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學是研究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人類活動所創造的文化在起源、傳播方面與環境之間關系的學科。
音樂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也可借鑒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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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之初梁啟超先生翻譯、介紹、原創了一系列探討東西方文明與地理相關的著作和論文，如：《地理與文明之關系》等。
其中世界文明的發源以及傳播，其中有很多頗有意思的觀點：
世界文明都發源自北半球——溫帶地區，溫帶的氣候四季分明，有利于農作物生長，所以居于溫帶的人們只要是稍加勞作，就能獲得自然饋贈。物產豐富則文化繁榮。
大自然的高原、平原、海濱這些地勢高低的不同也與文明發達程度有關。平原地帶多河流，土地肥沃，四大文明古國的燦爛文化，皆與此相關。
從區域的環境來看，如果當地多奇山異水，則往往容易滋生原始人們對自然世界的想象和恐懼，因此，這些地方宗教/迷信等會非常盛行，這些文化因素的滋長反過來會超過人們科學意識的發展，反而會限制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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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梁啟超開始文化地理學方面的研究就非常豐富，那么音樂學的研究可以從哪些角度出發去思考與文化地理學有關的理論問題呢？有兩篇文章或可借鑒。
馮文慈《西域音樂在唐代宮廷繁盛的原因——高原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的歷史淵源》
鄭祖襄《試述中國音樂起源的多地域 多民族現象》
關于唐代宮廷音樂之所以繁盛的問題我們總習慣從唐代開放包容的文化觀入手，然而，《西域音樂在唐代宮廷繁盛的原因——高原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的歷史淵源》一文的研究角度有點另辟蹊徑。一方面他說到了西域音樂向中原傳播的歷史性積淀，另一方面他從唐代典籍和資料中尋找統治階層的籍里資料，從而發現了一個特殊性的主觀因素——唐代中堅人士的籍里決定了他們的音樂取向，這恰恰是他們對西域音樂獨特嗜好和倡導的特殊原因。
這個研究角度非常特別，反正我是不會想到的，所以我覺得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有點思維發散的感覺，可見從地理與人結合的關系來考慮和分析音樂文化的確也可以成為研究的維度和方向。
鄭祖襄先生的文章《試述中國音樂起源的多地域 多民族現象》是音樂地理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他首先從《呂氏春秋》所載的“東南西北音”來思考音樂與地域的聯系；然后借鑒歷史學和考古學中的研究成果，把歷史學中的氏族部落華夏、東夷、苗蠻“三集團”的劃分與對中國遠古音樂的研究結合起來思考華夏樂音的源頭；再把蘇秉琦先生用于考古學的“區、系、類型理論”用于遠古時期民族之間音樂文化交流的研究中。以豐富的史實說明從新時期時代到夏朝中國音樂多地域、多民族的現象。
應該說，文化地理學打開了我們的研究視野，而后兩篇文章音樂學者的文章則都是從音樂學研究的立場出發，結合地理研究的視角去解釋音樂中的具體問題，為我們提供了做研究時將音樂與地理、環境等結合起來思考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