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啟蒙運動以來,人類通過獨立地運用理性判斷能力,擺脫了恐懼、祛除神話,從迷信中解放出來,確立了人的主權地位,并且從此代替神成為自然和社會的主人。特別是伴隨近代科學的不斷發展,自然漸淪為人類觀察、征服和改造的客體對象,同時人和人的關系也分化成主客二分的對立關系,工具理性下他人被化成為對象和客體。大家都互為工具,互為手段,人和人之間的距離不斷被拉大,這種主客關系表現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就是霍布斯所說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各自為戰、彼此分離,更還有種族、階級、性別、宗教、國家等等觀念的影響,人類的關系再也不是共同沐浴在神恩之下的親密無間,而是我在你的身邊,卻永遠達不到的彼岸的疏離,于是“交流”這個現代的概念就出現了。反觀人類的傳播歷史,人們在對交流的強烈渴求下,發明和運用了各種各樣的技術與手段,書信、報刊、電視、互聯網……人類交流媒介的多樣化和交流活動的高頻化,交流最終還是在彼得斯的一聲嘆息中以失敗告終。
? ? ? ? 彼得斯之所以會無望是因為他所渴求的交流,是直抵靈魂的心靈溝通,是分享內心經驗,是把一個個體的感受和經驗毫無噪音、絲毫不差的傳遞到另一個個體那里。但我們生來就被裝在不同的軀體當中,又奔向著各自的生活,個體意識的相互隔絕和個人經驗的獨特性,猶如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攔了人與人的心靈交流。因此他心中完美的交流,就只能是一個達不到彼岸的烏托邦,是從人類從伊甸園出走后永遠回不去的鄉愁。但是彼得斯心靈共享的交流觀,表達了他對主客合一關系的期待,只有在主客不分,主客完完全全融合為一體的關系里,才可能實現理想中純粹的精神交流,這種交流的關系更像是巴爾塔薩所說的人神的相遇,是主客都承載的神性的呼應,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存在,
? ? ? ?相比之下,馬丁.布伯則對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以及連結關系的交流活動并沒有抱有彼得斯那樣高的期望。布伯認為,世界具有雙重性,一是“為我們所用的世界”一是“我們與之相遇的世界”。這種雙重性既貫穿于整個世界之中,也貫穿于每一個人之中。布伯用“我—它”的關系來表示前者,,用“我—你”的關系表示后者。“我—它”是一種把世界萬物當做使用對象的態度,是一種以主體為中心的主客體關系,我是能動的主體,而它則是被動的對象。在這種關系模式中,世界僅僅是主體作用的對象,是我征服和宰治的對象。我與世界,與他人的關系,只是目的和手段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也流于主客體關系或人與物的關系,而不是彼此交融的生存關系,不是一種本真的親密關系。“我—你”實指一種把他人他物看做具有與自己同樣獨立自由的主體性的態度,在這種關系里,他人不是作為客體或對象呈現的,不是支配和占有,而是兩個獨立的平等的主體間的交互的關系。是“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是主體間性的關系,并且這種“我—你”關系是直接性的,中間不摻雜任何具有意圖和目的等中介,僅僅是我們直接的相遇,只有通過“仁愛”和“仁慈”,通過我們同為塵土的同情、理解,我和“你”才能“相遇”。這也正是彼得斯在交流失敗之后,人們手拉手的的理解和寬容?!拔摇恪钡闹黧w間性的關系同時也是人們理解交住關系的關鍵。齊美爾認為關系就是社會,社會并非一個實體,而是一個過程,一種具有意識的個體之間互動的過程,正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構成了現實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關系是他一直強調的,但這種交往關系也是建立在主體間性的基礎上,承繼了齊美爾思想的芝加哥符號互動論的“自我”觀念也直接來之于這種關系當中。
? ? ? ?近代哲學的開啟者笛卡爾,用一句 “我思,故我在”,確定了人的主體性地位,人擺脫自身的不成熟狀態,運用理性成為與客體相對應的主體自我,但在這種主客二分的情境之下,我和他人的交往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一個人的精神現象原則上只能為自己所知而無法為他人所知。一個人不能認識他人的心,也不能肯定他人的在,庫利的“鏡中自我”則否定了笛卡兒所認為的超然于外在世界的自我觀,認為一個人的自我觀念是在與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人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自我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主要是通過與他人的社會互動形成的,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是其他人關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們總是在想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形成了自我的觀念。對庫利來說,自我不是先通過個人而后社會的途徑產生的,而是交往的辯證的產物。自我意識是他認為的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的反映,所以,孤立的自我是不可能的。
? ? ? ?庫利的自我概念雖然對米德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米德依舊不贊同內省是自我形成的主要方式,他始終把自我放在社會的實踐活動當中。指出自我是在社會行為中,通過姿態的會話、以語言為媒介的不斷發展、不斷豐富的動態過程。米德認為,具有心靈的有機體能夠成為自身的對象,這正是自我所具有的獨特的品性。只有人類個體能夠借助于語言這個媒介,在社會交往活動中獲得心靈這種能力。也只有在人類的交流活動中,個體能對自己向他人講的話做出反應,即人可以以自己使用的表意的語言進行自我刺激。作為對象的自我的出現,使得人成為經驗的自我。通過游戲階段,個體依次地扮演他人的角色,以及在競賽階段,個體同時扮演社會活動過程所涉及的所有他人的角色。而當一個人能體味進而理解社會中"泛化的他人"的角色或明確的"共有態度"時,就意味著自我的發展進入了最后的階段。
? ? ? ?無論是庫利還是米德,無論是靠心理溝通還是社會的交往,自我都是通過對他人反應的想像來調整自己的行動,也就是他人和我是在一種交互性、平等、公平的狀態下建立的關系,將自我理解為他人或者他人理解成自我,便承認不止有一個“我”這一個思維的主體的存在,也就是承認其他人的存在,也和自己的存在一樣是確定無疑的。正是這種主體和主體之間確定無疑的平等關系,使得“我”和他人的交往成為了可能。交流也就成為是一個社會心理的過程,一個個人能夠假設其他人的態度和觀點的過程,通過媒介達到主體間的相互理解和寬容的交互性行為,從而實現人們之間合理并且道德的社會秩序。由此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們才會認為傳播是人類關系的本質,并對構建民主共同體中大眾媒體的作用寄予厚望。
? ? ?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人們絕大部分的交流或者傳播行為卻忘記了交流的實質所在,偏離了相互理解的主體間的交往關系,浸潤在工具理性下并且洋洋得意的人類,把包含于他人在內的世界萬物物化為對象,本應該懷抱仁慈有愛的心,互相理解、側耳聆聽的主體關系下降為計算、觀察、使用的主客關系,由此交流以及由于交流而發展起來的大眾媒體,不出意外的成為宣傳和說服的工具,成為實現主體目的的手段。世間一切罪與惡,靈魂深處任何粗暴貪婪的行為和社會所有戰爭、沖突、不平等關系的起源皆是來自于此。
? ? ? ?神照著他的模樣造人,我們皆是平等,交流的本質僅是為了讓分離后的我們彼此聯結,最終親密無間。作為交流手段的傳播活動更應該守護這樣的主體關系,堅持交流的本質要求,唯有這樣,大眾媒體在溝通協調人們的社會行動,建立協商合作的民主制度中才真正能發揮出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