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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
勞動過程最初是抽象地，撇開它的各種歷史形式，作為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來考察的（見第五章）。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個勞動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并補充說：“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在這里要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
就勞動過程是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來說，同一勞動者是把后來彼此分離開來的一切職能結合在一起的。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后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于敵對的對立狀態。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因此，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于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是，對于總體工人中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就不再適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的概念縮小了。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因此，工人單是進行生產已經不夠了。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質生產領域以外舉一個例子，那末，一個教員只有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他才是生產工人。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只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在闡述理論史的本書第四卷將更詳細地談到，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把剩余價值的生產看作生產工人的決定性的特征。
把工作日延長，使之超出工人只生產自己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的那個點，并由資本占有這部分剩余勞動，這就是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構成資本主義體系的一般基礎，并且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起點。就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來說，工作日一開始就分成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這兩個部分。為了延長剩余勞動，就要用各種方法縮短生產工資的等價物的時間，從而縮短必要勞動。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只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根本的革命。
因此，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以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前提；這種生產方式連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條件本身，最初是基于勞動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的基礎上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勞動對資本的這種形式上的隸屬，又讓位于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隸屬。
至于各種中間形式中，剩余勞動不是用直接強制的辦法從生產者那里榨取的，生產者也沒有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資本在這里還沒有直接支配勞動過程。在那些用古老傳統的生產方式從事手工業或農業的獨立生產者的身旁，有高利貸者或商人，有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他們象寄生蟲似地吮吸著這些獨立生產者。這種剝削形式在一個社會內占統治地位，就排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過另一方面，這種剝削形式又可以成為通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例如中世紀末期的情況就是這樣。最后，正如現代家庭勞動的例子所表明的，某些中間形式還會在大工業的基礎上在某些地方再現出來，雖然它的樣子完全改變了。
對于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來說，只要勞動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就夠了，例如，只要從前為自己勞動或者作為行會師傅的幫工的手工業者變成受資本家直接支配的雇傭工人就夠了；另一方面卻可以看到，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也是生產絕對剩余價值的方法。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正是表現為大工業的特有的產物。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個生產部門，它就不再是單純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決定性的生產部門，那就更是如此。這時它成了生產過程的普遍的、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形式。現在它作為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兩種情況下起作用：
- 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的那些產業部門為它所占領，也就是說，它擴大作用范圍；
- 第二，已經受它支配的產業部門由于生產方法的改變不斷發生革命。
從一定觀點看來，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之間的區別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對剩余價值是絕對的，因為它以工作日的絕對延長超過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上為前提。絕對剩余價值是相對的，因為它以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能夠把必要勞動時間限制為工作日的一個部分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價值的運動，這種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確立并成為普遍的生產方式的情況下，只要涉及到剩余價值率的提高，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之間的差別就可以感覺到了。假定勞動力按其價值支付，那末，我們就會碰到這樣的抉擇：
- 如果勞動生產力和勞動的正常強度已定，剩余價值率就只有通過工作日的絕對延長才能提高；
- 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價值率就只有通過工作日兩個組成部分即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相對量的變化才能提高，而這種變化在工資不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情況下，又以勞動生產率或勞動強度的變化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時間來生產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那末他就沒有時間來無償地為第三者勞動。沒有一定程度的勞動生產率，工人就沒有這種可供支配的時間，而沒有這種剩余時間，就不可能有剩余勞動，從而不可能有資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隸主，不可能有封建貴族，一句話，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階級。
因此，可以說剩余價值有一個自然基礎，但這只是從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上解脫下來并轉嫁給別人。只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一個人的剩余勞動成為另一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系才能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并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別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并且，資本關系就是在作為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基礎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系的基礎和起點的已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撇開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余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絕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于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只提供剩余勞動的可能性，從而只提供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可能性，而絕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只作為自然界限對剩余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只確定開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
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一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并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
李嘉圖從來沒有考慮到剩余價值的起源。他把剩余價值看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東西，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他看來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他在談到勞動生產率的時候，不是在其中尋找剩余價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尋找決定剩余價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學派公開宣稱，勞動生產力是利潤（應讀作剩余價值）產生的原因。這無論如何總比重商主義者前進了一步，因為重商主義者認為，產品的價格超過產品生產費用而形成的余額是從交換中，從產品高于其價值的出售中產生的。不過對這個問題，李嘉圖學派也只是回避，而沒有解決。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實際上具有正確的本能，懂得過于深入地研究剩余價值的起源這個爆炸性問題是非常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