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盆地處于秦嶺西麓、伏牛山、方城山、桐柏山、大洪山和鄂西北山地之間，由漢水支流丹江、淅川、唐河、白河等河流沖積形成。
南陽盆地象是關中、漢中、中原與湖北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面都可進入，四面都可出擊。以盆地腹地為中心，向西沿漢水干流上溯，可以進入漢中地區；西北入武關可進入關中；由襄陽下漢水則可進入兩湖地區；由淅川河谷上溯可入伊洛河谷；其東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透入中原腹地。
對于南陽的這種地理形勢，李綱曾有很好的論述。他說：“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陜，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谷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李綱輔政 ] 李綱所論是著眼于南宋抗金作戰的形勢所需，但對南陽盆地的地理形勢及其與周圍地區的位置關系透析甚深。
隨著歷史的變遷，有些地域的地位會有所變化，但南陽地區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戰國時期，南陽盆地的方城山、漢水本是楚國賴以對抗北方諸侯的國防險要。戰國時期，秦據武關，攻取南陽盆地之后，這里遂成了秦脅楚、攻楚的一個前進基地。秦末，劉邦下南陽、入武關，率先入關。楚漢戰爭時，雙方在成皋一帶相持，漢軍形勢吃緊，劉邦也曾由武關出宛、葉，吸引楚軍南下，減輕成皋一帶的壓力。七國之亂時，也有人提議由江漢趨武關，入攻關中。王莽時，劉伯升、劉秀兄弟起于南陽，昆陽一戰，擊破王莽主力。東漢末，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曹操提議袁術率南陽之軍，屯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曹操平定北方后，略取荊州，即由南陽下襄陽。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后，關羽則曾試圖攻襄陽以趨宛、洛。東晉時，桓溫北伐，先自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關中；后又自襄陽北進，在伊水北岸擊敗羌人姚襄，收復洛陽。劉裕北伐后秦，自荊襄北上之軍入南陽后兵分兩路：一路趨伊洛從南面進攻洛陽，一路入武關牽制關中秦軍，配合潼關正面的進攻。劉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劉裕舊轍，遣軍由襄陽經南陽北上，入三川河谷，攻弘農、潼關。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不久，便一再親自統兵攻取南陽、進趨襄陽。東西魏對峙時，東魏高歡發軍三路攻關中，遣高敖曹率軍山南陽入攻武關。唐初，朱粲割據南陽，唐擊破的朱粲，并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據荊州的蕭銑。宋金對峙時，岳飛自襄陽北出，收復潁昌、鄭州、洛陽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時，吳拱先是固守襄陽，后又由襄陽北出，向河南發動反攻，連復新蔡、蔡州、鄧州等地，以牽制從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軍從南宋借道，由漢中出南陽以趨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軍往往自南陽而下荊襄，后更不惜以五年的時間攻襄陽，以動搖南宋國防根本。
從全局的角度看，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無論是在南北之爭還是在東西之爭中，南陽都處在其對抗的前沿。
南北對峙之際，南方對抗北方的軍事防御線通常從東南的長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肅的東南部，南陽盆地南部的襄陽便處于這條漫長防御線的銜接樞紐的地位。襄陽和南陽這兩座重鎮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系的對峙和膠著。北魏與南朝在南陽與襄陽之間的角逐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南陽盆地在南北關系中的地位。南北對峙時，南北雙方往往各據襄陽和南陽而分享南陽盆地。
在東西之爭中，南陽盆地又是關中與東部地區之間的交爭之地。潼關地勢險要，猶如關中的正門，武關之險不及潼關，且距長安路途偏遠，猶如關中的側門，山三川河谷入攻潼關較難，而由南陽盆地入攻武關較易，故東部勢力入攻關中，多不忽視由南陽入武關這條途徑。由關中東出，出潼關即進入三川河谷，出武關即進入南陽盆地，三川河谷空間較小，易于陷入膠著的對峙，而南陽盆地空間較大，可以縱橫四出，而鮮有陷入僵局者。因此，無論是入攻關中，還是自關中東出，南陽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