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講到，乾隆皇帝為了獨攬大權，對皇族等勢力嚴加防范，但是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因此防范權臣和朋黨，成為重中之重。而且，其難度更大。

從登基那一刻起，皇帝就明白他手里握住了官員們的一切：從官爵榮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和他們的關系，就是主人和狗的關系。

但乾隆也明白，這些官員絕對不像狗那樣忠誠和簡單，在宦海驚濤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個個身懷絕技。在他們馴順的外表下，掩藏著無窮無盡的野心、欲望和算計。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

如何讓這群野心勃勃的大臣為己所用而不敢有僭越之心，乾隆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01 細心

乾隆四年，工部奏報，為修理太廟里面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并二百串錢。區區幾百兩銀子，對于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并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孰料心細如發乾隆感覺這筆錢用于“粘補”燈具，似乎有點多了。

被皇帝察覺后，習慣濫支濫報工部想以預支銀搪塞過去，以為第二天皇帝就忘了，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查遍工部檔案，歷來也沒有交還余錢的記錄，結果，就為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

02 警惕

有一次，一個大臣上書說他發現了一個問題要報告給皇帝，剛好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匯報了此事，與他所了解的情況一樣。

乾隆會心一笑。這就是地方大臣的“取巧欺君”之處。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所以，這位官員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隱蔽！

但這種官場詭計，敵不過皇帝的智商和警惕，哪有這么湊巧的事？

03 平衡

乾隆即位之初，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對方之下，二人關系十分冷淡，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

雖然鄂張二人并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

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不過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緩和他們的相互斗爭，采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別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

04 孤立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么須臾離不開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深入解決朋黨問題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長諭，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爭的危險。他歷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

皇帝舉例說，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于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事情過后，外面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悅，以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準，則應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就是植黨樹私的開始。

打擊朋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間的組織性和聯系性，千方百計地造成他們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無援的姿態面對強大的君權。

而打擊朋黨必須從打擊朋黨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須從貝殼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樣。只有讓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黨才能不攻自散。

05 嚴苛

乾隆十三年的官場風暴開始，乾隆對大臣的態度從“以禮待之”漸漸變成了頤氣指使，呼來喝去，動輒痛罵訓斥，任意挫辱。任何一點錯誤，都會被乾隆拿來大作文章。

以張廷玉為例，作為三朝元老，一生兢兢業業，鞠躬盡瘁，沒犯過什么大錯，但卻晚景凄涼，名譽不保。

在后面的篇章中，將會來詳細講張廷玉與乾隆周旋的官場一生，會幫助你進一步了解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