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年前，那是僅存于想象與懷念里的年代。

似乎每個空閑的晚上，總有文學社的一群不羈青年們，肆無忌憚地舉著酒瓶子，在路邊攤上高談闊論詩歌，情至深處，或哭或笑，悄然立于他們身邊等待結賬的老板，瞬間成了狄俄涅索斯的化身；

似乎每個破舊的宿舍內，一張破舊的床上，總會躺著一個戴著破舊眼鏡的瘦弱青年，胸口擺著一本更破舊的《情人》，大聲朗誦起“與那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

似乎每聽到一個志同道合而又素未謀面的人的名字時，總有人會帶著滿心的歡喜與滿身的傲氣，沒打過招呼，就那樣突然沖入了一個陌生的寢室，對那個人說：“來，我們討論一下詩歌”；

似乎每層宿舍走廊里，都存在著一個長發披肩、永遠不敢暴露真實面目的吉他手，每至深夜時彈起他的破木吉他，催生出“東方紅”內的名句——“只要走廊外的吉他手不停止彈唱，通往睡眠的道路依舊漫長”；

是的，可能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一切只屬于文學的年代，當一個青年問起一個姑娘“你知道里爾克嗎？”的時候，他的眸子，就像現在某些人在問“你知道XX明星嗎？”那樣明亮。

二

二十年前，那是我親身經歷與尋覓的年代。

在師大龍泉校區的某個角落里的雜貨店里，傍晚時分總能聽到旁邊男生宿舍某個未來的歌唱家斷斷續續地唱著維塔斯的《OPERA2》，尚未到最高潮處便戛然而止，像被利刃突然割破了喉嚨；

在這個雜貨店里，叫上三五好友，幾個煎雞蛋，幾根香腸，幾瓶啤酒，打開，抄起瓶子倒入大杯中，直到雪白的泡沫滿滿溢出，大馬金刀地端起仰頭一大口，似乎突然有了膽氣，張口便道：“來，我們談談詩。”；

在文化巷嘈雜的某個小飯館內，扔下油膩的筷子，說出“講講哈羅德·布魯姆？”結果有人答曰：“布魯姆豈是在這里講的？須得慷慨激昂，擊節放歌！”；

在陽光書吧點上一壺菊花茶，匯集在滇高校熱愛寫作的同仁，點名要作者自己朗誦自己的作品，如不聲情并茂，罰茶；如若讀錯了字，罰茶；如果普通話不標準，罰茶……直至有人告饒：“別讀了，我直接喝吧。”

是的，確實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一切只屬于我們的年代，那時年輕的我們依然還有著理想，可以灑脫地在文字里在書籍里在電影里盡情張揚，卻遠遠想不到日后面對工作面對生活面對愛情時的掙扎模樣。

三

十年前，那是殘留理想卻又飽受沖擊的年代。

按照后人的推想，一切可以用來形容文學青年的詞語都能安放到三十年前的前輩們身上：狂放，不羈，瀟灑，理想，文藝，浪漫，虔誠以及其他。

后學者們也曾懷揣讓文字變為鉛字的理想加入，卻又面臨著前輩們不曾面對的新事物：網絡，游戲，智能手機，社交網絡，自媒體以及一些紙媒無可挽回的消逝；

寫詩算是什么??？發表的意義又在哪里？那種像古希臘一樣處于理想的同一狀態的年代，究竟是出于人為的美化還是理想的演繹？

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恰恰在這種演繹里，后學者們所憧憬的東西愈來愈不真切，以至逐漸異化成某種符號并帶給后人最大的疑問：

銀杏文學社，或者說文學社，究竟代表著什么？

四

如今，這是我們過于迷惑與在意的年代。

我們把文學社的形式看得太過重要，而忽視了它本身創立的意義。在社團剛成立之初，大家依靠共同的興趣愛好和理想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文學圈子，它的名字恰好叫“銀杏文學社”；

如今的我們沖著銀“銀杏文學社”的名字而聚在一起，以期望能夠形成擁有共同興趣愛好和理想的這樣一個文學圈子；

我們習慣這樣介紹銀杏文學社：云南大學歷史最悠久的社團；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十大高校文學社團之一；社團里還曾經涌現了包括于堅老師在內的等等一批優秀的詩人和學者……等等。

我們總覺得銀杏文學社所擁有歷史與傳統，需要繼承并且發揚，續發展下去，所以產生了巨大的壓力。有如武俠小說里某高手奪得了“天下第一”，維持名號的難度要遠遠大于奪得名號的難度；

我們本身認為這些歷史或者傳統太重要，以至于賦予太多附加意義。文學社只是一種外在的組織形式，我們認為它承載了重要意義和榮譽，并且覺得只要把這種形式維持下去，這些意義和榮譽就會延續下去。

五

未來，那是我所憧憬與期盼的年代。

如果有一天，后來者很少考慮大家做什么能讓銀杏維持下去，而是更多要考慮銀杏做什么能讓大家對于文學的興趣維持下去；

如果有一天，每位文學社的成員都能達到社團宗旨所說的那種狀態：“像凡人一樣生活，像上帝一樣思考?；钪?，做人，然后寫點什么?！?；

如果有一天，當銀杏文學社不復存在，曾經因為向往她而走在一起的我們，還能以圈子的形式繼續相互交流；

總會有一天，我們真正明白繼承的不是所謂的光榮歷史和優良傳統，而只是從這里繼承了一種精神：

自由地閱讀、寫作以及思考。

一個真正屬于知識、自由、理性以及文學的年代。