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一次讀書繞遠路的經歷：去尋找一個傳說中“更好的”譯本，結果發現一個文學史上很棒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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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讀外國短篇時，我能讀英文版就盡量也讀。即使原文非英文，但中譯是二手，再來個英譯二手，負負得正吧，沒損失。
契訶夫的《醋栗》時，我遇到一個抉擇：因為找到兩個英譯本，一個來自Constance Garnett (以下稱加內特)，一個來自S. S. Koteliansky (以下稱Kote) 和Gilbert Cannan的合譯，不知該選哪個，就問了ChatGPT。
人工智能介紹了各人的身份、長處，唯獨明確說了加內特的缺點——大意如下：
加內特：是一位俄譯英的高產權威，也是第一個幾乎全面翻譯契訶夫、陀氏、屠格涅夫的英譯者，影響深遠，但她的翻譯也被批評偏自由，有時為了簡易可讀，消除了原文的復雜性和特質，犧牲俄語原本味道。
Kote：俄語母語者，比較忠誠于原文，尤其在傳達用語微妙之處和文化背景方面，總是和作家一起合作進行俄譯英，比如Gilbert Cannan。
Gilbert Cannan：一位小說家，和俄語母語者一起合作進行俄譯英，他的譯本更具文學風格。
基于此，我決定放棄19世紀末的權威譯本，選擇1917年的合譯本。
但事實是，中途我還是求助了加內特的譯本，對照著讀。雖然二者有多處的用詞不同、句式不同，但我并不認為后來者的翻譯勝出加內特，更沒發現加內特損失信息，甚至對我來說加內特的更易懂，更流暢——鑒于我的英文水平，可能就是更通俗，更清晰——既保真又易讀，對我來說還有什么比這更好的譯本？
可惜了，我自作聰明，舍近求遠。
折騰一番，回頭再看ChatGPT的回復，我才想到為什么它唯獨批評了加內特的譯本：就因為這個譯本更加權威——影響更廣泛，被研究得更細，再加上她最著名的幾位批評者的名字的權重。
我想到，在契訶夫的中譯權威——汝龍先生身上，我也看到過類似的網絡差評[1]。然而那個帖子我不敢茍同，只舉一個例子就夠了，該帖建議把汝龍的譯文：“然后他們喝茶，外加果醬、蜂蜜，還有糖果和很好吃的餅干，那餅干一送進嘴里立時溶掉” (《藥內奇》)，改成“然后他們喝茶，吃果醬，吃蜂蜜，還吃些糖果和幾樣非常可口、入口即化的點心”。我真的謝謝這位譯者，把“入口即化”當作一種作家語言。
而且，汝龍的譯文主要來源，恰恰是加內特的英譯本！邏輯鏈條還合上了——汝龍承受了太多來自加內特的“不完美”。
加內特有一條“罪證”，是她用自己的拼寫法，把契訶夫 (Чехов) 的名字寫成 “Tchehov” (讀上去像切霍夫) 而不是“Chekhov”。我恍然大悟：怪不得這位作家的中譯名，叫作“契訶 (he) 夫”！加內特的英譯但凡再規范一點，當年漢化的時候就會叫“契科夫”了吧。
更多證明加內特的譯本不足的論據，主要來自于母語俄語的作家們。
比如納博科夫，但他的評論太大男子主義，且他自己的俄譯英水平也被人吐槽[2]，不提他了。
還比如布羅茨基說，“英語世界的讀者幾乎無法區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因是他們沒有讀任何一位， 他們讀的都是康斯坦斯·加內特” 。這確屬無奈。但也說明，加內特雖然做到了一生翻譯71部作品的偉績 (!)，但依然并非“職業化”的譯者。
羅納德·辛格利 (Ronald Hingley)，一位英國的俄羅斯專家，批評加內特對契訶夫故事中口語的翻譯，“并非可信的鄉村口語樣本......尤其1890年代的俄羅斯鄉村”。這一點我也相信。《醋栗》中伊萬跳入池塘，暢快地大游特游，1917年譯本寫他大喊：“Delicious! Too delicious!” 而加內特版本喊的是：“Oh, my goodness! Oh, Lord, have mercy on me!”
我心中的天才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說，加內特的翻譯“帶有極其強烈的維多利亞風格”。這應該也沒錯。加內特生于1861年，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 (1830—1900) 的小說長大，從小是個體弱多病的近視眼姑娘，七歲前甚至都不能走路。家人評價說，這養成了她“快樂寧靜”的個性——我猜想，她可能只是學會了在閱讀中獲得童年的快樂。
越了解加內特，越覺得她的天才之處。
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還很罕見的年代，17歲的她獲得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 (Newnham College, Cambridge) 的獎學金，學習經典文學 (拉丁文和希臘文) 和數學，為后來的翻譯事業備下了嚴格的訓練基礎。她當過家庭教師、圖書管理員，嫁給了一個有作家夢的出版社審稿編輯，結識了一幫俄國流亡作家、記者和革命者，并對這個苦難的國度產生了友情和熱忱。
29歲之前，加內特還不會說俄語(!)。30歲懷孕之后(!)，她從這些俄國朋友那里學俄語，然后開始把他們推薦的俄國文學作品翻譯了出來。孩子出生后，她花了13個月才恢復產后健康。兒子兩歲不到的時候，她就自己(!)去了俄國旅行，長達三個月，并且就在這一年，她翻譯的一本岡察洛夫的小說和一本托爾斯泰的哲學文論都出版了！
被ChatGPT褒贊的母語俄語譯者Kote，總是選擇一位英國作者合作翻譯，一個口述、一個執筆，這種“影子”譯法會比加內特更好嗎？曾經和Kote合作過的女作家伍爾夫，甚至不愿意承認那是她合作“翻譯”的作品，因為她只不過是幫忙修改潤色了Kote的“奇怪”(她丈夫的形容詞) 英文稿而已。早查到這一點，我肯定不會選Kote的合譯本。
加內特一生也有大概三位不署名的“翻譯拍檔”，都是她的俄國密友 (其中兩位是女性)。俄羅斯文學專家Donald Rayfield，特別提到他對加內特“解開困難句法時的細心，以及對契訶夫筆下那么多植物、鳥類和魚類的正確術語的表述，都印象深刻”。加內特一輩子只去過兩次俄國，這些肯定離不開她的俄國朋友們的幫助。
至今的俄譯英翻譯者依然要參考加內特的版本，因為隨著時代進步，用語也在不斷“現代化”，而加內特筆下的物品名稱保留了時代的印記，反而體現了現代譯者天然達不到的“忠誠”。
究竟什么才算好的譯本？譯者對作家“無法做到完美的忠實”如果是必然的，那么限度究竟為何？譯者這個角色，到底是為作家服務，還是為讀者服務…… 討論下去可以無止無盡。
確定的是，不要試圖去尋找完美的譯本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在Reddit上找到了一個跟我一樣的讀者，問網友自己是不是應該放棄自己手頭上的加內特譯本，能不能推薦一個更好的？最高贊的網友回復是，加內特譯本既然對海明威夠用了，對你應該也夠用。
說到底，我只是想記錄一下這次被ChatGPT帶繞路的經歷——首先，人工智能呈現的確實是事實，但不是本質；其次，我本完全沒有必要去避開加內特的譯本，終究是自己對權威天然有不信任，總覺得能披沙揀金，其實這也是一種自大和偏見。保持懷疑精神，這句話的意思不是去懷疑一切，而是去求證一切。
[1]網文《汝龍及汝龍譯契訶夫小說的不足》，見http://www.11.re/du/786.html
[2]《Literary Hub》刊登薩拉·惠勒 (Sara Wheeler) 談康斯坦斯·加內特 (Constance Garnett) 和時代特定翻譯問題，見https://lithub.com/the-woman-who-brought-dostoevsky-and-chekhov-to-english-readers/
【和加內特有關的……】
加內特從小就受過腸炎、坐骨神經痛、偏頭痛的折磨，三歲時還患骨感染，七歲前都不能自主走路。她的近視很嚴重，1920年代時 (60多歲) 已經半瞎了，但她堅持翻譯出版到1934年才退休。她活了85歲，比她其他七個身體健康的兄弟姐妹們都長壽！
起初，加內特翻譯的契訶夫手稿都存在抽屜里，找不到人愿意出版。加內特的丈夫愛德華在一次聚會上，尷尬地撞見出版商Frank Swinnerton正在扣上粗心忘記關閉的褲子重要部位，愛德華于是提起對方曾經因為讀過《櫻桃園》且自稱契訶夫的粉絲……一舉促成了這位出版商出版《契訶夫故事集》！（論如何增加談判心理優勢的技巧）
加內特的丈夫愛德華，曾在12歲時為貓辦了一份“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的報紙，報紙的座右銘是“Cave Canem”，意思是“當心有狗”，每一期都有“讀者來信”、“社會拾穗”、“飲食資訊”，甚至“職位招聘”等欄目，還請叔叔畫精美的插圖。后來的加內特夫婦，一生熱衷于站在弱者和平民的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