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術治理下的社工機構日益行政化。以往研究著重關注其整體管理的行政化，而忽視了服務管理行政化。以上海的三個大型官辦社工機構為例，考察在政府購買服務背景下社工機構在與政府互動過程中形成的標準化態勢，可以發現：社工機構呈現出較強的標準化趨勢，體現為管理架構趨同化、定向購買常態化和服務管理技術化。這一方面提升了社工機構的效率，從而更好對接政府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帶來技術治理的困境——結構惰性、行政效率和多重管理，影響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
關鍵詞：政府購買服務；官辦社工機構；標準化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治理背景下我國社會工作行動本土化理論框架與實踐體系研究”（項目編號：16ZDA084）。
作者簡介：何雪松，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莉，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工作專業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7）。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社會治理創新、社會服務體系的發展與政府購買服務的推進，使得社會工作獲得較大的制度空間。2006 年社會工作正式進入官方話語， 2012 年民政部、財政部《關于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指導意見》正式出臺，首次2億專項財政資金的支持，使得購買社會工作服務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專業推動路徑。隨之，大量的社會工作項目上馬，推動了社會工作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發展。然而，政府購買社工服務面臨著諸多挑戰，特別是如何處理政府購買服務的政治限度和行政要求與社會服務機構的專業化發展之間有著內在的張力。因此，本文關注的議題是：政府購買服務如何形塑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激勵怎樣的組織行為？本文采用“標準化”的概念來觀察官辦類社工機構的管理運作、服務實踐以及專業發展，超越以往社會工作只是關注項目制背景下，技術治理對社工機構的管理的行政化和?科層化的狹隘研究視野，強調服務管理的科層化抑或程式理性，辨析“標準化”對行政合法性與專業?合法性的影響，從而考察更為一般意義的政社關系轉型。
一、社會工作項目制
“標準化”概念的內涵
標準化是由一個或幾個人或組織決定的共同和自愿使用的規則，旨在一定范圍內獲取最佳秩序。標準是明確的、書面的和正式的，并且與指導特定實踐的規范有聯系。社會工作領域關于標準化的探討主要是針對標準化的技術決策工具和實踐活動。標準的作用是為了尋求“確定性”，通過 結構式的工作方式，使組織實踐表現出來并向外界表明組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西方公共服 務部門對問責制和透明度的要求下，標準化支持了專業組織的合法性。對于社會工作者而言，標準是凸顯專業的標志，遵守程序和規則意味著安全，能夠增強專業信任并為專業人員提供專業策略。但有觀點認為受到管理主義和技術理性的影響，社會工作的標準化可能會導致社會工作服務分散、失去自由裁量權、社會服務的專業類別減少，專業價值觀將被組織價值觀所取代，甚至會犧牲傳統的專業判斷。作為一種決策工具，標準化創建的實踐描述過于簡單，且服務輸出專注于結果而不關注服務用戶的實際情況，專業實踐受到理論預設的影響大于客觀中立信息，容易忽視社會工作的實踐道德和情感維度在評估和干預中的作用。此外，標準化還面臨著多樣性、差異性和包容性的挑戰，標準似乎更適合“治療”群體，而對于社區發展環境的指導作用較少，以及如何應對特定群體的不同實踐模式，目前還未達成共識。
社會工作標準化的發展受到自由市場、官僚主義和社會工作專業邏輯三種模型的影響，作為循證運動和新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標準化爭論的背后是日常實踐中，組織—市場—專業邏輯的交織、混合與協商。當前，西方社會工作因公共服務私有化趨勢的加強，正面臨從“純”職業到“混合”職業的轉變。面對標準化困境，專業的未來不在于全面拒絕技術，而是在實踐中取得積極的平衡。如果運用得當，標準化則具有很高的建設性，為實踐效率和實踐有效性提供可靠證據。至于對專業機械化和技術治理的擔憂，實則是對專業判斷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要求專業人員能夠處理多種邏輯，將現實因素納入專業實踐，拓展新形式的組織專業精神，以增強專業服務在苛刻時代的生存能力和合法性。?
那么，基于已有研究及不足，本文提出社會工作的標準化是基于社會工作實踐（項目化運作）活動，?對實踐活動中的規律、規則、經驗的總結與概括。目的為了正確且全面識別社會工作標準化的內涵與外延，以指導和推動社會工作實踐活動。標準化在中國社會工作的場域中，是內嵌在政府購買服務的項目形式中的。國內學者對項目制的研究較多，廣泛涉及項目制的性質、起源、運行機制和績效等，但學者普遍關注政社關系及其消極后果，且多從政府雇主視角考察，對社工機構的影響考察不夠，未能充分揭示政府治理邏輯與社會工作專業邏輯之間的張力。項目制為社工機構的管理與服務提供了技術支撐，確保程序理性的加強，形成“標準化”的管理趨勢。與以往研究僅關注社工機構組織管理行政化不同，?“標準化”趨勢還涵蓋了服務管理層次的行政化與程式化，這體現為在與政府的互動過程中，社工機構的日常管理與專業服務逐漸成為統一性的批量產品，失去了管理與服務的特色與自主。技術治理造成的社工機構“標準化”的趨勢并非行政化一詞可以囊括。行政化一詞脫胎于韋伯的科層制，從效率角度看存在一定的積極意義，而“標準化”則啟發于瑞澤爾的“麥當勞化”，它超越了狹隘的管理與行政概念，在強調高效率的同時，可能將社工機構及其服務型塑為一個個毫無差異的“產品”。
本文選取上海的春社工機構、啟社工機構、德社工機構作為研究對象，三者均是以政府出資注冊，?由政府主辦或推動的社工服務機構。（文中的機構名稱、人員和項目名稱均為學術化名，進行了匿名處理。）作為中國社會工作最早一批實踐者，除了具體的服務對象和服務內容不同外，三大機構在運行邏輯和發展軌跡上具有極強的同質性，均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產物，其目的都是通過社會力量承接政府服務，緩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研究采用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在春社工機構為期 2 個半月的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三大機構共 25 人，被訪者涵蓋了三大社工機構的總干事、?各職能干事、區縣站長、一線社工，由此構成一個信息覆蓋體系較為完整的個案框。訪談內容主要包括組織情況、人員構成、服務領域、機構運作與治理機制、項目運作情況、政社關系等幾方面，從而考察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現狀與困境。
二、社工機構?“標準化”的具體態勢
標準化是社會工作專業化、職業化的內在要求，是實現管理與服務科學化與規范化的必由之路。?服務供給、定向購買與評估等各項規章制度的制定，其核心是標準的制定或規范的指引，是專業邊界?和管轄權確立的問題。官辦社工機構作為一種特殊的非營利組織，借由政府購買服務的項目制以實?現自身發展，而政府對社工機構的技術治理反過來促進了社會工作標準化的生產，并深刻體現在管理?架構趨同化、定向購買服務常態化和服務管理技術化三個方面。
（?一?）管理架構趨同化：“標準化”的組織維度
三大官辦社工機構的生成具有一定的社會時代背景。21 世紀初，我國正處于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高速轉型期，社會結構發生驟變，個體組織松散化，居住與工作流動化，社會問題復雜化。為了提高行政效率，上海市政府積極培育和動員社會專業力量參與社會治理。2003 年上海政法委發布《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員關于建構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的意見》，提出按照“政府主動推動、社團自主運作、社會各方參與”的方式，由政府出資購買服務，注冊并組建了民辦非企業性質的德、春和啟三家專業社工機構，引入社團和專業社工，幫助吸毒者、社區青少年、社區矯正人員三類特殊人群，樹立生活自信心，提升個人生活能力，從源頭預防犯罪，成為社會創新治理的重要嘗試。隨后，上海市相繼出臺諸多文件為組織搭建、體系建設、服務供給和規范引導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基礎。
由于政府牽頭組辦，三大官辦社工機構組織架構相同，均按照董事會（決策機構）、監事會（監督??機構）、執行干事（執行層）設置，全市各區縣設立社工站，在街鎮設立社工點，形成了市（總部）?—區縣（分站）—街鎮（社工點）三級組織框架（如圖1），等級分明、職能明確。機構董事會由高校、企業、政府、區站站長四部分人員構成。監事會由政府職能部門或業務主管部門，即對應的司法局/矯正局、?禁毒辦和市團委的領導擔任。總干事的人事安排由社會招聘和政府推薦相結合，統籌和指導中心專業和行政事務，副總干事協助總干事，負責具體的業務執行。各區縣設立社工站，由工作中心站長及干事組成，負責對本區域內所屬社工進行業務指導、績效考核和日常管理，其他人員則分配到各個街道的社工點，具體人數視各街道的服務對象人數而定。發展至今，春、啟社工機構各500?多人,德社工機構 800?多人，組成了一支職業化、專業化且穩定的社會工作者隊伍，組織規模對于上海甚至全國來??說屬于名副其實的“超大機構”。
政府對三個機構定位為“減少與預防犯罪”“探索特大型社會管理創新路子”的“維穩”導向，并在行政安排上有自覺性的體現。上海市從組織管理和法律地位上給予了三大官辦機構以合法性，并將其作為相應的職能部門。設計上參照了“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城市管理體制，?“主軸型”三級政府管理體系在三大機構的體系設置上成功得以“復制”（如圖2）。組織架構反映了組織的內部自治程度，三大官辦社工機構的組織結構與工作模式匹配行政架構，并嵌入行政系統，不論制度設置還是專業實踐，政府負責與行政主導的優勢與結構非常清晰，這種將機構與?行政體系的“捆綁”，形成了頗具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與行政架構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三大官辦?社工機構從成立到運作都受到政府權力的型塑，而這一塑造過程也在客觀上提升了官辦社工機構的?辦事效率。
（?二?）定向購買常態化：“標準化”的經濟維度
政府與社工機構是購買與提供服務的平等的市場關系，但政府對于三大官辦社工機構與一般的?項目購買形式不同，是“直接交給”和“持續購買”的定向購買，并有明確的制度支撐，形成了官辦社工機構購買的常態化機制。?“定向購買”源于服務對象的特殊性與固定性，主要為吸毒人員、三失青少年（現成為犯罪青少年）、社區矯正人員以及由雙方認可的拓展服務對象，這些群體多屬于社會生活中的邊緣體或弱勢群體。作為潛在人群，他們被迫或主動對社會安全構成威脅，當這部分群體回歸社區和社會時，很容易遭受二次歧視，難以繼續社會化或再社會化，甚至會重新墜入犯罪的深淵。這部分群體除了接受政府部門的硬性管理，更需要柔性的引導。而實際上，這些特定群體以及關于特定群體的服務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在訪談過程中，我們時常會聽到這樣的聲音：
在社區里，社區基層工作人員對于矯正、吸毒、精神異常的這些群體是很害怕的，不敢接觸。?有一個社區干部和我說，他們每次都是“深呼一口氣”“硬著頭皮”去敲門核查，更不要說接觸和做社區服務了。所以每次我去做社區活動的時候，他們都很歡迎。（訪談資料 180807-H17YXY ）
特定群體服務不僅具有排他性，還有長期性，使得其他組織不愿意接手這類服務，因此需要引入專業力量。訪談過程中三個機構均出現政府“直接交給”這樣的用詞，購買信任可見一斑，而這種交給也有明確的制度保障。2003 年上海市委政法委出臺了《關于試點區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實施意??見》，規定了項目運作程序和資金運作程序。基于此，市禁毒委員會辦公室、市司法局社區矯正工作辦公室、團市委社區青少年事務辦公室設計了政府購買合同，作為規范社會工作機構服務的文本，分別向啟、春、德三家社工機構定向購買專業服務。合同規定由政府購買出資和提供資源，委托三大機構提供專業服務；購買的服務包括政府指定項目、機構提出政府確認的服務項目以及服務保障項目；?機構制定全年度的經費預算，經政府確認之后，作為合同附件，以確保專款專用；形式上政府購買的服??務合同期為一年，一年一簽，成立至今從未中斷。
我們屬于官辦社工機構嘛，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政府直接購買，直接交給我們的，而且是??一直購買，相對于其他社工機構，我們的優勢就是不用擔心機構沒有項目，旱澇保收，如果你想做，?可以在機構一直呆下去。（訪談資料 180730-C01HK ）
政府定向購買，長期簽約，持續購買社工服務，能夠保證專業社工服務的連續性、完整度，常態化輸送，避免特定的公共服務項目被分割為不同的項目碎片化發包，降低服務使用成效。就社工機構來說，長期合同提供了經濟保障和政治確認，不用因為憂慮生存而被迫承接各種項目“活命”，分散組織精力和耗散專業累積，社會工作機構可以有穩定的定向服務探索，提高專業力。長期連續定向購買可以使得政府與社會組織有較為穩定的預期，形成長效的合同機制，降低政府的溝通成本，符合政府治理需要與績效需求。
（?三?）服務管理技術化：“標準化”的專業維度
新制度主義認為，任何組織都要面臨兩個環境：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技術環境包括組織對外部環境資源的依賴程度以及與他組織的關系，制度環境是指組織環境所處的法制背景、文化期待和社會規范等社會事實。前者要求組織追求效率，后者強調組織的合法性。以上對組織管理標準化機制的探討展現了社工機構技術環境的重要性，而官辦社工機構的合法性來源不同于其他機構，它們不需要努力地與政府維持關系以獲得認可，因此官辦社工機構的合法性重任轉讓給了其服務管理的標準化，其核心是以科學的實證主義為導向，追求專業規范。
1.?服務考核精準化
為了更好地完成政府購買服務合約的任務和指標，三大官辦社工機構在項目管理和組織治理上?均進行了相應調整，體現在服務對象責任到人的精細化、記錄管理規范化、材料管理“痕跡主義”以及評估量化。三大官辦社工機構從最初的片區試點到一對多的責任到人隊伍建設。啟社工機構按照矯正 1 ∶50?和安幫 1 ∶150?比例組建；春社工機構按照青少年 1 ∶100，德社工機構按照戒毒 1 ∶30，刑滿釋放人員 1 ∶100?的比例分配社工負責戒毒人員的系列服務。加上“找案主”的工作方式，實現社會面服務的精細化。
記錄管理上，鑒于服務的復雜性和方法的多元化，三大社工機構不斷完善服務標準。如德社工機構制定“上海市禁毒社會工作實務操作手冊”“接受尿樣檢測工作的管理規定”“質量手冊”等文本資料；啟社工機構的“總社社會工作者職責”“關于服務對象投訴的暫行規定性文件”；以及春社工機構的個案申請表、個案工作介入協議書、情況登記表、預估表、工作記錄表、接案摘要報告、關于個案工作操作流程（表格）的修改說明、跟蹤服務評估表、跟蹤服務進度表、具體行動完成情況量表等指引表。日漸完善的表格和制度化內容從無到有，從粗糙到完善，有利于規范機構的管理和檢查。考核管理上，三大機構擁有一系列的考核辦法，內容包括工作量、工作成效、專業倫理和自身建設四個方面。?考核采用“三結合”：社工自行評價和考核小組評議相結合、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結合、量化考核和綜合評定相結合。項目管理上，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制運作的技術及其建立的方式，加強了控制。服務項目制定一系列詳細的、技術化的進度分解，進度編制以結果為導向，通過精確的時間分割和精細的內容管理以確保服務過程的有效控制、有序進行。
在需求服務與風險管理評估上，三大社工機構積極探索分級分類。其中以啟社工機構的評估手?段和級別界定最為完善。以風險評估為例，按照刑釋解教人員評估的分類，對不穩定因素的排摸，分為重點對象和重點幫教對象；定性評估法確定管理類別的界定分為一級、二級、三級；突發事件評估法主要針對危機的化解分為紅色預警、橙色預警、黃色預警；對于不穩定的服務實行定量評分法，風險等級分為穩定、重點關注、高危控制三類。通過分類定型的引入，使得服務與管理更有針對性。項目制以結果導向考核，注重量化評估和指標化管理，要求社工在做服務的過程中對于數字與文檔的痕?跡留存，為機構自身反思和自我批判提供了材料和依據。
2.?專業實踐技術化
管理主義盛行導致問責制與績效考核成為政府對社工機構控制的重要形式，注重效率、成本控制、選擇性原則影響著社工機構的管理與實踐方向。為了提高效率，完成項目合同要求，證明服務成效，官辦社工機構的專業實踐強調技術化、服務流程化和服務效果數字化。
機構的禁毒社工在個案服務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富含特色和規范的專業服務流程：從政府機構得到對象名單，收集資料，建立檔案，見面等“接案”著手，進入“預估”，與對象共同設定服務目標，制訂服務“計劃”。之后，為服務對象提供以康復輔導為主的包括預防復吸、恢復社會功能、?尿檢等等一系列綜合性的個別化“介入”服務，一般在服務對象社區戒毒/康復滿一年，即進行階段性“評估”，以調整服務和策略。當在社區戒毒/康復滿三年，則進行“結案”并寫出結案評估報??告，之后每半年“跟進”回訪。（訪談資料 180725-H15CJ ）
政府購買社工服務看重的是專業技術與專業品質。拋卻訪談對象主觀的積極性的修飾詞，這是一套規范的工作服務流程，是機構多年來專業化探索的成果。這套流程使得各個街鎮崗位，尤其是新進的社工能夠快速了解所在崗位的職責與任務。在具體進入實踐服務時，能夠結合自身的指標任務把握個案的時間節點、服務進度以及風險預判，保證專業實踐持續穩定進行。
縱觀三大機構的“標準化”運作過程，它們在項目動員和實施上都有明確的組織結構、清晰的工作目標以及精確的時間安排。在項目方法設計上，社會工作項目服務綜融傳統的個案、小組和社區三大工作方法，尤其是后兩者在數量和成效上較為容易達標，形成了服務效果數字化，也就成為機構的優先選擇。為凸顯社會工作實務的專業性，盡可能展現特定而明晰的程序、方法與技巧，熟練使用各種細化的測評表格，形成可持續的標準化實踐。服務上緊緊圍繞項目指標開展實踐，通過組織的精心策劃，原定比較模糊、感性、難以計量的個人服務措施經過分解、評估后，變得清晰、可操作、可量化。
以德社工機構的“新橋”項目為例，該項目屬于機構特色項目，針對社區戒毒人員，旨在建立綜合??幫教服務體系。項目實施分為四個主題：1. 建立所內外信息溝通系統；2. 改善戒毒人員家庭關系；3. ?為戒毒人員家屬及子女提供心理和知識支持；4. 建設社會網絡支持系統。就“為戒毒人員家屬及子女??提供心理和知識支持”作為分析，申報項目原定實施目標為：a. 戒毒人員子女參與愛心支教>500?人次；b. 為戒毒人員子女提供免費的學習用品>300?人；c. 戒毒人員未成年子女參與“成長快樂”活動>60???人；d. 戒毒人員家屬參與人數>500?人。最后項目評估報告實際產出是：a. 為服務對象子女提供愛心??支教服務人次 768人次；b. 300?名戒毒人員子女獲得免費的學習用品；c. 166 名戒毒人員未成年子女??參與“快樂成長”；d. 開展“家庭學苑”活動,為 506 名服務對象家屬提供支持，完成率分別為 154%、 100%、 277%、 101%。從“新橋”項目的實施指標與實際產出可以看到，服務實際產出幾乎全部超額甚??至有翻倍完成。以指標作為激勵，關乎明年能否續約以及續約資金量，很容易出現趕超指標的現象。
三、“標準化”的另一面：技術治理的困境
政府購買服務下的社工機構的標準化趨勢，體現的是技術治理，但技術治理也有其內在的困境。?我們的研究發現，這樣的困境可能不利于專業的發展要求。
（?一?）結構惰性
自上而下的單向激勵實施會造成三大社工機構對于政府庇護的心理依賴并產生投機行為。政府同化、吸納社會力量進入政權結構網絡，在客觀上會虛化社會工作或社會組織的“社會”作用，社工機構會自愿、習慣性依附這種政治庇護。常態購買、持續簽約的制度在保證社工服務專業化和連續性的同時，也限制了服務內容與社會需求變化的更新和變動；而定向購買只是聚焦和針對特定人群進行基礎性的服務，并將特定人群與普通群眾區分開來，專業創新與服務延伸進展緩慢。立足長遠發展來看，委托代理弱化組織競爭能力，規模龐大的官辦社工機構日漸趨于專業建制化和服務行政化，就像?“老了的國企”（訪談資料 180730C01HK），呈現組織趨同，缺乏生機與活力。
與同行合作很少，有些資源我們是特有的，不需要參與競爭，所以它的變革和創新動力也就?非常弱。這個機構規模很大，就像一只大船，船大難調頭，包括你看其他兩個機構，都有點“大而?僵硬”。就我工作的六年里，幾乎沒有看到這個機構有什么實質性改變。（訪談資料 180807-H18ZX ）
這種結構惰性與強大的規范壓力有關，通過選擇與強制，組織往往會出現結構同構，以此作為適?應、遵循制度環境的手段，從而確保組織身份的安全。結構惰性的保守謹慎與墨守成規給專業帶來?的犧牲似乎更多：?“類體制”的穩定崗位與程式化的服務增多了不靠工資吃飯的“關系戶”，擠壓了大量社會招聘名額，機構自主管理空間被削減，專業服務水平降低，機構自我造血能力弱化，優秀社工人?才流動較大，職業認同渙散，專業稀釋成為最具意外性的后果，嚴重阻礙了社會組織的社會進化。
（?二?）行政效率
政府從政治、財政與業務上給予支持，官辦社工機構唯有展演、回饋以穩定的可靠性才能獲得政??府的信任，而“可靠”形象是立足于貫徹服務購買方的意圖并服務于政府的“中心工作”，而非遵循專??業發展的邏輯。由此，行政主導下的“數目字”治理，就其表面而言是行政效率。但追求行政效率會面臨兩方面的挑戰：一是目標指向與專業實踐過度以政府要求和政績為中心，指標唯政府論，導致其服務成效是基于行政管理而非專業的，而挖掘和體現服務對象的需求才是專業的初衷。服務上的唯政府指標論，不可避免使得活動內容和形式的決定受到落地方或者業務主管部門的影響。為了維系良好的庇護關系，社工機構或者社工會選擇退一步，但是這樣的“退步”也導致了專業性的后退，大大限制了社工機構的自主性和創造性。二是精細化、數字化的指標分解演變成項目管理的技術工具，?容易導致手段與目標倒置，評估標準更加強調服務的規模與次數，重視服務數量而忽視服務質量。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下，機構和社工會優先選擇完成各種指標任務，很多時候，這種工作不是改變和發展性的服務，而是基于流程化的管理型服務。服務指標的最終成果常見于各種精確的執行率和統計報表，并直接與當地政府的政績掛鉤，所以相對于社工專業方法的使用和服務對象在生活上的改變，?業務管理部門更愿意看到明確的數字。
這類現象不僅存在于官辦社工機構，在草根社工機構中也是常態。機構為了生存，拼命接任務，?完成各項規定指標，尤其是中期與終期的檢查和事后評估，滿天飛的“表格”“報告”就像是一場趕工??計劃，而項目制的運作同時又使得完成服務就像周期性的指標化運動。這樣的運行模式帶有濃厚行??政主導性，表面看是高效率的，但可能削弱了社會工作的專業性與規范性。
（?三?）多頭管理
政府對社工機構給予了政治經濟庇護，積極扶持社工機構發展。但復雜的行政體系常常導致社會工作者成為“夾心人”，陷入多頭管理的困境。一線社工喜歡把機構比作“娘家”，把政府部門比作??“婆家”（訪談資料 180817-Q21LF），因為就業合同是與機構簽訂，具體服務是散落在街道部門，受其業務指導、監督和管理。所以，社工在基層中承擔了大量的非本職工作。這種科層式的管理，可以督促和管理社工日常工作，引導活動有序及時開展，?“有人管總比沒人管好”（訪談材料 180709C04WY）。?但實踐中出現更多的是一線人員的抱怨，?“似乎所有人都可以指使我們干活”（訪談材料 180808-Q25ZK）。
“政出多頭，多方指派任務”的發生主要歸因于機構人權與財權的不獨立。除了管理上“聽誰的？?”更令社工左右為難的是服務上的多重標準。第一，接受區縣、街鎮等相關行政部門的意見和要?求；第二，接受機構各種日考核、月考核、季度考核、年度考核，相對于街道和政府的數量化、行政性原則，機構則強調社工兼顧專業行動；第三，作為專業社會工作者，尤其是接受過學院派學習和認同度高的群體，對于專業環境有更高更理想的期待。面對個體、專業、政府、機構的諸多標準的召喚，理性主義的政治背景與管理主義的組織背景，使得這份職業與實踐變得艱難，迫使處于矛盾之中的社會工作者重新評估自己的立場與專業的任務。同政府合作、協作，可以提高政府和社會對社會工作的承?認，但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完整承認必須是基于專業追求與服務能力和特點的自我承認的基礎上。多主體標準與多重需求的沖突，本質上是專業理念與管理理念的沖突。
四、結論與討論
政府與社工機構的關系是觀察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窗口，社工機構依托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以?維持生存和發展，而政府作為購買方有權對社工機構進行考察與考核，這一技術治理要求無疑引發了?社工機構向“標準化”邁進。本文通過對上海三大官辦機構的分析，闡釋了社工機構標準化的具體形?態以及由此帶來的困境。
政府購買服務的項目化運作是技術治理的核心要素，它將服務提供放置于制度框架以實現程式?化的治理目標。而這一目標在與官辦社工機構的合作過程中得以施展，引起了社工機構的標準化趨?勢，具體通過管理架構趨同、定向購買常態化、服務管理技術化等機制，使標準化的組織基礎、經濟基礎和專業基礎得以滿足。毫無疑問，社工機構的標準化極大地提升了自身運行效率和服務效率，增強了政府購買服務的規范性，減少了體制的不確定性，被國家治理結構所吸納。這種標準化與行政規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政社關系并促進社工組織快速發展。然而，這也產生了專業困境，即社工機構產生了結構惰性和為指標、唯指標論，也因服務對象和權力客體的多樣性產生了多?重標準和多重管理的沖突以及專業合法性的失靈。正如斯科特所言，標準化中的均質化、一致化、坐?標化，遵循的是實用主義邏輯，將復雜的質的問題簡化為量的問題，將多元的人的問題簡化為技術?的操作，從而實現清晰化管理，而忽視了實踐中的專業、情感與文化維度。在某種意義上，標準化的困難會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甚至有去專業化的風險。
政府購買服務作為治理手段的關鍵，其實質是各級政府通過財政支付轉移實施社會治理，官方已經積極采納、賴之引導，試圖建立其所期望的“發展”和“現代化”?。政府購買社工服務是以專業化為立項方向，區別于傳統民政工作，有明確的領域與實踐技術，是社會創新之舉。專業化與項目制相輔相成，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特征使得項目資源投入具有合理性；而項目化的動員模式，使得專業化的理念與方法能夠順暢進入治理場域。政府“發包”購買社會工作服務客觀上促進了社會工作參與社會治理，激發社會組織的積極性，推動和培育大批社工機構的發展和壯大。另一方面，項目制對于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服務方式、專業要求等細致明確，這種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對社工機構的服務內容進?行制度性分化，分工是為了突出專業能力，確保專業領域的多元化發展。此外，社會工作標準化的辯證性影響，也給我們帶來了進一步的反思。
（?一?）社會工作的標準化與麥當勞化
瑞澤爾在《社會的麥當勞化》中認為“麥當勞化”是理性化的當下階段表現。那么，社會工作服?務是否也會麥當勞化？政府購買服務追求的效率和秩序標準，與注重效率、可計算、可預測、可控制的麥當勞化特征高度契合，尤其是官辦社工機構，它們在組織和服務管理上日益貼近政府式的科層化、行政化與程式化，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瑞澤爾的“麥當勞化”所論述的機制殊途同歸。如果這是一種麥當勞化的服務，我們要思考的是，第一，社會工作能否被人工智能取代。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技術方興未艾，能夠更好地實現行為預測、辨識風險群體、社會網絡節點，對更加復雜的人類行為模式和社會運行機制進行精細的定量研究，人工智能的全面“理性主義”一方面可以為專業實踐?提供技術賦能，但也有可能席卷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和倫理。第二，這樣標準化的服務能否回應每個人的個別化的需求。又或者說，考核的指標不一定就能夠看到社工認真回應服務對象個別化的需求，應對復雜的社會環境，標準化的管理理念和指導方針未必能夠體現出社會工作的互動性和動態性。
（?二?）新型庇護關系的形成
從我們的研究可以看出，政府與社工組織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庇護關系。新庇護主義不同于傳統的庇護主義，傳統庇護主義是從國企的運作機制提煉而出的。新庇護主義是社工組織與政府之間形成的依賴與互惠關系。政府購買成為中國當前絕大多數社工機構的重要資金來源，項目制運作成?為社會工作參與社會治理的主流模式。本研究中的三個大型社工機構的成立和發展即得益于政府購買服務的整體推進，由政府直接扶持成立，組織法人具有強行政背景，組織服務性位于城市社區基層的公共服務，核心業務由政府直接定向購買，長期持續簽約，具有明顯的排他性。相對于其他類型機?構面臨的競爭壓力和艱難求生，官辦社工機構通過正式關系的庇護，保障和提高了社工崗位穩定性與組織的政治意識。庇護之下可以很穩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受其限制，政府庇護的背后是基于組織忠誠、控制與績效的期待，以政府要求為指導的管理與服務的標準化運作，必然會影響專業自主。?特別是疫情以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縮勢必影響社會工作的服務，而政府購買服務是目前專業社會工作發展的主導模式，后續影響需要進一步觀察。
（?三?）社會工作的體系角色
第三個需要考慮的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工作對政府購買服務的依賴意味著，中國社會工作在發展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當政府財政壓縮時，則很有可能會削減和砍掉政府購買的服務項目，其中就會指向社工機構所承擔的服務項目。也就是說，有很多服務在政府看來可能是可有可無的，?所謂“錦上添花”。如果是可有可無的話，那就意味社會工作沒有一個體系角色。從我們的研究可以看出，上海的三大官辦機構的服務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基層社區一般不愿意承接這樣的服務，所以相較其他服務，更容易獲得體系性的角色。有了體系角色之后，如何確保專業性以及專業績效，是一個長期課題。
質言之，從上海三個官辦社工機構的發展，我們看到社會工作標準化的趨勢以及內在的困境。而標準化趨勢背后是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復雜政社關系脈絡，理解這樣的趨勢和脈絡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社會工作的中國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