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一直是沖鋒在前的旗手。他們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尋找自強不息的光輝之路，啟蒙民眾思想，一起并肩戰斗，結下了深厚友誼，同時也因為性格經歷不同、人生理想相異、政治立場分歧，曾經產生過沖突、疑惑、分離。
開路先鋒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陽門車站突然發出巨大爆炸聲，清廷準備實行憲政即將出洋考察的載澤、紹英被炸傷，另有一人被炸得面目全非。行刺者正是這位難辨身份的人，后來被證實是陳獨秀少年好友張嘯芩的同窗吳樾。
蔡元培稱這顆影響巨大的炸彈為“中國第一炸彈”。可誰曾知道，8年前的南京江南鄉試，陳獨秀曾經遭遇人生另外一枚“炸彈”。他親眼看到，在封閉炎熱的考棚里，一個從徐州來的大胖子考生，敞胸露懷，頭盤辮子，腳踏破鞋，手捧試卷，口出怪聲，念著自己的文章，自以為得意，不時拍著大腿豎起大拇指叫喚：“好！好！今科必中！”陳獨秀被這等如癡似狂的怪人驚得目瞪口呆，哪還有心思考試？他打心底里為科舉制造的這些怪物異人深感悲哀。
落榜之后，陳獨秀不但不悲，反而放松下來，從此開始走向人生另外一條道路。據陳后來回憶：“在這一兩個鐘頭當中，我并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后十幾年的行動。”
鄉試結束之后的1897年，18歲的陳獨秀孜孜不倦閱讀了大量書籍，寫下了他人生第一部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他對中國面臨的危急形勢有著深刻認識：“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蒙滿，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
這時，沙俄妄想永久強占中國東三省，向清廷提出“東三省置于俄國監督之下，不許他國干預”等七項要求。陳獨秀等進步知識分子在安慶藏書樓舉行拒俄演講，其思想開始轉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派。
《安徽俗話報》刊載陳獨秀的文章《亡國的原因》，深刻指出中國衰亡的根本原因：“凡一國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有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陳認為當時衰弱的中國，即使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其腐敗也足以致使國家坍塌。而“不好的國民性質”，第一是“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第二是“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陳獨秀認為“要努力喚醒廣大群眾，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須推翻清室的腐敗統治。同人等進行革命，要謹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氣而不急躁。”
陳獨秀五次東渡扶桑，尋求救國方略。在保皇改良派與排滿革命派的爭論之中，他保持獨立清醒的思想者特色，逐漸認識到革命者還是應該避免不必要的犧牲，要以艱苦奮斗的實踐精神，注重思想啟蒙，著眼發動國民，這為他后來發動新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
吳樾謀炸清廷五大臣失敗，雖然震動全國，但孫中山、陳獨秀等只贊揚他的犧牲精神，并不贊同其無政府主義的暗殺行動。孫中山說“暗殺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結果不良也。”陳獨秀覺得“要救中國、建共和，首先要進行思想革命，而要改變思想，須辦雜志。”他說：“讓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全改觀。”
正好，章士釗在日本東京創辦《甲寅》雜志，特邀陳獨秀襄助。直面革命失敗、政治黑暗的現實，陳獨秀繼《亡國的原因》之后，又寫出《愛國心和自覺心》。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以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批判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國家觀。“其欲保存惡國家哉，實欲以保存惡政府”，“惡國家甚于無國家”，因為“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
陳獨秀在《愛國心和自覺心》發表近1年后，經過細致觀察和認真思考，認為自己提出來的“中國人為什么沒有近代西方人那樣的自覺心”已經找到答案，需要向世人宣講，更需要尋找更多“思想同行者”一起引領思想潮流，于是想方設法創辦《青年雜志》，這就是后來的著名刊物《新青年》。
在《青年雜志》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提出了他心目中具有“自覺心”的國民性標準：“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把拯救中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楊昌濟在湖南一師任教時已經注意到了《新青年》，開始投稿，并向學生大力推薦這本雜志。因此毛澤東、蔡和森等湖南青年比許多北大學生還要更早地閱讀到《新青年》。毛澤東在1917年4月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青年》雜志3卷2號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的文章，以近代科學的眼光，揭示出中國積貧積弱的現象，明確提出體育的重要性。
《新青年》成為陳獨秀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工具。陳獨秀進入北大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轉折，在他身邊麇集了一大批影響并改變中國近代命運的偉大人物，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志同道合
在新文化運動中，一直與陳獨秀一起并肩戰斗的李大釗，覺得啟迪民眾思想的重要，起因竟然是夜半突然遇到了“鬼”。
有一年夏天的夜晚，趕路累了的李大釗想找家店買點吃的。在黑暗之中突然看見一個個頭戴孝帽，身披孝袍的吊死鬼模樣的惡鬼撩袍舞袖，蹦蹦跳跳，隨風而遁。難道真是傳說中的“鬼”？不信邪的李大釗猛撲上去，抱住一鬼，高聲呼叫：“快來捉鬼！”聽得叫聲，家家開門，眾人趨前。大膽細看，哪是什么鬼？原來是一伙趁一婦女吊死，裝鬼偷人牛羊畜牲的賊人。大家既想保家財，但又怕鬼，今有人壯膽出手，才敢出門。李大釗悟道：“眾人皆有捉賊滅害之心，只惜無人登高一呼！”自此，李大釗更加意識到對民眾思想啟蒙的迫切。
在看了陳獨秀刊登在《甲寅》雜志上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之后，李大釗批評陳獨秀“傷感過甚”，寫了一篇《厭世心與自覺心》的文章。雖然文章寫得委婉，但明顯是在抗議：“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辭嫌其太少”“作者之責在于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激吾民之覺悟。”至于陳獨秀“惡國家甚于無國家”的觀點，李大釗并不認同。在血氣方剛的李大釗看來，“國之存亡，其于吾人，亦猶身之生死”“中國至于今日，誠已瀕于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滅。”
李、陳雖然還未曾謀面，但思想性格上的差異，已通過文字的交鋒顯現出來。李大釗理智忠厚，但對驚醒當時昏睡中的中國，還是與狂飆機智的陳獨秀有所不同。
1913年冬，李大釗前往日本留學，在日本度過了三年求學生涯。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教授河上肇、早稻田大學教授安部磯雄等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影響下，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為抗議日本政府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款，在日本的革命留學生紛紛抗議。李大釗積極參加留日學生自發的反抗斗爭，并撰寫了短時間內在中國、日本傳播開的《警告全國父老書》向民眾呼吁。“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忠義之民，愿為國死。”“嗚呼，吾中國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勢之故。”字字泣血，振聾發聵。
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即后來的《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很快得到還在日本的李大釗寄來《青春》一文呼應。其中“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之語，蕩氣回腸，激動人心，催人覺醒。
《新青年》從上海遷到北京，李大釗經章士釗推薦，也來到北大接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一職，陳、李在北大開始共事，思想撞擊出更多火花。李大釗連續在《新青年》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三篇文章，在中國首倡馬克思主義，并熱情頌揚俄國十月革命。
1919年5月4日下午，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發動下，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思想先鋒，積極呼吁學界、商人、勞工等社會各階層，共同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親日派北洋政府。
陳獨秀、李大釗等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文向外界披露消息，積極組織、帶領學生進行示威游行，領導北京工人聲援學生，迅速將如火如荼的五四運動推向各行各業，在全國掀起一場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
6月11日，李大釗與陳獨秀相約分頭散發前幾日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當晚，陳獨秀在新世界樓頂散發傳單時被捕，全國震驚。各界愛國人士紛紛要求釋放陳獨秀。李大釗四處托人營救，接連3期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文章，制造輿論對政府施加壓力，用文字喚醒民眾的革命斗志。毛澤東也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撰文，對陳獨秀表示敬仰之情。
9月16日，北洋政府被迫同意陳獨秀保釋出獄。李大釗按捺不住喜悅的心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長詩《歡迎陳獨秀出獄》：“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竟戰不勝真理……”
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1920年2月從北京秘密轉移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做好準備。陳、李成為思想上緊密的同行者。
和而不同
溫文爾雅的胡適，與自己一貫視為恩師、兄長、知己的陳獨秀，發生是否將北大南遷之爭，其實是他們的思想已經發生嚴重分歧。
曾經，陳獨秀、胡適在對“文學革命”的探討上有著一致的看法，在深究中國衰弱原因時，兩人也有驚人的一致。陳獨秀和胡適都看重國民性落后的內因，而忽視列強侵略的外因。陳獨秀對愚昧落后國民的深惡痛絕，與胡適的“冷靜到冷血”，有著某些相似。在對待北洋政府反動獨裁統治上，陳獨秀、胡適都有不滿而向往民主。在救亡問題上，他們都是一致的愛國主義者。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思想的不斷轉變，陳、胡二人世界觀與方法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陳獨秀先強調克服國民落后性，后同時強調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胡適則一直停留在譴責國民落后性上，而忽略了帝國主義的侵略。
《青年雜志》創刊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適，與陳獨秀通信時談到文學革命“八主張”，使鼓吹文學改革的陳獨秀找到了更明確的方向。陳獨秀立即要求胡適寫篇更詳細的文章。于是，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胡適發表了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接著在《新青年》下一期發表《文學革命論》進行聲援，稱《文學改良芻議》為“今日中國之雷音”，“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為之前驅”，表明了更堅定的文學革命立場。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主張革新文學以革新政治、改造社會；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向舊文學發難，倡導新文學改良。不過，胡適在私信中一口一個“革命”，公開文章卻謹慎地使用了“改良”二字。
胡適作為陳獨秀的合作者、追隨者，熱衷“文學革命”，對“文學革命”帶來的“政治革命”卻不愿理會。在胡適給陳獨秀的信中，有這樣的話：“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馬上回復，語氣堅決：“改良文學之聲……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陳獨秀提出了一句口號——“二十年不談政治”。他覺得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國民精神的問題，要想救亡圖存，必須先改造國人的思想。胡適要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以改造國民性為救國根本道路。此時陳、胡思想尚能一致，都希望通過啟迪民智，讓覺醒的民眾自己站立起來。
本來對暴力革命持排斥態度的陳獨秀問李大釗：“守常（李大釗字守常），俄國的革命是庶民的勝利，俄國的庶民用的是暴力，那我們中國的庶民可不可以用民主？”陳獨秀在革命實踐中勇于探討，善于思考，愿意改變，不斷調整自己，思想隨著形勢發生轉變。陳獨秀最后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踐行者，和李大釗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三人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驅，都是向封建守舊營壘、軍閥腐朽政治發動猛攻的勇士。在接受新思潮的洗禮中，李大釗與并肩奮斗的陳獨秀，和胡適逐漸開始在思想上產生了沖突。李大釗與陳獨秀越走越近，胡適與他們分歧漸深。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思想上的分歧愈來愈嚴重，最后終于產生無法在革命道路上一致前行的裂痕。
思想交鋒
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將《新青年》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真正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狂人日記》警醒世人的作用，就具有李大釗捉“鬼”的意義。之后，蔡元培與林紓這兩位文化名流發生所謂的“新舊思潮之決斗”，更是讓《新青年》聲名大振。此時，在《每周評論》上，胡、李爆發了一場關于“主義與問題”的爭論，這是一場有關學術的探討，但也表明了他們在政治立場上的分歧。
胡適于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在文中說：“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東西。”
“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胡適認為，當時中國應該趕緊解決許多實際的問題，而不是去高談社會主義。此時胡適想要表達的是要什么“主義”，而不是要不要“主義”。其實，實際上胡適是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針對胡適這篇文章，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作答。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系。要解決社會問題，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共同努力。不能因為有人冒用某種主義的牌號，便放棄正當的主義。
胡適接連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明確表達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和革命。“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術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歷史上演出許多不須有的慘劇。”
在胡適與李大釗關于“問題”和“主義”爭論發生之后，陳獨秀寫了《主義與努力》的文章，對“主義與問題”的爭論做了總結。陳獨秀明確表示擁護李大釗的觀點，批評了胡適的思想。
在五四運動中，32名學生被捕。北大校長蔡元培義憤填膺：“國難當頭，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李大釗隨即響應：“那我陪您一起下地獄！”陳獨秀和李大釗要借五四運動之后國民的愛國熱潮，引導更多人民覺醒，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運動。他們由思想而行動，已經把革命理論用于實踐之中。
胡適從此開始和陳獨秀、李大釗分裂，這也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分裂。愛國的目的一致，但思想的方向不同，所走的道路自然慢慢分化。如果沒有陳獨秀、李大釗他們義無反顧的上下求索、沖鋒陷陣，青年毛澤東、周恩來等后繼者，將會為新中國的誕生，在前行的道路上耗費更多時間，甚至犧牲更多寶貴的生命。
一路同行
有了這些思想交鋒，焦慮和迷茫不會一直持續，動蕩不安的日子總要結束，理想的新國家在無數思想的同行者勠力同心下總會建立起來。
新文化運動旨在啟蒙思想，五四運動則是無數思想同行者空前團結的大救亡。啟蒙與救亡良性互動。新文化運動造就了一批品學兼優，且有以天下為己任情懷與世界主義眼光的新青年，五四運動實是新文化運動精神照耀下的壯舉。在思潮涌動、人才薈萃的新文化陣營里，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不同的思維方式匯聚在一起，爭辯、沖突、疑惑、分離、嬗變，都在探求未來中國的出路。
在陳獨秀、李大釗等的支持下，北大學生許德珩等人成立了國民社，創辦了《國民雜志》；傅斯年和羅家倫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創辦了《新潮》雜志；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創辦了《覺悟》雜志；毛澤東、蔡和森等在湖南組織新民學會，主編《湘江評論》周刊。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風起云涌。留在北京的李大釗和南下上海的陳獨秀，形成了一北一南兩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越來越多受到共產主義理想感召的青年聚集到他們身邊。
思想的同行者愈來愈多，革命的火種愈燒愈旺。在陳獨秀召集下，經多次討論之后，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等人的幫助下，陳獨秀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加快了建黨工作的步伐。這標志著陳獨秀已經將改造中國的希望從思想改造轉向了政治行動。經過醞釀和準備，在陳獨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10月，李大釗等在北京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推動下，短短半年多的時間里，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旅日、旅法的革命青年相繼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它們猶如出現在天邊的啟明星，漸次顯現出動人的光彩。
1921年7月23日，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并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確定要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織中央局，選舉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是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
毛澤東盛贊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稱譽他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特別指出“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被《新青年》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
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有了堅強的領導力量，越來越多的思想同行者，最終匯聚成一股滔天洪流，使曾經積貧積弱的中國終于站立起來，變得繁榮富強，永遠昂首屹立在世界東方。
本文原載《黨史博采》2023年第7期
馮俊龍：筆名范一塵、大眼看世界，男，漢族，1970年代出生。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藝傳播促進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頭條號青云獎、解放軍報《在黨的旗幟下前進》主題征文特等獎獲得者。主要從事歷史散文、報告文學、文藝評論創作。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國防報》《四川日報》《同舟共進》《文史天地》《黨史博采》等報刊，人民網、中國軍網、中國作家網等平臺發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華文摘》《作家文摘》《中外文摘》《傳奇·傳記文學選刊》及新華網、封面新聞、搜狐、網易、澎湃新聞等媒體平臺轉載(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