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1595年，也就是明朝的萬歷二十三年，在江西的南昌，出現了一位特別的客人。

他是一位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大概40多歲的樣子，那個時候，在江西一帶，外國人還相當罕見，他的出現引發了當地民眾的極大興趣。

更讓人感到蹊蹺的是，這位外國人竟然能和一位年過七旬、儒士模樣的中國老者用漢語流利地交談，不時引經據典，口吐蓮花。老者還盛情邀請外國人到廬山腳下自己擔任山長的書院去講學。

這個外國人，正是中外交流的歷史中，鼎鼎大名的意大利人——傳教士利瑪竇。和他相談甚歡的老者是當時的名儒章潢，他所主持的書院，則是位列中國四大書院之一的“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是程朱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活動的最重要場所之一，這里曾經聲名鼎盛，被譽為“天下書院之首”；不過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白鹿洞書院給人留下的更多印象，是正統的思想和嚴謹的規范，對于現代人來說，有幾分近乎刻板的既視感。

其實，如果我們來回顧一下白鹿洞書院的前世今生，其間也不乏一些頗具傳奇意味的故事，還有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的佳話。

02

首先，白鹿洞的得名本身，就是頗具戲劇性。

早在唐德宗年間，洛陽人李渤和他的兄長李涉，就曾經在這里隱居，那時他養了一頭白鹿。

白鹿在中國古代，一向被視為一種祥瑞的征兆，而且又給人一種超然物外的感覺。

大詩人李白在《夢游天姥吟留別》當中曾經這樣寫到：

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

而且，李渤的這頭白鹿，又相當地溫順，可以聽從驅使，被北山村的居民視為神鹿，人們于是就把李渤稱為白鹿先生，而他們兄弟隱居的這個山坳，也有了白鹿洞之稱。

順便說一句，李渤和后世的大文豪蘇東坡，還有過一段淵源。兩個人都對廬山幾十里外的石鐘山的名字進行過考證，結論卻太不一樣。在這件事兒上感覺比較良好的蘇東坡，在那篇著名的《石鐘山記》的結尾中，還吐槽了一下前輩李渤。

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不過根據后人的詳細考證，其實李渤原本的判斷才是正確的，蘇東坡的不盲從精神雖然可嘉，但在嘲笑李渤見識淺陋這件事兒上，確實被華麗麗地打臉了。

言歸正傳，有人認為，李渤在白鹿洞的時候，曾經建立過一座程度比較高的私塾，不過史料中并沒有關于這件事的確切記載，而真正在白鹿洞開始的大規模辦學，已經是一百多年后的南唐時期了。

03

南唐在中國歷史上不過是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時間也很短暫，一共只有三代皇帝，三十九年。

給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應該就是南唐皇帝的強大文藝青年指數了。

除了寫下“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的南唐后主李煜，他的父親，南唐中主李璟，也是一個大文青。對于他的詞，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曾經給過很高評價，父子二人都屬于詞人當得比皇帝要好得多的代表。

和當守成之君都太不合格的兒孫相比，南唐的開國皇帝，也就是李璟的父親和李煜的祖父李昪（biàn），要更有進取心一些。在廢除吳帝楊溥，登上皇位后不久，李昪開始大舉興辦學校，培育人才。

在李昪的主持下，廬山國學成立，地位和建立在南唐首都金陵的國子監相仿，這也是白鹿洞作為重要的辦學場地的開始，從四面八方到廬山國學求學的學子，最多的時候達到好幾百人。

到了南唐中主李璟登基后，都城從金陵遷到了南昌，廬山國學的地位也就變得更加重要。

在知名文學家皇帝李璟和李煜的支持下，廬山國學成了南方重要的文化學術中心，詩賦教育自然是廬山國學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那時的廬山國學，雖然不及此后作為理學道場時凝重，但在風雅方面似乎更勝一籌。

04

南唐被北宋滅亡后，白鹿洞書院陷入了一段時間的低谷，公元1054年，又因為火災被毀。當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和岳麓書院蜚聲國內的時候，白鹿洞書院還顯得籍籍無名，在整個北宋年間，白鹿洞書院的累計辦學時間只有區區九年而已。

公元1179年，也就是白鹿洞書院被火災損毀的125年之后，書院迎來了和它的命運聯系最為密切的一個人，他就是剛剛被任命為南康軍知軍的朱熹。

查看了白鹿洞書院的遺址后，朱熹發現這里山清水秀，幽雅清靜，實在是一個隱居讀書，講學和著述的好地方，就上書給朝廷，申請在這里辦學。

可惜，雖然朱熹在后世的影響巨大，但在那個時候，卻只是個人微言輕的小角色。朝廷對他辦學這件事情并不支持，既沒發給他御賜的匾額，也沒提供什么資金的贊助，朝野當中，甚至把朱熹辦學這件事兒，當成了一件笑話。

好在朱老夫子的執著在這一過程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實在沒有朝廷的支持，咱們就自力更生把。

修建院房，籌措院田，邀請教師，設課招生……在沒有多少外力支援的情況下，朱熹還是硬生生地把白鹿洞書院辦了起來。

在朱熹團隊的努力下，白鹿洞書院步入了真正的輝煌。朱熹編纂的《白鹿洞教規》，作為學校管理的典范，不僅影響了中國，此后還傳到了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據說，直到今天，還有不少學校把朱子學規作為他們的校規。

正如前面我們所提到的，朱熹還把他的重要論敵，鵝湖之會的對手陸九淵，也邀請到了白鹿書院講學，留下了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話。

到了朱熹的弟子李燔主持白鹿洞書院講學的時候，白鹿書院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全國書院之首，對當時的眾多其他書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隨著白鹿洞書院的地位日益提高，書院編纂的教材成為全國通用的標準教材，辦學宗旨成為各種學校的指導方針，兼容并包的風氣，逐漸被奉若圭臬的教條所取代。和書院建立之初開放包容的傳統漸行漸遠，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有些遺憾的事情。

05

朱熹去世的近400年后，也就是意大利人利瑪竇來到江西的時候，白鹿洞書院已經經歷了無數滄桑，它在元朝的戰火中被焚毀，又經歷了明代的多次重修，剛剛從張居正新政廢毀全國書院的沖擊中恢復不久。不再有南宋時代的那種輝煌，卻也難得重現了一些開放的氣象。

在利瑪竇的眼中，白鹿洞書院的學子們，對待來自異域的他十分客氣與景仰，而且經常就人生與身后的重大問題和他進行辯論，頗有幾分擅長演講的希臘政治家梭倫的風采。

當然，利瑪竇能和白鹿洞書院的師生打成一片，也和他個人非凡的資質有關。

他在一封書信當中，頗為自得地解釋了自己深受歡迎的幾點原因：

一是因為當地沒有見過外國人，覺得很新奇；

二是利瑪竇本人的記憶力非常好，他還用漢語寫了一本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

三是他精通中國文化，善于運用四書五經宣傳基督教的教義。

而利瑪竇在江西成為紅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成功地預測了發生在1596年的一次日食，這種“通陰陽，知昏曉”的核心技能，自然讓不少當地名流膜拜不已。

由于這些過人的素質，當時的白鹿洞書院山長章潢也對他深感欽佩，盛情邀請利瑪竇前往白鹿洞書院進行教學交流，給書院的學子們講解一些數學方面的內容。

由于當時史料的匱乏，我們無從確切得知，利瑪竇是否真的如設想一樣在白鹿洞書院開設了數學課，實際效果又如何。

不過，僅僅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東方儒家文明在400多年的這種深度交匯的可能性，已經能夠引發我們無限的遐想。

06

和此前介紹的幾所書院相比，白鹿洞書院的經歷，具有很多特別之處：

比如它雖然有“全國書院之首“的美譽，但在一千多年的歷史當中，卻命運多舛，損毀和衰微的時間甚至比風生水起的時間更久。

再比如，白鹿洞書院雖是私學的性質，但因程朱理學在很長時間內的主體地位，制定了諸多被奉為圭臬的準則，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書院初建時的那種兼容并包的精神逐漸被湮沒。

此外，作為程朱理學的重要陣地，白鹿洞書院又能夠因為一些因緣際會，在某些特定的時期，產生出一些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火花。

所有的這一切，都讓白鹿洞書院在中國的教育史上成為一個非常獨特的樣本，值得后人參悟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