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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崩盤》
從澳大利亞到巴西，中國的貿易伙伴都從中國的刺激措施中得到了好處。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增加。但是，在認識到中國所付出的努力的規模和意義之后，重要的是，我們不要掉進一葉障目的陷阱。如果我們剛剛把目光從西方移開，就全部投向中國，那么就無法真正把握世界多極化過程的戲劇性和復雜性。 1997 年至 1998 年，新興市場發生了債務危機，如今十年過去了， 2008 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興經濟體的政策反應。 2008 年 9 月，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拉美國家的反應最為激烈。但是，在應對危機方面，率先采取行動的則是“新興亞洲國家”
在 2008 年夏天到 2009 年 5 月間，韓元的價值從 1 美元兌 1000 韓元跌落到了 1 美元兌 1600 韓元，導致當地美元貸款的成本增加 60% 。除了破產的小國冰島，韓國遭遇的貶值最為劇烈。韓國借款人投保的美元債券違約保險（信用違約掉期利差）的成本從 2007 年夏天的 20 個基本點（貸款價值的 0.2% ），升高到了 2008 年 10 月的 700 個基點。
二十國集團的成立要追溯到 1999 年 12 月，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部長拉里 · 薩默斯和加拿大總理保羅 · 馬?。?Paul Martin ）發起了一項倡議，希望創建一個全球治理論壇，這個論壇要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更具代表性，但又不像聯合國那樣難以管理。 20 個成員國似乎是個不錯的整數。
對于澳大利亞、巴西、韓國和印度尼西亞這些新加入精英圈子的國家來說，二十國集團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旅程。對于美國來說，它承諾至少在主要經濟體之間進行最低限度的協調。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獲得全球影響力的便利機制，而無須承擔過重的責任。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中國的反應。到了 2009 年春天，北京對西方國家缺乏紀律越來越不耐煩。中國政府認為，正是因為美國在赤字方面不計后果才導致了全球失衡?，F在，英國和美國非但沒有緊縮開支，反而在討論增加開支。
華盛頓知道自己希望合作，但它無意宣揚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自去年以來發揮的核心作用。英國想把自己低配版的兩國集團的構想捆綁在新總統的身上，讓英美關系重新升溫。但是，這種想法非常脫離現實。 2009 年 4 月 1 日，當布朗和奧巴馬在唐寧街共進早餐后，奧巴馬對媒體發表了講話。他稱贊布朗在促成會議方面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他說：“如果只有羅斯福和丘吉爾坐在房間里，喝著白蘭地，那么談判會容易得多 …… 但是，那不是我們生活的世界，也不應該是我們生活的世界?！?br>
2008 年 4 月，在經過兩輪改革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的投票權已經轉移了 5.4% ，其中韓國、新加坡、土耳其和中國的投票權增加最多。但是，中國仍然只有 3.81% 的投票權，印度只有 2.34% 。在倫敦峰會上，各國同意進一步轉移 5%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讓出了歐洲國家的投票權。這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爭取了足夠的支持，使其擴充資金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馬上從成員國那里獲得 2500 億美元的新融資。新的貸款協議將高達 5000 億美元，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按需向成員國提供信貸。最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面向所有成員國發放 2500 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
布朗的顧問們擔心首相已經習慣于從萬億美元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從而脫離了英國是一個正在滑向深度衰退的中等規模國家的無趣現實。
2009 年，刺激計劃使美國和亞洲國家一樣成為活躍分子，超過了歐洲采取的任何一項可自由決定的財政措施。它確實發揮了作用。盡管“沒有經驗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提出抗議，人們還就反對“天真的”凱恩斯主義秉承的“政府注資”提出了復雜的經濟論點，但是，每一項著名的計量經濟學研究都發現，奧巴馬的刺激計劃對美國經濟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
2009 年 1 月，由于布什政府和國會中民主黨人之間的僵持，聯邦政府在沒有正常預算的情況下運作，并朝著前所未有的超過 1.3 萬億美元的赤字邁進。這是政治混亂，也是令人畏懼的財政漏洞，但就經濟而言，這恰恰是必要的。
在美國，可自由支配支出在聯邦政府開支中的占比不超過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則為現有的“應享權利”和社會福利（例如失業、殘疾福利和退休金）等法定支出。在經濟衰退期間，這些支出往往會增加。同樣，按照現有稅率和繳付標準流入財政部金庫的稅收，不是由政治決策推動的，而是由經濟活動創造的財富波動決定的。現代國家的預算以非自由支配的資金流為主，因此對經濟有著強大的穩定作用。隨著經濟活動的減少，以及經濟體呼吁刺激措施，稅收將減少，應享權利支出將增加，政府赤字將自動擴大。
沒有人拋售國債。債券市場義勇軍寢食難安。美國的家庭正在重建儲蓄。共同基金正在從有風險的抵押貸款債券中轉移。每個人都想要美國國債。這些系統性宏觀經濟和金融機制常常不會以財政鷹派的意志為轉移，鷹派們認為公共預算就像私人家庭的預算。當私人部門正在經歷去杠桿化的沖擊時，當儲蓄率就像 2009 年那樣飆升時，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的整體財政平衡，政府不需要減少赤字。
在 2008 年的沖擊后，全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熱衷于持有安全的資產。大量 AAA 評級的私人證券已經表明它們根本就不安全，由此催生了對美國國債的巨大需求。不僅僅是美國人想要美國政府的債券，在 2007 年夏天到 2009 年底，公眾持有的美國國債增加了 2.9 萬億美元，一半以上為外國買家持有。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增加了 4180 億美元。
在 2008 年冬至 2009 年冬，財政刺激措施顯然是必要的。自動穩定器是一個受歡迎的補充措施。兩者結合，幫助發達經濟體從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的最嚴重危機中恢復。得益于總體宏觀經濟狀況和央行的干預，歐洲和美國的債券市場都沒有出現擠兌。
政府債券僅被視為一種負債，而不是儲戶的安全資產。財政緊縮的論調占據了主導地位。巴伐利亞州州長澤霍夫（ Seehofer ）興高采烈。默克爾宣布改弦易轍（ Weichenstellung ）。債務剎車證明德國的聯邦制發揮了作用。
如果德國聯邦政府沒有發行新的聯邦債券，那么每年存下 1200 億歐元的德國儲戶該往哪里投資呢？由于德國的企業部門也在產生財務盈余，它們無法平衡地將資金投入德國企業。如果德國的儲蓄無法在國內進行投資，那么它們將在必要時流向海外
自動穩定器指這樣一種宏觀經濟的內在調節機制：它能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自動發揮作用，使宏觀經濟趨向穩定，無須借助外力就可直接產生調控效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個人和公司所得稅支付、農產品價格維持機制，以及企業和家庭的儲蓄等就能發揮穩定器的作用。
限制性的財政政策的目的原本在于保持信心，為私人部門的復蘇創造空間。但是，信心從哪里來呢？房地產市場仍在崩潰。家庭需要償還債務，以恢復過度緊張的財務狀況。提振只能來自商業投資。
在 2008 年發放紅利的季節，華爾街在遭受數百億美元的損失后，向高層發放了 184 億美元的紅利。這是國會批準的總統優先實現美國寬帶基礎設施現代化所需費用的 2.5 倍。如果銀行留下這筆錢，那么它將對銀行的資本重組做出重大貢獻。
瑞典曾在 20 世紀 90 年代面臨嚴重的銀行業危機，后來采取了激進的行動。在對銀行進行國有化和重組之后，瑞典的經濟迅速反彈回升。
到了 2009 年，問題不在于投資銀行，它們已經恢復盈利了。問題在于境況不佳的商業銀行。花旗集團是最糟糕的。因此，會議同意將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的剩余資金集中用于支持花旗集團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對整個美國銀行體系進行全面重組。這個規模過大的龐然大物應該被拆分、縮小規模和重組，并將最糟糕的資產轉移到壞賬托收銀行（ bad bank
3 月 27 日，當奧巴馬與銀行的首席執行官們對質時，氣氛十分冷淡。不過，奧巴馬把這些人叫到華盛頓，并不是要懲罰他們，而是要規勸他們。他呼吁銀行家們在薪酬和紅利方面有所克制。“幫助我，也就是幫助你們自己?！眾W巴馬請求道。當幾位首席執行官為他們領取過高的薪酬提出慣常的理由時，如業務規模龐大、風險高，而且要在國際人才庫中競爭，總統憤怒地打斷了他們：“先生們，發表這些言論的時候最好小心一點。大眾并不買賬 …… 我的政府是擋在你們和舉著干草叉的大眾之間的唯一屏障。
蓋特納承認，右翼謾罵他們，左翼懷疑他們被華爾街操控，政府發現自己在政治上“孤立無援”。
美聯儲可以提供廣泛的流動性支持，但不能為特定銀行提供量身打造的援助工具。與總統和美聯儲溝通后，財政部必須把破產的機構置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控制之下。它將繼續運營破產的銀行，但會分拆并出售破產銀行的部分業務。
華爾街和普通民眾的財富對比越來越讓人難以接受。大型銀行得到了救助。一些最肆無忌憚的老板可能會面臨法律訴訟，但他們的人生并沒有被摧毀。他們可以退休，過著富裕舒適的生活。
銀行家們樂于把過去拋在腦后，但美國民眾卻無法釋懷。 2010 年春，華爾街在民眾中的支持率只有 6% 。
讓政府尷尬的是，《多德 — 弗蘭克法案》最終在國會獲得通過，靠的不是財政部和白宮的推動，而是新一輪的民憤。
通過壓力測試，財政部避開了國有化的呼吁和花旗集團的“解決方案”。相反，為了維護金融穩定和最大限度地減少不良資產救助計劃資金的消耗，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實際上制定了一個政府目標：讓銀行收入恢復到健康水平
奧巴馬和蓋特納或許阻攔了推動國有化的努力，但是，一個真正具有諷刺意味的歷史轉折是，在蘇東劇變之后不到二十年，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歷了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后，美國金融業的堡壘在向股東支付股息之前，必須就政府批準的“資本計劃”進行談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