴了近千年都摘不下來？
應該都是那些壞到透腔的奸臣弄的吧？大宋朝的忠臣良將赫赫有名，奸臣壞蛋更是不遑多讓。像什么秦檜、龐太師、潘仁美、蔡京、高俅、賈似道，一個個壞得頭頂生瘡腳底流膿，只要大宋朝冒出個好人就被他們害死一個，幾乎是人盯人防守，沒一個能逃得掉。這樣的大宋朝，自然沒個好。
長大了開始讀史，才發現這種現象并非都是虛構出來的，兩宋確實是個“忠奸”兩頭都分外拔尖的朝代。先不管奸臣，就說所謂的忠臣，僅宋仁宗趙禎一朝42年間，涌現出來的各種名氣大得不得了的“名臣”，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史書說的）質量上都足以傲視包括漢唐在內的歷朝歷代——當然前提是我們不去追究為啥仁宗朝在內“三冗”問題和土地兼并泛濫得無法收拾，逼得宋神宗不得不啟用王安石變法；在外被區區西夏揍成了灰孫子、被遼國趁機大肆敲詐勒索。
難道這口鍋還得扣到“奸臣”頭上？可問題是秦檜、蔡京之流的禍國巨奸在這時候還沒來得及投胎，虛構出來的龐太師等大壞蛋自然也沒機會在真實的歷史中使壞。數來數去，宋仁宗一朝最壞的蛋恐怕就非夏竦這家伙莫屬了，莫非讓坐擁名臣無數的趙禎無緣中興宋室的千古明君這口鍋，要扣在這家伙頭上？
縱觀夏竦的一生，就算他是個大奸臣，似乎也沒有作奸犯科的空間和機會。
夏竦這個名字，在不熟悉宋史的朋友那里可能顯得有點陌生。不過想必很多人都熟悉下面這首詩：
“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
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詩一首其一》）
這首詩的作者叫張元。這貨本是北宋一書生，才華大概是有的，就是運氣不咋地，所以屢屢科舉屢屢不第。于是自認懷才不遇的張書生一怒之下叛宋投夏，還得到了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的賞識，把他當成了謀主。
北宋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宋夏兩國爆發好水川之戰。在張元的謀劃下，李元昊親自率兵伏擊宋軍，使得后者幾乎全軍覆沒，主將任福也戰死沙場。戰后，洋洋得意的張元在界上寺的墻壁上題下了上面這首詩，還挑釁般的在詩后署名“（西夏）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隨大駕至此”，以示羞辱。
張元一朝小人得志便猖狂忘形，不過為啥要扯上夏竦和韓琦？因為在好水川之戰中任福只是名義上的宋軍主將，真正說了算的是時任北宋宣徽南院使兼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判永興軍的夏竦。而韓琦則是夏竦的副手，也是好水川一戰真正的謀劃者，所以在戰后，陣亡將士家屬才會跑去圍堵，讓韓老倌引以為終生之恥：
“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鶴林玉露·乙篇·卷二》南宋·羅大經）
兩宋總是沒完沒了的打敗仗，其實就跟文官為帥瞎指揮有很大的關系，不過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好水川之敗，夏竦當然要負“領導責任”，這要是放在始終處于生存危機的南宋，肯定是一個頂大的罪狀，因此而搖身一變成為“奸臣”也不奇怪，比如韓侂胄、賈似道就是這么倒霉的。不過在北宋、尤其是仁宗朝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畢竟趙禎手底下的那幫名臣里邊，上過戰場又沒打過敗仗的還真不好找……比如前邊說過的那位韓琦，人家死后不但被追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又追封為魏郡王，后來還收獲了從祀歷代帝王廟及孔廟的殊榮，打個小敗仗算個毛線事情？
所以打敗仗從來不是夏竦成為奸臣的原因。那么這貨到底干了什么喪心病狂的壞事，以至于在史書中與丁謂、王欽若并列為宋初三大奸臣：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奸邪……封禪之議成于謂，天書之誣造端于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傳第四十二》）
這個指控對于夏竦來說實在有點莫名其妙。將丁謂和王欽若稱之為“奸邪”還有事實依據，比如前者慫恿宋真宗趙恒封禪、后者不但貪污腐敗還幫著趙恒偽造天書，可夏竦呢？“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看上去都是了不得的罪名，仔細一想卻全都是“莫須有”——只有指控卻舉不出什么實據，實在難以服眾。
那我們還是從夏竦的履歷中尋找一些蛛絲馬跡吧。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人，還是個官二代——他爹夏承皓在宋真宗時為抵御契丹內寇，隕于戰陣，被追贈為崇儀使，夏竦也因此憑父蔭當上了個名為“三班差使”的小武官。
不過夏竦的才華顯然不在武功上。他打小就以文采出眾而聞名，12歲能做賦，17歲曾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詩，被大名士王辟之贊為“后之題詩，無出其右”（《澠水燕談錄·卷七·歌詠》），自此一舉成名，成為眾人眼中的名臣苗子。
寫了首好詩就能成為名臣？沒錯，起碼在當時人們的眼里，這話絕對沒毛病。在北宋，能詩善文的不一定能當上名臣，但要是詩文寫得不咋地的還想當上名臣肯定千難萬難。諸如像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轍、晏殊、宋癢這樣的人，很難說清其官聲和文名到底哪個更大；而那些官聲顯然大于文名的如韓琦、富弼、龐籍、曾公亮、文彥博、呂公著、章惇等人，其實也不是詩文作得不好，只是競爭對手太厲害，才顯不出他們而已。
比如前面說到的那位韓琦，詩詞作得就毫不遜色：
“病起懨懨，畫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
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空翠。”（《全宋詞·第一冊》）
所以已經小有文名的夏竦，在那個文尊武卑的時代注定還是要回歸到文臣的隊伍中來的。于是這家伙也不去軍營好好上班，天天拿著自己的詩集去尋找自己的伯樂。終于，時任宰相的李沆看到了他的詩，覺得這是個人才，便推薦給了宋真宗趙恒，于是夏竦得到了個潤州（今江蘇鎮江）丹陽縣主簿的職位。
不過一個小主簿哪能滿足夏竦的功利心？所以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夏竦應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制科考試。話說這個制科考試可是老厲害了，科舉跟它比都是小兒科——在兩宋319年間通過科舉考中進士的有2～3萬人，再加上亂七八糟的諸科、恩科、武舉等等弄不好能有近10萬人考中。可是能通過制科考試的有幾個？一共考過21次，才錄取了49人而已！（詳見科舉很難考？在宋朝的制舉面前那都是小兒科）
而且制科考試的成績分為五等，其中第一、第二等從不授人，成績最好的是第三等。整個兩宋能拿到第三等的只有兩人，其中一個還是才華橫溢到快要爆炸的蘇軾（另一個叫范百祿）。
夏竦最終錄得第四次等，這也是個頂頂了不起的成績，所以大名士楊徽之才會借品評夏竦詩作的機會，贊其為“真宰相器也”。
這下夏竦算是有了“出身”，被選進史館修《起居注》。這是個極清貴的職位，相當于成了“儲備干部”，前途一片光明。不過此時的夏竦還是個小憤青，非常看不慣權臣丁謂，屢屢與其發生沖突，還上書阻止了這貨為了拍趙恒馬屁、搞鋪張浪費的“求神工程”。這下可惹惱了丁謂，于是借夏竦的老婆撒潑的機會將其逐出中樞，攆到黃州（今湖北黃岡）任知州。
話說丁謂在當時可謂是權傾一時，先后擔任過三司使、參知政事、吏部尚書、保信軍節度使等要職。在通過誣告促成寇準罷相以后，又登上了首相之位。在宋仁宗趙禎即位以后，又授丁謂司徒兼侍中之職，位列三公，顯赫無比。也就是說，丁謂掌權的時間超過了20年，而在此期間內得罪了他的夏竦自然沒好果子吃，根本沒指望升官回京，只能在地方上到處亂竄。
所以在黃州任職期滿后，夏竦又先后歷任襄州（今湖北襄樊）、壽州（今安徽壽縣）、安州（今湖北安陸）、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事。好不容易等到丁謂惡貫滿盈倒臺了，可能又因為夏竦在地方上實在是太能干了，所以又在被加上了一大堆榮譽官銜之后，再被調去知青州（今山東青州），后來又兼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判永興軍，跑去宋夏交戰前線去指揮打仗。
古代的那些大壞蛋們，除了藩鎮以外，剩下的權臣、閹宦、外戚，還有紅顏禍水啥的似乎只有跑到京城里才能有用武之地，否則壓根甭想搞出什么幺蛾子來。可縱觀夏竦一生，除了人生的最后幾年外幾乎就沒在京城呆過，凈在地方上打轉轉了，那他又是怎么戴上奸臣這頂大帽子的呢？
夏竦這個“奸邪”，到底都干了哪些壞事？
夏竦22歲就被斷言為“真宰相器也”，然而在宦途上奔波了數十年后，卻連個掛名的宰相都沒當上，這無疑是出人意料的。要知道宰相在北宋雖然不能說是個爛大街的玩意，卻也沒什么好稀罕的，比如在夏竦經歷的真宗、仁宗兩朝，先后當上宰相的就有35人（次），這還沒算上數量遠高于此的樞密使、參知政事什么的。
而以夏竦的才能，尤其是他任事、識人、實干的本事，其實是遠高于當時的大部分宰相的，沒當上宰相不但憋屈，而且對于北宋朝廷來說也是個莫大的損失。但諷刺的是，夏竦之所以沒當上宰相，其中一個原因居然是得罪了跟他并列為“宋初三奸”的丁謂——話說奸臣不都是相互勾結、聯手坑害忠臣的嗎？這倆大奸臣怎么就內訌起來了？
說到大奸臣戕害忠良，我翻了半天的資料，結果卻沒發現夏竦坑害過誰。倒是有不少忠良名臣，還得靠老夏慧眼識才，再扶上馬、推一把，才得以出人頭地的。
在北宋的那一坨坨的名臣中，真正靠譜的、能做點事情的其實少之又少，而王安石、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過前者比夏竦小了近40歲，倆人沒啥交集，而范仲淹能在受到貶黜后東山再起，夏竦在其中功不可沒。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不滿宰相呂夷簡謀私謀權而上書彈劾，結果引發景佑黨爭，被貶出了京城。此后雖然呂夷簡失勢倒臺，但宋仁宗趙禎對于結黨非常厭惡，下詔禁止互結朋黨，范仲淹也因此一直郁郁不得志。
不過夏竦的眼光非常老辣，他看出范仲淹是個難得的人才，所以在就任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時，便竭力向趙禎舉薦范仲淹，使其最終與韓琦同任副使。范仲淹也正是因為在陜西任職期間表現突出，才重新獲得了趙禎的賞識，這才有了主持慶歷新政的機會。
對此于夏竦的舉薦之恩，范仲淹是感激莫名的，所以他才會在《《謝夏太尉啟》中表示由衷的感謝：“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
而北宋的另一位名相、而且還是在換宰相有癮的趙禎（42年間換了23個宰相）手底下唯一能做了3年獨相的龐籍，則更是因為夏竦慧眼識才，才得以出人頭地的。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夏竦被貶黃州，恰好龐籍在他手下擔任司理參軍。話說老夏的眼光實在太毒，瞅一眼就“以為（龐籍）有宰相器”（《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所以很快就舉薦他入京為官，任開封府兵曹參軍事，從此步入仕途的快車道，最終成為一代名相。
夏竦一語成讖，以至于龐籍在日后也不得感慨自己是“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另一個受到夏竦恩惠并挽救了仕途的，則是前邊說過的韓琦。
好水川之戰后，直接組織和策劃了這場戰役的韓琦首先上書自劾，承擔了責任。但據說在任福的遺體中發現了一份韓琦寫的文書，警告任福如不利于戰，則據險而守，不可冒進，但顯然任福沒有聽進去。于是夏竦據實上書，認為這場敗仗不能全怪到韓琦身上，后者也因此避免了被趙禎一擼到底的悲劇，只是“猶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一》），才有了后來東山再起的機會。
如果夏竦真像史書說的那樣“奸邪”，他完全可以隱匿這份情報，讓韓琦自己去背黑鍋。或者是大肆張揚此事，為自己賺取聲名，然而他卻默默的保護了后來跟他翻臉的韓琦，承擔了自己應承擔的責任。對此，宋人洪邁忍不住在其著作《容齋隨筆》中贊曰：“英公此事賢矣，而后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容齋隨筆·四筆·卷十二》）
打了敗仗沒話說，但由此事可見夏竦的人品還是靠得住。而一個人品靠得住的家伙，就算再“奸邪”，也奸邪不到哪兒去吧？
夏竦不但能識人、用人，而且還非常能干敢干，政績卓然。
在知襄州期間，當地發生了嚴重的饑荒。北宋朝廷對付這種事情，那是早有“妙招”的，即招募精壯為廂兵——饑餓的流民什么事都干得出來，比如造反啥的。可是一旦把其中最危險的部分以極低的成本納入“政府編制”（北宋的廂兵待遇極低、負擔極重，基本相當于免費的奴役），那么治安風險自然就消弭于無形了，還節省了大量的救災成本。至于那些當不成廂兵又無人救濟的老弱婦孺，愛死不死的誰管？
夏竦就管！他直接打開公廩，向災民放糧，同時苦口婆心的規勸富人拿出余糧來賑救災民。夏竦此舉，最終挽救了全州46萬條百姓的性命——要知道，在沒有皇帝命令的情況下地方官私自開倉放糧可是大罪，雖然沒有性命之憂（畢竟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在嘛），但受到訓斥、失去晉升機會乃至于遭到貶黜甚至遠竄邊荒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不過夏竦就這么愣頭青般的干了，幸虧還收獲了民心給朝廷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再加上趙禎確實是個仁慈的皇帝，最終捏著鼻子認了，還對他予以表彰。
此后夏竦又在洪州跟一群神棍干起來了，堅決掃除一切欺騙百姓的封建迷信活動。把整個江西的各種神漢、巫婆打屁股的打屁股，遠竄邊荒的遠竄邊荒，讓老百姓生病了就吃藥，不許跳大神——你說他干的這事多遭人恨啊？老百姓能愿意嗎？果然是“奸邪”啊！
而到了陜西，夏竦又信了那個早在朝中人嫌狗憎的范仲淹的邪，居然主張對西夏這個叛逆采取守勢，還上了個什么《陳邊事十策》來蠱惑皇帝：
“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廝啰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并邊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并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傳第四十二》）
好不容易因為好水川之敗把夏竦攆走了，沒想到他的“狗腿子”范仲淹居然繼續執行他的消極畏戰、毫無進取心的戰略，在宋夏邊境地區大興土木、瘋狂的修堡筑壘。雖然因此讓李元昊對刺猬一般縮在老窩里宋軍毫無辦法，但耗費了無數財力、民力，還破壞了自然環境，更重要的是讓煌煌大宋的面子丟了個精光，夏竦果然是個“奸邪”啊！
這樣的奸邪，在終于掛掉以后，好心腸的皇帝趙禎居然想給他追謚為“文正”——這還有天理嗎？“生做太傅，死謚文正”可是士大夫的終極理想啊，怎么能讓夏竦這樣的奸邪小人得了去？一時間整個朝廷里的文官跟死了老子娘一般的痛（du）不（huo）欲（zhong）生（shao），天下第一大君子司馬光兩上兩本，明確指出夏竦是天下第一大壞蛋，如果他都能謚文正，那老子這個大君子也不干了，都去當小人。而另一位因直言敢諫而流芳青史的大名士劉敞更是替皇帝拍板：“世謂竦奸邪，而謚為正，不可。”（引用同上）
最后耳根子軟得一塌糊涂的趙禎只能妥協，給夏竦追謚“文莊”。
那夏竦的人緣咋就這么差呢？
夏竦最終成了奸邪，除了倒霉以外，都是他自找的。
客觀公正的講，夏竦的私德也不咋地。當初就是因為夏竦成天聲色犬馬、納了一堆小妾惹惱了原配夫人楊氏，結果后者曝光了他的一大堆“陰事”。這下夏竦被整得灰頭土臉，在政敵的攻擊下不得不被趕出京城，仕途遭遇重大挫折，直到最后都沒緩過氣來。
不過北宋的士大夫基本都是這個熊樣，除了像王安石、范仲淹、包拯等幾個異類之外，也沒見有誰能比夏竦強到哪兒去，尤其是自詡君子的那幫家伙。比如說歐陽修，《醉翁亭記》絕對是個好東西，但要是你攤上個整天喝酒泡妞，就是不干正經事的地方官，你鬧不鬧心？
可是歐陽修就沒成奸邪，夏竦卻牢牢的被扣上了這頂大帽子，恐怕主要是因為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夏竦是“南人”，而南方人在北宋初期的官場上不但是少數派，而且受到排斥和打壓。
北宋源于五代，而五代都是北方政權，所以朝廷里的官員基本上被北方人包圓了。尤其是在后來北宋的統一戰爭中，干掉的又差不多都是南方政權，導致北宋朝野上下普遍對南方人比較敵視和排斥。據說宋太祖趙匡胤還下達過“南人不得為相”的祖訓，這事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在北宋初年南方人在官場上可謂是前途一片灰暗。
起碼在宋仁宗趙禎執政之前，南方人能在北宋朝堂上當上宰相的也就丁謂和王欽若這倆人而已。再加上個江西人夏竦，不就湊齊了“宋初三奸”了嗎？
在這樣的大趨勢下，夏竦又沒有丁、王二人的好運氣和好手段，只能當個倒霉蛋——立功了沒人搭理，犯錯了立馬就有一大堆“北人”沖上來痛打落水狗，這還能有個好？
古時的鄉黨情節一向濃重，南北之爭幾乎貫穿整個北宋。比如后來因王安石變法引發的大規模黨爭，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一場南北之戰——變法派幾乎都是南方人（尤其是福建人），守舊派幾乎都是北方人，最后甚至到了不問對錯、不論立場，只看“戶籍”的程度（比如守舊派逢福建人必打）。而夏竦的仕途主要集中在真宗和仁宗早期，南方人在朝堂中的勢力極其薄弱，他又惹翻了南人大佬丁謂（倒是跟王欽若關系不錯），這下夏竦不倒霉誰倒霉？
其次，夏竦是個干實事的官吏，跟朝堂上的諸位君子們八字不合，所以受到聯合打壓。
前文已經說過，夏竦一生的大半仕途輾轉于地方，是個實干家。而且他提拔和重用的官員，像范仲淹、龐籍、韓琦等也大體都是如此。這樣的夏竦，于國于君于民都是好事，可對于朝堂上的那些士大夫同僚們來說，難免就覺得有些膩歪了。
北宋的官員待遇之高、福利之好、內外部環境之寬松，堪稱在中國歷史上獨一份——能把那些整天被朱元璋剝皮楦草的明初官員羨慕得吐血。不過，這也把北宋官員慣得一身壞毛病，吃不得苦、受不了累，哪怕是干一些本該干的工作，他們都叫苦連天，認為辱沒了自己高貴的士大夫身份：
“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
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是個士大夫中的另類的夏竦，自然遭到了朝中諸君子的一致敵視。比如趙禎曾想把夏竦調回中樞主持軍政、擔任樞密使，結果遭到舉朝的一致反對：
“竦在陜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奸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傳第四十二》）
后來夏竦好不容當上了樞密使，結果又趕上了個坤寧宮事變。結果已經離死不遠的夏竦（兩年后去世）又因為替張美人辯護，被指控勾結內侍、討好后宮，企圖長期把持朝政（老夏倒可能想把持一下，可他一輩子好像也沒把持過一天）。又趕上汴京遭遇地震，所以這都成了老夏的錯，又被一大堆君子窮追猛打：“夏竦奸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引用同上），終于把他攆下了臺。
最后，夏竦脾氣太壞，得罪了太多人，下場自然好不了。
夏竦年輕時就是個憤青，結果得罪了鄉黨丁謂，遭了老大的罪。但是顯然他并沒有吸取教訓，到老了照樣脾氣火爆，因為跟國子監直講石介的爭執，把所有人得罪了個遍，最終落得個眾叛親離。
夏竦在政治立場上是反對慶歷新政的，不過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跟他關系不錯，所以反對的也不算激烈。不過在擁護新政的石介看來，老資格的夏竦是新政的大敵，必須把他批倒、斗臭。
于是石介寫了首《慶歷圣德詩》，在詩中大肆吹捧范、韓等人，而把夏竦稱作“妖魃”、“大奸”。對此，范仲淹是反對的，認為石介在幫倒忙，“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果然，夏竦爆仗脾氣發作，繼而對包括范、韓在內的所有新政派產生了敵視情緒，于是出手就是一枚重磅炸彈——指責新政派是朋黨。
這下朝堂上亂了套，雙方互相指責，而新政派的豬隊友歐陽修又堂而皇之的寫了篇名作《朋黨論》，直接讓新政派陣腳大亂，最終導致慶歷新政夭折。
夏竦雖然也是守舊派，但從來不招守舊派的那些君子們的待見，這回又跟新政派翻了臉，徹底成了官場上人見人煩的貨色。
這樣一來，夏竦要不是奸邪，還有誰才是奸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