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讀書，尤其是一些雜文集，時評集，頻率最高也是最尖銳的一個詞叫做“犬儒主義。”
我特意去百度了一下犬儒主義的完整定義：
犬儒主義起源于古希臘蘇格拉底時期，原本意指摒棄一些世俗之物生活簡樸，如今成了那些對世俗黑暗照單全收的人的代稱。
而無論是在在梁文道的《常識》里，還是在周濂的《你永遠也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里，都對當今的犬儒主義者嗤之以鼻。不過新銳學院派的周濂思想更為激進，語鋒自然也更銳利。梁文道卻更為面向公眾，溫和漸進的思想，更讓人容易接受些。
然而無論兩人的方式有多不同，在當下這個模糊曖昧的時代，在這個犬儒主義盛行的時代，他們都有一副堅定鮮明的臉龐。
于梁文道而言，雖然身居香港，但以寫公共時評為職的這些年，對大陸和香港，或者說整個中國的狀況都有相當清醒而審慎的了解。書中以當代能代表社會焦點的事例入手，大的方面有抗戰紀念日，北京奧運會，汶川大地震，以及文化的新面貌。而對于中國如今的政治制度和與政治密不可分的傳媒，他也有下相當大的功夫。之所以說他比周濂更容易為人所接受，我想大抵是因為他筆下的政治制度和傳媒教育，寫得真切可感，是貼近生活的政治哲學，卻也不乏銳利而高遠的洞察力。
我始終認為，一本好書，固然要內容優質，但更為重要的是要“面向公眾”。有了感悟自然要訴諸筆端，如若接受對象是廣大人民群眾，那么就要選取公眾能接受的方式來講解。很顯然，梁文道做到了。無論是對他那個時代的時事焦點的深入探討，還是對一些官方化的制度措施的解讀，都始終堅持著他的一貫準則――面對公眾。
尤其是對于中國社會現在的一個普遍現象――宣言總是斗志昂揚，行動卻蒼白無力――的探究令我記憶深刻。電視上的城市宣傳“讓XX走向世界”，打著“百分百天然安全”旗號的綠色產品，活動儀式總是“盛大”，領導來賓一律“尊貴”，那些常見甚至濫用的形容詞已經慢慢失去了其原本含義，變成了假大空的干嚎。而現實又與冠冕堂皇的說辭背道而馳，言語與現實世界的嚴重脫離，正一次次消磨著老百姓對一切的信任。
犬儒主義因此大行其道，信任匱乏的社會成了犬儒主義滋長的溫床。不少人過于世故而老練，常以前輩的身份悉心勸導“這真是沒辦法”、“反正事情就這樣了”、“得過且過唄，爭那一口氣做什么”。不僅不發掘假大空甚囂塵上的實質，反而對世俗的黑暗照單全收，連反抗的聲音都不曾發出。
這愈加浮夸的宣傳說辭，這逆來順受得過且過的“小百姓”心態，日益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很多人目睹了黑暗第一反應甚至不是生氣，而是迅速地調整方向，告訴自己“隨遇而安”，這樣的自覺讓人語塞。這些人看起來聰明無比，卻讓人感到悲哀。這個時代變得越來越模糊與曖昧，越來越多的人只想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即使被欺壓也能很好地傳承老祖宗傳下來的一套――忍，忍到后面變成了麻木無知，忍到后面甘愿淪為犬儒主義者。大家似乎都甘心湮沒在這個模糊不清的時代，隨大流的過完一生。
但梁文道不，作為發聲者，他有著毋庸置疑的堅定立場。
默然地承受，機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處理世事之無奈。雖然很多人都過早的衰老，常常世故地勸告那些還會生氣還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為當一個產品標榜安全，它就應該是安全的；我依然以為當一個人自稱公仆，我們就要以對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語言與事物的神奇對應，相信承諾必將履行，理念必得實現。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條件；不止是“我相信”，而是“我要相信”。
沒有什么高談闊論的大道理，也沒有什么形而上的哲學主義，他始終面向公眾，并且喚醒了我們心底對所謂“社會”、所謂“價值觀”的深切認同。
這本書之所以名為《常識》，也是因為書中所講的一切都應該是我們的基礎認知，然而在這個模糊曖昧的時代，大家都力求明哲保身，力求中庸圓融，最應該堅守的價值觀和道德底線卻在一點點喪失。
假如連我們自己也不試圖生活在真實中，任由那種成熟而聰慧的犬儒蔓延，那么遲早有一天，“人”這個字的意義也要淪陷、虛無。
愿我們在這個模糊曖昧的時代，都能擁有一張堅定鮮明卻不偏執的臉龐。為了真相去評判是非，而不是單純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