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公元年（573BC）二月，晉悼公即位并任命百官，任命士氏的宗子士渥濁為大傅，命其"修范武子之法"。 而這個范武子，就是士氏最強盛的一個小宗范氏的第一任家長。
范武子名士會，是士缺諸子中排名最幼，曾被封到隨、范等地，因此被稱作隨季，范季，謚號為武。士會最早的出現是在晉文公五年的城濮之戰，當時擔任文公車右的魏犨因擅殺曹國大夫僖負羈被文公所罷免，由舟之僑代理。然而舟之僑在作戰勝利后有些得意忘形，竟然擅自離崗提前回國了，文公只好讓士會代理車右，并于回國后誅殺舟之僑。
此后多年間士會的事跡不見經傳，但至少在襄公去世之前，士會就已經受封到隨地，并自立門戶為隨氏。襄公死后，士會在秦逗留多年，在此期間，郤缺就以隨會來稱呼士會。
至于其流亡秦國的原因，則是由于晉襄公七年的夷之蒐，趙盾和狐射姑為了爭奪權位，分別派人到國外迎立新君，士會與先蔑受趙盾委派前往秦國迎立公子雍。然而在趙盾取得決定性勝利后，突然改變主意立了年幼的晉靈公，而為了阻止公子雍回國，竟然集結全部兵力在令狐打敗秦軍，毫無防備的公子雍死于亂軍之中。士會和先蔑受命迎立新君，卻不料遭此大難，情急之下只好逃往秦國。
士會逃秦本屬無奈，但是靈公三年的五大夫之亂，其叔父士穀被趙盾誅殺，這就讓士會似乎有些絕望，開始為秦國服務。靈公六年（615BC）的河曲之戰，秦康公正是用了士會的計策，誘使趙盾堂侄趙穿不顧主帥將令擅自出戰，導致晉國疲敵并趁秦國撤軍進行追擊的戰術無法得以實施。
當時的晉國在趙盾的強硬作風之下出現了霸業的危機，晉國東要抵御赤狄，西要對抗秦國，而在中原，楚國先后征服了蔡、陳、鄭、宋，逐漸蠶食晉國在中原的利益，晉國四面樹敵，境況很是艱難。為了緩解周邊的壓力，晉國在諸浮舉行了一個重要會議，商討在士會和狐射姑之間二選一進行召回。郤缺建議召回士會，他對士會的評價是：為人處世有原則有底線，做事考慮周全，能屈能伸，而其才智也超乎尋常。
當然，郤缺認為最重要的是，狐射姑有罪，士會無罪。所謂有罪，實際上是因為狐射姑是趙盾的死敵，如果將其召回，其野心不容忽視。而士會則不同，他是家中庶子，地位低微，很容易就能為己所用，這也是趙盾最為看重的。因此會議的結果就是召回士會，而放棄狐射姑，并最終采取魏壽余詐降的辦法，讓士會順利回國。
在這里需要插一句，士會在歸國之后，秦國將其家室送回晉國，但似乎留下了他的一個兒子，名叫士雃，在晉悼公時期曾受秦國委派到楚國請求伐晉。祁姓先祖御龍氏據說是一個叫做飂（劉）叔安的人的后裔，其首領名叫劉累。士雃在秦國恢復了劉氏，因此又名劉軾，其后又有劉明、劉遠、劉陽等繼承其家室。士氏的這一支據傳說就是漢朝皇室的先祖，此說不太可信，但史料有載，在此一并說明。
士會回國后放下了過去的恩怨，一心一意壯大家族，以其低調務實的作風，順利進入內閣成為上軍佐，又在景公三年的人事調整中晉升為上軍將。邲之戰后，中軍佐先轂作繭自縛，導致先氏滅族，士會又晉升為中軍佐。不久后的景公七年，荀林父告老，士會終于登上了晉國執政的寶座。
士會之所以能夠以一個家族庶子的身份，一步步地攀登上權力的頂峰，與他卓越的軍事才能是分不開的。秦晉的河曲之戰時，秦軍雖然氣勢洶洶，但其實力終究不如晉軍，而在晉軍采取的戰術面前，秦軍也占不到一點便宜，反而有傾覆的危險。而士會竟以一人的智謀，破解了晉國的總體作戰計劃，導致晉軍也無法實現其目標。
晉景公元年（599BC），剛剛理清內憂外患的楚莊王，雄心勃勃地北上伐鄭。晉國當時成公剛剛去世，年輕的景公剛剛繼位，尚無暇顧及楚國，只是派上軍佐士會救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士會不僅解了鄭國之圍，甚至還追逐楚軍將楚莊王趕到了穎水北岸。
景公三年（597BC）的邲之戰時，主帥荀林父猶豫不決，卿大夫內部戰和不定，各派意見紛爭不斷。魏锜和趙旃請命前去求和，郤克建議預先設防，但在先轂的反對下，各軍都沒有設防。只有士會能夠不受干擾，果斷地安置了七支伏兵，使得上軍在全軍潰敗的情況下得以安然撤出戰場。
邲之戰后，晉國專心于對付東部山區的赤狄部落，景公六年，時任中軍佐的士會隨荀林父一起，滅掉了赤狄潞氏。荀林父退休后，士會又再接再厲，連續滅掉了赤狄甲氏、留吁、鐸辰三部。在討滅赤狄的過程中，雖然沒有直接描述士會的表現，但以結果來看，其軍事才能也是不容置疑的。
士會擔任晉國執政只有不到兩年時間，然而其在位期間所制定的范武子之法，卻影響深遠。這就不得不提士會的第二個特點，知禮。士會出生在一個以禮法立家的大家族中，其先祖杜隰叔、祖父士蒍、父親士缺、長兄士穆子，一直都世襲士師（類似于今天法官）的職務。從小生長在這樣的家族中，自然就受到了禮法的熏陶和浸染，因此在其從政期間，也一直都很重視刑法、禮儀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
早在晉靈公時期，頑劣的問題少年靈公就很是讓朝中元老們頭疼（這些我們在趙盾弒君的章節中有介紹），身為六卿之一的士會也曾經出面勸阻靈公。在勸諫時，士會面對著一個調皮搗蛋的小孩子，仍然不忘謹慎君臣的禮儀。《左傳》上說他是“三進，及溜”，進，看似簡單的一個字，在當時是非常繁復的一套禮儀。士會在進宮看到靈公后，很是恭敬地伏地行禮，然而靈公卻假裝沒有看見。無奈之下，士會之后起身前進幾步，再次伏地行禮。如此這般重復多次，一直到他走到了靈公的身邊，靈公實在無法回避了，只好裝作才看見的樣子。
待到靈公說“我知道錯了，一定會改”后，士會依舊是恭敬地“稽首而對”說：“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但他又提醒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想改過自然是好的，但是一件事開始做很容易，但是能夠一直堅持就很難了。“如果國君能夠善始善終，就能夠讓國家社稷永固，禮儀秩序長存，這些都是群臣百姓所深切期盼的。”
晉景公三年的邲之戰中，士會擔任上軍將，在聽到荀林父想要撤軍時，他當場表示贊許，并說了很長的一段話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其要點主要是強調德行、刑罰、政令、事務、典則、禮儀等要素合乎常道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同意不進攻楚國，是因為他認為楚國君臣都能夠很好地運用這些原則，做到所謂的“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能夠運用這些原則的國家是很難被輕易打敗的，面對正處于強盛時期的楚國，晉國應該抱持的是一種“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的態度，而不是與之進行直接對抗。
又楚國派少宰到軍中求和，士會代表晉國向使者陳情說：以前周平王命令我們的先君文侯，讓我們和鄭國一起夾輔王室，切不可廢棄王命，如今鄭國不尊王命，寡君派我們來質問鄭國，豈敢勞動貴國前來迎送，特拜謝貴國君主好意。其言辭懇切，不卑不亢，既表達出了兩國交往時的謙和之意，傳達一個求和的信號，又能運用禮法秩序，將晉國的行動提高一個層次，以使得晉國能夠占據道義上的制高點，可以說是恰到好處。
正是因為士會有精通禮法的優點，景公七年（593BC）荀林父退休后，晉景公在任命其為執政的同時，還鄭重其事地讓其兼任太傅，主理刑法、禮儀事務，主持立法修法的工作。
至于原因，左傳上說是因為士會平定了王室的糾紛，周定王特意設宴款待，長期在晉國政治環境中浸淫的士會對于王室的很多禮儀都很費解，因此特別詢問了主持禮儀的原襄公，周定王親自對其進行了解說。
士會在天子的解說下終于茅塞頓開，原來周禮還有這么多他不知道的細節，因此自慚形穢，在回國之后就開始搜集各代的典章制度，修繕晉國的法令，在貴族進行推廣，并藉此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據說士會的改革卓有成效，法令開始實施后不久，晉國的盜匪紛紛逃往秦國。羊舌職對士會的做法贊嘆不已，說“從前大禹推崇善人，讓那些不善的人‘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能遠離逃避。這是因為有善人治理國家，國中就沒有心存僥幸的百姓，士會不就是這樣的人嗎？”
羊舌職以上古圣王大禹來比喻士會，可見他對士會的做法有多贊賞。但是這種說法過于理想化了，在士會的那個還沒有頒布成文法的時代，禮法律令都是國家的私藏，只有貴族才能夠知曉其中的條文。不僅僅是盜匪，普通百姓對于貴族私藏的這些法律條文都是一無所知的，又何談讓晉國的盜匪一夜之間都消失無影。
倒是士會被任命為太傅，也就是全國人大委員長的這個細節值得深究。我們知道士會是出身于律法世家的，雖然他并沒有繼承家族衣缽，但他畢竟深受禮法的熏染，對于禮儀和法務工作是有著很深刻的理解的，做起來自然得心應手。而晉景公正是利用其對禮法的了解，為景公的集權服務的。禮法尊崇上下各等級之間的關系，晉景公若要想從卿族手中奪取權力，就必須要有法理作為依據，而士會所制定的法令，本身就是以周禮作為藍本，正是晉景公所喜聞樂見的。
而士會之所以愿意這樣做，這與他謹小慎微的性格是分不開的，這一點在他邲之戰時提前安置伏兵就能得到體現。同時在當時全軍皆敗，唯上軍不敗的情況下，有人提出迎戰楚國左方陣。士會當即拒絕了這個提議，他的理由有二，一是楚軍士氣旺盛，如果集中兵力對付上軍，上軍難以抵抗。另外即便戰勝了，全軍皆敗，上軍卻取得了勝利，恐怕會遭致誹謗，倒不如與其他將軍一起分擔戰敗之責。
在士會擔任執政的時期內，卿族內部矛盾已經集聚到了一個臨界點，士會曾因趙盾和狐射姑的政治斗爭險些成為犧牲品，因此對此更是慎重。而面對無可救藥的國內政治局勢，他所開出的藥方就是用禮法重塑各方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然而由于其在位時間太短，其努力在這方面所取得成效就有些差強人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