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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呂思勉《國學知識大全》至20%。
《禮記 · 王制注疏》、《周禮注疏》、陳立《白虎通疏證》、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今古文同異重要之處，皆在制度。今文家制度，以《王制》為大宗；古文家制度，以《周禮》為總匯。讀此二書，于今古文同異，大致已可明白。兩種皆須連疏注細看，不可但讀白文，亦不可但看注。《白虎通義》，為東京十四博士之說，今文學之結晶也。《五經異義》，為許慎所撰，列舉今古文異說于前，下加按語，并有鄭駁，對照尤為明了。二陳疏證，間有誤處；以其時今古文之別，尚未大明也。學者既讀前列各書，于今古之別，已可了然，亦但觀其采摭之博可矣。此數書日讀一小時，速則三月，至遲半年，必可卒業。然后以讀其余諸書，即不慮
今《詩》之所謂《風》者，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凡十五國。周南、召南為《正風》；自邶以下，皆為變《風》。王亦列于《風》者，《鄭譜》謂：“東遷以后，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也。”（《正義》：善惡皆能正人，故幽、厲亦名《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及境內，是以變為《風》焉）十五國之次，鄭與毛異。據《正義》：《鄭譜》先檜后鄭，王在豳后；或系《韓詩》原第邪？
治《詩》之法，凡有數種：（一）以《詩》作史讀者。此當橫考列國之風俗，縱考當時之政治。《漢書 · 地理志》末卷及鄭《詩譜》，最為可貴。按《漢志》此節本劉歆。歆及父向，皆治《魯詩》。班氏世治《齊詩》。鄭玄初治《韓詩》。今《漢志》與《鄭譜》述列國風俗，大同小異，蓋三家同有之義，至可信據也。何詩當何王時，三家與毛、鄭頗有異說，亦宜博考。以《詩》證古史，自系治史一法。然《詩》本歌謠，托諸比、興，與質言其事者有異。后儒立說，面面皆可附會，故用之須極矜慎。近人好據《詩》言古史者甚多，其弊也。于《詩》之本文，片言只字，皆深信不疑，幾即視為紀事之史，不復以為文辭；而于某《詩》作于何時，系因何事，則又往往偏據毛、鄭，甚者憑臆為說，其法實未盡善也。（一）以為博物之學而治之者。《論語》所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也。此當精研疏注，博考子部有關動植物諸書。（一）用以證小學者。又分訓詁及音韻兩端。《毛傳》與《爾雅》，訓詁多合，實為吾國最古之訓詁書。最初言古韻者，本自《詩》人；今日言古韻，可據之書，固猶莫如《詩》也。（一）以為文學而研究之者。當先讀疏注，明其字句。次考《詩》義，觀《詩》人發憤之由（司馬遷云：《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由作），及其作《詩》之法。《詩》本文學，經學家專以義理說之，誠或不免迂腐。然《詩》之作者，距今幾三千年；作《詩》之意，斷非吾擠臆測可得。通其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者，是為善讀書。若如今人所云：“月出皎兮，明明是一首情詩”之類，羌無證據，而言之斷然，甚非疑事無質之義也。
《尚書》、《春秋》，同為古史。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是也。然既經孔子刪修，則又自成其為經，而有孔門所傳之經義。經義、史事，二者互有關系，而又各不相干。必能將其分析清楚，乃能明經義之旨，而亦可見史事之真；否則糾纏不清，二者皆病矣。今試舉堯舜禪讓之事為例。堯舜禪讓之事，見于《孟子》、《大傳》、《史記》者，皆以為廓然公天下之心。然百家之說，與此相反者，不可勝舉。究何所折衷哉？予謂九流之學，其意皆在成一家言，本非修訂古史；而春秋、戰國時所傳古事，亦實多茫昧之詞。如今村夫野老之說曹操、諸葛亮、李世民、趙匡胤，但仿佛知有此人耳，其事跡則強半附會也。事實既非真相，功罪豈有定評？
《中庸》第三十一 此篇為孔門最高哲學。讀篇首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為教”三語可見。唯中間論舜及文、武、周公一節，暨“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節，太涉粗跡，疑亦他篇簡錯也。
《春秋》一書，凡有“三傳”。昔以《公羊》、《谷梁》為今文，《左氏》為古文。自崔適《春秋復始》出，乃考定《谷梁》亦為古文。《春秋》之記事，固以《左氏》為詳；然論大義，則必須取諸《公羊》。此非偏主今學之言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若如后儒之言，《春秋》僅以記事，則《孟子》所謂義者，安在哉？大史公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今《春秋》全經，僅萬七千字，安得云數萬？且若皆作記事之書讀，則其文相同者，其義亦相同。讀毛奇齡之《春秋屬辭比事表》，已盡《春秋》之能事矣，安得數千之指乎？《春秋》蓋史記舊名。（韓起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見左昭二年。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而《晉語》：司馬侯謂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論傳太子，曰：教以春秋。蓋《乘》與《梼杌》為列國異名，而《春秋》則此類書之通名也。《墨子》載《周春秋》記杜伯事，《宋春秋》記觀辜事，《燕春秋》記莊子儀事，亦皆謂之《春秋》）孔子修之，則實借以示義。《魯春秋》之文，明見《禮記 · 坊記》。孔子修之，有改其舊文者，如莊七年“星隕如雨”一條是也；有仍而不改者，如昭十二年“納北燕伯于陽”一條是也。故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閔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定元年。封建之時，文網尚密，私家講學，尤為不經見之事；況于非議朝政、譏評人物乎？圣人“義不訕上，知不危身”，托魯史之舊文，傳微言于后學，蓋實有所不得已也，曷足怪哉！
《易》與《春秋》，相為表里。蓋孔門治天下之道，其原理在《易》，其辦法則在《春秋》也。今試就“元年春王正月”一條，舉示其義。按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君《解詁》曰：“《春秋》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者，所以通其義于王者。《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春者，天地開關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統者，總系之辭。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按中國古代哲學，最尊崇自然力。此項自然力，道家名之曰“道”，儒家謂之曰“元”。（參看論讀子之法）《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元”，即《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之“元”。為宇宙自然之理，莫知其然而然，只有隨順，更無反抗。人類一切舉措，能悉與之符，期為今人所謂“合理”；人類一切舉措而悉能合理，則更無余事可言，而天下太平矣。然空言一切舉措當合理甚易，實指何種舉措為合理則難；從現在不合理之世界，蘄至于合理之世界，其間一切舉措，一一為之擬定條例，則更難。《春秋》一書，蓋即因此而作。故有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之義。二百四十年之中，儒家蓋以為自亂世至太平世之治法，皆已畢具，故曰：“《春秋》易為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曰：“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也。（物事”古通訓）《春秋》之為書如此。其所說之義，究竟合與不合，姑措勿論。而欲考見孔子之哲學，必不能無取乎是，則正極平易之理，非怪迂之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