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 3》梳理了曾國藩與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同僚下屬之間的協作交往，讀來最為深刻的就是他與李鴻章的亦師亦友，和衷共濟。后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國藩是正襟危坐、不茍言笑的道學家，但也是獨具慧眼、知人善用之人。
曾國藩比李鴻章大十二歲，李鴻章終生以做過曾國藩的學生為榮，一生都以老師相稱。
曾國藩為什么會在名將如林的湘軍集團中，選擇非湖南籍的李鴻章做接班人呢？除了李鴻章自身具有的人格品性、宏才大略，政治需要外，可能還有他對曾國藩一如既往的恭敬、謙讓；對曾氏湘軍體系思想的全盤繼承；對老師亦步亦趨，隨時隨地尊聽師訓的虛心。
曾國藩與李鴻章交往中，雖也有意見相左、各執一詞之時，但大的方面師徒二人始終是有情有義、有始有終、密切配合。曾國藩去世以后，李鴻章也繼承了他的衣缽，并擔負起挽救國家存亡的大任，不畏難、不逃避，讓曾國藩的事業火盡薪傳。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安徽合肥肥東人，世人多尊稱 "李中堂"，本名章銅，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 “中興四大名臣” 之一。
耳提面訓
如果說曾國藩的一生動力是 “成圣”，李鴻章則是 “成功”。
李鴻章科舉之路可謂一帆風順，十八歲中秀才，二十一歲中舉人，二十四中進士。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安徽籍翰林。他的一生本應該是跟曾國藩當年一樣，在翰林院悠閑寧靜的氛圍中研究史學、協理奏折、精進學問，一點點的升遷。
咸豐三年太平軍攻入安徽，李鴻章受命回籍辦團練。
李鴻章辦理團練，文官轉武官，自然缺乏實戰經驗，光憑一番血氣，勝少敗多。在安徽，面臨上司不和、官場傾軋，幾欲不能自立于鄉里。
咸豐八年，太平軍再次攻入廬州，家中祖宅被毀，幼子身亡。
數年里，不但沒有建功立業，反而如喪家之犬，倉皇四處逃竄。
放眼四顧，天下誰人可依？
李鴻章最后選擇投奔曾國藩的湘軍大營。
曾國藩的幕府不像軍營，更像一所學校，校長就是曾國藩。他對待屬下就像老師對待學生一樣。
對于李鴻章投奔，曾國藩甚為高興。但也深知李鴻章自恃才高氣盛，鋒芒畢露，需再經一番磨礪。
他平時盡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讓他有機會接觸軍中第一流的人物，與不同的將領辯論軍事，磨其鋒銳，練其心智。
不但學習為人為官之道，統兵帶將打仗之法，曾國藩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
在曾國藩的疾言厲色、耳提面訓下，李鴻章從生活散漫、傲慢無禮轉變成起居有度、恭謙禮讓之人。潛移默化中為人處世發生了很大改變，大開眼界、增長才干。
李鴻章對幕府期間恩師的教海，感激終生，他說，他后來辦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
曾國藩對李鴻章這塊美玉，也是做到循循善誘、敦敦教誨，盡力雕琢。
獨當一面
曾國藩做事過于求穩，遇事猶豫再三，李鴻章思維清晰，明快果敢，在曾國藩的幕僚中，李鴻章的作用最大。
李鴻章之前在安徽辦團練，“專以浪戰為能”，被朝廷詬病諸多。在曾國藩幕府十年的歷練，慢慢練其心、老其才。從營數年，學得實踐之學，經世之用。
咸豐十一年十月，太平軍進攻上海。上海官紳請求曾國藩救援。
李鴻章首當其沖、堅求請纓。
曾國藩遂派李鴻章創建淮軍，求援上海。這一事件改變了李鴻章的命運。
苦熬多年的李鴻章終于可以自立門戶、獨當一面。在曾國藩的幕府中他又上了一課——建軍。曾國藩親自講解如何行軍、如何扎營、如何挖壕、如何待敵，親自為淮軍制定營制營規。
在曾國藩的精心教導下，李鴻章沉下心來苦練數月，然后抓住機會，親臨前敵指揮。
淮軍連戰數捷，不但擋住了太平軍對上海的進攻，還發起反攻，使得太平軍倉促退走。
這一戰，李鴻章讓上海士紳、曾國藩都對他樹立起了信心，奠定了他在上海不可動搖的地位。
這年年底，李鴻章由署理之職實現實授江蘇巡撫。
除了軍事打仗，李鴻章還署理洋務。正是上海成就了李鴻章的洋務基礎。他在與西方人的密切接觸中，了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學會借用西方先進技術和作戰方法。
曾國藩對李鴻章在上海的表現非常滿意，對李鴻章的軍事才華與帶兵能力有充分的肯定，這為曾國藩以后決定把李鴻章作為他的接班人打下了基礎。
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后，同時派出他的三位得意部下出任：左宗棠任浙江巡撫，沈葆楨任江西巡撫，李鴻章任江蘇巡撫。
這三人都屬破格委任，曾國藩皆寄予厚望。然而，三人表現截然不同；左宗棠和沈葆楨在權力范圍與曾國藩產生重疊后，很快因利益不同而發生沖突。李鴻章與曾國藩能做到互助互諒、珠聯璧合，從來沒有撕破過臉。
師生之間親密無間，配合默契，這是曾國藩日后交班給李鴻章的一個重要原因。
衣缽相傳
咸豐三年六月，湘軍攻下南京城，曾氏兄弟實際也步入一個危險的境地，中國歷史是，狡兔死走狗烹。曾國藩手握重兵，是當時中國最有權勢之人，朝廷時時刻刻對他即疑慮又恐懼。
長期沉浮官場并熟讀史書的曾國藩，深知自古手握重權者，無不死于位高權重而不知退者。為避免悲慘下場，加上后期湘軍勝兵自驕，暮氣很重，遂裁軍交權。
但是曾國藩有他的計劃，那就是 “裁湘留淮”，把軍事重心轉給了李鴻章。
軍事重心由湘軍轉到淮軍，意味著曾國藩已經選定李鴻章作為自己事業的接班人。這也合乎當朝統治者們尋求權力制衡、相互掣肘的政治利益。
太平天國平定后，原本勢力不大的捻軍異軍突起。同治四年四月二十日，負責圍剿捻軍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被殺，朝野震動。
曾國藩只好以衰弱之身，再度披甲掛帥。
此時湘軍已裁，只能依靠淮軍，李鴻章全力配合曾國藩剿捻。無奈，自太平天國后，曾國藩? “心以用爛，膽以驚碎” 身體嚴重透支，精力耗費殆盡。
剿捻進展不順，一年多時間里，曾國藩多次被御史參劾，在朝廷與捻軍的雙重壓力下，曾國藩的身體每況愈下。
朝廷對軍事一貫急于求成，一年后，致令曾國藩，要他以調理身體為由，把兵權交于李鴻章。曾國藩不得不接受半途而廢的剿捻結局。
在其后的天津教案中，朝廷又一次上演曾、李互換。
在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承受巨大壓力，舊病復發。最后也是由精通洋務的李鴻章，幫他收拾殘局。
同治九年以后，師徒二人分理南北，心境大不相同。
李鴻章年富力強、意氣風發，后來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長達二十五年之久，在晚期政治舞臺上占據重要位置。
曾國藩在“天津教案”后重返兩江總督之職，心情抑郁、病殘頹弱。
同治十一年一月，接到曾國藩去世的消息，李鴻章悲痛萬分。
曾國藩一生就像個兢兢業業的校長，為培養學生不遺余力。而對學生來說，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
此時，沒有了恩師的耳提面命，李鴻章的心境我想是 “程門今已矣，立雪再來生。”
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是因為，其終究是一個朝廷的傀儡，早年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后期代表清政府簽下30多個不平等條約。
后人們經常用 “賣國賊，裱糊匠” 來形容李鴻章。縱觀他這一生，前半生行軍打仗，才識有余；后半生作為外交家，殫盡竭力，鞠躬盡瘁，卻一敗涂地。
李鴻章的失敗不是他一個人的失敗，是整個中華文明的失敗，他處的那個時代，水流過急，變化過快，以他一人之力，是不可能穩撐大船而不覆。清廷腐爛保守而不自省，虛有其表而無其實，脆弱的如同一座紙屋，任憑李鴻章多大的戰略才華、外交手腕，他也只能是在千瘡百孔的破屋中，東補西貼。
曾國藩慶幸的是，他的去世，免去了類似于李鴻章的尷尬處境，做到生前備受尊重，死后享盡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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