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余建益都要早晨八點鐘，跟老伴兒去分路口的衛生室掛水。二月初他參加親叔叔的九十壽宴，株洲落了雨，他七十五歲的身體也受了風寒，這幾天都沒能吃什么飯。大兒子余永根跛著腿，開一輛沒上牌照的電瓶汽車，早晨八點準時把父親母親送到衛生室，中午十二點再接回來。
“蘭子欸，你待會去菜園里扯點菠菜，中午燒給爹吃，姆媽我帶墨魚湯回來給她。”余永根對不遠處的媳婦兒周金蘭喊了聲。
他的車子從老屋的前坪開出去，行駛在鄉間田埂的水泥路上。這條路是2012年征收的，在泥巴上倒了水泥，很窄，兩輛小轎車并行都很困難。
這里是湖南株洲，荷塘區，明照村。
老屋的白色墻壁上用紅色的噴漆寫了個大大的“25”，畫了個圓圈把數字圈起來——2018年4月，這棟余建益住了一輩子的老屋要征收了。今年春節，是這棟老屋的最后一個春節。
一.年
今年的湖南是寒冬，村子里老了好些人。余建益九十歲的叔叔剛過了壽辰沒三天，就在自家茅廁摔了一跤，仙逝了。余建益等身體好些了后，又要去吃肉。鄉下老了人，都要吃肉。
“新年愿望，我只希望自己沒病痛就好，”老伴兒周冬梅穿著大紅色的襖子曬太陽，“日子好過了，沒有病痛就好，吃也吃不完，穿也穿不完。”
周冬梅和余建益的人生長河從沒有飯吃的年代淌過來，總是對如今的生活有些感慨，“那不如如今客氣，”（株洲方言，不如現在豐盛）周冬梅說起幾十年前的年夜飯，總要加上這句。隔壁來余家打麻將的老爺子，聽牌的時候也分了心，開始回憶起幾十年前，“過年殺豬，一人分一點，還要搞肥肉煎油。”
一個隊上一頭豬，每人分些肉回家過年。瘦肉拿來做菜，肥肉煎豬油，剩下的肥肉渣滓碾碎了，還能做發肉坨坨。可算是沒浪費糧食，吃得干凈。
周冬梅記得，在那個土磚砌成的老屋里，一家七口人的年夜飯，第一碗菜，一定是發肉坨坨，這是湖南鄉下的傳統。
“頭碗坨坨，就是飛面坨，”周冬梅笑著說，旁邊打麻將的余建高插了句嘴，“叫發肉坨，別叫飛面坨。”那是用糯米，淀粉、雞蛋、豬瘦肉和豬肥肉煎油剩下來的油渣子碾碎，加上茴香粉，拌勻，油炸出來的圓子，“像很多地方做餃子，我們就做坨坨。”周冬梅說。
做發肉坨坨的前一天，余建益花了50塊錢，在市場了一大塊冰凍的豬板油回來，煎了一大鍋豬油，“下面，炒小菜，煮火鍋好呷。”長長的春節里，湖南人的餐桌上少不了火鍋、清炒小菜，這兩樣里放一大塊豬油烹飪，來得更香。
余永根是做發肉坨坨的一把好手。手里握著糯米豬肉攪拌成的糊，控制力道，看似輕巧地一捏，一顆渾圓的坨坨就從他的虎口里鉆出來，掉進滾燙的油鍋里。
“別看著看起來容易，很費力氣。”余永根說，要是純肉丸子，就輕巧得多了。發肉丸子里大都是糯米，很黏，其實做起來很費力氣。從油鍋里撈出來，一蒸籠炸得金黃的發肉坨坨在空氣里晾著，等待降溫，被保存起來。這將是今年春節的餐桌上“出場率”最高的明星。
如今的發肉坨坨可以說是實打實的“葷菜”了，五十年前的“發肉坨坨”，只為了取個好的寓意。沒有肉吃的年代，要做“發肉”，巧婦周冬梅，就靠著芋頭和紅薯，也做了“頭碗菜”。“哪像如今還要放蛋啊，油渣子啊，那時候就一點芋頭紅薯，擂在里面炰（湖南方言，炸）了做‘發肉’。”
筒子骨燉蘿卜，大概能稱得上是“憶苦思甜”的年菜傳統了。剃了肉的豬大腿骨，和自家種的白蘿卜燉一鍋鮮湯，當做肉菜。“沒錢沒飯吃，沒肉吃，就（把它當）做肉吃。”
“現如今十二個菜就十二樣。那時候兩碗雞肉，兩碗筍子，兩碗粉絲，兩碗副菜，就是一桌菜。副菜總是紅蘿卜白蘿卜。什么都是兩碗，”，周冬梅感嘆，“如今生活還是好啊。”
過年，講究的是“非日常”，跟平日里截然不同的，有儀式感的餐桌，不僅是人們對于上一年豐收的展現，也是對下一年富裕生活的期盼。桌上十到十二道菜，象征圓滿；整雞整鴨，魚肉豬肉，是年飯桌上必不可少的大菜。在湖南人的餐桌上，臘魚臘肉是首要的，自己家里的肉，自己家里熏，過年拜年的送禮人情也是這些自制臘味；要有清蒸肘子，蒸出膠質和肥肥的油水；梅菜扣肉，總有食客愛用沾了肉汁的梅菜拌飯；年年有“魚”象征“年年有余”，這些年還得有個羊肉火鍋，里面鋪滿鄉下自己做的紅薯粉，不吃飯的小孩子最愛吃。
早些年，家里的豬和雞鴨都是創收的來源，平日里是舍不得吃的。豬要賣了掙錢，母雞和母鴨下的蛋，周冬梅擔到集市上去賣，總能賣個不錯的價錢。一年到頭，也只有在年夜飯的餐桌上，才舍得吃自家養的肉。
魚是從塘里釣的。老屋的前坪是一塊菜園，平日里周冬梅栽些小菜，清晨還帶著露水的時候把嫩梗子掐下，擔在擔子里，連同還有些溫熱的雞蛋鴨蛋，一起擔到集市上買。菜園里有一口小池塘，年夜飯的新鮮魚，總是從這口小塘里釣的。鄉下吃水草長大的魚，肉質鮮嫩，沒有腥氣，清水煮了還有些隱約的甜味。
說到素菜就是筍子。株洲老話說“兩碗筍子靠得住”，筍子也是年夜飯桌上的一個角兒。老屋后有大片的竹林，翠綠的竹拔地而起，長得老高。冬日里晴朗些的日子，余建益就帶著鋤頭去后山上挖冬筍。這幾年這活兒都是余永根做——余建益年紀大了，爬不動山。但今年，余永根卻扛著鋤頭無功而返了，“沒挖到，不知道山上的筍子給誰偷挖走了。”他的紅色襪子從褲子底邊露出一小截，今年是他的本命年。
年前殺雞殺豬，過年的每個正餐前，都要放一掛“鞭子”（湖南方言，鞭炮），年三十的夜里十二點，迎來大年初一時，也少不了一掛鞭子。前兩者的鞭子是用來迎送祖先神靈，邀請一同享用；后者則是辭舊迎新之意。
過年要穿新鞋新衣，小孩兒總盼望著這個的。如今上商場買一件就了結，在周冬梅年輕的時候，她得提前一兩個月就開始準備。每年過年，她都要給四個兒女做雙新鞋。加上她和老伴兒，一共六雙鞋，都是夜里點燃煤油燈，一針一線縫的。
“白天還要出工，晚上就做鞋子，一個晚上打一個鞋底，打到十一二點。”冬天一人一雙棉鞋，夏天一人一雙單鞋，一年十二雙鞋，都靠周冬梅的巧手。“作孽，我們那時候是。”她的手指甲已經變型，灰色，甲面崎嶇。“先剪一個鞋底樣子，然后就一層一層用布去貼，用米飯粘著，貼好以后就用麻繩子用針穿了去打，打得繃緊的，然后把布剪成鞋面的樣子就上到上面（鞋底上）。”后來流行用毛線做鞋子，周冬梅就用舊毛線打底，買一點新冒險來打面子。
大女兒余永紅說，媽媽的鞋子做的很好，遠近都知道。還有人上門來找她幫忙上鞋面的。
“大年初一早上，就給兩毛錢，綠色的一張嶄新的票子。”余永紅小時候沒有紅包，早上起床了就給兩毛錢。作為長女，她要在家里給拜年的朋友親戚泡茶，弟弟妹妹就四下到村里的隔壁家給大家挨家挨戶地“拜年”：小孩子空著兩個衣服口袋，一戶一戶拜年，嘴甜地進屋就喊，“叔叔阿姨新年好！”
家里長輩就笑著走出來給小孩子糖果，叫“喜糖”：關系不太親近的給兩顆，關系親近地給四顆。“那時候拜年拿到四顆糖，好高興！”余永紅回憶說。
小孩子拿了糖果就跑，跑到下一家拜年。余永紅說，每年余永根和妹妹余永順都兜了滿滿一口袋的糖果回來，全部“上交”給姆媽：等到別的小朋友來自己家拜年了，就把這些糖果再發給別的小朋友。
“那時候沒有錢，就互相送糖果，送來送去，也是心意。”
那個年代的孩子們盼望春節，盼望過年，因為過年意味著平日里吃不到的美味，平日里穿不到的新鞋，春節的“儀式感”和特別就這樣被烙刻在孩子們心中。這種儀式感，促使人們一年一年地操演春節儀式，把這些傳統一代代傳承下來。
大兒子余永根如今也四十八了。年輕的時候拜師學做廚師，燒得一手好菜。自他當廚師那天，余家老屋的年夜飯就是他掌勺。
“過年一般十到十二個菜，狗肉不上桌，這是過年的習俗。”雞鴨魚肉自然也是沿襲下來不得少的四大肉菜。除了除夕和初一，年初三也是余家過年最重要的一天之一。
大年初三，余建益的五個兄弟姐妹紛紛回到老屋，帶著自己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和孫子外孫，完整的余家三代人都聚在初三。這也是一年下來全家遠親近戚都聚齊的唯一一次。十多個人一桌的飯要擺三四桌。老屋的桌子板凳不夠，快到飯點的時候，家里的年輕人就從隔壁借桌子凳子，浩浩蕩蕩地一個隊伍，一人搬兩個鄉下的紅油漆板凳，搬到前坪開始擺飯桌。
余家四姊妹那天是最忙的時候。兒子余永根和余永定都是廚師，負責掌勺；女兒余永紅和余永順就負責擇菜洗菜，端菜洗碗。兩個廚師要同時準備三四桌正餐的飯菜，這在當天是根本來不及的。往往余建益和周冬梅帶著孩子們從前一天就開始準備菜肴。小菜要一大早就掐滿滿的幾籃，洗好擇好；蒸菜用的是飯店用的大蒸籠，上菜更是像鄉下的飯店一般，用長條狀的板凳來上菜，兩個人分別扛著板凳的頭尾，長長的板凳上一字排開，擺著三四碗剛從蒸籠里拿出來的臘魚臘肉。
親戚們則熱熱鬧鬧地前坪在嗑瓜子，喝茶，吹牛，扯談，等一桌豐盛的午餐。
余家四姊妹這一天總是來不及上桌吃飯。大家開吃的時候，余家兄弟還在廚房忙碌后面的上菜，余家姐妹則忙著端菜倒水；大家風風火火地吃完，又要開始收拾杯盤狼藉。四個人永遠都是匆忙地扒幾口飯，架幾筷子菜，又開始干活。
午餐過后，麻將就要“架場”（湖南方言，開始）。幾桌麻將是少不了了。嘩啦啦地響聲往往持續一整個下午，一直到晚餐前，又是一波熱鬧和忙亂。夜幕四合的時候親戚們都紛紛跟余建益老兩口道別，從鄉間小路離開，余家都像是經歷了一場大難，四姊妹都累得坐在板凳上無言歇氣。
但這種一年一次，像是候鳥歸巢一般的熱鬧，正在漸漸消退。村里的田都漸漸開始征收。田埂的小路也倒上了水泥，出到村口，也有好幾路公交車經過，通到株洲市區變得很方便。但老余家的遠親們，回來的次數越發稀疏。
從前幾年開始，余建益的內侄和表孫們，回來得越來越少了。
年初三的大聚從三四桌逐漸變成了這些年的兩桌。隨著余建益和周冬梅的年歲漸高，身體不如以前硬朗，從2015年左右開始，年初三的晚飯已經不再是家里人自己做，而是在明照村口的農家樂餐廳里擺上兩桌了。而今年，將可能是這群候鳥們的最后一次大規模的歸巢。
2018年4月左右，余家老屋將被拆遷，再也沒有寬敞的前坪和能擺下三桌圓桌的老屋堂屋了。在高層的公寓電梯房里，過傳統年有諸多不便，一百多平方的商品房自然是坐不下三代同堂的三四十個人。周冬梅說，不知道她們之后還來不來，如果來的話，就去店子里擺上幾桌。
余永根買的商品房2019年交房，老屋拆了的這段時間，他們一家準備出去租房住一段時間。余永根似乎能徹底從灶臺前解放，把這一年一度的“初三飯”完全放到餐廳里。征收帶來的城市生活習慣似乎在漸漸改變老余家的過年方式。但是余永根說，年還是要一起過。“鄉里面過年一般傳統不會變，起碼祖孫三代一起，…… 就算我們搬了也會辦在一起，”他笑了笑，“鄉里面叫花子也不再外面過年，也要在屋子里啊。”
伴隨著征收而來的，是城鎮化的生活方式，老余家的生活習慣正在被迫改變著。過年的習俗也在漸漸地“城市化”。家里已經早不養豬養鴨了，只有余建益還喂了幾只母雞。過年的肉菜，有的是余永根上菜市場買，有的是小兒子余永定從長沙買了帶回來。
余永根說，如今日子好了，鄉里年夜飯也有自己買海產的，菜色的花樣多了，也有很多傳統的菜不做了。
比如頭碗菜滑肉坨坨，現在很多家庭不做了。“那時候滑肉坨坨是為了做飯吃，有時候懶得煮飯啊，飯不夠啊，就蒸一碗，”余永根說。現在的米飯是管夠的，包子饅頭，面包蛋糕的花樣多起來，滑肉坨坨也就漸漸退出年夜飯的舞臺了。
余永根說，正餐也越來越少。正餐即做好做滿十到十二個菜的餐桌，從頭碗菜，大菜肉菜，到小菜，都要按照傳統來。如今的餐桌比較隨意，有什么吃什么，老余家的“正餐”，還剩除夕、年初一的晚餐，和年初三的中餐。大女兒余永紅一直生活在長沙城市中生活，每年大年三十，她都是跟婆家一起過年，年夜飯也是她一手準備，菜色沒有嚴格按照“正餐”的標準，而是根據手頭有的食材來準備。
但過年的習俗，也在改變形式地融入“城鎮化”的年中：年三十飯前一掛鞭子，零點一掛鞭子，大年初一早上一掛鞭子，余永紅家都沒有錯漏；這些年她年二九會包好些餃子，在夜里十二點的時候就這新年的鞭炮聲一起出鍋；門上的春聯自然是要更換的，不過每年都是去超市里買。城市生活的日新月異，也在改變著春節的習俗，以另外的方式延續下去。“春節文化養育了中國人，城市節日生活的豐富多彩，只是給了中國人更多的文化選擇。”[1]
[1]陶立璠，中央民族大學，《春節習俗在城市的變遷》
二.余家老屋
余建益四十歲砌了第一棟房，用的是自己夯的泥巴磚，總共花了70塊錢，請來的幫忙師傅，工錢一天兩塊。那是1983年。
老屋結構工整。進門先入目的是堂屋，待客吃飯，都在這間屋子里。鄉下的柴火灶臺也在堂屋里，炒菜的鐵鍋有小澡盆那么大。從堂屋往北走，就是灶屋，如今里面還擺了一個木制的大碗柜，里面的瓷碗都很久不用，落了很厚一層灰。十年前余永根家還沒裝液化氣灶的時候，這碗柜還派上了用場。
東邊是正房，長輩都住在東邊。西邊的西房是后一代人住的，余家四姊妹都住在這邊西房里。順著西房再往西邊走，就是放糧食的倉，喂豬的豬圈。豬圈已經空了十幾年了。
這棟老屋，是余建益年輕力壯的年紀自己砌出來的。
“這么大的木做的箱子，”周冬梅用手比劃了一個足有她肩膀的長度，“別人端撮箕擔著泥巴，他就把泥巴往箱子里一堆，捅緊捅緊，就是一塊磚。”把這塊泥巴磚曬干，切方正，就拿來砌屋。
白天做工砌屋，晚上點燃煤油燈，周冬梅就開始捆煙。
“買了一堆樹葉子，借了鐘寶的（捆煙工具），每夜都捆煙，”捆好煙，就用白紙包成一盒，第二天發給幫忙砌屋的師傅。“那時候砌老屋，買煙都買不起。”
“老屋索鐸（株洲方言，封頂），我岳母娘來了。也不做聲，就殺了只雞給她吃。”殺雞做宴慶祝新屋落成，余建益用70塊造了一棟新家。四十歲那年他還是裝卸工，身強體壯，“一頓飯能吃三大碗，”這是余永紅說的，干體力活兒時候的父親，一米七八的大個子，食量很大。老屋砌成后沒幾年，他從卡車上摔下來，落了病體，從此再也做不得體力活了。那是“九死一生”的一跤，周冬梅說。
年輕時余建益擔過片石。一塊未經打磨雕琢的完整的石頭胚，一擔兩百斤，“半天要擔一百擔。”余建益說。回憶過去，他笑得一口白牙，“擔了片石就去搞裝卸。”
做裝卸工，乘著卡車四處走，幫雇主把卡車上的貨物扛上扛下，是沒有卸貨機器年代的力氣活。余建益和另外兩個裝卸工搭的卡車從田埂的小路上翻到了溝里，三個人被甩出去老遠。另外兩個裝卸工當場就死了，余建益被摔在稻田里，還有氣。
送去醫院檢查，卻也沒查出具體的病征。女兒余永紅說，是“骨頭摔松了，震傷了，做不得事，吃不得飯，體力活就做不了。”余永紅還記得那場摔傷后父親的飯量，她用手比劃著一個普通飯碗的大小，“這么小一個飯碗子就吃一碗。”
做不了體力活，余建益就去回了家里拜師學藝，開始養菌子（蘑菇）。
“當時我們家里有好多瓶瓶罐罐，里面放棉籽，再放種子蓋起來，”余永紅是大女兒，當時讀初中了，她還記父親種蘑菇的一些片段，“蘑菇長出來一片一片的。漂亮一點的，大一點的蘑菇就要拿到集市上去賣，那蘑菇長得丑一點的，營養不良的，就我們家自己開湯吃。”
兩個兒子，兩個女兒，當時都要讀書，家里需要錢。余建益靠種蘑菇，供四個子女讀書。他做不了力氣活，家里農活的重擔，那幾年就都壓在周冬梅身上了。“打藥啊，下田，喂豬，都是媽媽做。”余永紅說。
老屋的前坪是一大片菜園，周冬梅就在里面栽小菜，栽豬菜。小菜擔著去集市賣，豬菜要扯來喂豬。
“那時候人癌癡（株洲方言，呆）不知道多栽點菜吃，土都栽了豬菜。”到要吃小菜的時候了，只舍得刮掉小菜外面的裹葉子，自己煮了吃，中間的菜芯是要拿去賣錢的。“喂豬看的重，上工還帶著菜籃子跑，得空就采點豬菜。”
“回家就要扯豬草，然后回來煮飯燒菜。”大女兒余永紅是家里的長女，十二三歲的年紀已經是家里的半個頂梁柱了，“等爸爸媽媽干農活回來吃飯，就把碗洗了，把豬菜剁好，把豬草剁了一大盆子，放糠灰子煮了。”等到家里的活兒都做完，可以寫作業的時候，已經是夜里八九點了。寫作業的時候寫得瞌睡重，腦袋像小雞啄米似的往下咂。
煮飯也不是煮白米飯，余永紅說，一個圓鍋子，是一半白米飯，一半“紅薯絲飯”。
紅薯絲飯是余家很多年的主食。把紅薯刨成絲，曬干，存放起來。要吃的時候跟米飯一起蒸熟。紅薯絲沒有什么味道，大家也都不愛吃，都想吃白米飯。為了公平起見，周冬梅規定，大家都一人吃一半，每個人都要吃了紅薯絲飯之后們才能吃白米飯。紅薯如今作為健康粗糧經常被人們用來代餐吃，余永紅只是偶爾吃一兩個，從沒用它代餐過，還是吃結結實實的白米飯。
她記得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四五月份的仲春，田里的蒿子長起來，那是吃蒿子粑粑的訊號。
“媽媽做的蒿子粑粑最有味。”鄉里的糯米，周冬梅用借來的機器打成粉，然后從田里采來新鮮蒿子，用清水洗干凈，剁碎，跟糯米粉揉在一起，搓成坨坨去煎。
“每煎一次，我們四姊妹就圍著鍋子看，看哪個熟了，”余永紅模仿著孩子伸頭看鍋子的動作，“每次根弟的手就是最快的，一個人吃得最快。他的手最長。”余永根小時候最機靈，他總能在媽媽把蒿子粑粑翻面煎熟的第一時間，從鍋子里把那塊香噴噴的餅子撈出來。一個一個吃得飛快。
“每次我就急得跳，你吃了吃了吃這么快！”余永紅大笑著，悄悄用手指抹了抹眼角，她的眼圈微微紅了，“小時候吃東西就搶，”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伸手抽了一張紙巾，半晌嘆了一口氣，“唉喲，那真是最幸福的事，吃蒿子粑粑。”
周冬梅手巧，能變著花樣做吃食。蒿子粑粑是仲春饞得孩子們流口水的美味，過年有紅薯片，平日里最常見的是“羊蒸飯粑粑”。
把新鮮紅薯刨成片，曬干。然后把沙子放在大鐵鍋里炒，和著曬干的紅薯片一起炒，直到紅薯片炒熟。“那時候油都沒有。”周冬梅說。
沙子是沒有油的年代鐵鍋最好的伴侶。有了沙子吸熱，能炒熟好些東西，還不燒壞食物。周冬梅就總用沙子來炒紅薯片。即使是這樣寡淡的零食，也不是隨時隨地，誰都能吃到的。做好的紅薯片要收起來，首先要款待老人，孩子們只能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偶爾吃到。偷紅薯片子吃的事情常有發生，“爸爸媽媽不在的時候，我們就跑到谷倉里。你外婆把紅薯片藏在兩袋谷中間，夾著，怕我們找到。（我們就）挖個小洞偷出來吃一點。”余永紅笑說，四姊妹那時候可憐，沒有東西吃，也不知道爸爸媽媽發現了沒，總之也沒罵過人。
這些年做紅薯片的習慣周冬梅還保留著，但那已經和之前簡陋的紅薯片大大不同了：糯米、陳皮、芝麻、紅薯、糖，這幾樣食材做成生紅薯片之后，還要放在大油鍋里炸成香酥脆的熟片子，紅薯片也已經改頭換面，不再是寡淡如清水的零食了。
還有“羊蒸飯粑粑”。這是一種長在樹上的，紅色的，葉子尖尖的草，味道酸澀。周冬梅采來，在開水里焯熟，有時搗碎，放在碗里面做成粑粑，有時曬干，然后表面擦一些鹽，也能當一盤酸酸的小菜。
“沒有糖放，那啾酸的也吃掉了。”周冬梅說，“那時候樹梗子也吃，沒東西吃。”
最艱難的那幾年，是跟第一棟老屋一起度過的。2003年，余家砌了第二棟老屋，是一棟兩層半的小樓房。
“冒錢砌。（沒錢砌），弟弟送了一萬塊錢，買了60000塊磚，鋼筋買了1600多塊錢。”余建益的帳記得清清楚楚。很多東西都沒要錢：門窗是拖了材料來自己做的，電線是大女婿送來的，電工是二女婿做的，油漆也是妹妹們送過來的。“買了40噸水泥，水泥便宜。”
第二棟老屋完工后，余建益還還欠了姨妹子7000塊錢帳，那年過年才送到她手里。
新屋砌好，老兩口也年紀大了。周冬梅卻還沒閑著，經常擔著小菜出去賣。
“白霜皚皚地擔著白菜苔子，有年大年三十上半日還擔著白菜苔子去賣。”大年三十的菜賣的貴，五十多歲的周冬梅想著多賺一點錢。
“她好早就起來，在菜園子里擇菜，”余永紅回憶，“有一次給了100塊錢紅票子，是假錢。”那個人買了20塊錢的小菜，給了周冬梅100塊假錢。周冬梅不認識錢，找了80塊的真錢出去，倒貼了100塊。“過了沒多久，又收了20塊錢假錢，”余永紅嘆氣，“辛苦，重的要死，賣給人家又都是假錢。”
后來余建益就不準周冬梅再出去賣菜了。老屋菜園的菜多了吃不完，就曬干做干菜，或者左鄰右舍都送一些去。多虧這老屋的菜園，余永紅來長沙的城市里生活了三十多年，逢年過節，家里沒有斷過蔬菜。都是自己母親種出來，農村的霜打過，甜口的蔬菜。
三.父親，母親
周冬梅有哮喘，身子骨也不硬朗。冬天對她來說，是最難熬的季節。
每天從分路口掛了水回來，余永根剛把車停好，就一刻也不耽擱地去廚房準備午餐。這天燉了墨魚豬肚湯，清炒了一把菜園里的菠菜。
胃口不佳。菠菜還剩了半碗，墨魚湯也沒喝多少，保溫桶里還有大半桶。周冬梅落下碗筷，坐在飯桌邊歇氣。“這剩的菠菜待會拿去喂雞。”
余建益也落了筷。這么多年，還是一小碗米飯。
周冬梅看他吃得少，起身瞅了瞅保溫桶，“噢喲，還有這么多。你從這個桶子里弄點湯喝了噻。”
“不要噠咯吃飯都吃飯了！你總是！吃飽了萬一脹噠脹噠！”余建益喉嚨粗，聲音大，說話像是在罵人。周冬梅早就習慣，看他不吃，就收拾了碗筷去灶屋了。
“留著夜里吃。”余建益說，也端著茶杯起身離開了。
余建益是個急性子，年輕的時候脾氣大，“喊做事的時候不喊第二遍的，第二遍就動手。”余永根現在回憶起來都笑，他小時候是四姊妹里最調皮，也是最老實的一個，余建益打得最多。
“人家不熟悉的人就以為他好兇，其實就是人個子高大，嗓門大，一說話就像罵人。我們兒女知道他的性格就不怪。”余永紅是長女，要幫父母做很多事，小時候她是唯一沒有挨過打的。
“那時候主要是壓力和環境影響，也不能怪他，”余永根現在是唯一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平日里老人們的起居，都是他在照應著。余永根看了看身旁在玩藍色氣球的小兒子，“（我們）四姊妹，壓力大啵，那動不動就喊打人。”四張嘴要吃飯，四個孩子要讀書，那時候老母親也還在，一家七口人。對于余建益和周冬梅來說，是很大的壓力。
余永紅至今還記得她那條再也沒穿過的，時髦的格子褲。那時她讀初中，流行格子喇叭褲。周冬梅覺得大姑娘要做一條好褲子讀書穿，就找了裁縫，給余永紅裁了條灰色格子褲。“小姑娘十二三歲愛美，那時候家里又沒錢，媽媽還省吃儉用給我做了一條褲子。”余永紅那時候瘦瘦小小的，長得圓臉大眼睛，很喜人。
“我還穿個短袖啊，穿個喇叭褲，好洋氣。回來碰到爸爸，”余永紅模仿父親說話，“你穿的什么褲子啊？我給你剪掉！剪掉你的褲子！讀書穿這個褲子，還穿格子褲啊！不準穿！”
余永紅低著頭跟著父親回家，余建益又給周冬梅也罵了一通，說你給女兒做的什么鬼褲子，“媽媽半天沒做聲。”后來那條褲子余永紅再也沒穿過，就收在衣柜里了。“我還蠻喜歡那條褲子的。”
兇人兇了一輩子的余建益，實在是個刀子嘴。
早晨余永根下了6碗光頭面做早餐，里面放了些香菜。兩個老人吃碗面，就要趕著八點的趟去分路口掛水，“這里面又放了香菜吧？”余建益看著碗里的香菜，嗓門又要開始大起來。
“放了就放了，我不吃就是的。”周冬梅低著頭吃面，溫聲細氣地。“那時候主要是壓力和環境影響，也不能怪他，”余永根現在是唯一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平日里老人們的起居，都是他在照應著。余永根看了看身旁在玩藍色氣球的小兒子，“（我們）四姊妹，壓力大啵，那動不動就喊打人。”四張嘴要吃飯，四個孩子要讀書，那時候老母親也還在，一家七口人。對于余建益和周冬梅來說，是很大的壓力。
余永紅至今還記得她那條再也沒穿過的，時髦的格子褲。那時她讀初中，流行格子喇叭褲。周冬梅覺得大姑娘要做一條好褲子讀書穿，就找了裁縫，給余永紅裁了條灰色格子褲。“小姑娘十二三歲愛美，那時候家里又沒錢，媽媽還省吃儉用給我做了一條褲子。”余永紅那時候瘦瘦小小的，長得圓臉大眼睛，很喜人。
“我還穿個短袖啊，穿個喇叭褲，好洋氣。回來碰到爸爸，”余永紅模仿父親說話，“你穿的什么褲子啊？我給你剪掉！剪掉你的褲子！讀書穿這個褲子，還穿格子褲啊！不準穿！”
余永紅低著頭跟著父親回家，余建益又給周冬梅也罵了一通，說你給女兒做的什么鬼褲子，“媽媽半天沒做聲。”后來那條褲子余永紅再也沒穿過，就收在衣柜里了。“我還蠻喜歡那條褲子的。”
兇人兇了一輩子的余建益，實在是個刀子嘴。
早晨余永根下了6碗光頭面做早餐，里面放了些香菜。兩個老人吃碗面，就要趕著八點的趟去分路口掛水，“這里面又放了香菜吧？”余建益看著碗里的香菜，嗓門又要開始大起來。
“放了就放了，我不吃就是的。”周冬梅低著頭吃面，溫聲細氣地。
“你就千萬別吃啊。”余建益歇了火氣，這才端起碗筷。
“媽媽身體不好，爸爸現在在家里一點事都不讓她做，就讓她歇氣。”余永紅說。
余永紅15歲那年初中升高中考試，考場設在市里的株洲市2中。要從明照村先走路到430車輛廠公交站，再乘公交車到市里考試。那時候流行鳳凰、永久的自行車。四姊妹要送要接，余建益都蹬著那輛黑色的永久自行車。“爸爸就用自行車，把我送到430車輛廠的公共汽車站，再給我錢坐公交車。”
“二十歲結婚，二十一歲養了你娘，”周冬梅對我說，“靠了喂豬，就要養活四個小孩讀書。后來就賣小菜，喂雞就賣雞蛋，省了不吃。就做這些事情。”這是周冬梅對于自己大半輩子的總結。
“媽媽就是最典型的農家婦女，在鄉里，那比一般的都做得好些。”余永根說。周冬梅能干，菜園里吃不完的小菜，在晴朗的天氣，她都放在圍墻上曬干，做成干菜，包成一袋袋地送給在城里生活的子女；新鮮紅薯長出來，又開始忙活做紅薯片；山里的酸棗熟了，她就采來，和紫蘇葉，辣椒，糖，一起做成酸棗糕，用平時留存下來的瓶瓶罐罐裝好，送到四姊妹家里去。
“衣服就穿得補丁堆補丁，哪像現在穿著穿著就不要了……”她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你娘小時候就懂事些。六一兒童節，小人就一人三毛錢，你娘就五毛錢，總是買些東西還留些回來。”余永紅忘了六一兒童節的五毛錢，但是記得，小時候買了點難得的零嘴，總要留些回家給姆媽吃。
“掐點小菜，給紅伢子回去吃。”天氣稍微好點，周冬梅就提著鐵絲做的菜籃子，往菜園子里走。身后的余永根喊，“娘老子莫克！（娘不要去）讓蘭子去采就行了。”
周冬梅回頭應了句，“現在沒有露水了！”就挎著籃子往菜地深處走了。
四.征收這筆賬
征收這筆賬，在明照村就沒有算清過。
余家老屋是第二十五個征收戶，也是2018年征收的最后一戶。離老屋不遠的商品房小區逸都花園已經拔地而起了好幾棟電梯房，其中一期工程在2018年9月就要交房，二期工程將在預計在2019年交房。余永根和小兒子余永定都買了其中的一套，這將是他們未來的新家。周金蘭也已經在逸都花園的物業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征收的腳步也正在逼近，但“征收不合理”這個團亂麻，還沒扯清。
明照村征收，每家每戶的錢數都不一樣，差距很大。甚至“同樣一套房子，裝修一樣，什么都一樣的，（征收）價格不一樣。”余永根說。
目前我國對失地農民的補償安置方式普遍采取貨幣安置。將安置補助費和土地賠償費一次性發放給征地農民，讓農民自謀出路。[2] 而安置費用的發放，并不是公平公開公正地按照土地面積發放的。
[2]劉貝，段建南，劉芳清，《淺析湖南省不同區域農村集體土地征收權益保障現狀及對策》
2018年4月的這一次征收，鄉政府采取“約談”的方法，一對一跟每家每戶談征收費用。“有關系的收五十多萬一個人，沒關系的收三十多萬，四十多萬”。余建益信訪到市政府，不受理，就去區政府信訪。“到區里去了三回，”余建益說，“踢皮球。”
“征收就應該開大會，一樣地搞。怎么每家每戶這樣約談。”這輩子也沒抱怨過幾個人的周冬梅有些不滿地嘟囔了一句。
老屋門口的那條水泥馬路2012年征收，老余家至今沒有拿到征收款。
“我們這里征收不合理，好多地方征收了，村干部都貪了，”余建益去找區政府，“告狀到區政府，就對鄉政府一搭，說你去找鄉政府。”信訪三次無果，區政府把責任推諉到鄉政府，等于又把問題推回到了問題本身。余建益看信訪無果，只好換了條“路”。
“這征收是沒辦法，反正你沒辦法嗎，只能找熟人。”余建益找了小媳婦兒的表哥，在某紀委辦公室有一官半職，已經打好了“招呼”，“說等你談話就打電話給他，他爸爸是某區武裝部退休的。”余建益準備等過年，把家里養的老母雞殺一只送到這個“老表”家里，表示自己的心意。
“有不滿你也……”余永根的語氣平靜無常，“這個情況也滿普遍的。”
對于征收費用的不合理分配，他沒有不滿和怨言，“別人怎么樣的感覺我搞不清，我的錢就少不了。自己的事情就把自己的事情搞清楚。”
“告狀的，上訪的，照樣也有，打架的，都有。”余永根的語氣平淡。
“告到中央就差不多。黨的政策是好，下面就管不了了。” 余建益擺擺手，表示沒有辦法。
貨幣安置不公平是其一，第二個問題則是失地農民的安置問題。
對于有固定收入的農民來說，征收對他們的生活影響并不會太大；而對于沒有固定收入的農民來說，征收意味著他們一夜之間得到一大筆錢之后，將面臨沒有就業，社會保障缺失等等問題。
余永根現在在株洲天臺的一家私營紙箱包裝廠上班，每個月有穩定的收入，征收對于他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對我生活暫時沒有什么改變，”他說，“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有賺錢的能力，何必征收呢。”
他算了一筆賬。余永根一家征收的錢，大概是四十多萬一個人。一家四口，大概是兩百萬左右。買一套商品房，一百多萬，“兩個人的錢就沒了”。余永根的大女兒正在讀高二，小兒子還在讀幼兒園，剩下來的征收款預備留給兩個孩子做教育費用。
“這是講句實話，征收，只是說暫時要好些。”余永根的妻子周金蘭說，“住在商品房里面沒有這里自由。自己砌的一棟屋，樓上樓下，還可以來曬曬太陽。”住慣了寬敞的老屋，一百多平方的電梯房，周金蘭沒有特別向往。
余永根說，想要征收的群體，主要是上了年紀六十歲以上的和做不得事情的。對老人來講，這是一大筆養老錢；而對于沒有收入能力的人來說，這算是一筆“橫財”了。
老余家往東邊走，是郝國棟的土屋。郝國棟是余建益的“干兄弟”，早年間郝母沒奶，是余母的奶水養大的。郝國棟叫余母干媽，稱余建益為“大哥”。
郝國棟天生低視，是殘疾人，媳婦也天生低視四級，看不清東西。他抽著煙，把自己跟妻子的殘疾人證和特困戶證一張一張地拿出來。
郝國棟1981年砌了這間土屋，到如今也沒修葺翻新，黃色的泥土磚裸露在外面，看起來有些蕭索。這幾年每到夏季大雨，郝家總是“水漫金山”：堂屋，睡房，都是幾尺深的積水，郝國棟用手指比劃著，“進，放肆地進水。”家門前的小池塘里漲水，漫出來淹沒了前坪。郝國棟沒法排出積水，就在自己門前挖了一條排水渠，才把家里的積水排干凈。
三十多年的土屋經受不起暴雨的侵蝕，已經開始融化了。“到處都快垮了。”他指著前屋西邊的泥磚墻，已經融掉很多了。“今年子災補，補了兩千塊錢。去年根本就，沒理睬。兩百塊錢，（補了）兩百塊錢。”
郝國棟每遭水災，就把家中的情況上報政府，希望能獲得一些經濟上的補助來翻新家里。“就都拍了照，前年也拍了照，手機拍了照。”遭災三年，政府都來了人拍照。第一年拍了照之后不了了之；2016年再次上報，郝家得到了200元的補助；2017年，得到了2000元的補助。“總是求上頭，修好維護好啊，”郝國棟叼著煙，說話有些含糊不清，聲音壓得很低，“好些嘍，還是好些，好些。”
這一批征收卡在了老余家的第25戶。作為27戶的郝國棟，沒能分到這杯羹。
“想……想的話，得要人家要，不要的話，你想征收也是空的。”郝家的房子破舊，要是真的征收了，能得多少錢，也讓郝國棟沒有什么期待，“價格就壓得低噻。”
“卡著你的價格，你買了房子就沒錢了。你還要搞裝修，你兩個人起碼要九十多個平方，五十幾萬，你要搞裝修。征收一共才三十幾萬一個。”郝國棟算了筆賬，他們兩口子有殘疾證，還能再分到三萬多塊錢。他沒有透露具體的款項。
不過這一筆算盤卻是打在棉花上，并不踏實——郝家老屋的征收，八字還沒有一撇。現在最緊急的問題，還在于把有垮塌危險的土屋修繕。
“我的愿望這個屋要維修好，政府來維修好。我們是殘疾特困戶不。”說到新年愿望，郝國棟這樣說。今年他的女兒要回老屋過年，郝國棟家大年二十八就把養的雞買了，放了鞭子，燒香殺雞。還請人來把家門前的水塘抽干了水，撈了幾十條肥美的魚。他們也在為了過年而準備著。
五.候鳥歸巢
大年三十夜里的第一卦鞭炮，從老屋的鐵門口一路放出去，噼里啪啦炸到門口的魚塘。年三十的晚上是余建益老兩口跟兩個兒子兩家的年：兩個女兒都是家里的媳，要在自家給丈夫和丈夫家人做一桌豐盛的年夜飯；余永根的小兒子余浩榮玩花炮玩得瘋，笑鬧著出了一身汗；夜里十二點的時候，平日里靜悄悄的鄉村，煙花在天空的爆炸聲震耳欲聾，延綿不絕了半個多小時——辭舊迎新，所有的花炮都會在這一晚十二點的時候放完，余永根這樣對我說。
于是在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里，在煙霧繚繞，彌漫著硫磺味道的墨色空氣中，狗年就這樣來了。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的母親余永紅，在給夫家一家人做了大年初一第一頓豐盛的午餐后，終于踏上歸巢的路。帶著她給父母的、三個兄弟姐妹的、叔叔嬸嬸的禮物，一家三口大包小包地坐上回株洲的城際鐵路列車。
這段2016年年末通車的“長株潭城際鐵路”，大大方便了余永紅回家。她不用再公交車轉大巴，大巴再轉公交車；城鐵的其中一站“先鋒”就在她的茶葉店不遠處，走路十幾分鐘就可以到；而她的下車站“大豐”，離余家老屋直線8.9公里的距離，十幾分鐘的出租車程就可以搞定。
回到家老屋剛好快到晚飯點，是下午四點半。一大家子人都在前坪里逗小孩兒，聊天，說笑，余永根在老屋的堂屋里忙碌著，這是自家人齊聚的重要一餐。妻子周金蘭在柴火灶前幫忙燒火，不斷地往正方形的燒火口里添柴，老屋里彌漫著木頭被燒焦的氣味，刺進眼睛里，讓人流眼淚。
今天的火鍋是菌菇火腿片火鍋，“常駐嘉賓”羊肉火鍋沒有上桌，“有些不吃羊肉，”余永根切著火腿片，這頓全家團圓飯，依舊是他掌勺。
這將是一桌十二道菜的正餐。頭碗菜發肉坨坨、火鍋、雞鴨魚肉、扣肉、臘肉、筍子、副菜，所有老余家傳統的年菜都沒得少；今年肉菜還有別的主角：豬肚子，牛肚子，還有野豬肉。色澤紅艷的辣椒，還有白醋浸泡的小米椒，都是年夜飯餐桌上味覺的領銜主演。這是湖南味道的年，辣；也是余家味道的年，老屋柴火灶，三代桌邊人。
二孩政策放開，余建益在2012年抱上了小孫子，也是老余家第一個孫子，終于不再是一水兒的金花，余建益笑得咧開嘴：小孫子余浩榮出生的那年家里的田剛好征收，余浩榮一出生就分得了五六萬的安置款，“我們浩嘰將來命好嘞，一出生了分噠錢。”
緊接著，余建益的弟弟余建高也在2016年抱上了小外孫。這兩個尚未懂事的小男孩兒，是這個年里最惹人歡喜的開心果。在大人所有的閑暇時間里，“逗小孩兒”是頭等大事：“浩嘰，這個花炮給我玩一玩吧？”“浩嘰你的巧克力要給我吃一顆吧？” 孩子要是沒給，大人的調笑馬上就到了，“這么小氣！”模仿著孩子的語調開始埋怨，四下跟長輩們復述好幾遍，帶著夸張的神色和表情；孩子要是給了，就是一通“大方”的夸獎。當然，不論孩子如何回應，大人們的揶揄都是玩笑。
吃飯的時候，喂小孩兒也是頭等大事。菜還沒上桌，兩位媽媽就帶著小孩兒的不銹鋼碗和長柄勺，在廚房里問余永根討湯，“湯好了嗎？我盛一碗，飯好了嗎？”在所有人開餐前，媽媽得先把兩個孩子的飯喂了，才能讓自己在眾人留下一桌的殘羹冷炙之前，自己也能有時間填飽肚子。
周冬梅這餐飯仍然沒上桌。
她總說這幾天嘴里沒味。飯上桌前，她盛了一小碗米飯，夾了一些開胃涼菜，伴著一點菌菇火腿腸，勉強吞下一碗米飯，就坐在坪里歇憩。老屋里人聲鼎沸，是敬酒聲，大笑，談天說地，是二十幾號人的餐桌嘈雜；屋外的坪里空蕩蕩，周冬梅在喝一杯滾燙的綠茶，一下一下，有節奏地吸氣吐氣，呼吸很重——她的哮喘是陳年舊疾。
晚餐后是余浩榮玩花炮的時間。年三十的夜里放完了叔叔從長沙帶回來的花炮，爸爸就又去集市里給他買了一些回來。放一個小煙花，余浩榮靠得有些近，大約四五步的距離而已，癡迷地看著直沖向上的銀色花火，沒想到突然這鐵樹銀花般的火星子開始噼里啪啦往四周炸，余浩榮嚇得一哆嗦，兩腳生風地往后退，結果兩條腿打架，自己把自己給絆倒了。坪里的大人瞬間都哄堂大笑。
年初二，四姊妹約好要去余永順家吃午飯，余永順起了個大早。她問同村的胖子娭毑討教鹵雞爪的做法，想做給孩子們吃。年前2月5日是她的生日，胖子娭毑作為她的廚師朋友來掌勺，用高壓鍋鹵了一大鍋雞爪，讓孩子們都搶光了。余永順看孩子們愛吃，就上市場買了一大袋冷凍雞爪，也想鹵給孩子們吃。
余永順是個急性子，沒等到胖子娭毑登門，就照自己的理解給把香料和雞爪倒進了高壓鍋。胖子娭毑姍姍來遲，看著滿鍋的紅色小尖椒，直嘆氣說，“會辣死去。”
午餐桌上，這鍋辣度非常的雞爪，依然受孩子們的歡迎：余浩榮和姐姐余慧瀅都夾了滿滿一碗，抱著飯碗坐在坪里啃雞爪，拿了個塑料水杯裝雞爪骨，一大盆雞爪吃得見底，一個都不剩，只剩下些紅紅的辣椒和黃色的姜片；余慧瀅辣得滿臉通紅，還大呼，“好呷，好呷！”
午餐后的下午兄弟姐妹們也沒久留。在坪里曬了會兒太陽，就都紛紛告辭，回了老屋。畢竟還有個最盛大的年初三，掌勺的余永根和余永定兄弟，得要回去開始準備了。
早晨九點，余永順催促著兒子快點吃完早餐，買了一大包檳榔帶回了老屋。廚房里余永根和余永定已經開始忙碌了，四層的蒸籠已經開始冒出白煙，燒上了火。
周金蘭在柴火灶前添柴，余永紅和余永順端著菜盆子和水桶在擇放在火鍋里的小菜；堂屋的桌子上已經擺好了瓜子蜜餞，自家柚子樹上結的小柚子，表皮皺皺地，個頭也挺小；還有自家橘子樹上結的小橘子，從秋天豐收，周冬梅就都摘下來封存好，等著過年吃。桶里的花生也是自己種的，沒有炒熟的生花生，果肉里有淡淡的甜味。余建益和周冬梅在外面的坪里喝茶休息，等待著兄弟姐妹的到來。
十點半剛過，親戚們就陸續提著禮物推開老屋前的鐵門了。
老屋的前坪慢慢開始站滿了人：家里的孩子也要做事，給長輩們送茶，“叔外婆”“姨外婆”“姑外婆”“叔爺爺”……仿佛中國傳統文化里各樣的親戚名稱都能給說全了。
“四十三個人，噢喲！三桌！”數清了午餐就餐人數的余永順笑著走到老屋報給廚師，但這早已經沒有當年四五桌的熱鬧了。余建益和周冬梅的兄弟姐妹們往往都帶著孫子孫女來拜年，子女們已經很少隨行了。
“凳子不夠，去隔壁郝國棟屋里借十把嘍。”余永紅叫上妹妹們去搬椅子。去了五個人，一人手里兩把，排成小隊列地從鐵門里進來。大姑外婆帶著一掛鞭子，去山里給母親上墳。等她回來，再一掛鞭子一放，開飯了。
年初三的餐桌，總是喝酒的男人一桌，不喝酒的男人們和女人們兩桌的。
喝酒桌上的男人們臉紅脖子粗地爭論，聊天，一杯一杯地把白酒倒入喉嚨，再夾一筷子菜塞進嘴里，喝得紅光滿面；不喝酒的桌上的女人們則都在給孩子夾菜，菜盤很快就見了底。一頓飯吃完，不喝酒的兩桌已經收拾完畢了，喝酒桌上的男人們還沒正式開場呢。
女人們于是端著茶杯，走到坪里嘰嘰喳喳地聊天，孩子們四處瘋跑。她們在等喝酒桌也把桌子收干凈了，飯后娛樂就可以開場了——幾桌麻將，幾桌跑得快。
茶杯里要倒滿開水，身邊要多放個凳子，裝上一把葵瓜子，一把小開心果；零錢攤在桌子上，一只手嗑瓜子，一只手摸牌，都不閑著。
周冬梅此刻興致勃勃地坐到老伴兒那桌的麻將邊，看人家打麻將。但她從不看自己老伴兒的牌，總是像避嫌似的，坐到老伴兒對面的人邊上，開始比劃，指點人家出牌。“你別打亂講啊！”余建益每次都笑著“警告”，周冬梅笑開了，露出有些稀疏的牙齒。
晚餐在農家樂的飯店吃，這幾年都是這樣。家里沒有精力再弄第二餐，索性就出點錢，在餐廳里開了兩桌。也是鄉里柴火灶的飯，飯店的老板也都認識幾十年，算是照顧生意。出發去農家樂前，余永紅提議讓老余家在老屋前照個合照。余建益有六姊妹，兩兄弟，四姐妹，余建益和余建高兩兄弟站在邊上，四姐妹在中間。余建高笑說，“我們保護你們嘍。”四姐妹笑開了。
余永紅說，四個姑姑年輕的時候都很美，甚至美得遠近聞名。這附近誰都知道，余家有四朵金花，個個都長得漂亮。
“老了勒，還金花。”大姑外婆聽聞夸贊，自嘲地說，“我們是蔑咾（株洲方言，焉了的）花。”
大家都笑了。
我在這時按下快門。
后來，周冬梅帶著自己的兄弟姐妹們也加入到鏡頭里。她們抱著幾歲的小孫子，面對著鏡頭笑得有些局促和羞澀。
我的鏡頭捕捉下的這些人，已經差不多快要走完自己的一生。余建益和周冬梅在這兩棟辛苦打拼下來的老屋里的時光，就快要結束了。他們會住進逼仄的公寓房間，會住進從來沒有住過的電梯房。在城鎮化的鄉村里繼續度過晚年。
第二十五戶是這批征收的最后一戶，第二十五戶的這一大家子人，都將要從老屋徹底離開了。這巢將化為烏有，來年，這群一年一歸，一期一會的候鳥們，該要歸向何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