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昏暗的電影院里靜默地看完了《二十二》。電影和我想象的差別有點大，我原以為這是一部控訴歷史、聲淚俱下的影片，卻沒想到它只是在安靜地記錄一群阿婆當下的生活，她們就像農(nóng)村里隨處可見的平常老太太一樣，平凡又細碎。

只是，隨著電影的推進，我忽然意識到，即使遠隔天南海北，她們細碎的生活里卻都有相似的窘迫。這窘迫是透著寒意的，逼著人清晰地意識到她們的身份，也逼著我想起那個與我相關(guān)又不相關(guān)的故事。

外公離世前臥病數(shù)年，媽媽曾無意間跟我提起外公他一生過得都不如意。祖輩的人生距我似乎有些遙遠，所以我也并沒有在意媽媽說的話。直到外公離世后，媽媽才跟我說她的奶奶、外公的母親曾被日本人強奸過。

那是我的太奶奶了，一個我繼承其血脈卻從未意識到她曾鮮明地活過的人。那年，太奶奶懷著孕，日本人來到村里，外公一家舉家逃跑的時候，太奶奶因身孕跑不動而被落下了，于是慘遭不幸。太奶奶沒有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她還是回到了家人的身邊，生了一個女兒，是外公的妹妹，然后就自殺了。媽媽告訴我，那個女孩后來被家人送走了，多年后外公大學畢業(yè)，在合肥尋到了那個女孩，可女孩的養(yǎng)父母拒絕讓他們相見。

媽媽跟我說這個故事的時候很平靜，我聽的時候也沒有什么情緒上的起伏，只是想起了嚴肅而執(zhí)拗的外公，忽然有點理解那個永遠不茍言笑的老人。

而對于太奶奶的故事，不知為何，我從未因此感到過悲痛。我好像是從血流成河的歷史中看到了真實又具體的一幕，會驚愕會嘆息也會難過，卻終因這真實遙遠又模糊而無法感受到那種切膚的痛苦。于是太奶奶的故事我很少會想起，除了一些特殊的時候，如在觀看《二十二》的時候。那一個個阿婆從眼前晃過時，我忽然想起若我的太奶奶曾活下去，她的臉上是不是也這樣溝壑縱橫？而她的生活又會是怎樣的？

可幾十年前她就自殺了。事實上，每次想起太奶奶的故事，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戰(zhàn)爭”、“日本兵”、“強奸”這些帶有罪惡性的字眼，而是會想她為什么會自殺，為什么已經(jīng)回到了家中的她依然選擇了自殺，又為什么她生下的那個女孩會被送走。

我從未問過媽媽這些問題，我想她也并不清楚具體的細節(jié)，只是有些真相顯而易見、觸手可及。想起了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日本兵掃蕩霞村時，一個叫貞貞的姑娘沒來得及逃跑而被糟蹋，之后她就成了全村人的談資和恥笑的對象。可丁玲筆下的貞貞是個內(nèi)心強大的姑娘，她雖身處日本軍營卻利用自己的“身份”盡量搜集日本軍的材料，回到村子后她不堪忍受村民們表面同情實則侮辱的態(tài)度，最后選擇了投奔革命。

丁玲觸及到了戰(zhàn)爭中一個相當嚴肅的問題，卻終是用小說化的筆法給故事設(shè)定了結(jié)局。但現(xiàn)實中又能有多少女性有著足夠強大的內(nèi)心，可以突破輿論的牢籠去支撐自己的命運？更殘忍的是，在那個年代里，又能有幾個女性有機會去選擇未來？

電影中，阿婆李愛連一直面帶微笑，直到她說起她的男人不嫌棄她，說日子該怎么過還是怎么過時，竟是淚流滿面。我忽然感到特別心疼。扭曲的時代與價值觀念讓她們在承受了別人的罪惡后還深為自己羞恥，在遭遇了那么多可怕的傷害后她們需要的竟只是那一點點善意，而就是這一點點善意足夠支撐她們活下去并感念一生。

可就是這一點善意卻也少有人能得到。阿婆韋紹蘭有個中日混血的兒子，叫羅善學，其父是誰并不知曉。羅善學因自己尷尬的身份而終身未能娶妻，并且一輩子被譏諷為“日本人”，甚至自己的弟弟都要殺他。

在電影中，這只是當事人的幾句陳述，而在現(xiàn)實中，這卻是他一生的煎熬。而作為母親的韋紹蘭呢，她又如何能不煎熬？在過往的幾十年里，曾有多少人、多少事一遍遍地提醒她那些不堪回顧的傷疤？在那很難被善待的過去中，又會有多少痛苦如影隨形、如疽附骨？

我又想起了我的太奶奶。其實太奶奶的故事中讓我無法釋懷的不是日本兵的暴行，而是最終導致她自殺的可能原因，以及外公多年來對自己的妹妹念念于心卻不能相見的痛苦。我想起了電影中的阿婆，和她們那看似平凡實則窘迫的生活。而這些痛苦和窘迫真的僅僅是因為日本人嗎？

漢娜?阿倫特告訴我們什么是“平庸之惡”。有時候，我們可能不是悲劇的始作俑者，但未必不是那個推波助瀾的人。

我們要求日本道歉，但我們也需要自我的反思。對于悲劇，過去，我們做過什么，如今，我們需要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