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安書坊，自五代直至近代，歷經千年積淀，為浙江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傳播發揮著不可磨滅的貢獻，是研究我國古代出版史尤其是浙江出版史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關于臨安書坊的整體性、系統性研究仍有較大的研究空間。文章在搜尋整理浙江現存古典文獻基礎之上，將臨安歷代書坊發展情況及其嬗變歷程作一梳理總結，概對浙江民間版刻業研究有所裨益。
五代前書肆，北宋時書林、書堂，南宋時書棚，明清時書鋪，皆泛稱書坊。古之書坊，大略相當于今日之書店、書城，均具備鬻書販書的功能，有別之處在于書坊兼可刻書，而今之書店毋有此種功能。書坊的出現是適應民間教育學術文化事業普及與發展的產物，亦是商品生產交換流通的必然結果。圖書貿易萌芽于兩漢時期，西漢時在太學近旁形成了包括買賣書籍在內的綜合性貿易集市——“槐市”，關于“書肆”的記載始見于楊雄《法言·吾子》：“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可見書肆最遲于漢成帝時期已經出現，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許多典籍皆人為抄寫，市場上流通的也以手抄本為主，也就相應地催生了“傭書”這一職業的興起，“傭書”出現于東漢，發展于魏晉，鼎盛于隋唐，大量手抄本、寫本書涌入社會，“傭書”成為向社會提供書籍的重要來源。之后隨著唐朝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與逐漸普及應用，極大地提高了印刷和文化傳播之效率，市場所求隨之愈大，書坊數量愈多，所刻之書愈繁。有學者認為，書坊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晚期（唐——清代）為滿足市場需要而進行生產兼銷售印本書籍的私營單位。書坊所刻之版本被稱之為“坊刻本”，坊刻本與官刻本、家刻本作為文化傳承之載體，共同豐富并促進了了中國古代版刻圖書事業。
據葉德輝《書林清話》、戚福康《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咸淳臨安志·卷十九》、李致忠《中國出版通史·宋遼西夏金元卷》、顧志興《錢塘江藏書與刻書文化》比較綜合統計，臨安（錢塘、錢唐、杭州）地區共有書坊80家，臨安書坊所刻書目影響極大，其中五代1家，北宋5家，南宋30家，元代6家，明代36家，清代7家。 “南宋臨安業書者，以陳姓為最著”，陳氏書坊最多，南宋時期可查有6家之多，版刻之量也是南宋時期最多之書肆，其他如王氏4家、沈氏3家、趙氏3家、尹氏2家。也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家。元代臨安書坊大都沿襲南宋之余緒，如保佑坊前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眾安橋北楊家、大街棚前南鈔庫相對沈二郎經坊、睦親坊內沈八郎等皆歷經兩代而不衰。明代書肆、書坊林立，尤以朝天門、武林為多，故有朝天門書林、武林書林之稱。這些書坊主對于坊刻史乃至整個中國出版史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二、北宋臨安書坊
宋代是我國古代雕版印刷術發展的黃金時代，北宋時期在臨安書坊刻書已有記載，但記載寥落較少。陳氏萬卷堂淳化（990-994）刻司馬遷《史記》，錢唐顏氏《戰國策》十卷，但刻本有字句脫誤。葉德輝在《書林清話》記載一家名為杭州大隱坊的書坊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有刻書《朱肱重校證活人書》十八卷。另有張秀民所載：杭州晏家和杭州錢家分別于慶歷二年（1042）和嘉祐五年（1060）校刻過刻《妙法蓮華經》。此經后有牌記云：“大宋嘉祐五年庚子正月杭州錢家重請講僧校勘兼于逐卷內重分為平聲為去聲字章并及添經音在后雕印施行”。北宋時期，統治者為了鞏固既得統治，大肆制造輿論，刊刻大量儒家經典書籍，官刻本一時盛行，書坊坊刻本招致排擠，于是“避開官府刻書的長處而雕印一些能吸引消費者購買但又有礙封建統治的違禁之書”，概因此舉激起當局不滿，北宋時期推行數道禁書令，用以規范市場秩序。臨安地處浙中，與當時京都開封相距甚遠，遠離政治中心，由于地緣因素的有效規避，書坊可游走于禁令邊緣，勉強度過營生危機，另有部分書坊接受委托雕版的經營業務，杭州大隱坊于政和八年（1118）所刻《朱肱重校證活人書》十八卷即為委托摹印。
三、南宋臨安書坊
南渡之后，高宗建都于此。宋室南遷之時，開封鏤版之巧匠良工與文人墨客隨之南下，一方面使得南北雕版技藝得以交融互通，進一步提高了雕鏤技法水準，另一方面增加了刻本需求，為書坊事業的繁榮提供了穩定的買方保障。臨安城內棚北大街、眾安橋、修文坊成為臨安書肆聚集之地。坊刻之量及其所刻印圖書見于各大著錄者，更是不勝枚舉。臨安書坊事業陡升起一座難以企及的巔峰。宋寧宗、宋理宗時期刊刻唐人、宋人小集子的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刊行筆記小說的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專刻零本佛經的行在棚南街前西經坊王念三郎家等皆為聲名卓著、煊赫一時的著名坊肆。由中原地區尤其是京師開封隨宋室南遷的雕版工匠也紛紛將書坊遷至臨安，如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從書坊名號上便可察其實為開封遷至此處。現今可考的南宋臨安書坊情況如下：
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唐女郎魚玄機詩集》、《周賀詩集》一卷、《朱慶余詩集》一卷、羅隱《甲乙集》一卷、《寶刻叢編》、《南宋名賢遺集》、《江湖后集》、唐《韋蘇州集》十卷、《唐求詩》一卷、宋李龔《梅花衲》一卷、劉過《龍洲集》一卷、唐《李群玉詩集》三卷、宋姜夔《白石道人詩集》一卷、宋王琮《雅林小稿》一卷、戴復古《石屏詩續集》四卷，國家圖書館藏。
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鋪。刻宋鄭清之《安晚堂集》七卷、宋《林同孝詩》一卷、宋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詩選》一卷、陳必復《山居存稿》一卷、劉翼《心游摘稿》一卷、李龔《梅花衲》一卷、唐《王建集》十卷。
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刻《唐人詩集》、《書苑菁華》二十卷、漢劉熙《釋名》八卷、唐康駢《劇談錄》二卷、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三卷、《續湘山野錄》一卷、宋鄧椿《書繼》五卷、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六卷、宋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燈下閑談》二卷。
臨安鬻書人陳思書肆。刻《書小史》十卷、《海棠譜》三卷。
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唐李建勛《李丞相詩集》二卷、宋洪邁《容齋三筆》十六卷。
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鐘家。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殘本《文選五臣注》。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刻《鈞磯立談》一卷、《澠水燕談錄》十卷、《北戶錄》三卷、《康駢劇談錄》、《茅亭客話》十卷、《卻掃遍》三卷、《續幽怪錄》四卷、《篋中集》一卷、《曲洧舊聞》十卷、《述異記》二卷，《續幽怪錄》國家圖書館藏。
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經史書籍榮六郎家。《抱樸子內篇》遼寧省圖書館藏。
杭州錢塘門里車橋南大街郭氏紙鋪。刻《寒山拾得詩》一卷。
臨安眾安橋南賈官人經書鋪。《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一卷，上圖下文贊，有民國初羅振玉《吉石庵叢書》影印本；《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妙法蓮華經》七卷國家圖書館藏。
行在棚南街前西經坊王念三郎家。大字經折本《金剛經》上海博物館藏。
臨安府金氏。刻《甲乙集》十卷，葉德輝案：南宋書棚本。
趙宅書籍鋪。刻《重編詳備碎金》。
俞宅書塾。刻《乖崖張公語當》。
杭州大街棚前南鈔庫相對沈二郎經坊，歷經南宋、元代兩朝，刻《蓮經》。
保佑坊前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歷經南宋、元代兩朝，刻《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是現存宋人平話小說中最早的刻本。
杭州眾安橋楊家經坊。歷經南宋、元代兩朝，刻《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卷。
四、元代臨安書坊
戚福康在《中國古代書坊研究》中稱杭州在元代有刻書記載的書坊并不多。僅有杭州書棚南經坊沈二郎（刻《蓮經》）、杭州睦親坊沈八郎、杭州勤德堂、武林沈氏尚德堂等四家較為著名的書坊可考，據顧志興《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時期）著錄，元代杭州書坊刻書尚有杭州眾安橋楊家經坊（刻《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卷）、中瓦子張家。另外還有武林沈氏尚德堂（元）《四書集注》，保佑坊前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南宋、元）《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這是現存宋人平話小說中最早的刻本。另有不署名號的坊刻本若干，王國維于《兩浙古刊本考》中著錄有元刻雜劇七種一卷本，多題“古杭新刊”字樣，關漢卿《古杭新刊的本關大王單刀會》、尚仲賢的《古杭新刊的本尉遲恭三奪槊》一卷、石君寶的《古杭新刊關目風月紫云庭》、王伯成的《古杭新刊的本李太白貶夜郎》、楊梓的《古杭新刊關目霍光鬼諫》、鄭光祖的《古杭新刊關目輔成王周公攝政》、佚名氏的《古杭新刊小張屠焚兒救母》、《新刊關目漢高皇濯足氣英布》一卷。這些刊本當系杭州坊間所刻。然因其不署書坊名號，且多經歷史流傳散佚，坊名已不可考，亦難現元時書坊刻書之全貌。葉德輝曾評元時坊刻：“大抵有元一代，坊行刻本，無經史大部及諸子善本，惟醫書及帖括經義淺陋之書傳刻最多。由其時朝廷以道學籠絡南人，士子進身儒學，與雜流并進，百年國祚，簡陋成風，觀于所刻之書，可以覘一代之治忽矣。”
五、明代臨安書坊
臨安書坊在明朝圖書貿易興盛，胡應麟于《少室山房筆叢》中敘述道：“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于貢院前，花朝后數日，則徙于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后月余，則徙于岳墳，游人漸眾也。梵書多鬻于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由此可見書籍貿易之盛，書籍需求之大，并可推知當時書坊刊刻的繁榮局面。杭州在明代的書坊約為三十家左右，筆者查其36家，明代臨安書坊較為著名者，多以“堂”、“館”、“齋”、“山房”命名，如清平山堂、曼山館、黃鳳池集雅齋、馮念祖臥龍山房等。現將明代臨安書坊大致情況列舉如下：
古杭勤德書堂。歷經元、明兩朝。洪武十一年（1378）刻宋楊輝《算書》五種、同年刻《皇元風雅前集》與《后集》各六卷、元虞集《新編翰林珠玉》六卷。是明代杭州刊書最早的書肆。
容與堂。《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李卓吾先生批評紅拂記》、《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李卓吾先生批評幽閨記》、《李卓吾先生批評玉合記》、《李卓吾先生批評琵琶記》《李卓吾先生批評金印記》。
段景亭讀書坊。王世貞編《艷異編》、梁辰魚《怡云閣浣紗記》、陳繼儒輯《古今詩話》七十九種、《徐文長集》、何膛輯《名山勝概記》。
徐象枟曼山館。焦竑《國史經籍志》六卷、萬歷四十四年（1616）刻明焦竑《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東坡先生尺牘》、明唐順之《唐荊川先生纂輯武備前編》六卷、《后編》六卷、《古詩選》九種三十一卷、《均藻》四卷、《五言詩細》一卷、《七言詩細》一卷。
舒載陽藏珠館。泰昌元年（1602）刻《新刊徐文長先生批評唐傳演義》八卷。
陸云龍崢霄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十六種、《合刻繁露太玄大戴禮記》三卷、《崢霄館評定通俗演義型士言》十卷。
陸云龍翠娛閣。《近思錄集解》十四卷、《評選明文歸初集》三十四卷。
起鳳館。刻《南琵琶記》、《北西廂記》。
楊爾曾夷白堂。萬歷三十八年（1610）刻自纂《海內奇觀》十卷。
黃鳳池集雅齋。以刻印畫譜為主，刻《唐解元仿古今畫譜》八種。
馮紹祖觀妙齋。萬歷十四年（1586）刻《楚辭章句》十七卷。
張師齡白雪齋。萬歷二十六年刻《晉安風雅》十二卷、崇禎十年（1637）刻《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四卷、《衡卷麈譚》一卷。
清繪齋。刻《唐六如古今畫譜》、《張白云選名公扇譜》。
杭州豐樂橋三官巷李衙靜常齋。刻《月露音》。
胡文煥文會堂。《格致叢書》一百八十五種、自著《琴譜》六卷、《胡氏粹編》五種、《壽養叢書》三十五種、《百家名書》一百零三種、《醫經萃錄》二十種。葉德輝于《書林清話》曾評《格致叢書》：“割裂首尾，改頭換面，直得謂之焚書，不得謂之刻書”。
商濬繼錦堂。萬歷三十四年（1606）刻明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五卷、萬歷三十七年（1609）刻明王守仁《陽明先生道學鈔》七卷、明李贄《年譜》二卷。
凝瑞堂。萬歷刻本《弄珠樓》二卷。
雙桂堂。萬歷三十一年（1603）刻《歷代名公畫譜》。
陽春堂。萬歷十三年（1585）刻《寶赤全書》二卷。
泰和堂。刻《新鐫東西晉演義》十二卷。
啟秀堂。天啟四年（1624）刻《新刻批評百將傳》四卷。
洪楩清平山堂。《清平山堂話本》、《雨窗欹枕集》、《路史》、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刻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分類夷堅志》五十一卷、自輯《洪氏輯刊醫藥攝生類八種》、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文選六臣注》六十卷、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蓉塘詩話》二十卷、《西山真文忠公集》。二十世紀初，有學者發現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殘本，因書中版心有“清平山堂”字樣，遂名之以《清平山堂話本》，又叫《六十家小說》60卷。
馮念祖臥龍山房。萬歷十四年（1586）刻《越絕書》十五卷、《吳越春秋注》十卷。
杭州醉西湖心月主人筆耕山房。刻醉西湖心月主人《宜春香質》、《弁而釵》、《醉葫蘆》。
杭州名山聚。崇禎六年（1633）刻《劍嘯閣批評秘本出像隋史遺文》十二卷。
杭州人文聚。刻《繡像韓湘子全傳》。
錢塘王元壽山水鄰。刻《山水鄰新鐫傳奇四大癡》、《山水鄰新鐫花筵賺》。
蔣德盛武林書室。萬歷二十八年刻《敬齋古今注》十四卷。
樵云書舍。萬歷十七年刻《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十六卷。
翁文溪朝天門書林。隆慶六年（1572）刻《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牌記“隆慶壬申翁文溪梓行”。
翁曉溪武林書林。嘉靖三十一年（1552）刻《考古匯編經集》六卷、《史集》六卷、《文集》六卷、《續集》六卷。
錢塘鐘氏書肆。萬歷四十二年刻《徐文長文集》三十卷。
錢塘王慎修書肆。《三遂平妖傳》四卷。
方清溪書坊。刻《新鐫雅俗通用珠璣藪》八卷。
眾安橋北朱家經坊。永樂十二年（1414）刻磧砂藏本《大寶積經》卷第五十四，國家圖書館藏。
杭州沈七郎經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一卷，國家圖書館藏。
眾安橋北楊家。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梵綱經盧舍那佛說心地法門菩薩戒本》一卷。
六、清代臨安書坊
由于清代皇帝自康熙以來欽定刻書，官刻一時勃興，僅嘉慶朝禮親王昭梿便列出130余種，可見當時官刻之盛況。另乾嘉學派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思想學術領域逐漸發展成熟，學人治學以考據為主，久而久之，逐漸形成一學術流派，由于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頂盛，故得名“乾嘉學派”，校勘、輯佚、訓詁、藏書一時為學者所推崇，“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讎，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于自著書、自刻集者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其中所述鮑之鮑廷博、黃之黃丕烈、伍之伍崇曜、錢之錢熙祚皆以家刻名垂后世者，另清代刻書家盧文弨、孫星衍、張海鵬、阮元、繆荃孫、葉德輝等人也見稱于此。由此可以想見清時家刻之盛。官刻與家刻的興盛，相應地書坊刊刻便略顯勢微。清朝坊刻較為集中于北京、南京、蘇州一帶，臨安坊刻較為著名的是杭州弼教坊洽記、文寶齋、景文齋、愛日軒、小山堂、樊榭山房、善書局等。杭州弼教坊洽記刻《趙氏賢孝寶卷》清刻本。陸貞一愛日軒刻丁敬《硯林詩集》《絕妙好詞箋》、魏謙升《翠浮閣詞》。趙一清小山堂刻《水經注釋》、《東潛文稿》。厲鶚樊榭山房刻《宋詩紀事》。
七、結語
臨安書坊因其在歷史進程中的政治干預、人文淵源及其版刻質量等因素，使得其發展占據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并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成為全國三大版刻中心之一。臨安版刻業發達，聲譽極高。葉夢得曾評之：“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書坊版刻業自古以來便是圖書流通不可或缺的一環，自五代直至近代，歷經千年積淀，促進了我國古代出版史乃至文化發展史的發展進程。對于書坊業的嬗變歷程、發展軌跡、流通渠道及其出版策略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與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