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一個月，哈薩克斯坦“黑天鵝”起飛，烏克蘭“灰犀牛”起跑，地緣政治危機讓世界感受到戰云密布的恐懼。

目前，俄羅斯已在烏克蘭邊境集結10萬俄軍，還將軍力部署在白俄羅斯。另一邊，烏克蘭軍隊正在烏東部停火線附近集結，北約也加大了東歐地區軍事力量部署，宣布讓部隊進入待命狀態，美國已在烏克蘭投放兩批軍援，考慮派軍進駐東歐加強防御。同時，美英已下令駐基輔大使館人員撤離，開始安排撤僑。

烏克蘭局勢火速升溫，劍拔弩張，讓很多人感到困惑：如今這個時代真會爆發大規模戰爭嗎？

一戰前，歐洲精英根本沒有想到一場大戰即將爆發。一戰爆發后，歐洲精英也認為戰爭將在幾個月后結束。戰爭結束后，他們認為這場毀滅歐洲自由與傳統的戰爭是一場“不應該發生的戰爭”。隨后十多年，歐洲政治精英小心翼翼地試圖避免戰爭，但是二戰還是爆發了。

當然，這并不是說烏克蘭局勢會不可避免地升級為戰爭，而是讓我們思考：戰爭是如何爆發的？誰在發動戰爭？為何要發動戰爭？戰爭的本質是什么？能否完全避免戰爭？

本文從國家與戰爭的關系入手，探索人類該如何避免戰爭。

本文邏輯

一、王朝戰爭

二、國家戰爭

三、消滅戰爭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35'，感謝分享】

01

王朝戰爭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戰爭占據了不少時間，而多數戰爭都是“王之戰爭”。

現代人習慣于用民族主義及國家概念理解封建王朝，這種認知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邏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時代的國家是國王的國家，“家天下”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在封建時代，沒有國家主義的概念，國家主義的興起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之后的事。封建國王只會讓臣民效忠國王，而不是效忠國家。因為效忠國家意味著國王是可替代的。封建時代講究帝王、王朝、江山與天下，但不講國家，比如李家大唐、趙家大宋、朱家大明、愛新覺羅氏大清。封建時代的愛國者只有一個人，賣國者也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國王，古代的人民不具備這個條件。

封建時代幾乎所有戰爭都是王朝戰爭、王之戰爭。清軍入關是愛新覺羅氏與朱家之間的戰爭。在《走進共和》中，李鴻章被“隱居”寺廟的恭親王逼急了，說出了這一句話：可這……這天下是你愛新覺羅的天下啊！李鴻章只能算是臣，還夠不上奴才，更別說是國家的主人了。在王朝戰爭時，王室成員為了“保家”往往一馬當先，歐洲騎士均為貴族，李唐之前的封建騎士也多為王室貴族。人民在王朝戰爭中往往是中立角色，鄉民自保，誰贏了給誰納稅，只是中立的人民均被迫卷入王朝戰爭。但是可以明確的是，王朝戰爭與人民無關。米塞斯在《人的行為》第三十四章《戰爭經濟學》中指出：“戰爭不是人民的事情，它只與統治者有關”，“武裝沖突的唯一原因，是專制君主的貪婪”【1】。

貪婪，或許還無以深刻解釋君主發動王朝戰爭的動機。其實，王朝戰爭的根源在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一個合法性政權必須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一是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即由民眾或有效代表自由選舉產生；二是權力狀態的公共性，即暴力、司法、立法、行政等權力不被私有化；三是權力使用的有效性，即公權力對國民利益負責。但是，通過王朝戰爭建立的政權，均不具備以上三個條件，尤其是第一與第二，這是內戰的源泉；國王會往往在第三個條件想辦法，這是外戰的源泉。

華夏地區的王朝戰爭始于啟發動的“甘之戰”。當時，大禹死后，部落聯合體議事會推舉伯益為法定繼承人。但是，禹的兒子啟聯合大禹舊部，發動了對法定繼承人的攻擊，最終殺掉了伯益，奪得繼承人之位。另一支實力派部落有扈氏公開反對，啟討伐有扈氏發動了甘之戰。

通過甘之戰，啟奪取了繼承權，但是存在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于是，剿滅有扈氏后，啟在都城陽翟召集各方首領，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獻祭神靈的活動。這就是鈞臺之享。鈞臺之享廢除了傳統的部落禪讓制，確立了王位世襲制，開啟了“家天下”的帝王統治。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國王都試圖通過君權神授、“行天之罰”來解決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以確立王位世襲制。

但是，這種意識形態控制法有掩耳盜鈴之嫌，并不全然奏效。在中世紀歐洲，神權至高無上，君權神授賦予了政權的“合法性”，幾乎沒有發生過王朝戰爭。但是，王朝戰爭被宗教戰爭所取代，教派間為爭奪神旨解釋權而發動根深蒂固的戰爭，如十字軍東征。中世紀剛結束，世俗政權崛起，眾多歐洲城邦國家就發動了一場超過半個世紀之久的王朝戰爭，即意大利戰爭。在華夏，世俗政權長期壓制神權，君權神授不足以解釋政權的來源問題。從甘之戰開始，啟打開了華夏爭奪政權的內戰魔盒。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政權，李斯焚書以愚民，管仲管控鹽鐵鑄幣以弱民，商鞅設郡縣與職業軍隊以控民，李唐設科舉立文官體系以管民，意識形態、先進技術、生存必需品與社會精英被納入封建君王的統治工具之列。但是，馭民之法千百，也不足以謀萬世，王朝頻繁更替，神州戰亂不斷。

王之戰爭，有內戰，也有外戰。國王沒辦法根本上從解決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和權力狀態的公共性，他就會在權力使用的有效性上想辦法。比如，對外發動戰爭或制造戰爭威脅。對外戰爭保衛人民，是國王捍衛合法性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獨裁君主發動外戰引發民眾恐懼，可以強化斯德哥爾摩癥。往往內部經濟衰退蕭條時，國王就會制造外部威脅以強化民眾對其的依賴。所以，權力來源存疑的獨裁君主更具有發動對外戰爭、制造外部威脅和民族對立的動機。

如何解釋對外戰爭的合法性？國王往往會高舉民族主義大旗，以捍衛本族共同利益。民族以血緣為紐帶，是“家天下”的根基。五帝時代，炎帝、黃帝兩大部族發動阪泉之戰。阪泉之戰后，華夏部族、東夷部族、苗蠻部族之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原始戰爭。管仲最早提出“華夷之辨”，聯合北方部族以抗擊山戎族，但“攘夷”的目的是“尊王”。

在農耕時代，不管是內戰還是外戰，都是馬爾薩斯式戰爭。古代生產力低下，經濟長期停滯，當人口增長到一定規模，就會出現人地矛盾、人多糧少的社會危機，爆發瘟疫、饑荒和戰爭。王朝危機均來自財政危機，上面機構臃腫，下面餓殍滿地，一旦遭遇水患蝗災，饑民暴亂，兵變四起。

由于經濟長期停滯，經濟規模依賴于數量型增長，封建王朝極度依賴于天然要素稟賦，土地擴張的野心強烈，試圖控制更多的疆土、人口、資源及要塞（地緣政治）。古代所有的帝國都是疆土廣大、人口眾多的數量型國家。愷撒、亞歷山大、成吉思汗致力于開疆拓土、攻城拔寨，吞噬更多的資源，建立更寬廣的護城河。

在一些國家，這種慣性延續至今。烏克蘭與俄羅斯原本屬于同一個民族，最早由留里克王朝統治，定都于基輔。但是，1240年，蒙古人西進擴張吞并了東部領土，控制了俄羅斯族；西部烏克蘭地區又被立陶宛瓜分，逐漸形成了烏克蘭族和烏克蘭語。17世紀，烏克蘭并入了俄羅斯帝國，但兩個民族已無法共存，葉卡捷琳娜對烏克蘭實施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02

國家戰爭

要終結王朝戰爭，就必須解決政權合法性問題。

1689年，英國通過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尋得政權合法性之路。但是，除了具有保守主義傳統的英國，大多數國家都要經歷一場殘酷的戰爭才可能迎來格林尼治時間。這種戰爭，人們稱之為革命，最為典型的是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非常殘酷，社會一度陷入恐怖狀態，法王及王后被砍頭，數萬名貴族被屠殺，革命黨人相互殘殺。

但是，世人期望，革命是“根絕一切戰爭到最后戰爭”。

民主制度如何抑制戰爭？人民的選票替代了槍炮，解決了政權合法性問題，避免了王朝戰爭，也消除了國王發動外戰的動機。在王朝外戰中，人民充當炮灰，國王攫取勝利果實。在現代國家中，人民直接承擔著戰爭的后果或和平的好處，除了戰爭之外，還有第二選項、更為理性的選項，即外交和談。

民主政治不僅解決了政權合法性問題，還開辟了現代國家的概念。可以用霍布斯最早提出的社會契約論來解釋，主權者的權力來自民眾，主權者與民眾是契約關系，國家是契約的產物。

但是，現代國家的興起源自一股古老的力量，那就是民族主義。美國歷史學教授大衛·A.貝爾《發明民族主義：法國的民族崇拜，1680-1800》一書中提出一個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的史實：歐洲的民族主義是從法國大革命時期才開始興起的。民族主義之血緣是家庭、宗族、部落、酋邦、城邦國家、王朝國家、現代國家等政治組織建立的內在動力。但是，在歐洲，民族主義長期讓位于神權意識形態。貝爾指出，當一個民族處于宗教失范的境地時，“民族”就會被推上神壇。

中世紀結束后，世俗政權崛起，城邦領主們面臨一個難題：用什么力量團結人民打敗其它城邦？兩股力量發揮著作用：一是政府債券，二是民族主義。“民族與祖國概念的興起，首先發生在歐洲人意識到神與世界之間根本分離的時候，他們尋找在上帝缺席的情況下理解和維持塵世秩序的方法，并且努力把宗教歸入一個新近定義出來的人類活動的私人領域而與政治相分離。直到法國人不再將自己視為一個結合了天堂和塵世（這種結合是通過使徒教會和一個神定國王實現的）的巨大等級秩序的一部分，他們才能開始將自己視為一個獨特的、統一的主權國家的平等成員。【2】”

以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建立的（民族）現代國家，是不是人類和平的制度？

米塞斯認為，“民主政制替代君主專制，會完全消滅戰爭”，“要使和平得以永久維持，就要廢除獨裁政制”【1】。

事實上，并非如此。法國大革命時期，王之戰爭向主權者之戰爭轉變，王朝戰爭迅速地向國家戰爭——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戰爭轉變。拿破侖終結了法國大革命的混亂，并且發動了一場征服半個歐洲的戰爭。拿破侖戰爭是王朝戰爭向國家戰爭切換的典型案例。拿破侖兼顧獨裁者與主權者的雙重身份。拿破侖通過軍事政變上臺，但是其對外戰爭得到了議會與民眾的支持，最后拿破侖下臺亦被議會驅趕。

為何人民的國家也會發動戰爭？

德意志的三次王朝戰爭，屬于威廉一世、俾斯麥及容克地主的戰爭。沒輕沒重的威廉二世發動的一戰是典型的德皇的戰爭。但是，從拿破侖戰爭開始，戰爭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具有國家戰爭特質。二戰中的歐戰是典型的國家戰爭。二戰是一戰的延續，但性質有所變化。先看英法，一戰結束時，英國首相喬治、巴黎和會首席談判代表凱恩斯等政治精英均不主張過度制裁德國。但是，當時最大的阻力來自英國內部。當時英國正值大選，謀求連任的喬治為了爭取民意及各黨派的支持選擇了妥協，他將裁決權從財政部轉移到戰時特別委員會。法國則全民上下一致支持嚴懲甚至瓜分德國。

可見，一戰后的歐洲政治失衡是英法無能的精英和洶涌的民意共同造就的。英國的精英政治第一次在狂熱的民粹政治中妥協，凱恩斯極為失望，他憤而辭職，將對英國精英政治的淪喪、美國人的愚蠢、法國人的傲慢、政治斗爭以及歐洲赤貧化的無奈與痛恨，傾注于筆端，寫成了一本小冊子——《和約的經濟后果》。

凱恩斯在書中發出警告：“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蓄意讓中歐（主要指德國）貧困化，我可以大膽地預言，中歐的報復心態是不會弱的。【3】”不幸的是，凱恩斯的預言成真了。戰后，德國經濟崩潰，極度惡性通脹，催生了極端民族主義，釋放出了“納粹主義”魔鬼。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戰后，德皇垮臺，德國逐漸轉變為一個民主國家，納粹黨和希特勒通過競選上臺。希特勒對歐洲發動的戰爭，是一場徹底的國家戰爭——盡管希特勒存在哄騙成份。二戰后，德國人對戰爭的反思更為徹底。為什么？根本上來說，納粹黨及希特勒的權力來源是議會及德國人民。

民主政治為何沒能抑制戰爭，反而將現代國家淪為更加恐怖的戰爭機器？

如果把王朝戰爭解釋為馬基雅維利的“新君主”的戰爭，那么，國家戰爭就是霍布斯的“主權者”的戰爭。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推崇強有力的主權者來主持正義與維護和平。霍布斯的“主權者”是獨裁君主嗎？不是，主權者是人民選舉的執政官，是權力滔天的國會的代理人。霍布斯認為，民眾將大部分權利轉讓給主權者后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主權者，反過來高尚的、至高無上的主權者必須保障民眾的自由與平等。

但是，主權者對內可能以自由之名實施“多數人的暴政”，對外也可能以國家利益之名發動侵略戰爭。

法國大革命的吉倫特黨領導人之一羅蘭夫人也被雅各賓派送上斷頭臺。臨行前她留下一句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盧梭是一個比霍布斯更激進的主權者支持者，革命黨人把盧梭的遺體移入巴黎先賢祠，將其奉為共和國的英雄。英國哲學家埃德蒙·伯克在一封信中稱：“他們全都是盧梭。他的血液，注入到了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舉止之中。盧梭，他們孜孜研究；盧梭，他們沉思入迷；盧梭，他們透徹探討。【4】”。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艾希曼審判。艾希曼是納粹德國的高官，是執行屠殺猶太人的負責人。在耶路撒冷的審判臺上，艾希曼為自己辯護：“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在納粹德國，他為一個合法政府服務，只是一名服從命令的執行者。問題來了，如果他沒有罪，到底誰有罪？最終，艾希曼被判處絞刑。《紐約客》特約撰稿人漢娜·阿倫特報道了這場審判，在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于艾希曼審判的報告》中，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概念：平庸之惡【5】。阿倫特的報告描述審判席上的艾希曼，“不陰險，也不兇橫”，彬彬有禮，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阿倫特認為，艾希曼這種罪惡屬“平庸之惡”，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在一個現代國家，當這種放棄價值判斷、絕對服從順從之惡蔓延時，一定是主權者淪為了極權主義者。

如何才能遏制現代國家的戰爭機器？

01

消滅戰爭

獨裁君主，天然是戰爭制造者；但，主權者，并不一定是極權主義者。

法國貴族學者托克維爾，作為法國大革命的受害者，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對民主、主權者、盧梭主義做了深刻的批判。托克維爾、龐勒、哈耶克等學者更加推崇歐洲的傳統思想——自由，而非民主。不過，托克維爾在1831年游歷美國后，改變了一些對民主的看法，寫下了《論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人對民主不像歐洲人那樣迷信和狂熱。他說： “美國人的最大優勢是他們無需經歷一場民主革命就實現了一種民主形態。”

北美的開國者們最早也以法國思想家為“馬首是瞻”，支持法國大革命。但是，當革命黨人把法王和王后的頭顱砍下時，他們開始探索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從《獨立宣言》中可以看出，北美開國者更多受到洛克、孟德斯鳩的影響，而非霍布斯、盧梭。開國者們堅持洛克的個人自由主義，把民主（政府）當工具，而不是目的。什么才是目的？保護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是目的。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在制憲會議期間說：“政府的目的是保護個人才干的多樣性，個人才干的多樣性是一切財產權的起源”。在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上，來自各州的代表對民主都是謹慎的甚至是堤防的。這源自他們對權力集中的不信任，哪怕這一權力來自人民。最后，他們對人民選舉的聯邦政府施以分權制衡之法。這就有了憲政民主——聯邦制及三權分立制。

所以，在民主政治之上加入“憲法至上”，現代國家的概念更加充分，可以有效地約束主權者，遏制“多數人的暴政”，抑制以國家之名的侵略戰爭。

但是，美國有沒有主動挑起過戰爭？

美國建國200多年內部沒有發動過王朝戰爭，但出現過一次內戰。南北戰爭是美國的一場憲政危機。對外方面，美國作為參與方，加入了一戰和二戰；同時與蘇聯長期“冷戰”，發動過越戰等戰爭（暫且不論討論戰爭的正義與否）。

民主政治與憲法至上的現代國家，依然有發動國家戰爭的可能，還必須加入第三股關鍵力量，那就是自由市場。

米塞斯指出：“這些英國的自由主義者和歐洲大路上他們的友人，都有敏銳的眼光看出了永久和平的維持不能單靠民主，而要靠自由放任的民主政治。在他們的心目中，自由貿易是保持和平的必要條件，就國內講如此，就國際講也是如此。”

這源自于亞當·斯密開創的道路——繁榮與和平之路。當時英國的小皮特首相及托利黨人是斯密的擁護者。議長阿丁頓創作了一首詩歌盛贊斯密：“我熱忱地歡迎您，及您那睿智而充滿愛國情懷的篇章，優美地譜寫了通向富裕和和平的道路。【6】”自由貿易開創和平與繁榮之路，在十九世紀形成了一股自由主義學說，即曼徹斯特主義。

人類歷史上的多數戰爭都是馬爾薩斯式戰爭——獨裁君主、極權主義者和憲政民主國家都可能為爭奪存量而發動戰爭。跳出馬爾薩斯陷阱的根本力量在創造增量的自由市場——企業家才能及技術創新，自由價格及交換秩序，市場契約、個人產權制度及較低的交易費用。

但是，最近幾百年，自由貿易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與馬爾薩斯式戰爭，幾乎是同時存在且相互抑制的。

早期，英國在發展自由貿易的同時，也在全球范圍內發動殖民戰爭。斯密在1776年急于出版《國富論》的直接原因是批判英國在北美的殖民政策——東印度公司特許經營及壟斷政策，試圖阻止英國對北美的戰爭。他在《國富論》第七章《論殖民地》中指出：“禁止一個偉大的人民去對他們自己產物的每一部分進行他們所能從事的一切制造，或禁止按他們認為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他們的資本和勞動，這是對最神圣的人權的明顯的侵犯。【7】”

殖民戰爭是一種依賴于數量型增長的掠奪思維，試圖控制更多的疆土、勞動力、資源及港口要塞。但是，殖民戰爭逐漸消失在歷史的灰燼中。一方面殖民反抗不斷地抬高殖民成本，另一方面自由貿易帶來巨大的財富增量，改變了世界秩序。

自由交換和技術進步減少了對資源稟賦的依賴，降低了土地入侵與資源掠奪的風險。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在《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的第一部分將比較優勢分為外生和內生。資源稟賦屬于外生比較優勢，楊小凱用李嘉圖比較優勢來解釋；技術資源屬于內生比較優勢，他用斯密的分工理論來解釋【8】。在全球化時代，外生資源稟賦會隨著價格均等化而喪失，真正持久的比較是制度內生性、技術內生性和較低的內生交易費用。

曼徹斯特主義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抑制著馬爾薩斯式戰爭。但是，這條道路遇到一個巨大的對手，那就是干涉主義與統制經濟。納粹德國開啟了一條通往奴役的路：從干預主義到統制經濟、極權主義，再到國家戰爭。1921年，烏克蘭加入了蘇聯，成為了蘇聯的糧倉。但是，蘇聯實施的農業計劃經濟導致糧倉大幅度減產，引發了30年代烏克蘭大饑荒，餓死人數達數百萬，大量農民和知識分子在這場災難中被處死。這加劇了烏克蘭人對俄羅斯的仇恨。米塞斯直言：“干涉主義孕育出國家主義，經濟國家主義孕育出黷武精神”【1】。

米塞斯認為：“完全廢除戰爭是國際分工的必要條件。這正是曼徹斯特的自由放任哲學的精髓”【1】。國際分工催生的內生比較優勢，在創造增量財富的同時，自發形成了一個囊括不同國家、性別、種族、宗教信仰的協作秩序。這種人與人之間網絡密布的關系不容被侵犯，可抑制國家戰爭。

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終于獨立了。俄羅斯告別了蘇聯時代的干涉主義與統制經濟，排除了這類的戰爭威脅；俄羅斯進入政治民主“夾生飯”階段，逐步告別了王朝戰爭，但極權主義者的國家戰爭還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依然沖突不斷。為什么？烏克蘭問題實際上是“冷戰”的延續，內部有親俄勢力，也有親美歐勢力。俄羅斯、歐盟與美國最大的戰略失誤是俄羅斯沒能進入國際分工體系之中——這是俄羅斯與烏克蘭地緣政治風險的關鍵因素。

與北極圈接壤的俄羅斯具有數量型擴張的傳統，渴望土地、資源、港口、要塞等天然稟賦優勢。2014年，普京派俄黑海艦隊裝甲部隊進入克里米亞，支持發動頓巴斯戰爭，奪回黑海戰略要地的控制權。但是，克里米亞危機導致俄羅斯、烏克蘭、歐盟及美國陷入了“囚徒困境”。美國與歐盟制裁俄羅斯，俄羅斯與國際市場硬脫鉤，國際關系的穩定器被破壞。在俄羅斯內部，克里米亞效應發揮作用，普京的軍事威懾反而可以贏得更多選票。在俄羅斯的問題上，美俄歐需要在根本上調整外交戰略。

每當地緣政治危機爆發，人們都會懷疑：經濟全球化真的能夠完全消滅戰爭嗎？

經濟全球化可以做到，但是如今的全球化思路錯了。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國家主權不斷對外讓渡的過程。長久以來，經濟學家認為，這條歐洲式道路是人類和平的福音，畢竟德法兩國都已攜手。但是，這條道路是有限的、不是完全的。

這種方式是蒙代爾的思路。蒙代爾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用區域性貨幣替代各國的法幣，如歐元。但是，這其實是用一個更大的法幣替代各種法幣，最終出現的是超級央行、超級財政、超級政府和超級國家。當然，并不是說這條道路不可取，而是說有限的，因為我們不能忽視交易費用的存在。歐債危機的爆發對這種模式提出挑戰，歐盟協調成員國的貨幣、財政及外交事務上耗費巨大的交易費用。在烏克蘭問題上，德國與法國就存在分歧，德國不愿意烏克蘭納入北約，與俄羅斯直接對抗。相反，德國更愿意將俄羅斯納入歐洲的經濟體系中，與之有更多的能源及商品貿易。

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思路，并不是組建一個或多個超級國家，而是形成各種自由化國家（開放型社會）。哈耶克說，法幣是自由主義需要攻破的最后堡壘。由此延伸出，最后的堡壘是國家。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的應該是，自由化國家和競爭性政府。各國信息、技術、貨幣（自由貨幣取代法幣）、資本、人口自由流通，關鍵是打破人口遷移限制，競爭性政府建立公共制度，提供公共用品，設置競爭性稅率，吸引人口、企業與資本。未來，國家是一個全球化的公共用品市場，移民者可以以競價的方式在線購買國籍，享受該國的公共用品；當然，離開者也可在線賣出。這種每個人以市場原則組成的國家，有別于由出生決定、血緣傳承的民族國家，更像是哈耶克主張的開放型社會。

所以，在一個人口自由流動的世界里，還會有國家戰爭嗎？米塞斯回答是：“在這樣一個沒有貿易障礙和移民障礙的世界里，就沒有引發戰爭和征服的誘因了。【1】”

從王朝戰爭到國家戰爭，從極權主義者到“平庸之惡”，真正能消滅戰爭的是斯密所說的對個人權利與利益不可侵犯的觀念。米塞斯給了世人一個現實的提醒：“一個國家最壞的敵人，是那些把嫉妒心的發泄置之于國家利益之上的人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