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杭州殺妻案后，四川安岳男子趁妻子熟睡將其殺死，并佯作失蹤報案的新聞再次沖上熱搜。

一時人心惶惶，很多段子開始在坊間流傳，令人笑著看完，過后卻又心下黯然。

因為雖說是段子，卻也折射了很多現實問題，呈現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安全隱患。

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研究，女性是親密關系中，最主要的暴力受害者，也是親密關系中，最主要的兇殺案受害者。

聯邦調查局（FBI）2011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被謀殺的婦女中有82.6％被他們認識的人殺害，79.2％被現任伴侶殺死，而14.3％被前伴侶殺死。

刑事司法學院的教授約翰·杰伊說：大多數人都受到他們認識的人的傷害。如果配偶或伴侶互相殘殺，這被稱為「親密伴侶殺人案」，通常是妻子或女友被謀殺。

因為女性總是暴力案件或兇殺案的主角，所以很多針對家庭兇殺的研究，都將這稱之為「高度性別犯罪」。

所謂「高度性別犯罪」，就是基于性別的暴力行為，這種暴力大多是由性別的社會結構，和體制層面集中驅動而造成的暴力犯罪。

這意味著，性別差異，決定了誰犯下暴力，誰成為目標，誰是注定的受害者，以及誰在驅動這一切的發生？

當然，如果我們將暴力稱之為性別暴力，勢必引發一場文化大戰，因為對女性施加暴力的是壞人，而不是男人，可是，如果當女性是最主要的暴力受害者，男性大多成為施暴者時，忽略性別暴力，是不是也在忽略一個客觀事實呢？

畢竟性別暴力，確實有著極其頑強的文化土壤。

而雖然在性別暴力之后，也有心理學家重新思考，認為針對家庭暴力和兇殺事件，男女罪犯人格障礙比社會規范，或者說是性別差異，更好地解釋了家庭暴力，但是，如果你從性別暴力的文化土壤中去追本溯源，就會發現所謂的人格障礙，本身也是畸形體制文化下的產物。

說這些理論性的東西可能聽起來很枯燥，舉個例子會方便大家理解。

妮可·基德曼演過一部電影，叫做《復制嬌妻》，講的是年輕夫婦喬安娜與老公，從曼哈頓搬到有錢人聚居的斯戴佛，不久后，喬安娜發現自己的鄰居太太們，她們都太完美了，以至于缺乏情緒和個性，只有她新認識的好友芭比除外。

芭比雖然情緒化且尖酸刻薄，并且酗酒，但是很好的保留了人性，至少像一個活生生的女人。

因為感到好奇，所以喬安娜和芭比展開了調查，卻發現了一個驚天陰謀：原來在斯戴佛小鎮上，這些有錢的男人們都串通好了，要把自己的太太全部換成卑躬屈膝，溫柔懂事，千依百順的復制機器人。

更可怕的是，這些完美的機器人太太們，都是由真人變成的，他們的丈夫為了使自己的妻子完美，不惜通過高科技于無形中扼殺了她們的人性，雖然她們還活著，一定程度上她們已經死了。

而令人感到驚悚的是，在這個小鎮上的男人，大多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他們教養良好，沒有任何暴力傾向，他們這么做僅僅是因為，整個社交氛圍鼓勵他們這么做。

心理學家埃文·斯塔布在《邪惡的根源》中認為：即便是正常人，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沿著破壞的連續性前進，并成為邪惡事件的肇事者。

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支持這種觀點，認為大多數人無論處于何種完善的道德水平，價值觀，態度，以及信念，都可能在體制性的環境下，成為施暴者。

用津巴多關于「社會環境影響行為」的學說來解釋就是：個人感到可以通過與親密群體中的他人，進行社會互動來犯下違法行為。

因為在斯戴佛小鎮上，所有男人都有個共同的夢想，渴望擁有一個順從聽話的妻子，所以如果妻子不那么聽話，不那么完美時，為何他們不能通過一些手段，比如將他們變成機器人，來滿足自己的愿望呢。

畢竟在父權制社會，一個強勢而個性十足的妻子，會讓男人感到自我價值感降低，比如最近的熱播劇《三十而已》里，堪稱各方面無死角的顧佳，依然面臨著丈夫的出軌，而這也是很多完美太太們，或者能力突出的太太們，常常會面臨的困局，因為男人希望你能干，但當你真的比他能干時，他就會自我價值感不足。

消除他們不滿的辦法：要么是讓悍妻變嬌妻，要么就是找個溫順而崇拜自己的小三。

唯有如此，男人們才能重新獲得掌控感，力量感，這種畸形的心理活動，是不是可以理解為，畸形的體制性暴力下，某些男人出現的人格障礙？

你可能覺得我舉的例子是電影，沒有說服性，那么就舉個現實的例子吧。

在杭州兇殺案上熱搜的時候，還有一個家庭暴力案件，以笑話的形式被網友茶余飯后笑談。

那就是發生在浙江的一個家庭和鄰里糾紛，說的是浙江龍泉市的陳某，因為和妻子有矛盾而約朋友喝酒到凌晨。

喝的醉醺醺的他一不小心走錯了門，于是一直在敲鄰居家的門卻無人應答。最后陳某以為是妻子不愿意開門，就用腳踹開了鄰居的門，闖入鄰居湯某家中，將鄰居夫妻毆打了一頓。

大約陳某也沒有想到，不過是打老婆而已，卻因為打錯了人，而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緩刑一年，賠償一萬元。

這個打老婆的代價，是陳某始料未及的，因為假若他沒有敲錯門撞錯門，那么尋釁滋事打了老婆一頓，別說是輕傷了，就是打的半死不活，估計也不用賠錢，更不用坐牢吧？

當時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又聯想到杭州殺妻案，那個時候有個陰暗的想法一閃而過，險些嚇壞了我自己。

因為我突然想到，杭州殺妻案中的那個老公，簡直太蠢了，都2020年還妄圖謀殺妻子，毀尸滅跡，以為可以瞞天過海，殊不知這類案例警察叔叔見太多了，親密伴侶簡直是第一時間懷疑的對象好嗎？任你心理素質再強大，21世紀的高科技偵探技術怎么可能找不到蛛絲馬跡？

但是，如果他效仿龍泉市的這位丈夫，喝得醉醺醺的和妻子吵架，最后佯裝沖動之下殺妻，后果會是怎樣呢？

因為夫妻是在吵架過程中沖動殺人，所以法律上屬于激情殺人，通常處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丈夫又喝了點酒，大概率會減刑，如果丈夫非要說妻子是過錯方，或者有激怒自己的舉動，或者干脆說出軌，反正死人不會說話，丈夫大概率又要減刑，如果丈夫有預謀，平時人前多演演深情戲碼，大概率又要減刑。

畢竟弗蘭克·辛納屈有句名言：你住在我內心深處，你真的是我的一部分。

而殺人犯O·J·辛普森活學活用，在殺了妻子之后表示：說我犯了這個罪行，即使我犯了罪，也一定是因為我非常愛她，對嗎？

因為愛，我殺了她，如果我不愛她，我就不會那么痛苦，殺了她，就像殺死了自己的一部分，就像拿箭刺傷了我的心。

看看，不需要殫精竭慮的撒謊，只需要大大方方承認，我愛她愛的瘋狂，我太生氣了，我盛怒之下過失殺人，最后無論你謀求的是妻子消失，和小三紅塵作伴，還是夫妻的共同財產，幾年后出來，該你的還是你的，豈不是直接粗暴簡單？

你可能會認為，法律是公平的，適用于男女雙方，如果妻子也是激情殺人，一樣是這樣判刑啊，不好意思，就整個世界來看，妻子過失殺人的概率不大，因為體力懸殊太大。

很多妻子殺老公，大多都會等到男方睡著了，處于絕望之下的冷靜反擊，這就是赤裸裸的，有預謀的謀殺。

在家庭暴力和兇殺的研究中，有性別暴力的說法，也有兇手人格障礙的說法。

但由于兇手大多是男性，我傾向于認為：畸形的體制性暴力，助長了性別暴力，畢竟家暴需要付出的代價太小了，曬耳光揪耳朵都不屬于情節惡劣呢，而整個社會的性別暴力，導致了部分男性，我說的是部分男性哦，出現了人格障礙。

表現為：

當我打老婆時，我覺得自己像個男人。

我是個男人，我需要掌握家庭的主導權。

女人不聽話，男人才會動手好嗎？

因為意見分歧有矛盾，所以我才殺了她。

因為她不愛我了她背叛我了，所以我殺她。

法醫精神病學家Park Dietz博士認為，殺妻有四個共同動機，這些動機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時共同運作，才導致的悲劇的發生。

而我認為，通常這四個殺妻動機，都是體制性暴力下，部分男性變得出現人格障礙，才會導致犯罪。

第一個也是最常見的一個，因為憤怒而殺妻。妻子做了不合乎自己心意的事情，最常見的是和丈夫有矛盾，沒有順從丈夫的要求，表現的不夠溫柔懂事，丈夫一怒之下不選擇離婚，反而選擇殺了老婆。

比如2018年著名的港大教授殺妻藏尸案，僅僅因為妻子和女兒因廁所清潔問題發生爭執，女兒一怒之下離家出走，第二天妻子指責丈夫不幫忙教訓女兒，夫妻爭執之后，53歲的張祺忠，選擇殺了妻子又報警說妻子失蹤。

憤怒可以殺妻的根本性原因，是因為父權制社會過分縱容了男性的自尊心，讓他們覺得在夫妻關系中，不再處于絕對皇帝地位時，就可以殺了妻子以平息自己畸形的尊嚴，這不是人格障礙是什么？

第二個動機，是以愛為名的害怕失去。

在這類殺妻案中，男性擔心女性會離開，或者說女性在表達離開的訴求后，男性發現最終無法挽回時，會因為害怕伴侶真的離開而選擇殺了她。

做出這種舉動的丈夫，大多控制欲很強，占有欲很強，妻子不是具有人格獨立的個體，而是他的一部分。

用丈夫的話說就是：直至死亡將我們分開。

第三個動機就是嫉妒心理。

這種極度的嫉妒心理，也是占有欲和控制欲的另一種表現，在這些兇殺案中，犯罪者的情人或其對手可能是目標。

在研究中，嫉妒占親密伴侶殺人案的最大數量（40％），并且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男性在日常生活中，也會表現出各種女生以為的在乎和吃醋。

第四個動機就是，他自殺。

所謂的他自殺就是指，當男性決定要自殺后，因為認為女性是自己的附屬物，可能會選擇殺了妻子然后自殺，這類自殺的男性通常遇到了大的社會挫折，比如失業，破產，無力供養家庭。

他們不是選擇放妻子出去自謀出路，而是認為自己可以負責和決定妻子的全部，包括她的生命權。

不太常見的動機包括為了保險金，為了財產，或者患有精神性疾病等。酒精和其他有癮活動也會造成殺妻，因為會干擾和破壞當事人的自我控制和判斷力。

其實綜合所有的殺妻案，你會發現，只要所有當事人能夠意識到一點：你的伴侶，不是你的伴侶，她是獨立的生命個體。

那么，無論恨也好，愛也好，你都不至于痛下殺手，畢竟，憑什么？

文 | 巴黎夜玫瑰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