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曾經向公民承諾要為我們提供養老和醫療保障，現在它無法兌現自己的承諾了，但是必須有人來做這些事。”

在養老與醫療這一章節中，信用評價機構標準普爾對30多個發達國家2050年的財政狀況作出的預測比較悲觀，從2010年到2050年，因為老齡化財政壓力從2020年開始激化，同老齡化相關的公共財政支出增幅將會達到GDP的10%。比如美國，養老金不是最嚴峻的問題，只造成了三成左右的支出增長，而醫療衛生保障支出將會是罪魁禍首，一半的增長都是由它造成的。標準普爾并發只在發達國家中蔓延，2000年，中國的中位數年齡是29.7，比美國的35.3歲小，但到2020年，中國人的中位數年齡就超過美國人，而到2050年，中國人的中位數年齡將會達到48.7歲，而美國人的中位數年齡是40歲，中國面臨著未富先老的問題。

文章認為老齡化對于國家財政破壞作用的實質就是財政支出增加引發財政緊缺問題。政府開支會更加龐大，“但并沒有一條鐫刻在石碑上法律條文規定，即使人的壽命越來越長，他們還是得在某個固定的年齡來領取國家發放的養老金”，國家可以重新定義自己的職責，并限制未來的支出。為了降低養老金人口同工作人口比例增長的速度，工作年限被延長了。比如英國正在計劃于2018年將女性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從2010年的60歲提高到65歲，而在2028年將提高到67歲。

2050年的國家將致力于通過最少的救濟金來防止老年貧困。收入較高的人群要更多依靠個人儲蓄來養老。然而，隨著老齡化問題加劇，控制醫療保健支出的任務則顯得更加困難。年齡超過65歲的老人的醫療保健支出一般是年輕成年人的3-4倍。（給老年人治病之所以花費如此之高并非因為他們老了，而是因為他們快死了。我們細致考察人一生的醫療費用狀況，就能夠發現，臨死之前的一年左右花費的醫療費用是最多的，無論這個人的年齡是大還是小。）除此以外，技術進步和低效率的醫療市場也在堅持不懈地推高醫療衛生支出。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就是，通過共同支付計劃來讓個人承擔更多醫療費用。當務之急是要提供更多的醫療服務選擇，并加強醫療行業的競爭……我們已知道未來的前景趨勢不容樂觀，再來看下國內的文章：

到2015年底，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2.22億，達到16.1%，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過兩億的國家。預計老年人口2025年突破3億，2033年突破4億，2053年達到峰值4.87億，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4。社會總撫養比已經超過50%，到本世紀中葉將翻一番達到100%。屆時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要撫養70個老年人口和30個少兒人口。預計在2015-2050年期間，全社會用于養老、醫療、照料、福利與設施方面的費用占GDP的比例，將由7.33%增長到26.24%;如果應對不力，人口老齡化可能使我國經濟年均潛在增長率壓低約1.7個百分點。

帶來的沉重壓力至少有三個方面；

一、養老保障壓力持續增加。伴隨老年人口的大幅增長，預計我國養老金支出占屆時GDP的比例，2020年達到7.29%，2030年達到11.98%,2050達17.79%。全國養老保險財政資金需求量占財政收入的比例，2020年達到9%，2030年達到12.48%，2050年達到14%。在這種情況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和公共財政的兜底責任都面臨比較大的挑戰。

二、醫療衛生服務負擔持續增重。人口老齡化帶來社會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和疾病經濟負擔大幅增加。預計老年人口疾病經濟負擔占GDP的比例，2020年為2.34%，2030年為3.86%，2050年為6.38%。這將導致醫療保障和醫療衛生服務兩個體系雙雙承壓。

三、社會養老服務需求持續增長。據測算，2050年我國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將超過1億，臨終無子女的老年人將達到7900萬左右，均比現在增長近4倍，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將達到1億左右，比現在增長近2倍，社會養老服務需求將大幅增長。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已是我國一項長期戰略任務，但還存在諸多的不足，整體呈現出“未備先老”局面。

由此我們稍作思考一下，便可得知以下幾點：

1、政府會繼續加深養老制度改革，提高中青年人群的社保繳費基數，降低退休老年人養老待遇。（在發達國家的養老制度改革中已有先例）

2、隨著老齡化問題對政府的壓力，個人的經濟壓力會持續增加，我們需要擔負更多的養老、醫療費用。

3、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企業年金基金、人壽保險基金等金融型養老資產會進一步增加。

4、我們步入老年后抵御貧困、疾病、失能三大風險需要提前做好安排，才能破解“未備先老”的局面。

當我們老了，都希望能夠享有尊嚴、體面、多彩的人生，你開始規劃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