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本是衛國人。因輔佐秦孝公變法，使得積貧積弱的秦國一舉成為戰國首強而居功至偉，成為先秦時期法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也因此受封商於十五邑，所以被尊稱為商君，史稱商鞅。
在我國建設法治社會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某些號稱“歷史正劇”的影視作品的影響下，商鞅在如今受到了人們普遍的尊崇，也經常被塑造成一個憂國憂民、大公無私的悲劇英雄形象。這種做法大體上是沒毛病的，我本人也無意否定商鞅在特定時期對于推動歷史的發展與進步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本文想要說的，只是被某些鼓吹者和編劇大人們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而遺漏掉的、關于法家和商鞅的另一面而已：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第二十》）
在現代人的理念中，國與民從來不應該是對立的關系，“富民強國”才是正理。可是對于商鞅而言，上述結論卻是不成立的——國家想要強大，就必須讓人民貧弱。一旦民強了，國就會變弱；只有國強了，民才能接受嚴刑峻法的統治，保證他們老老實實的接受國的驅使和壓榨。
所以法家在主張富國強兵的同時，卻極力鼓吹限制民眾的權利、千方百計的剝奪民眾的利益，以達到“弱民”的目的。
如果有人在今天宣揚這樣的言論，且不提是否會被訴以反人類的罪名，起碼謂之為“民賊”不過分吧？
而且還必須嘮叨一句：法家絕不等同于法治，任何試圖混淆這兩者關系的都是在耍流氓。
諸子百家都有歷史局限性，法家和商鞅自然也不能例外。
以黃帝時代為開端，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期間在華夏大地上自然也誕生過發達的文明、出現過璀璨的思想。只可惜諸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早已失傳，而諸如“筆削春秋”等行為更是在此基礎上推波助瀾，使得我們如今只聞諸子百家而不知更早的上古先賢。
于是發生在春秋戰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成了我們已知的最早的一次思想啟蒙。
?“諸子百家”的說法首見于《漢書·藝文志》，“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這并不是說先秦時期的學術派別有189家之多，而是指班固搜集到的諸子典籍的數目。其中有儒家53部、道家37部、陰陽家20部、法家10部、墨家6部、名家7部、縱橫家12部、雜家20部、農家9部、小說家15部，加起來正好189部、4324篇。至于經常拿來跟諸子百家同列的“千家之說”，情況大體也是如此。
上述提到的10個“家”再加上兵家、醫家等其實就基本涵蓋了先秦時期的所有學術派別，即便有所遺漏其實大多也屬于上述學派的分支，或是與其理念近似。比如因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而在當今頗為走紅的楊朱之學，雖然可以說是自成一家，但在理念上就與道家很接近。
是不是覺得有點少？事實上在當時的情況正相反，大多數人都覺得這些自說自話的門派實在是太多了，搞得人一個頭兩個大，還弄不清楚誰是誰非。更極端的觀點甚至認為這幫家伙就沒一只好鳥。
比如說脾氣暴躁的荀況，他將諸子總結為“六說十二家”，然后將包括師出同門的孟軻在內的“十二子”統統臭罵了一頓：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在者，有人矣。”（《荀子·非十二子篇第六》）
雖然荀況罵人的理由不一定對，但是先秦各大學術派別的基本主張也確有不足和局限之處。比如儒家不合時宜，道家過于消極，墨家愛走極端，陰陽家慣能牽強附會，縱橫家們不但酷愛陰謀而且個個都是大忽悠，至于名家到底主張的是個啥問誰誰都不知道……
為啥不說法家？因為在那個時代法家簡直就是完美的化身，是強國的法寶，是稱霸的利器，也是各種自以為懷才不遇的“才子”們出人頭地的不二捷徑。比如說李斯這個家伙本是荀況的門徒，結果跑到法家當道的秦國之后就果斷投靠了師門的死對頭，一輩子替法家搖旗吶喊不說，還反戈一擊主張焚書坑儒，堪稱儒家最大的叛徒。
法家之所以完美，是因為契合了那個時代統治者的需求。春秋戰國是個什么的時代？孔圣人早有論斷，那就是禮崩樂壞。不僅周天子權威全無，連看上去日子過得很囂張的諸侯們其實也是有苦自知——又是三家分晉又是田氏代齊的，大諸侯被小諸侯（指諸侯國內的卿、大夫等）蠶食、欺凌以及內耗成了普遍現象。在那個強秦尚未成為天下之敵的年代，令各大諸侯最頭疼、也最危險的敵人從來都來自國內。
而法家最重要的主張就是強化君權，實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這簡直是太合諸侯們的胃口了。哪怕法家尤為強調的“法治”其實也是如此——你當“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第六》）這種超越時代的法律思想，完全是為了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偉大目標？這可是諸侯們打擊貴族和豪強的一個多么強大的武器啊！
極其務實的法家可不是理想主義的儒家，他們的任何主張，都有極強的目的性。更可怕的是，相比于大多只擅長打嘴炮的其他學派，法家從不是純粹的理論家，他們是積極入世的行動派（墨家也是行動派，只是他們的“行動”只會讓統治者畏懼和抵觸，所以注定沒落）。法家不但像縱橫家那樣能說會道，可以解答君主的疑難、撥開他們眼前的迷霧，更能說到做到。對于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這樣的法家人物來說，為官一國、造福一方不過是基本操作，只要再稍給點權力和空間，他們就“敢叫日月換新天”。
法家合乎時宜，但不代表沒有局限性。法家最大的問題就是將國民關系對立化，在竭力鼓吹君權至上的同時，卻將所有的民眾都視為“刁民”。所以法家認為要想富國強兵，就必須對民眾施以嚴刑峻法，迫使其乖乖的替君主賣命，這才是“愛民”的表現：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韓非子·心度第五十四》）
這種主張肯定是不靠譜的。哪怕在春秋戰國這樣的大爭之世尚可適用一時，但終不是長久之計。即便是“耐苦戰”的老秦人也在百余年如一日的拼命壓榨下走向了崩潰，所以秦歷二世而亡，其實正是法家自己種下的惡果。
如果我們與商鞅生活在同一時代，那么當他被五馬分尸的時候，一定會感到痛快淋漓。
與當代人大都將商鞅視作變法強人、時代先鋒而備受推崇不同，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老商的名聲其實一直很糟糕，時不時的就會被人撿起來大罵一頓。比如說太史公司馬遷就因為讀了《商君書》中的開塞、耕戰兩篇就氣不打一處來，然后就不顧史家的中立立場在《史記》中開罵：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第八》）
雖說司馬遷與商鞅立場不同、三觀不合，但《史記》通篇為130個人物作傳，其中并不乏大奸大惡者。但能讓太史公如此失態的，商鞅是為數不多的之一。
那么商鞅到底干了什么壞事讓司馬遷如此激動？
商鞅的事跡隨處可尋，無須我廢話。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翻幾本史書，不耐煩的也可以去看看那些“正劇”，但是別忘了帶上“批判的眼光”，否則被忽悠瘸了可不是我的錯……
當然，史書也可能不客觀，正劇變成神劇更是常有的事。但是根據商鞅的著述和言行匯編而成的《商君書》，基本可以認為是最能體現商鞅思想主張的有力證據。
（關于《商君書》的真偽存在一定的爭議。但按照韓非子和司馬遷的記載，《商君書》不但確實存在，而且內容基本真實。）
話說司馬遷只看到了其中的開塞、耕戰兩篇就氣得語無倫次，說商鞅死有余辜，被五馬分尸都便宜他了。要是再讓他看到更過分的說民、弱民兩篇，估計暴脾氣的司馬老大爺就得帶人去挖墳鞭尸了……
讓我們看看這兩篇都說了些啥。
在《說民篇》中，商鞅開宗明義的指出聰慧、善辯、禮節、音樂、仁義、慈悲、擔當、舉薦這八種東西是國之大敵，一旦被民眾接受并擁有，那么國家的存亡和君主的權威就要完犢子嘍，要是“國無八者”那就完美了，其結果必然是“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
看明白了吧？在商鞅的眼中，只有無知無情、沒有善惡之分、被斷絕了出路的民眾才是好民眾，才能讓君王和國家強大——說白了商鞅需要的不是民眾，而是一群沒有自己思想、任由君主操縱的機器人而已。
那么怎樣才能把民眾改造成機器人？商鞅給出了兩個解決方案，一個是通過“有罪推定”讓秦國變成刑徒遍地的國度，另一個則是利用威權操弄利益：
“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商君書·說民第五》）
而在《弱民篇》中，商鞅除了給出了“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這個基本原則外，還發揮法家行動力超強的優勢，立馬拿出了解決方案，那就是“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
這就太惡心了。啥意思呢？就是商鞅認為秦國的政策法令應該本著怎么讓老百姓難受、痛苦、無法接受就怎么來的原則去制定；如果頒布的政令給百姓造福了、受到歡迎了，就說明這道政令是錯誤的、是“惡政”，必須予以更正。只有這樣做了，才能弱民繼而強國。
這種言論稱之為倒行逆施都是客氣的，也無怪乎歷朝歷代的有識之士都對商鞅沒有好臉色。這也解釋了為啥秦國變法后一躍而成戰國首強，但山東六國卻寧愿成天挨揍也不肯有樣學樣——也只有沒啥歷史文化積淀、百姓也大多未開化的秦國才經得起商鞅的瞎折騰。換在齊楚燕或是三晉這樣的老牌諸侯國，商鞅別說變法了，怕是上述那些主張流傳出去，他就得被憤怒的百姓撕成碎片。
即便在秦國，商鞅變法固然有快速富國強兵之奇效，但是當他所倡行的苛政暴法使得秦國變成一個遍地刑徒的國度時，一切繁華與強大也就都成了泡影。
雖然商鞅的主張和理念有問題，但是如果他能堅持到底、以身作則，那么哪怕他最終被五馬分尸了，也可以稱之為為理想殉葬，是個悲劇英雄。可事實上，司馬遷說他是個“天資刻薄人”其實是客氣了，這家伙的人品其實非常有問題——商鞅所主張的嚴刑苛法只能施加在別人頭上，換到他自己頭上就必須凌駕于法律之上。
公子虔犯法，商鞅毫不客氣的對他施以劓刑。可是當有人指控商鞅謀反——甭管這是不是構陷，按照商鞅制定的法律，他都必須無條件的服從秦王嬴駟的命令，哪怕是要砍他的頭（其實嬴駟也沒說要殺他，只是“發吏捕商君”而已）。
可商鞅卻表現得毫無法律意識和身為法家的氣節，直接撒丫子溜了，而且還越境叛逃到了魏國。結果魏國人也被商鞅這種“嚴于律人，寬以待己”的無恥精神嚇住了，拒絕讓他入境。最終走投無路的商鞅還是不肯認命，于是干脆造反了：
“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第八》）
一生強調法律的尊嚴不容踐踏的商鞅，最終走向了與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馳的方向；同樣是口口聲聲的主張弱民，而當他自己也成為了被君權壓制、欺凌的對象時，商鞅卻不肯像他要求百姓做到的那樣弱下去，而是千方百計的試圖頑抗到底，結果自然是死路一條。
所以說不管商鞅死得有多慘，也是咎由自取，而且絲毫不值得同情。
換個角度而論，以今非古其實也是一種苛責。
我們都知道，知識是歲月積累的產物，文明更是在不斷的試錯中前進。像在最早的時候人們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提出個日心說就被當成異端燒死，而到了今天就算是小學生都知道無論地心說還是日心說其實都不靠譜，但卻不能因此否定哥白尼的學說對于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偉大意義。
同樣的道理，哪怕商鞅的主張和變法有再多的缺陷和不足，但是他推動了秦國的強大和天下的一統，結束了春秋戰國500多年的亂世，這就是他的進步性之所在。
事實上自從周天子東遷并權威喪盡之后，面對諸侯紛爭的現實，無論諸子是十幾家還是百多家都找不到解決的辦法，更沒有可借鑒的經驗。所以他們只能根據自己發現的問題先提出解決方案，然后在不斷的試錯中加以完善。
儒家主張法先王、行仁政、重教化，這當然是一劑強根固本的好藥方。但儒家的好藥方療效慢不說見效時間還太長，治不了春秋戰國這個大爭之世的急驚風，所以從始至終都是吹捧叫好者無數卻人人棄之如敝履，最后落得個“惶惶如喪家之犬”的下場。
相比儒家這個慢郎中，道家干脆直接棄療，讓大家聽天由命；而陰陽家受道家影響很大，認為聽天卻不一定由名，所謂天道有循環，五德輪流轉……可以把人忽悠瘸，卻解決不了任何現實問題；墨家則要求大家都成為圣人，不要成天打來打去，要兼愛非攻——這玩意當然只有傻子才信；至于縱橫家，這就是群唯恐天下不亂的家伙，那個亂七八糟的時代就是因為有他們煽風點火才變得更加亂七八糟。
所以主張嚴刑峻法加強君主權威、注重耕戰富國強兵的法家，就成了在那個時代最能解決現實問題的學派。哪怕法家的主張過于極端，弊病和隱患極多，但大家都過得朝不保夕的，誰顧得上那么多、那么遠？
大家都在試錯，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因為秦國的崛起而一時風頭無兩，又因為秦朝的倏忽興亡成了萬惡之源。所以之后奪取天下的西漢又懵逼了、不知道該信誰的鬼話了，干脆一偷懶信了道家的邪放棄治療，開始實行黃老之術的無為而治。
而漢武帝劉徹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也是一種試錯的過程。須知當時占據儒家主流的是公羊派，主張以天人感應限制君權，反對無條件的忠君（即“君臣以義合”）甚至是大復仇。同時，公羊派重“權變”，在亂世時鼓勵“霸道”而非一味鼓吹“王道”，因此也在后世被認為是“外儒內法”。
這跟我們熟悉的那個儒家是不是看上去完全不同？其實這就是歷代王朝統治者和學者們在不斷的試錯中逐漸修正和改良儒家的結果，最后將一門很是熱血憤青的學派變成了后來我們熟悉的那個刻板慫包的樣子。
儒家有這個機會，法家卻沒有。所以我們至今看到的仍是那個原始的法家和未經裝點的商鞅，所以才顯得那樣的格格不入和三觀不合。
不過對于法家和商鞅的主張，歷代統治者還是非常喜歡的，只是礙于“暴秦”的名聲太差而不好表現出來而已。所以《商君書》經常被皇帝們藏在深宮中當成學習“帝王之術”神功秘籍，對外則予以禁毀，生怕被別人學了去。
因為他們很清楚，商鞅的主張是非常有利于自己的統治的。可商鞅錯就錯在，某些事情心知肚明、偷偷實施就行了，一旦寫成白紙黑字、把潛規則弄成明規矩，那可就麻煩大啦。
比如都過了兩千多年，還被我這個小破自媒拎出來罵了一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